党员红色思想教育的意义有哪些
古田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有哪些
红色教育基地在各地都有。
尤其以革命老区为重点，党员应当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健全理论结构,完善理论体系,使自身理论知识与部队建设同步,与边境维稳同步,与时代要求同步。
像遵义、古田、瑞金这些红色老区都会有党员教育基地，例如：福建省古田红色教育服务中心。
长汀的习俗
长汀风························长汀土著嫁女就是卖，只有价钱没亲人。
如若你是穷小子，愿卖邻村王疯子。
大沟深山出刁民，还议别人不文明。
自我感觉倍儿棒，眼里他人井中鼠。
三言两语概长汀。
你说长汀不长汀
游击大王 刘永生将军
刘永生是战争年代鼎鼎有名的“游击大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司令。
建国后曾任三野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副省长等职。
从深山密林到城市，环境变了，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但他的劳动人民本色和习惯却没有变。
刘永生热爱劳动在领导人中是出了名的，不论到哪里工作，他对居住条件不作任何苛求，分配什么就住什么，只要周围能找到一块空地种菜就满足了。
所以，他担任过了那么多职务，住所也变更了多次，但他的菜地一直都保留了下来。
“他不像个当官的
”将军副省长得了浮肿病 在部队时，一次工作调动，领导机关的有关部门因具体工作上的疏忽，把刘永生的级别搞错了，低发了几个月工资。
刘永生没有说过半句话，后来还是领导机关从统计中发现了差错，才纠正过来，并专门派人登门道歉和补发工资。
刘永生对此却毫不在意，笑呵呵地出口成歌：“同志哥，没关系，级别高低工资多少无所谓，主要还是多奉献，革命不为名和利。
”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刘永生的级别一直原地踏步，一级也没有提，而且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工资反而越来越少。
这些他全不在乎，因为在他看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常把自己与那些牺牲的烈士相比，与老区群众相比，认为自己得到的已经很多了。
1959年，刘永生转业到地方，分配住到湖东路82号院子。
当时那里住了几位副省长，一座小楼刘永生与高磐久副省长各住一半。
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一点装修，就按照原原本本的样子搬进去住。
省长魏金水来参观，发现连个凉台也没有，楼梯太窄，上下很不方便，说这怎么行呢，要加一个凉台，装修一下。
刘永生不同意，认为这不错了，打游击时都是住茅草棚，照样好好的。
在魏金水坚持下，房子才进行了简单装修。
多年的游击战争，使刘永生与老区群众和众多的战友，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
解放后，身居高位的他还是时时惦念着他们。
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就是为了多给老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接济；老战友老部下遇到难处和委屈，他也都能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热情地帮助解决问题。
需要为百姓伸张正义时，他就毫不含糊地站出来说话。
所以老区群众和当年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把刘永生看成是最可信赖的亲人，有机会到福州来，都要登门看望。
而刘永生则不论他们是干部还是群众，不论职位高低，都一样热情相待，不仅留吃饭，还常常留家住宿，刘永生留人家吃饭，有一条规矩，就是除了老家群众有时捎带的一点闽西酸菜或笋干之类的东西外，他不让任何客人送礼物，即使拿来他也坚决不收，有时连家里人也觉得过意不去。
有时来人多了，家里没那么多床，刘永生就买来许多席子，经常翻晒，有人来时就铺在地板上，给人家睡。
在困难年代，刘永生家的粮食也是经常不够的（他自己因此得了水肿病），有许多老战友知道这一情况，不时给他寄些粮票相接济。
家乡一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来到福州，想看看大城市，刘永生总是派车派人带他们去看，有时还自己抽出时间作陪。
三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曾一度为领导干部设“营养餐”，刘永生却从不去吃这样的餐，更没有带子女享受过一顿。
当时领导干部按规定可以到交际处领一些东西，如每月有二三斤肉，二三斤蛋，3斤黄豆供应。
刘永生不仅自己不去领，也绝不让家里人去领。
他说国家很困难，我们当领导的更要带头节约，自己能克服的就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
于是，家里天天都吃瓜菜代，而且这瓜菜还多数是自己种的。
困难时期来访的老区群众特别多。
一些确实饥饿难受的老接头户，误认为当了将军副省长的刘永生家里不愁没吃的，总希望到他家填饱一回肚皮。
人缘特好的刘永生，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留吃留住。
一位当年曾资助革命的群众，一来刘永生家就大吐苦水，要求刘永生帮他向国家伸手要救济，刘永生耐心地开导说：“你家的生活困难确是事实，但当前我们国家也遇到了困难，你们一方面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动手克服暂时的困难。
”接着他把自己节余下来的几十块钱塞给了这位群众，同时脱下身上刚穿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肩上。
这位群众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呢
“宁可自己吃不饱，也不能怠慢了客人
”刘永生如是说如是做，家中的粮食由此更加困难了，“瓜菜代”也不能弥补那贵客如流的消耗。
偏偏他从不向组织反映粮食困难，更不申请补助，就连他那一级可以定期领取的每月定量肉类供应，也从不让领取。
他宁愿和家人一起摘些嫩地瓜叶、南瓜叶炒着吃，用“苦斋草”泡成汤喝。
不久，刘永生终因饥肠辘辘得了水肿病。
堂堂一位将军副省长，也得了水肿病
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也很难使人相信。
这就是刘永生廉政爱民、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谢觉哉赋诗赞颂刘永生夫妻事迹 刘永生的儿女刘红、刘富祥、刘胜祥告诉我们：“父亲之所以能做到上面这些，离不开妈妈的大力支持。
” 黄月英是位红色女战士，她在革命战争时期饱经风霜，她那贫血而显得淡黄浮肿的脸孔和微跛的脚，就是峥嵘岁月留下的永远纪念。
解放后，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参加祖国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两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照儿女们的话来说，夫妻俩是知根知底，步调一致，配合默契，两人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黄月英的事迹，也在群众中到处流传。
刘永生在省军区时，和妻子黄月英积极带头开垦荒地，种上蔬菜。
夫妻俩在菜地上忙碌的身影，不知感动了多少官兵。
和刘永生一样，黄月英对革命群众也倾注了满腔的热爱和关心之情。
有些过去的接头户家发生了困难，她就10元、8元地接济他们。
1958年秋天，她儿媳还没有一件棉衣能够过冬，可她已经替老区的烈士家属做好打算，叫公务人员做几件棉衣寄到老区去。
一次，黄月英与刘永生一起回家乡，听生产队长说，只需百来元就可安装一台碾米机，解决碾米问题，而且能节省好多劳动力，可惜社里底子薄，一时拿不出钱来。
探亲回来后，他们老是惦记着这件事，薪金发下来后，他们一商量立即汇去了200元。
黄月英对老区群众这么大方慷慨，而自己却非常节俭朴素。
家里的菜基本上是自己菜地生产出的。
穿着方面更是俭朴，好几年都没做新衣服，衣服破了总是缝缝补补又再穿。
刘永生常与黄月英互敬互勉说：“今天的胜利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否则哪有今天
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刘永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大权在手，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到地县，熟人多，门路广，可他决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关系去谋求个人及妻儿亲戚的利益。
作为妻子的黄月英，也反对搞特殊化，治家极严，决不让“后院起火”。
1959年第11期的《中国妇女》发表了一篇记刘永生和黄月英高尚情操的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响。
时任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在中央苏区时就对刘永生有所耳闻，1952年他作为老区慰问团团长，代表中央到福建慰问老区时，又与刘永生有过接触。
刘永生本人以及他夫妻的事迹，都给谢觉哉留下了深刻印象，读到这篇文章后，他挥毫题诗《读＜黄月英和刘将军＞》，诗曰：一颗心儿红似火，全身骨架硬如钢；当年多少英雄血，洒遍河滩洒遍岗。
游击队中黄月英，出生入死廿年春；火烧刀砍寻常事，屹立如山一女兵。
战时同命肩枪杆，战后同心握镢头；英雄事迹纷传诵，半歌大姐半老刘。
小车不倒只管推 十年动乱中，刘永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正气和清白，是党员干部中的一杆旗。
春回大地后，刘永生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中共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政法委员会书记。
“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这是刘永生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黄牛”。
年近耄耋的他，终因忘我工作、日夜操劳，肺气肿病重新发作变得越来越严重，走起路来直喘气，上楼梯更为困难。
他在政法委的办公室在三楼，每天上班时都因为走楼梯而憋得脸色发青，很久说不出话来。
但他仍坚持每天准时上下班，每次开会都准时到。
而且每天上班，他提早拎着热水瓶到办公室。
通讯员不好意思，他却笑呵呵地说：“我家煮饭，顺便烧壶开水，既为单位省力又省电，有何不好呢，这也是革命传统呀
” 看到刘永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省委书记项南只得下了“命令”，要他立即住院。
这样刘永生才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岗位，住进了省立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刘永生病重后，医院曾建议有关部门，让刘永生最好到上海治疗。
刘永生硬是不答应：“我相信福建的医院，福州也有医生。
大家都到上海去，国家要花多少钱呀。
我不去，我就在福州。
”对于刘永生的倔脾气，大家都是了解的。
他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
1983年岁末，刘永生突然大吐血。
医院急报“病危”。
1984年1月7日8时，刘永生在福州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永远合上了那双不知疲倦的眼睛，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年80岁。
“忽报将军作故人，闽山粤水有悲声；近观花坛花无色，远望长空月不明；痛苦切肤同志爱，失魂落魄革命情；刘公为党全心意，赫赫英名永不溟。
”这首悼亡诗，写出了闽粤人民对刘永生将军的怀念之情。
刘永生逝世后，广东的许多老同志提出要为他塑造一尊铜像，安放在汕头的烈士陵园，以纪念闽粤两省人民共同尊敬的刘永生将军。
后来刘永生的家乡闽西上杭提出要把塑像放在上杭，也进行了积极筹备。
粤东人民理解刘永生家乡人民的感情，于是踊跃捐款。
刘永生的半身铜像塑成后，安放在上杭稔田中学内，并配上了“刘永生同志革命业绩展览”，展出了刘永生生前实物，供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瞻仰、怀念。
刘永生，在人民的心中永生
寻访红色足迹作文400字以上与革命烈士有关
转眼间，中国已经强盛起来了。
建立中国共产党，早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
建党90周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身为党的阳光下哺育的花朵，我们更应该追寻红色足迹，弘扬
尽管抗战已经过去多年，可还是有许多老党员与老红军。
我的身边就有一位老党员，一位八、九十岁的老爷爷，双脚已经不能活动，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之后的日子。
他已经患了，最近的事情都已经记不清，甚至能把曾孙当成别人的小孩，把孙子当成小偷，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抗战的时候。
当我去寻访这位老党员的时候，他黯淡的眼睛似乎又亮了起来，龙飞凤舞的讲了起来：“我出生的时候，外国已经在如猛虎般的侵占我们的祖国，在我15岁的时候，我们那些孩子，每天都盼望着当军打鬼子。
刚好晋江成立第一支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虽然不是打鬼子，但大家都很高兴。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武装队伍。
21岁，我成了党员。
当上党员没几个月，我就被蒋军（）抓去了。
我原来的老伴当时也是党员，她去救我，结果被枪毙了，留下了大毛（指老爷爷的儿子）。
后来，中共晋江县共委派人把我救了出来，我才知道我原来的老伴已经死了。
我很生气，积极参加党员活动，发誓要打死蒋军，有好几次到鬼门关前走了又回来了。
成立泉团晋江大队（1949年5月）后，我也加入了。
大队主动出击，摧毁，后来配合解放军解放晋江（8月31日），晋江才算解放了。
后来，我的身子不争气，垮掉了，才停止参加党的活动。
” 我想不到，原来，抗战有着这么多历史，共产党的红色足迹，早已经深入千家，造福万家。
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党员，继续党的红色足迹
帮我找下张爱平将军的资料
张爱萍同志１９１０年１月９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
１９２５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
１９２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８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
１９２９年６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
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在红１４军１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
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１９３０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
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
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
１９３４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９月任红３军团第４师第１２团政委。
长征中，历任红３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第１１团、第１３团政委。
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
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
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
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
１９３６年６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同志受同志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１９３８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
同年４月下旬，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队伍。
８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
１９３９年１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
同年６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３个月就建立了包括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同年１２月，任新四军第６支队第４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
１９４０年８月，任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３师第９旅旅长，第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任第３师副师长兼第８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领导军民粉碎了２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
１９４４年９月，任新四军第４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
１９４８年底，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
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他坚持以人民军队为基础，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团结教育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
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
１９５１年初，张爱萍同志任解放军第７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
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
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深入海防前线勘察地形，部署修筑工事，有力地加强了浙东地区海防建设。
１９５４年８月，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
同年９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他于１９５５年１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
他到总参谋部任职后，任总参党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负责军事行政、装备、军务等工作。
他反对一切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从我军实际出发进行编制体制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工作，主持制订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对改变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
自１９５９年９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并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长年奔波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
１９６４年２月，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建立导弹作战基地及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工作。
１９６５年６月，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得到军委批准。
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
他亲赴全国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左腿致残。
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１９７７年３月后，张爱萍同志再次复出，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
他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
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
１９８０年５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
同年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１９８２年９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同年１１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
他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加强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
他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研制给予极大支持。
他倡导“保军转民”工作，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出访了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军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他积极贯彻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张爱萍同志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退居二线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热心参与开拓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出版了诗词、书法、摄影选集。
著有《神剑之歌》、《张爱萍军事文选》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爱萍同志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
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
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爱萍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
在长达７８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无限忠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爱憎分明。
张爱萍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
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他能文能武，军政兼优，博学多识，多才多艺。
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
他坚持求真务实，不务虚名，不尚空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雷厉风行。
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识才，敢于用才，勇于护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
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２００３年７月５日２０时３５分，张爱萍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３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