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退休后多久能拿到退休证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女干部55，工人50岁），由单位经办人员填写退休人员审批表、退休人员审批花名册并携带认识档案到社保局初审，初审通过后再到地方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政务大厅审批，审批需要公示一周，公示满后将公示表加盖工会、监察和人事部门的印章再到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政务大厅审批，审批后将审批表送社保局，次月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天天写作业感想500字
隆冬季节，阳光显得是那样绵软无力。
这时正好读到谢冕兄自嘲诗的后半部分：“天天写作业，惜无好文章。
”无论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还是赤日炎炎的夏天，我也是一位“天天写作业”、天天做文章的人。
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对我来说，则是一份特殊的“作业”。
自告别杏坛，离开校园，成了一个闲云野鹤的浪人后，我仍坚持报课题，写课题并云游天下，不断到境内外开会和讲学，比退休前还忙。
使我感到自慰的是，我这位时间的富翁，在“人生60才开始”时开始了精神上新的长征，新的突进，突进的目标便是在繁花盛开的华文文学原野上，耕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这两个课题，另外编写《澳门文学编年史》，编写《台湾当代文学辞典》，编纂一年一度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
我为自己找到“绘制华文文学的学术导游图”这样的自耕地而喜悦，为我这架行将朽坏的钢琴终于发出还未沙哑的音响而雀跃。
虽然有国家社科基金会给我留下的“作业”，但我更钟爱自己找的编“年鉴”这种特殊“作业”。
这“作业”，让我面对学界时不会因为“惜无好文章”拿不出新作愁容满面而有了点笑容，虽然这笑容让我感到脸部肌肉已经拉得生疼。
我多么渴望能再到世界各地有华文文学书店的城市采购书刊，尤其是到台湾师大附近的“旧香居”里小“居”数日，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如愿，还是呆在家里老老实实做“年鉴”这份“作业”吧。
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在欢庆春天来临的锣鼓声中，我终于把自己写完的“作业本”交付出版社，了却了一大心愿。
如果我这份“作业”还做得及格，那么，我得首先感谢先行者，是他们的学问与人品照亮着我，启迪着我。
像去年年底去了天国的陈辽先生，虽然在张爱玲是不是“文化汉奸”问题上，我和他论战过不止一个回合，但论争归论争，友情归友情，彼此仍像过去那样互赠著作，且有书信往来。
我总期望有一天能在研讨会上和他握手言和，但每次均见论文不见人。
我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很迟，以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出版后马上寄了一本给他，可从《文艺报》发表的刘锡诚的缅怀文章中，我才得知他已不可能收到这本书了，更不可能像去年那样为“年鉴”的问世在朋友间奔走相告，这使我失去了一位相知、相识、相交准确的说法是“不打不成交”的诤友，悲乎
编书写书，永远是一种有遗憾的工作。
以这第三本“年鉴”争鸣栏而论，远不能反映学术界对华文文学的各种议论。
关于这种议论，最难忘的是时在香港工作的梁锡华教授关于华文文学必死无疑的宏论。
20年前，他有感于新移民的下一代不学母语而学英语，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华语竟然要为英语让路，使“惜无好文章”的梁锡华先生不胜悲哀。
他对华文文学的这种“解构”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当今不论是华文文学创作还是华文文学研究，均后继乏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华文文学的前景不容乐观，君不见那些“天天写作业”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要自费出版，研究论著更是如此。
不过，即使华文文学“惜无好文章”——经典作品是那样难寻，读者更是一天天减少；即使“世界华文文学”现今也很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华文作家那些流淌着心血的文字，仍会展示出它固有的艺术魅力和道义担当，展示出它的迷人风采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内容简介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小名春英,浙江省永嘉县人。
1917年7月24日生于温州的瞿溪乡，现当代台湾女作家。
浙江瓯海瞿溪人。
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后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
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后定居美国。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
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
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细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
她也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原作者。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
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
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
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
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
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泉源。
琦君塑造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
——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断。
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篇《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的。
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女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
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旧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
作品 论述 《词人之舟》 民国七十年，纯文学出版社；民国八十五年，尔雅出版社。
散文 《溪边琐语》 民五十一年，妇友月刊社 《琦君小品》 民五十五年，三民书局 《红纱灯》 民五十八年，三民书局 《烟愁》 民五十八年，光启出版社；民七十年，尔雅出版社 《三更有梦书当枕》 民六十四年，尔雅出版社 《桂花雨》 民六十五年，尔雅出版社 从桂花雨中，体谅作者思念家乡的思想感情。
《细雨灯花落》 民国六十六年，尔雅出版社 《读书与生活》 民国六十七年，东大图书公司 《千里怀人月在峰》 民国六十七年，尔雅出版社 《与我同车》 民六十八年，九歌出版社 《留予他年说梦痕》 民六十九年，洪范书店 《母心似天空》 民七十年，尔雅出版社 《灯景旧情怀》 民七十二年，洪范书店 《水是故乡甜》 民七十三年，九歌出版社 《此处有仙桃》 民七十四年，九歌出版社 《玻璃笔》 民七十五年，九歌出版社 《琦君读书》 民七十六年，九歌出版社 《我爱动物》 民七十七年，洪范书店 《青灯有味似儿时》 民七十七年，九歌出版 （民九十三年十月，重排新版） 《泪珠与珍珠》 民七十八年，九歌出版社 《母心‧佛心》 民七十九年，九歌出版社 （民九十三年十二月，重排新版） 《一袭青衫万缕情》 民八十年，尔雅出版社 《妈妈银行》 民八十一年，九歌出版社 《万水千山师友情》 民八十四年，九歌出版社 《母亲的书》 民八十五年，洪范书店 《永是有情人》 民八十七年，九歌出版社 《春酒》民九七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 《菁姐》（短篇） 民四十三年，今日妇女杂志社； 民七十年，尔雅出版社 《百合羹》（短篇） 民四十七年，开明书店 《缮校室八小时》（短篇） 民五十七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七月的哀伤》（短篇） 民六十年，惊声文物供应公司 《钱塘江畔》（短篇） 民六十九年，尔雅出版社 《橘子红了》（中篇） 民八十年，洪范书店 合集 《琴心》（散文、小说） 民四十二年，国风出版社； 《民六十九年》，尔雅出版社 《琦君自选集》（词、散文、小说） 民六十四年，黎明文化公司 《文与情》（散文、小说） 民七十九年，三民书局 《琦君散文选》(中英对照) 民八十九年，九歌出版社 《母亲的金手表》 民九十年，九歌出版社 《梦中的饼干屋》 民九十一年，九歌出版社 儿童文学 《卖牛记》 民五十五年，三民书局 《老鞋匠和狗》 民五十八年，台湾书店 《琦君说童年》 民七十年，纯文学出版社 《琦君寄小读者》 民七十四年，纯文学出版社； 民八十五年，健行文化出版公司 《鞋子告状》（琦君寄小读者改版） 民九十三年，九歌出版社 《桂花雨》主要回忆了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桂花雨”，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思乡情怀和对故乡美好生活的回忆。
如何做一个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老师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
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
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
——题记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
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
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
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
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
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
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
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
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
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
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
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
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
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
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
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
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
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
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
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
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
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
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
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
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
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
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
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
“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
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
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
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
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
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
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
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
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
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
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
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
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
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
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
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
”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
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
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
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
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
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
”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
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
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
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
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
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
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
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
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
“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
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
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
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
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
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
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
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
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
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
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
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
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
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
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
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
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
“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
”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
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
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
“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
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
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
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
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
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
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
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
“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
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
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
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
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
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
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
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
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
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
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
”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
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
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
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
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
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
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
（刘心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