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发新市场
新市场开拓起来可分为以下走： 第一出发前，做到五“悉”。
1、熟悉公司目前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熟悉公司目前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直接决定你拜访客户时的心态和底气，譬如我们公司是中国粮食第一股，中国大米第一品牌这就决定我们去和客户谈判时底气十足。
2、熟悉公司产品，特别是熟悉公司产品的优势，食用方法，保管方法等关于产品的各方面的知识； 3、熟悉加工工艺；熟悉公司产品，特别是熟悉公司产品的优势，食用方法，保管方法等关于产品的各方面的知识及加工工艺有助于我们谈判时不说外行话，并且客户如果是外行他会认为我们是专家，如果客户是内行则会从内心里认同，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被客户接受并且感觉到和我们公司合作的安全感。
4、熟悉公司营销文化及营销政策；熟悉公司营销文化及营销政策有助于我们和客户谈判时把握自己的让步底线，同时让客户感觉到我们公司的营销规范化及营销政策的连续性。
5、熟悉待开发的新市场已在公司留存的可以利用的一切的客户资源，包括公司的老业务单位，主动来电要求合作的客户等。
熟悉待开发的新市场已在公司留存的可以利用的一切的客户资源，包括公司的老业务单位，主动来电要求合作的客户等。
第二步：乍到新市场，做到一个“调查”、三个“确定”。
充分进行市场调研，是开拓新市场的必要的并且首要的环节，市场调查的过程实际也是自己在市场上找感觉的过程，通过调查能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市场状况，市场潜力及销售预测，从而发现市场机会，找到突破口。
三个“确定”是： 一是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确定我公司产品及营销政策在同行业的地位及优势，并找到突破口。
二是根据市场需要初步确定拟选择的渠道经销模式，是区域独家代理还是多家代理，是直销还是找代理商做，确定这一点很重要，这直接决定后面我们到底要拜访哪一类客户。
三是初步确定你即将要拜访的客户“黑名单”。
除了前面所述出发前收集的客户名单以外确定客户“黑名单”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到超市专找一些和我们公司产品相关而不相同的畅销品牌，记录电话，找到其本区域代理商。
2、通过超市采购打听一些有名的供货商； 3、多方调查，打听圈子内做的成功的代理商。
第三步：拜访客户前的准备工作： 1、样品和相关宣传资料。
2、确定坐车路线，并提前电话预约，确保准时到达。
3、一份《хх市场推广计划书》 4、组织语言：确定拜访时和客户大致要交谈的内容。
下面就是我初次拜访客户时所交谈的主要内容：①公司概况及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生产规模及能力，质量保证和稳定体系，这主要让客户吃两个定心丸：一是和我们公司可以长期合作，不用担心好不容易把产品做起来，结果公司垮台了，二是我们足够的货源保证②我们的主要目标市场及市场前景分析③我们的市场拟推广方案④我们的零风险的售后服务保障系统⑤赢利系统⑥我们公司对经销商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要强调先付款再发货问题。
5、确定谈判底线，譬如货款问题、促销支持问题、退货问题等最多能让步的底线。
第四步：拜访客户过程中，如何“打动”客户，做到： 1、为其介绍你替客户做的切实可行的投资理财计划。
包括投资风险分析——零风险；赢利能力分析——足够的利润空间保障；品牌可操作的长期性分析——-大米目前没有全国品牌，一旦掌握大米第一品牌的代理权，将获益无穷。
2、说话语气及内容适度的煽动力和亲和力。
这里要求适度，说话太实在，语调太低沉，激发不了客户的创业激情，如上面所说，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货源经常得不到保障，产品质量经常出问题等等，那把客户早就吓得远远的了，说得太夸张则为以后的工作带来麻烦。
3、良好的售后服务承诺。
第五步：签约前“邀请”：在初步选定了一些意向性经销商后，尽量邀请客户到公司考察是促成合作成功的重要手段。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到过我们公司的客户对和我们合作都会信心大增。
第六步：代理商的确立：从几个意向性经销商中选择最适合但不一定是最大的客户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第七步：启动前的“细节”：正式确定合作伙伴以后，就开始要从定货、品种的选择、价格体系的确定、分销渠道的确定等各方面为经销商当好“业务员”和“勤务兵”以兑现我们在前面开始谈判时所做的承诺。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读【俄】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
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
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
1956年加入苏共。
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
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
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
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
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
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
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
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
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
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
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
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
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
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
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
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
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
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
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
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
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
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
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
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
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
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
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
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
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
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
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
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
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
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
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
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
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
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
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
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
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
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
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
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
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
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
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
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
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
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
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
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
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
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
不能的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
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
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
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
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
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
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
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辩论赛，事实是否胜于雄辩，求正反方要点越全越好
事实未必胜于雄辩禅宗有言：“以手指月，指月”指头只是指导我们看清月手段，而非月亮本身。
而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当然也不是事实本身。
但在一个信息不畅、媒介有限的世界里，媒介就垄断性地决定了事实真相。
所以，“事实”，有时候不一定胜于雄辩，因为确确实实有“雄辩”者，垄断了事实真相，制造舆论，用雄辩击败过事实尽管我们很不愿意，尽管我们很明白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希望凡事都能让事实来说话。
但是，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在历史上，“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的例子”实在太多，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确实“雄辩”没有用武之地……（看似在承认对方的“事实胜于雄辩”，但，实际上，要记得提醒大家，只有“事实”被“众所周知”了，也就是必须满足很高的条件、要求，才能胜于雄辩）如果您有兴趣，去《战国策》找找，遍地都是“雄辩胜事实”的历史案例，在那个时代，是类似苏秦张仪这样的雄辩家纵横的时代 ============帮人帮到底，我花时间去找了几个历史故事，也许你能用得上第1个故事：同一个事实，雄辩者如何解读，决定了所谓的“真相”秦国派樗里疾率领100辆马车去访问西周，西周君用100名士卒的盛大仪式出城欢迎，仪式隆重，非常重视和尊敬樗里疾。
楚王知道以后大为愤怒，严词责难周君不该这样重视秦国使者。
周臣游腾就对楚王解释说：“以前晋的智伯要讨伐仇由时，先赠送由一口大钟，仇由为了能用大车运这口大钟，就特别修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谁也没料到智伯却乘机由这条道路进兵攻击仇由，仇由终于因此而灭亡，这主要是因为仇由没有防备的缘故。
齐桓公攻打蔡国时，表面上声称去攻打楚国，实际上却是讨伐蔡国。
如今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凶猛无比，还有吞灭周朝的野心，秦国派樗里疾率领100辆战车到西周时，周君当然非常害怕，于是心里以当年的蔡国和仇由的事情作为警戒，在欢迎仪式上派手持长柄武器的士兵走在前面，派手持强弓的士兵走在后面，名义上是欢迎、保卫樗里疾，实际上是围住他。
周君难道不爱他的国家吗
惟恐一旦被灭，对您楚国也不利，这是为了大王担忧啊。
”楚王这才高兴起来。
（不管西周君是欢迎樗里疾还是防备樗里疾，整个仪式是完全可以有多种解释的。
事实在于你如何去传播它，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事实本身甚至会起到支配、调遣和改变的作用。
） 第2个故事，大家熟悉的群英会事实的真相是：周瑜要借刀杀人，除掉曹操的水军统帅，“雄辩”的方式很简单，一封假的书信。
美周郎不发一言却能迷惑对手的才能，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为什么“好人”利用“掩盖事实迷惑真相”的手段，人们就称其为“妙计”；而“雄辩”者采用同样手段，我们就不能接受呢
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周瑜就是那个用“雄辩”战胜了“事实”，并且受到广泛称赞的人…… 事实必定胜于雄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
”在谈判桌上，谁掌握更多的事实和信息，谁就会占据谈判的主动权。
周恩来深谙个中道理，在谈判前必做认真的准备，为自己的谈判方案寻找充足的根据，甚至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实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翔实有力的客观事实，论证自方的立场和观点，使对方信服和让步。
1944年9月，即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此逼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使自己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这一主张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随后，美国政府介入国共和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1月上旬飞抵延安，与直接谈判，达成了有关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
为与蒋介石就此协议草案为基础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两度飞往重庆谈判。
但蒋介石并不接受中共与美国特使达成的协议草案。
在他看来，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
由此，他提出三点反建议，核心内容是要求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中共可派员参加军委会。
蒋介石与中共的差距很大，赫尔利有鉴于此，不仅抛弃了他在延安作出的承诺，而且反过来为蒋介石说项。
赫尔利约见周恩来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
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明确答道：联合政府本为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
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说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赫尔利却说：只要你们“先插进一只脚来”，来日大有可为。
周恩来为论证自己的观点，采取了现身说法的方式，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
“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
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
事实说明，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这一充分有力的论证使赫尔利无言以对。
无独有偶，国民党代表、法学博士王世杰也劝说周恩来同意中共参加军委会，周恩来问他：“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
”这是一个难题，王世杰勉强地说：“现在军委会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机警的周恩来马上反驳：“这是会报，不是开会。
”“我们要提醒王先生几句，会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就从没参加开会。
”王世杰这位老道资深的政治家，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陷入窘境不能自拔。
周恩来以确凿的经验和事实证明：只有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才是民主的，符合各党派和人民的意愿的，其他党派派代表参加政府，只能处于说客和观察者的地位，丝毫不能改变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本质。
有时周恩来为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还不惜亲自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
1946年到1947年间，周恩来曾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就黄河花园口堵口和下游复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犯，悍然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溃决黄河大堤。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出于加害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目的，下令堵住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
为延缓和阻止蒋介石堵住花园口，周恩来不仅详细掌握了黄河堵口问题的多种具体情况的准确数据，而且在1946年7月亲临花园口视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用以论证他“先复堤后堵口”观点。
当时的黄河故道，经八年战乱和风雨侵蚀，早已沟壑纵横，堤坝残缺，如不修复下游堤坝，疏浚河道，悍然堵口，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黄泛区，直接危及六百万黄河故道人民。
周恩来的观点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因而得到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
黄河下游复堤需要大量的工程款、工粮和迁移救济费，为争取这些经费，周恩来据理力争，反复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如期交付，履行应尽的责任。
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代表煞有介事地从所谓工程技术观点出发，说什么“假定”堵口后水并不大，“估计”下游损失并不重，则“无须救济”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人民所遭到的痛苦和损害，必须以科学方法去对待，经验估计和主观假定，皆不可作依据，怎么能把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考虑，放在一个‘假定’之上
”说得对手哑口无言。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强加于人，是周恩来一贯的谈判风格，在国民外交中是如此，在国际外交中也是如此。
在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双方曾就民族问题的处理发生分歧，周恩来始终以事实为依据讲清道理，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
由于周恩来坚持以事论理，以理服人，所以他在谈判中的意见常常处于上风，而且使对手容易接受。
节水金点子12条
一、水洗菜，再用清水，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 二、洗衣水洗拖帕、帚地板、再冲厕所。
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 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 四、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 五、自行车、家用小轿车清洁时，不用水冲，改用湿布擦，太脏的地方，也宜用洗衣物过后的余水冲洗； 六、冲厕所：如果您使用节水型设备，每次可节水4一5kg； 七、家庭浇花，宜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 八、家庭洗涤手巾、小对象、瓜果等少量用水。
宜用盆子盛水而不宜开水龙头放水冲洗； 九、洗地板：用拖把擦洗，可比用水龙头冲洗每次每户可节水200kg以上； 十、水龙头使用时间长有漏水现象，可用装青霉素的小药瓶的橡胶盖剪一个与原来一样的垫圈放进去，可以保证滴水不漏； 十一、将卫生间里水箱的浮球向下调整2厘米，每次冲洗可节省水近3kg；按家庭每天使用四次算，一年可节药水4380kg。
十二、洗菜：一盆一盆地洗，不要开着水龙头冲，一餐饭可节省50kg； 十三、淋浴：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kg； 十四、手洗衣服：如果用洗衣盆洗、清衣服则每次洗、清衣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kg； 十五、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您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kg； 十六、洗车：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kg；
两弹一星的故事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
“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
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
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
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业者的光辉榜样。
让所有中国人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精神是民族正气的史诗，“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为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跃，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
“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有关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和相关的对联
诸葛亮(181—234 年),字孔明生平事迹：1.躬耕陇亩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汉献帝已从长安李傕手中逃出，迁到了曹操的许县。
诸葛亮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好友相信他的才干。
人称“卧龙”。
2.隆中对 《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是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到隆中（今襄阳市襄城区古隆中）拜访诸葛亮。
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第三次终于得见。
《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
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军师，刘备集团之后的种种攻略皆基于此。
3.赤壁大战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刘表病逝，其二子刘琮继位，听到曹操南下的消息，遣使投降。
刘备在樊城知道后，率军队和百姓南逃，曹军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军。
刘备到达夏口，而孙权之前又派鲁肃到来观察情况，并向刘备建议向孙权求救，诸葛亮便自荐到柴桑作说客，与鲁肃结为朋友；到达柴桑后，诸葛亮面见孙权，成功劝说孙权联刘抗曹。
4.白帝托孤至章武三年（223）二月，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到永安，与李严一起托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顿国家，终可成就大事。
如果嗣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度。
〕”诸葛亮涕泣地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
”刘备又要刘禅视诸葛亮为父。
延至四月，刘备逝世，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设官府办公。
不久，再领益州牧，政事上的大小事务，刘禅都依赖于诸葛亮，由诸葛亮决定。
5.南征之七擒孟获 直至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军南征，临行前刘禅赐诸葛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个，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
后诸葛亮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闿、孟获，诸葛亮采取参军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主，先打败雍闿军，再七擒七纵孟获，至秋天平定所有乱事。
蜀汉在南中安定并获得一定兵源补充后，经过长期积累，有了北伐的基础。
6.北伐 1、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事先扬声走斜谷道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
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
张郃出拒，大破马谡于街亭。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回汉中。
这是第一次出祁山。
2、同年冬，诸葛亮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粮尽而退还汉中。
魏将王双来追，被斩。
3、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
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今甘肃省西和县西），郭淮退，遂得二郡。
4、建兴八年（230）秋，魏军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走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市西北），张郃走子午谷，曹真走斜谷。
诸葛亮驻军于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今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
时大雨三十余地，魏军撤退。
同年，诸葛亮使魏延、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瑶）、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南安郡内，当在今甘肃省武山西南一带）。
5、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率大军攻祁山，始以木牛运。
时曹真病重，司马懿都督关中诸将出拒。
诸葛亮割麦于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
司马懿追亮至卤城（今甘肃省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有“畏蜀如畏虎”之讥。
五月，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司马懿，汉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宣王司马懿退还保营。
六月，李严因运粮不济呼亮还。
张郃追亮退兵至木门，中箭身亡——此为二出祁山。
6、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屯田于渭滨，期间诸葛亮既屡屡遣使者下战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宣王司马懿，但司马懿忍辱据守不出，并以“千里请战”的妙计平息将怒。
八月，诸葛亮病故于五丈原。
两弹一星事迹
12月15日，“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
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弹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
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
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 赫鲁晓夫知道的意思后，也笑了。
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
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
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
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
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
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
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坚决反对。
他直接写报告给，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
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
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
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
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
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
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
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
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
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
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
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
”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
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