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特岗教师招聘趋势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5—2020年） 》，提出将继续以“特岗计划”为主补充乡村中小学教师，全省到2020年新招聘特岗教师3万人，培育50名乡村教育家，建设100个乡村校本研修示范学校、1500个乡村名师工作室。
“办法”明确，我省将利用大数据加强乡村教师队伍管理，在贵州教师网中设立乡村教师师德诚信记录专栏，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做客观真实记录，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
在教师住房、培训进修、挂职锻炼等方面，将优先考虑特岗教师，还会重点补充乡村学校音体美、信息技术、心理健康、双语教学等紧缺教师。
省内高校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3年，按省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从2016年起，全省会每年重点遴选培育10名乡村教育家和300名乡村名师。
“办法”规定，要建立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选拔、任命、培养、考核乡村学校校长制度，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编制总额内，按班额、生源等情况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乡村小学、教学点编制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边远民族地区实行编制倾斜政策。
既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情况下“有编不补”、使用临聘人员，也严禁挤占、挪用、截留教师编制或教职工在编不在岗、随意抽调借调教师等行为。
必须保障乡村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依法为乡村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
同时，“办法”推动教师考评政策向乡村倾斜，要求区别制定城市和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和办法，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发表论文的刚性要求。
在乡村学校从教15年、连续从教25年以上的教学经历将分别作为申报中级、高级职称条件之一，村小、教学点教师职称实行即评即聘。
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务（职称），应有一年以上农村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
此外，在优秀教师、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中，要向乡村、民族和艰苦边远地区学校和教师倾斜，名额单列，同等表彰，对连续任教满25年的乡村教师，颁发25年教龄荣誉证书。
并鼓励社会力量设立专项基金，对在乡村学校长期任教的优秀教师给予物质奖励。
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要一篇有关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
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监狱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新课题，直接关系到监狱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实现人力资源平衡互动，是支撑其体制改革的根本以及促进其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
本文就监狱体制改革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谈一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各级领导及同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监狱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额保障、监企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核心内容的监狱体制改革正按计划进行。
强化行刑职能、转移社会职能、分离经济职能，纯化监狱功能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监狱工作改革，也是体现监狱本质属性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人力资源”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主动性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推进监狱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有利于依法治监，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和提高监狱工作整体管理水平。
（二）、人力资源是监狱发展的最基本的组织保障监狱职能、行刑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主要是依靠监狱的人力资源去执行，依赖于监狱人力资源的技能与潜能去完成。
因此十分重视监狱人力资源的研究，认真分析队伍现状，明确工作目标，探索科学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目前监狱人力资源存在的诸多弊端体制改革，实现监企分离引起的人员分流和身份置换，使传统监狱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暴露出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⑴、目前监狱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专业性要求不明确；二是工作职责太笼统，缺少分工；三是工作标准和要求难以界定，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太宽泛等。
⑵、监狱内部分配奖惩制度不合理、用人机制不健全、人员使用不科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传统观念束缚以及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影响了监狱功能的正常发挥。
⑶、现有民警综合素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变化：一是部分民警只停留在简单纯粹看守性的工作，而对如何矫治罪犯，解决教育改造中的深层次矛盾缺思路、少方法、没措施，致使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一直上不去；二是部分民警责任意识不够强、缺乏敬业精神。
面对社会上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待遇差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了消极情绪，缺乏工作热情，以致到岗不到位、到位不尽责，严重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法治观念淡薄，缺少政治免疫力。
在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风口浪尖上，少数思想觉悟低、意志薄弱的监狱民警面对各种诱惑，逐渐丧失了各种警惕性，站错了位，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严重损害监狱警察的形象。
⑷、监狱工作与社会断层，使得监狱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依托和保障。
二、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人力资源整合是监狱体制改革中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至形成公正高效的执法机制（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与利用，构建资源整合体系 监狱体制改革必然非常突出监狱的专政职能和教育改造的核心功能，而核心功能的成功到位，关键因素是人才到位。
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多维的人才观，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既要重视有所成就的监狱民警，又要关注潜在的人才；既要重视优秀年轻民警，也要重视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民警，发挥人才整体优势，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建立与民警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到监狱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肯定其贡献的市场价值来显化和肯定监狱民警的价值。
1、转变传统观念，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刑罚和法治文明必然要求监狱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
按照现代监狱功能对监狱民警进行科学分类、合理分工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监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广泛融合，创造条件让社会团体和公众广泛参与监狱活动，逐步形成由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监狱机关雇员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教育改造专业队伍。
具体地说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负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罪犯刑罚的执行的相关工作和罪犯的待遇保障，纳入现行公务员制度管理。
二是监狱机关雇员，借鉴政府雇员制，按照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吸收教育学、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学、医学等专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为监狱机关服务，从事罪犯教育、心理矫治、思想转化、医疗服务等技术性服务。
监狱机关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但可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休假、工伤、抚恤等福利待遇。
监狱机关雇员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求真务实，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技术知识和学术成果带进监狱工作中，既打破了监狱警察为主导的“大公务员机关”模式，又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提高了教育改造水平，解决了监狱工作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的弊病。
三是社会工作者，以制度化、系统化的形式规范非政府民间力量参与监狱工作，突破现有社会帮教的可为、可不为、不可为三者界限模糊的状况，并注重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安慰型”向给罪犯送知识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转变，由单方孤立的社会帮教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型转变。
2 、健全用人机制，科学管理，激发人力资源内动力在体制改革中要彻底改变一些束缚监狱人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有效革除用人机制中的弊病，注重调查研究，适应形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践中把握几点：⑴、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宜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设法建立本单位内部科学分工和公正评价机制，为民警提供一个适合成长并充满希望的平台，鼓励监狱民警参与与监狱形象和任务有关的个人目标的设定。
⑵、改进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理顺奖励升迁机制，实现动态管理机制，用人力资源的一般规律来规范人才选拔工作，实现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化；扩大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规范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同时从根本上打破干部工作神秘化、封闭式运作的做法，改变由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逐步扩大民主，依靠群众选贤任能。
⑶、建立健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严格淘汰机制，把人才的“出口”打开，“公务员铁饭碗”，其弊端显而易见，平庸者能够在公务员队伍谋得一个职位，就等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逐月领取“饭票”，不利于竞争。
⑷、根据“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
实践中要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把部分民警晋升到不称职的岗位上的管理理念。
目前在监狱基层，优秀民警通过晋升提拔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剩下的一批多是年老体弱或者升迁无望导致监狱基层一线执法水平的低循环徘徊。
因此，应十分注重对基层民警的培养和提拔，将这些民警安排到可以胜任的岗位，并通过制度创新将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引入，注重培养具有较强潜力的接班人，保证及时补充基层的新鲜血液，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⑸妥善处理新老更替问题。
①现实中，在基层一线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旦没有得到职务的晋升，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在50岁左右(有的单位甚至是45岁左右)退居二线养老，而这种年龄，对于绝大多数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但由于许多单位有了这种政策，就使许多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一过40岁，就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丧失了继续奋进的信心，因此要适当延伸老民警的工作舞台。
②为了优化年龄、知识、性格等结构，加快新老更替，因此建议把这些退下来的民警尽量向监狱管理中的入监、出监两头倾斜，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两个岗位的工作成了刑罚执行关键性环节，但工作量较之其它平时行刑过程相对轻松。
这既可以使老同志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突出行刑的“两头”工作，又能够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实现其身价值。
⑹、在民警的使用上尝试监区党支部对基层民警优势特长的二次分配，设立若干较少、职能较强的岗位，面向基层民警开展竞聘，把交流轮岗、竞聘上岗意识渗透到基层每个民警。
（二）、创新理念，强化教育培训，推动资源长效发展 在改革中要求结合行刑模式和发展趋势，深化人力资源的思路创新，突出教育培训，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从法律上和财政预算上强化并分期、分批切实组织好基本素质培训、业务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知识更新培训、交叉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干警轮训，并把培训的立足点从封闭的环境转向到社会上接受培训，把培训重点从准军事化、监管安全、法律法规为导向转向人文技能为导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性的监狱民警将会是最成功的教育改造能手）。
⑴通过培训必须达到监狱民警对时代要求的变化要敏感并有积极回应的目的，使其更好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来自于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监狱工作的挑战；⑵委派条件合格的监狱民警到地方大学学习，开展与其他部门间的参观、交流，组织人员出国考察，甚至是到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熟悉世界其他监狱管理的最新发展成果，吸取先进经验，适应押犯形势和体制改革要求。
（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继结合，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当前行刑社会化、开放处遇制等一些新理论运用越来越频繁。
在实践中“重具体事务，轻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趋明显，在监狱系统并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与监狱实践紧密联系的监狱理论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安排多半带有安置的性质，监狱班子成员也鲜见有监狱理论研究出身的人。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平时要多举办讲习班、多开展经验交流会或者论文（或理论）研讨会，倡导监狱民警尤其是监狱管理人员重视理论研究、创新，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研究和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三）、依法治监，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 体制改革后的监狱内部设立的纪检、监察等机构并未从监狱分离出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行刑执法权、行刑监督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难以从监狱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规范人力资源的执法环境：（1）、要求公正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监狱建章立制、规范制度，监狱逐步实现程序化、标准化管理；（2）、要求依法治监理念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成为自觉行动；（3）、监狱多渠道、全方位地执法监督，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所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监狱视察委员会进行行刑监督以及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参与监督，尤其要邀请人民群众参加监督。
（四）、面向社会，实现平衡互动，打造资源共享社会格局利用体制改革的契机让监狱从神秘、封闭、孤立的境地中走出来，监狱应当积极向社区、团体、学校做演讲，介绍情况，组织民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狱政管理、狱内活动等展览，鼓励文学创作力量深入监狱体验、挖掘题材，以期改变公众对监狱的看法，并在其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印象；积极宣传监狱工作和改造成果，提高监狱透明度，建立一支关心、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的基本力量，利用当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设立如“忏悔录”、“监狱生活”、“狱警手记”等专栏，在广播电台开办如“大墙内的声音”等直播节目，既扩大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影响力和树立执法形象，又配合社会的法制教育，使监狱工作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在体制改革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并通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建议通过立法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权利问题，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提高监狱的政治待遇；①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英国内务大臣直接管理监狱，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狱工作的管理模式。
在我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却没有监狱的声音，因此，司法部也应该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监狱工作，有利于监狱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②对监狱机构和级别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一些市属监狱享受副厅级别与省属监狱反差太大，因此建议把部分押犯在万人以上的大型监狱下设的监区调整为分监狱，按副处级配置，既适应押犯规模，又适应提高监狱政治待遇，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③突破民警交流范围，实现监狱领导与地方领导的双向交流，特别是要定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张扬和实践现代精神，注重监狱民警的情商培养,是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
长期从事基层一线工作的监狱民警，生活圈子狭窄产生孤单寂寞和厌烦的心理，复杂多变的狱情导致紧张的心理，罪犯抗改和违规又使产生焦虑畏惧心理。
因此，要十分关心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关心其精神存在，关心其生活、家庭，体现警察队伍的“人性化”建设；其次，与时俱进，张扬和实践“权利、法治、公正、平等、效率、文明”的现代精神，以此来提高监狱民警的满意度、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注重情商培养，关注民警情绪宣泄，提高自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和挫折承受力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重视非理性因素的长期积淀，促进人力资源全面、和谐发展。
池州市和铜陵市的关系在将来会怎样发展
2011年1月28日，两市一区共同签定了《铜陵市、池州市、江南产业集中区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正式拉开铜池一体化发展序幕。
7月28日，两市一区讨论通过了《铜池一体化工作协调会章程》，正式建立推进铜池一体化发展的交流渠道和工作机制，初步明确了开通城际公交、建设快速通道、推行社保互认、推进通信一体化、开展工作宣传、干部双向挂职等六个方面的近期重点工作，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了各项重点工作进展。
铜池一体化在一些领域已取得了初步进展。
在基础设施对接方面：两地交通部门提出了拟将连接两市的省道321线由二级公路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的计划，由铜陵市、池州市各负责境内路段的升级改造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正式启动建设。
在产业互动发展方面：铜陵市鼓励铜冠有色等一批重点企业到池州投资发展，支持在池项目的发展壮大。
目前，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已于2010年11月在池州市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一期1万吨计划于今年底建成，并同步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预计该项目完全达产后年销售收入达32亿元，可实现电子铜箔材料国产化，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8年，铜陵和池州就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并在共建线路、联合促销、精品打造、客源互送等方面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统计，每年通过铜陵旅行社送达池州的客源超过2万人次。
在信息人才交流和共同宣传方面：今年2月份，池州市经济开发区工商分局与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分局签署协议，以信息共享为基本目标，深入推动两地工商部门信息化合作。
今年7月份，铜陵学院与江南产业集中区正式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进项目、科技、人才和基地等四方面合作。
铜陵市、池州市双方互派5名干部对口挂职已于8月份正式启动。
两地日报也开辟了专栏，定期宣传报道铜池一体化工作的新亮点、新思路和新举措，营造了加快铜池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未来将以“平等自愿、友好协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把“产业一体同构，城市功能互补”作为主攻方向，以加速铜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重点，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和开发开放战略，统筹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加速人口和产业集聚，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争当安徽一体化建设的排头兵，合作构建皖中南中心城市，共同打造安徽新的战略增长极。
街道党委对社区和非公企业党务干部培训 内容
这个你要说一个主题是什么
是提升素质，还是提升沟通力.....
今年5月报考了会计初级，现在要变更会计证资料会影响考试吗
可以变更，在本省财政网会计专栏在线申请，下载申请表拿到同意接收或挂职的单位盖章，拿毕业证、身份证到当地财政局办理。
作家落落的简介
一些代表作
赵佳蓉（笔名落落），1982年4月30日生于上海，最世文化签约作家、《文艺风象》杂志主编、《最小说》别册《ZUI Silence》文字总监。
2012年位列第14名，版税高达320万。
曾因擅长描写校园青春小说，而被称为“校园女王”。
2011年出版的《剩者为王》直指“剩女”话题，获得当年上半年虚构类畅销书第八名，成为排行榜中最畅销的女作家。
代表作主要有《年华是无效信》、《尘埃星球》、《须臾》、《不朽》、《剩者为王》、《千秋》、《万象》等。
那人 那书 那事 600字作文 要在现在回答 拜托了
向阳兄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是《何耀榜传》（以下简称《何传》）。
何耀榜（以下简称何）就是《红》的作者（口述者）和第一主角，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英雄。
《红》记述的主要是何所经历的鄂东北的游击战争，对高领导的皖西北游击战争只是顺带提及。
因何与高的主要活动区域不在一处，这是可以理解的。
《何传》署名为“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熊廷华、陈光旭、钟文执笔”，陈苏波是三个副主编之一。
该书2008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连夜阅读《何传》，边看边作标记，写下了12000余字的读书笔记。
在阅读《何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疑问。
执笔者之一熊廷华是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一位处长，也是辛的朋友。
2009年11月上旬，我将在阅读《红》和《何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和想法写出来，寄给熊，期望得到解答。
时隔不久熊先生就回信了，全文如下：“你的来信收到，得知你仔细阅读《何传》和《红》两书，并认真作了读书笔记，十分感动。
你的来信列出了书稿中的一些不足和疑虑，我认真看过，有些观点和发现很有见地，很有价值，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因内容较多，不好一一回答。
有机会再面谈。
得知你十分爱好和喜欢研究大别山的历史，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只是大别山的革命史和人物错综复杂，内容庞杂，更显得有无穷的研究价值和研究魅力。
可如今，这一研究十分滞后，没有一书完整地反映这一辉煌历史的画卷，显得十分零散和破碎。
《何传》只是这一个历史过程的一条线索，这一历史内容的一朵浪花。
我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近20年，也只知道一些轮廓，更深的内涵和人物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些问题已成为谜案，有的成了死结。
我的心愿是能写出一本恢弘的大别山历史画卷，记录这一历史，反映这一群体，目前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孜孜不倦地朝这方面迈进。
你在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涉猎甚多。
希望有机会见面谈谈，相互启发。
今年出版了一本《王明这一生》，手上没有了，有了再寄你一本。
王明也是大别山人，参加了大别山早期启蒙运动，抗战初期指导了大别山的革命斗争。
欢迎来武汉作客。
”我在信中谈到了一些与何耀榜有关的话题，对《何传》中某些情节提出了质疑。
熊先生没有具体回答，我心中的疑团没有解开。
在与熊廷华先生联系的同时，我也在查找苏波女士的信息。
《红》标明“何耀榜讲，苏波记”。
这本书文笔洗炼，语言生动，现场感强，引人入胜。
苏波是何许人
为何有如此文笔
此时我只知道苏波是何的夫人，其余全不了解，于是在网上搜索，查到三条相关信息。
一是2005年3月7日长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家住在安仁里》（作者李毓藩），里面提到苏的名字，作者说苏与他当年同在省水利部门工作。
我推测苏是曾经在省水利厅工作过。
另查到某个学校的一篇报道《和平不忘革命情——苏波著<大别山上红旗飘>赠予我校100本》，报道称：曾在冀鲁豫边区十三军分区工作和战斗过的中共党员陈苏波通过副校长罗建生向我校赠送了100本《红》。
还有湖北传媒网2001年8月25日的一篇报道《震撼荆楚大地的心灵颂歌》，其中写道：“受中宣部阅评组肯定的踏访光辉足迹专栏，用现场目击的形式，抓住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展示革命老区战争年代作出的突出贡献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别山红旗永不倒》，通过革命老人陈苏波，红二十八军政委何耀榜的妻子，在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缅怀战友入手，勾画出英雄的红安人民，昔日高擎革命红旗埋葬旧世界、今天又高举改革大旗闯出一片新天地的画卷。
”这是我对苏波的仅有的一些了解。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也是一位光荣的革命老战士，按年龄我应该称其为奶奶。
我尝试着与省水利厅办公室联系，获悉苏波有个女儿在水利厅工作。
我将两本书的读书笔记寄给她，请她转交给陈老，希望得到回复，并在两本书再版时加以完善。
稍后，我与陈老的女儿何界生女士取得了联系，得知信已收到，她把家里的电话给了我，让我直接与陈老联系。
2010年1月4日，我去武汉参加一个会议，当天下午，抽空到武昌洪三路东三路张家湾小区陈苏波老人家拜访，听她谈何耀榜的故事。
陈老住在省长楼，小区有武警站岗。
她满头银发，但面色红润，精神健朗，镜片下的双眼透着智慧和沧桑。
一个年轻人对红色往事感兴趣，这似乎使她有点意外，当然也很欣慰。
告别前，陈老与我合影留念。
次日下午接到她的电话，称为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其时我已返黄。
那一次我也与熊处长联系了，因他有事未能面谈。
后来我们在武汉见过一面，熊处长和他的部下钟文留我一起吃饭交流。
钟文兄是我的校友，他馈赠我几种书，包括《胜利的旗帜——纪念中原突围胜利60周年文集》和《李先念传》（一套三册）。
《李先念传》也是一套值得收藏的好书，我认真看完了。
全书记从李先念苦难的少年时代写起，历叙了他参加黄麻起义、在白色恐怖下宣誓入党；不畏艰难，开创川陕根据地；屡越雪山，三过草地。
以“不下马的将军”之称享誉西路军；坚持中原，突破重围，进军陕南，建国后在探索经济中经受的曲折和坎坷；“文革”中支持拨乱反正的事迹，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本书提供了两个最重要的观点，虽然已不新鲜，但出现在正史中，还是值得重视的：其一，“长征”是战略性的撤退（余注：说得难听一点，是夺路而逃。
），而不是为了转移到北上抗日。
（167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一次战略总退却。
166翻身不久的川陕根据地人民，又将沦入无边黑暗的岁月之中。
）其二，红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十军渡河西征，是中央的决定，而西路军之所以全军覆没，也是由于河东部队没有出兵支援所致。
虽然在此之前已知悉此情，但本书的的记述详细而扎实，更令人深信不疑。
为西路军翻案，是李和徐向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
这既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也为许多心存冤屈的西路军战士，特别是那些千里逃亡途中被打散后的幸存人员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如果李和徐没有成为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有些事情的真相可能会永远埋没掉；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正因为他们后来成了重要领导人，也许另有一些真相至今仍未能公开。
本书的优点是记述详实，行文生动，重大事件基本可信。
传记透露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有些记录是以前不易看见的，如：过草地时红军曾经吃过人肉；曾在祁连山对那些对人类毫无防备的野生动物痛下杀手；红军占领的地方，老百姓不堪其苦，纷纷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李先念至少有过四次婚姻，几乎都是因“性格原因”而分手……又如：29八里湾有四千余农民开会举行暴动，四处杀土劣，烧土劣的房屋，甚至不论男女老少，以致南路一带土劣纷纷逃命。
——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
其一，农民暴动，对“土劣”无论男女老少一并杀死，自然有许多无辜百姓成了刀下冤魂。
其二，1949年以后发生的土地改革、斗争地主、文革，可能正是如此极端思想和行为的延续和扩大。
43（1930年）四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将大别山区周围的十七八个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区，成立鄂豫皖特委。
鄂豫皖根据地至此正式形成。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得名及得名时间的说明。
43从县到村，一哄而起，大办集体农庄或共耕共获区生（吃大锅饭）。
422一九四二年夏秋之交成立的中共安应县委和县政府，制定了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全县修塘堰一千零六十四处，筑河坝一百一十座的水利建设计划，并于一九四三年春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千塘百坝”运动。
——这两段话，表明大跃进、大锅饭、人民公社都是有传统的。
本书不少地方以春秋笔法透露了重要信息（内幕），细心的读者不难形成如下印象：新四军与八路军之间存在相互轻视和疑忌；新五师与新四军军部之间存在隔阂，政令难通；新五师是“合股公司”，内部不和；李先念差点落得与高敬亭同样下场；中央对李先念的新五师不信任甚至准备实施大清洗（幸好中央特派员郑位三比较冷静）；西路军的三个军之间存在实力差距，李的三十军实力最强；西路军的两个高级将领王树声与李先念不和（王曾是李的上级，后来是李的下级）；红军长征转战期间，没有也不可能严格执行纪律，祸害百姓、破坏民族团结的事经常发生；李如果整风时在延安，将会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劫难逃；毛和中央随时准备牺牲掉中原解放军，在中央眼中，中原部队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过河卒，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全局而牺牲自己；独二旅为护中原部队转移几乎全军覆灭，但完成任务后即将按计划撤退东进时，中央又命令其返回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致其彻底失败（由当初的六千人到后来的三百人。
）；中原军区留在原地必死无疑，而（根据国共协定）转移防区（逃亡）则是非法的；从实际结果看，国军对共军中原部队的围歼事实上是成功了，突围，只是延长了中原部队覆亡的时间。
新四军的覆亡同样如此：如果遵守统帅部的命令转移到黄河以北，可能遭日军围歼；不遵守统帅部的命令转移到黄河以北，则属违抗军令，贻人口实，必遭国军围歼。
但新四军的覆亡，对本党和本军的震动，比中原部队的覆亡要大得多。
其实西路军的覆亡才是中共军队最惨痛的历史。
本党部队撤离川陕根据地，使当地百姓面临血光之灾；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四进四出，使当地老百姓遭受最惨痛的磨难；遭受蹂躏的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并不比对白军更好，他们哭告无门，两头受罪；在咱们的队伍，特权无处不在，人人平等竟是一句空话：战士们连草鞋都没有穿的，甚至赤着脚穿山越岭，而李有专属的马和骡子；战士们吃草根甚至连草根都没有的时候，李依然有专供一人享用的炒面；战士们全是光棍，李和一些高级将领却都带着夫人行军，而且，李在战争年代，至少换了四个夫人；在中原部队突围后的最关键时刻，郑、戴等高级领导人却得到中央的指令和帮助化妆逃离险境，在西路军陷入灭顶之灾时，陈昌浩主持的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最高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回延安报告……另外，从335、460、477、541、672页的照片看：郑位三、王震多草莽之气，陈毅、粟裕诸人，则有大将风范；李可算一员战将，但非大将之才。
作为李的老乡，我对他的一生行迹有着比较深切的关注。
李在解放后，曾做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工作。
但他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在协助华、叶、汪诸人抢先一步策动宫廷政变、“粉粹”四人帮集团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而据赵子阳口述自传《改革力成》和《李先念传》（194-1992）透露，捌玖之夏，李在邓作出京城戒烟决定及由此而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说“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或当重写。
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
这时候，我在网上看见了何存中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出版了。
何存中是湖北浠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冈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此前看过他的小说，特别是多年前看过他的一篇散文，印象深刻。
《太阳最红》讲的是黄麻起义和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故事。
我当即买了一本，看得很仔细，很投入，作了13000余字的阅读笔记，并写了8000多字的书评《太阳为什么最红》。
何存中与刘醒龙都是大别山人，都是知名作家，都是熟悉鄂东这片土地的作家，这两本书描述的都是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
因此我将《太阳最红》与《圣》作了一个比较。
前者以鄂东革命歌谣为各章的引子，后者以《黑暗传》为情节推手，这使两本书都具有较为浓重的“史诗”意味。
我以为，后者处理起来更难些，花的心思更多些。
而前者对方言的发掘和运用，要胜过后者。
两本书对红色革命的描述和反思都有独到之处，胜过《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连心锁》等“红色经典”。
在何存中和刘醒龙的笔下，革命不再是红与黑、对与错、是与非那么简单明了，因而对革命和当时人物的评价，也不应过于简单和粗疏。
我非常佩服何存中先生这本书的结尾：“傅兴垸和石槽村的村干部，都是傅姓和王姓的子孙当。
傅姓和王姓达成默契，清明时节，不在同一天上山祭祖。
有人来采访，问起过去的事，双方都不说。
他们说，书上有，书上都写着哩。
于是就请，请你到垸里去喝酒。
”这样的结尾使本书的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厚重，历史的复杂吊诡更加让人沉重和感叹。
但是，总体而言，如果说《圣》失之复杂，那么《太阳最红》则失之简单。
——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略显简单。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太阳最红》只有30万字，而《圣》有100字，为什么《太阳最红》历时四年，而《圣》历时十年（先前的新闻报道说是十年，后来刘醒龙自己又说是六年。
前者可能是炒作的需要，后者应比较真实）的缘故吧。
如果刘醒龙先生能够再花一年时间将《圣》压缩到60万字，它的份量将超过1949年以来多数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
同样，如果何存中先生能够再花一年的时间，将《太阳最红》扩展到40万字，那么，它的成就或可与《圣》并驾齐驱。
据悉，《圣》已被拍摄成40集电视连续剧，于10月22日在安徽卫视播出。
2009年底，我把《太阳最红》的读书笔记寄给何存中先生，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2012年春天，我去黄州会晤好友丹青引，经他引荐见到了何存中先生和文学评论家夏元明先生。
两位都是文化名人，都是性情中人。
另外还有胡靖（醉雪堂）先生，也是一个有才而有趣的文化人。
我们在丹青引的画室中高谈阔论，当然我主要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参与其间。
何存中先生谈到了与《太阳为什么最红》有关的话题，他收到了我的信，并且印象深刻。
何存中先生本是黄冈人，对大别山革命历史有所了解。
2005年曾在麻城市委宣传部挂职任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一定详细地查访过大别山红色革命的历史，在《太阳最红》之前，他还出版过另一部长篇小说《姐儿门前一棵槐》，该书以陈再道将军及其前妻为原型，以独特的鄂东方言为载体，讲述了一个真情而感伤的爱情故事，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也反映了大别山地区惨烈的历史。
《姐儿门前一棵槐》本是一种民歌，有人说是陕南民歌，有人说是大别山民歌。
我听过其中一种，与红安话非常接近，据说是罗田话，但又有点像英山话，总之我这个黄冈人听起来十分亲切：姐儿门前一棵槐手扶槐树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哥喂，不好说是望郎来哥儿门前一口塘望见乖姐洗衣裳忙槌捶得碰碰响手儿洗得白如霜妹子哟，欠死几多少年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