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地税合并怎么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身边的人和事生于九十年代的我，无法想象父辈们所经历过的日子，却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时间流逝，不知不觉，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凡，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繁荣富强、世界文明之路。
三十年前，我的家乡红城人民还穿着颜色单调布料粗糙的衣服，人们还吃着不可选择的供应粮，可如今全变了。
以前坑洼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一辆辆“奔驰”“本田”替代了那些破旧的自行车，吸尘器吸走了扫帚，绿色食品割舍了人们对大鱼大肉的眷恋，时代在进步，我的家乡也在进步。
那当初狭窄的街道如今已改建成宽阔繁华的步行街。
逛街逛累了，街中心还有长长的休闲椅让我们歇歇脚；以往过年过节时才能见到的热闹景象，现在已不稀奇了。
大街上、农贸市场、超市里，到处都是购物、玩耍的人，好象每天都是过节一样
那时的学校很多都是一座座破旧的土木结构房屋，土墙斑驳脱落，窗户上一块玻璃都没有，一到冬天，呼呼的寒风凛冽刺骨，遇到下雨，雨点从破瓦片上的窟窿里落下“滴答”的声音与朗朗的读书声凑成了不和谐的曲子……往事不堪回首，自从改革开放后，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泥泞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路的两旁都种满了花草树木，蜜蜂在唱歌，蝴蝶在跳舞。
孩子们也坐在舒适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不再有寒冷之忧。
我们的祖国日益富强起来，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
九七年香港回归，九九年澳门回归，零八年黑瞎子岛的回归使中国成为了陆地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在非典、百年不遇的南方罕见雪灾和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面前，中华儿女们众志成城，击败了种种困难。
体育事业也蒸蒸日上，自从许海峰摘得奥运首枚金牌之后，中华体育健儿自告奋勇，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就是靠着这股力量，中国荣幸地成为了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举办国家，中华人民也成为了奥运的主人。
同时，也向外国人证明了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
随着科技的不断提高，神六、神七在世界人民的欢呼声中，带着中国人盼望已久的心愿升上了天空。
改革开放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幸福，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坚信，祖国的未来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个人所得税毕业论文范文。
个人所得税分析论文个人所得税论文中国个人所得税“十二.五”期间改革问题研究摘要：分析了中国当前热议的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针对个税调节的局限性，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措施，通过扩大居民纳税人和征税所得的范围，建立与综合税制相匹配的个税申报制度，为纳税人设立独立的税号，进一步完善税前费用扣除标准等，来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并积极推进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收入分配两会期间，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当属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在对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原因深入分析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热点问题。
一、个税制度的缺陷制约了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税制体系中开征最为普遍的税种，一般认为个人所得税除了取得收入任务之外，它还担负的特殊任务，就是调节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而言，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看，后一方面的功能显得更为重要。
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体制、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差距会因为市场竞争和制度的缺陷而逐渐拉大，如何利用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达到社会公平，成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要目标。
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个人所得税在功能发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人所得税的立法意图就很难实现。
问
税收特征中其核心是什么
公共选择：税收的核心含义\ 税收决策应当通过公共选择加以进行，这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
说白了，即公众作为纳税人掏了钱，就应当由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公共决策机构）说了算——诚如发达社会公共的钱袋子掌握在国会而非政府手中。
公众通过其代议机构，决定究竟花多少钱用来购买多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由此，决定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配置以及相应税种和税率。
所以，应当是公众的公共选择而非政府的决策可以体现税收合理的配置功能。
\ 只有税收特定的公共选择完成后，才谈得上政府加以执行的问题。
这一程序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就更应当努力靠近这种程序，而且宪法不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了吗
假如某个政府的领导人面对一个公共决策的最高权力机关说：“我们终于取消了某某税种”，这种做法正常不正常，对不对
从程序上讲肯定是不对的。
正当的程序是，首先由最高公共决策机构做出并通过取消什么税的决议或议案，然后让政府去执行。
\ 如果关于税率和税收用途的决策没有体现公共选择的意愿，其结果则是令人难堪和令人沮丧的。
记得樊纲在2000年某期《经济研究》的发文中，针对当时政府以大量财政资金用来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透析）和为其提供资本金（输血），曾感言：总要有人为此“埋单”。
当时，他并未指出由谁并以何种方式“埋单”。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当然是由公众付费的。
不过，付费的方式显得较为奇特。
打个比方：公众作为纳税人，总共依法交纳了2万亿的税，原本可以消费到等额的公共品。
由于抢救国有银行这些“危重病人”花费了1万亿元，那么公众只能获得1万亿真正需要的公共品了。
原来，公众是以在公共品的购买过程中花了“冤枉钱”的方式而“埋单”的。
那么，这桩“买卖”公众到底是否愿意呢
\ 也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才会出现一方面税收增加很快而另一方面百姓抱怨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太少的“悖论”。
近来，社会大众对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诟病，难道不正说明了对于政府强卖公共品（缺斤少量、供非所求）的不满吗
所以，税收及其用途的决策不是通过良好的民主程序下的公共选择，吃亏的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税收用于抢救大型国有银行，算是万幸了，因为绝大部分百姓从嘴里抠出的钱都存在这些银行里，一旦这些银行倒闭了，百姓就会血本无归。
如果税收让各级政府用来追求GDP政绩或搞形象工程，那么百姓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GDP这玩意儿太能哄人，说的极端些——纯粹挖个坑，如果由政府开支，就会造出GDP，说不定数额比政府开支还要大（由于乘数效应）；再把坑填上，又将增加GDP。
一来一回，什么效用也没有，GDP却增长了一大截。
这倒解开了存留在我心中许久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中国还是在国际竞争的长跑中晃晃悠悠，似乎像韩国这样的“小个儿”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
若是从前，又不知会道出几遍“亏对列祖列宗”来
\ 看来，税收及其用途真的需要公共选择了。
那么，可否请经济学家替公众算一算究竟应当上多少税、让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品呢
很无奈，经济学家充其量知道些诸如最优解的条件等等，尽管有些末流的所谓“大家”总喜欢当众摆弄手中的算盘。
其实，适当的税率和公共品的品种与数量，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良好的公共选择程序（或民主程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出来的。
所幸的是，在发达社会，公共选择的结果至少不会长期偏离公众的意愿，因为合法程序下政党的轮替和政府的更迭将有助于保证这一点。
\ 除配置功能外，税收还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发挥，仍应当通过公共选择。
就拿税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来说，比如有一排路灯，你我都享受到了，但是我们花的钱是不一样的，由于我比你富，根据累进的所得税制，所以我多花了钱，这就是物品配置当中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而转移支付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再分配。
那么什么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合适的呢
\ 假如在一个静态的个人偏好无差异的社会，且存在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遵循的不是帕累托标准而是补偿原则，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安排则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所有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均等化——绝对的均贫富。
道理很简单，富人失去一元所减少的效用要比穷人得到一元钱所增加的效用要低一些。
那么，为什么人们通常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再分配呢
从动态来看，这一安排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将会失去动力而不会努力去赚钱，社会也就无法进步了。
所以，合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势必要在现在与将来的社会福利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 显然，由政府决策而非公共选择来追求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政府可能会迫于眼前的形势，放大部分民众的诉求，施出某种“小仁政”来。
由于目前的舆论造出来了一种仇富心理、一种原罪说，就是穷人要求对富人进行无限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对此，尤其一个国家在发展和转型初期是应该谨慎对待的，如果决策不当，等于是“杀鸡取卵”。
当然，要求富人承担相对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绝对不能造成一种原罪说，把富人的收入增量全部均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所有的草根百姓不利。
\ 联想到近期出台的税收政策，颇感不安。
即使不对税收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加以探究，我也很难弄懂——为什么全国只有年应税收入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
如果要进行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为内容的税制改革，那么试点应当选择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如果想要公民牢固确立依法纳税的观念，最好先由政府官员做起。
看来，从富人那里进行试验，总能捞得些油水，试验所带来的净收益将会更大。
但愿这一举措不是原罪说和社会仇富心理的一种折射。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福利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社会有何异同
1、最本质的不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收富人的税并向低收入人群实施的。
不同收入人群所缴的税款不一样，税款再分配到各级福利单位并进行分配。
中国的福利是由国家财政下拨到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下发到各级社会福利职能部门。
而中国实施的是隐税制，各种商品都包含税费，无论收入高低同一种商品所缴税费都是一样的，这样造成，大部分的福利资金都是由低收入人来承担。
2、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有明确的实施方法，有些国家的政策十分苛刻，但覆盖面很广。
他们的福利政策更体现了人文和社会责任。
同时，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保证。
中国的福利制度基本上还是体制内制度，非公有经济，非公务员很难享受到。
同时，实施部门为政府机关，基本上也不受法律监督所以近年社保挪用案件频频发生。
另外，由于社会福利是一种政府职责行为，所以，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中管理运营费用很低，而中国的福利体制中，所有人员的开销都是从这里面扣除的，额外消耗相当巨大，甚至有的拨款还不够工作人员的成本费用。
3、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本着公开透明开放自由的原则，群策群力共同发展。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封闭的体制化制度，基本上独立暗箱动作。
即不接受体制外人士的参与，也不会支持任何非公组织的行为，是一种十分彊化和粗糙的福利制度。
4、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更注重实效和受助人的意愿，保护受助人的隐私。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有着紧密联系的关系，不但受助人要被公开个人身份，还要到公共传媒上发表对政府的各种感言。
经常看到衣衫褴褛的受助人痛哭流泪，甚至屈膝下跪在各色地方电视台的镜头前，这种特殊的“关怀”也是中国福利制度所独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