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式是什么意思拜托各位大神
柏拉图才思敏捷，研究广泛，著述颇丰。
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有40多篇，另有13封书信。
柏拉图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很多是以苏格拉底之名进行的谈话，因此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柏拉图的思想。
经过后世一代代学者艰苦细致的考证，其中有24篇和4封书信被确定为真品，主要有： I《伊壁鸠鲁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篇》 《斐多篇》 II《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智士篇》 《政治家篇》 III《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 《飨宴篇》《斐德罗篇篇》 IV《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 《高尔吉亚篇》 《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理想国》 《苏格拉底的申辩》 《理想国》 《巴曼尼得斯篇》 柏拉图伪作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下著作被认为是后世伪托的作品： 《米诺斯》（Minos）《欧律克西亚斯》（Eryxias）《泰戈斯》（Theages）《克里托芬》（Cleitophon）《爱人》（Lovers） 柏拉图的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严密细致，内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柏拉图名言】 ·在短暂的生命里寻找永恒 ·爱是美好带来的欢欣，智慧创造的奇观，神仙赋予的惊奇。
缺乏爱的人渴望得到它，拥有爱的人万般珍惜它。
·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尊重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
· 时间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
· 拖延时间是压制恼怒的最好方式。
· 初期教育应是一种娱乐，这样才更容易发现一个人天生的爱好。
· 人心可分为二，一部较善，一部较恶。
善多而能制止恶，斯即足以云自主，而为所誉美；设受不良之教育，或经恶人之熏染，致恶这一部较大，而善这一部日益侵削，斯为己之奴隶，而众皆唾弃其人矣。
·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
· 最有美德的人，是那些有美德而不从外表表现出来，仍然感到满足的人。
· 好人之所以好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人是愚蠢的。
· 一切背离了公正的知识都应叫做狡诈，而不应称为智慧。
·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快乐的了，虽然他们在生病之前并不曾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
· 我们应该尽量使孩子们开始听到的一些故事必定是有道德影响的最好的一课。
· 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
· 只有死者能看到战争的结束。
有空百度查一下
柏拉图的经典语录，作品，柏拉图永恒的详解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
纪念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逝世201周年。
一 时代背景和政治倾向诗人海涅说过，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康德的一生，是讲堂书斋的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重要的现实活动。
康德(1724)出生在一个祖传制革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财产很少。
他读完大学后，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三十一岁才取得编制外的讲师资格(不由学校付薪俸，而直接向听课学生收费的讲师)，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
由于他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名气逐渐大了起来。
但上层社会对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是歧视的，直到他四十六岁时始任教授。
康德讲授过大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数学、理论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等等(康德对人文科学也熟悉，对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均有了解。
例如，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国的老子哲学和“童叟无欺”的商店招牌)，发表过许多自然科学论著。
康德体弱，终生独身，经常为疾病担忧，不喜变动，极少离开故乡，多次辞退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和外地著名大学的聘请。
晚年，他因几篇宗教论著遭到官方警告。
康德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保证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问题的讲演和文章。
他说，“为了别嫌，我保证从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课题中撤回，不作公开讲演，也不再写文章，这是我的誓约。
”(1794年10月12日给威廉二世的申辩信)但威廉二世一死，康德就继续发表关于宗教的论著，认为自己上述“誓约”已自动失效。
康德曾说：“对自己内在信念的否认或摈弃是丑恶的……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沉默却是臣民的义务。
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必须把全部真实都公开说出来。
”(《康德全集》第12卷，第401页，科学院版。
)他还说：“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1766年4月8日给孟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我知道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知道”(1765—1766年康德讲课说明)，等等。
这些话，画出了康德对黑暗现实深怀不满，但无法公开反抗的处境和状况。
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德国还没有法国革命那种现实条件，处境和地位都甚低微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有用沉默和迂回的方式来进行抵抗和斗争。
康德是喜爱交际，谈笑风生的。
他的许多著作通俗活泼，生动有趣，材料丰富，充满了各种经验之谈，并富有论争气息。
不过他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则正好像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那样：重复、冗长、呆板和枯燥。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有似他的外表生活，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却反映了他那个动荡的时代。
那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年代，那是法国革命暴风雨就要到来的年代。
康德虽然在讲堂和书斋中度过了一生，却一直是世界形势和社会斗争的密切关怀者。
(康德1759年10月28日给林德耐(J.G.Lindner)的信中说：“我每天坐在讲堂的铁砧旁，抡着我重复讲课的沉重铁锤，打着同一个韵律。
一种更高的欲求时时刺激着我，想要超越这些狭隘的领域;但事实上，穷困的厉声威胁常常立即驱使我回到艰苦的工作中去。
”康德并不安于他那每周28小时教课外加讨论的繁重枯燥的处境，但当时的环境只能使他把自己的欲求引到课堂的“艰苦工作”中去。
)他非常注意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趋向。
法国大革命前，矛盾重重，社会动荡，思想界山风满楼，强烈地袭击着康德。
他因看卢梭的《爱弥儿》而打破了奉行终身的作息制度，是哲学史课堂上常要讲到的传闻逸事。
与当时德国的进步人士一样，康德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并表现在他的哲学沉思上，构成了康德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德国当时的现实是十分落后的。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处在许许多多封建小王国、公国和城市等四分五裂彼此独立的局面中。
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市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非常软弱，政治上十分怯懦，屈从于封建容克地主。
专制官僚制度压迫着广大人民，也迫害着进步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当时的德国状况：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
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
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
……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33—634页。
)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52页。
)康德哲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
它反映了在落后的德国现实中还不成形的、非常软弱的市民—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益和愿望。
康德哲学是德国早期市民—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反应。
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00页。
)。
这是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
它指明，康德哲学既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反映了德国落后的社会阶级面貌。
康德哲学是法国政治革命的德国思想升华。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像宗教、哲学这些“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与社会经济基础，与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的，而政治就是这种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
康德哲学的这种时代、阶级特征，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以鲜明的形态表现出来。
康德很早对社会政治问题有兴趣，六十年代他读卢梭，写了有关的笔记。
“批判时期”和晚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对宗教、历史、法律、国家、世界和平种种问题作了论述(参看本书第九章)。
康德哲学的一些研究者经常忽视或避开不谈这些论著，特别是不把康德在这些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与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
(这是占支配地位的主要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把康德哲学予以政治漫画化。
如汉斯·萨讷(Hans Saner)《康德的政治思想》(1967年)一书认为：“从一开始，康德的哲学作为整体也就是政治哲学”;康德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内核，是他哲学化的主题，他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其政治思想的预备而已，政治(由对抗走向和平)弥漫了康德所有作品。
康德的哲学被说成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索引。
这种论点似颇新颖，但并不符合实际。
)康德作为哲学体系的自觉构造者，他的政治观点是其整个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他的哲学(例如伦理学)密切相关。
看来是如此抽象和晦涩的康德哲学，仍然有其现实生活的根源。
康德所采取的社会立场和政治路线是决定他的哲学面貌的重要因素。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
他在思想上强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人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应该经常是自由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什么是启蒙》))。
在政治上，康德反对封建世袭财产和专制政治制度，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代议制共和政体，明显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详见本书第九章)。
他赞同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革命也表同情，认为这个革命在人心中“唤起热烈的同情”。
许多人在革命中无私的牺牲，在康德看来，是表现了人类种族具有趋向于理想的道德素质，指示了人类历史、道德的不断进步。
他把法国革命看做是道德原则的外在实现。
康德说，“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纯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
金钱报酬便不能够使革命的反对者们能激起那种热情和那种心灵的伟大”(《系科之争》第3篇);“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将永不会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考察过去的事件过程所能想到的进步倾向和力量。
……即使我们上述事件背后的意想的目标目前没有达到，即使人民革命或立宪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其力量”(同上)。
这表明法国革命对康德确有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康德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又是反对任何革命的。
康德认为，法权本身既来自公众意志，如果允许暴力推翻，便自相矛盾。
任何坏的政权也比使人退回到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中去的革命要好。
康德强调，改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立法者自己的改革，而不能通过人民的革命(见《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
参看本书第9章);人民可以抱怨、指责，可以有“作为学者向公众指出当前制度的不合适的自由”(《什么是启蒙》)，但没有革命、造反的自由。
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护者”(《论俗谚：道理说得通，实际行不通》(以下简称《论俗谚》)Ⅱ)，但即使是笔，也仍然没有鼓动革命的自由，“仍不得超越尊重现有制度的界限”(同上)。
康德经历过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二世(1740—1786)的统治时期，这位国王自命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人。
这使康德认为，“使一个国家满足它的制度的最好方式是专制地统治，而同样又有一种共和的姿态去治理，就是说，在共和主义的精神下去治理”(《系科之争》第3篇)。
康德在理论上并不赞同君主专制，但又希望开明君主领导以实现共和。
他不主张革命，而主张进化，用进化来代替革命。
所以，康德尽管曾被人看做激进的雅各宾派，他的政治思想倒恰恰是反对雅各宾革命专政的。
与当时德国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康德开始时同情法国革命，而后就被雅各宾专政吓倒了。
康德说，“我们亲见这场极有才华的民族的革命在我们面前进行，它可能成功或失败。
它充满如此的悲惨和恐怖，以致任何善于思索的人决不会再以这样的代价来决心从事这样的试验了。
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它在未卷入其演出的观察者心上，却唤起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同情。
”(同上书，第2篇)。
这段话很生动地表达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心情：既非常害怕它，又非常同情它;害怕它的暴烈手段，同情它的基本要求。
因之，向往共和，反对专制，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这就是康德所采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213页)这种政治倾向在根本上决定了以康德开头的德国哲学古典唯心主义与法国唯物主义根本不同。
恩格斯说，“正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啊!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
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页)霍尔巴赫、拉美特里、爱尔维修和卢梭等的著作，经常是在国外发表或匿名出版，许多作者被迫流亡。
而康德、黑格尔则始终占据着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教授职位。
前者在著作里勇敢地高喊：“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
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专制权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专制制度决得不到它所压制的人民的认可”(霍尔巴赫(Holbach)：《社会体系》第2部)。
后者则认为：“无权暴动，无权反叛，更无权对君主加以暴行或处死”(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
参看本书第9章);“自由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诞情形实在可怕”(黑格尔：《康德哲学论述》，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页。
(原文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第3部内));“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3页)，清楚表明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遵循的是鲜明不同的政治路线。
这种不同，还特别表现在对待宗教(当时斗争的焦点之一)的问题上。
霍尔巴赫公开宣称宗教是人类进步的死敌，痛斥君主支持宗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康德仍要保卫宗教的权威，要求人们信任上帝，只求某种改良。
即以遭到官方禁止的康德最激进的著作《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而言，这本著作发表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却只是它的苍白折光。
对宗教的理论和态度，可说是政治和哲学的联结环和中介点，它一方面是当时政治斗争敏感的一环;另一方面又是当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阶级特征和政治路线不同，以拉美特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唯物主义，便大不同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这只是就大体情况和基本倾向讲。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是否直接赞同暴力革命以及革命是否会赞同他们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例如霍尔巴赫在实际上也是反对革命，害怕人民的暴力“骚动”的。
而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左派马拉等则坚决反对和驳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罗伯斯庇尔曾打碎爱尔维修的塑像。
现象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前者是明朗、确定和勇往直前的，后者是抽象、含混和异常晦涩的。
从哲学两条路线上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与法国唯物主义相对抗的。
德国古典哲学采取了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但如同在政治上要求公民权利、代议制度、反对封建世袭等经济政治特权一样，他们的哲学包含了大量合理的内容，并且其深刻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法国唯物主义。
而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也恰恰正由于野蛮而凶狠的封建统治和落后与困难的现实环境，使这些哲学家们只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是让行动而是让精神作自由的抽象飞翔，在深远的思辨(哲学)和激情(诗和音乐)中，去达到那些沉溺在现实活动中的人们所不能达到的空前高度。
但这，也同时使他们的哲学经常处在一种尖锐的矛盾中。
在黑格尔，是辩证法与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在康德，则表现为一种二元论的突出特征。
康德一方面强调启蒙，强调科学，认为上帝存在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但另方面，他又要给宗教保留地盘，把上帝存在推到信仰领域。
在康德哲学中，科学与宗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经验材料与先验形式等等截然二分，无不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点。
二 思想资料除了现实生活的根源之外，还有思想上的来源。
康德自称是休谟把他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沃尔夫(C.Wolff 1679—1754)本人虽然拒绝“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这种提法，但他确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体系化者。
他的严格唯理论哲学在当时德国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很大。
康德讲到形而上学独断论时，心目中主要就是指沃尔夫。
独断论亦可译作教条论、教条主义。
)的独断论中唤醒的。
他在其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多次提到洛克和莱布尼兹，第二版中又强调批判巴克莱和笛卡尔。
康德哲学承上启下，从已经积累的哲学资料出发，总结、分析和批判了前一代的欧洲哲学，并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新问题。
它标志着欧洲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
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
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体系。
”(《大陆上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88页)下面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与康德思想来源直接有关的欧洲近代哲学，这主要就是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
培根(1561—1626)和笛卡尔(1596—1650)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哲学的创始人。
培根提出了重实验、重经验事实的归纳法，成为英国经验论的先行者。
笛卡尔则以“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一切事物均可怀疑其是否真实，但我在怀疑—我思这件事清清楚楚无可怀疑，从而“一个在思想的我是存在的”也就无可怀疑)，重理性、重演绎，要求从所谓“清楚、明晰”的原理推出一切知识来，成为大陆(法、德、荷兰等西欧国家)理性主义(即唯理论)的带头人。
笛卡尔认为，像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类的数学，便是“清楚、明晰”、绝对可靠的先天理性知识。
唯理论者追求认识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把这种真理性归纳为“天赋观念”之类的理性。
斯宾诺莎(1632—1677)认为：“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人如何指导心灵，使它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斯宾诺莎：《理知改进论》丙。
)去进行认识，“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9页。
)。
他认为，从感官知觉得来，不依理知秩序呈现的一般经验，是不可靠的、虚妄的知识，它们只给人一些偶然的迹象，不能获得真理。
斯宾诺莎企图从所谓“先天理性”的“自明公理”推论出一切必然的知识。
对康德有巨大影响的是唯心主义唯理论者莱布尼兹(1646—1716)。
莱布尼兹认为，宇宙是由许多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精神单子所构成，它们是“内在活动的源泉”、“无形体的自动机”，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和力的能动性。
作为这种能动性的高级形态的“理性灵魂”或“精神”，则使人认识必然真理。
在莱布尼兹看来，动物的认识全凭经验和联想，而人的认识则凭天赋的理性，以得到如数学那种必然的知识。
他说，“只有理性能建立可靠的规律……在必然后果的力量中找出确定的联系。
这样做常常使我们无需乎实际经验到影像之间的感性联系，就能对事件的发生有所预见，而禽兽则不然。
”(莱布尼兹：《人类理知新论·序言》，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04页。
)感觉论者本有句名言说，凡存在于理知中的东西，无不先存在于感觉中，莱布尼兹说他同意这句话，但要补充一句，即理知本身除外。
莱布尼兹认为，只有理知才提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推理的真理”，像实体、因果这种概念决不能在感性经验中获得，感觉只能提供偶然的不可靠的事例或“事实的真理”。
莱布尼兹把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来源和标准，归结为所谓先天理知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外界对象只不过起一种“唤醒”作用而已。
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是获得普遍必然的“推理的真理”的规则，而所谓“充足理由律”则是“事实的真理”的依据。
凡事实都有原因，而无穷系列的最后原因或“充足理由”便是上帝。
总之，上帝、理性、形式逻辑成了一切真理的渊薮和寻求真理的根本方法。
笛卡尔用心理学为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作证(由人们具有完满观念来推论上帝的存在)，莱布尼兹也接受这种看法。
这就显示出：唯理论否弃经验，单凭理性，实际上并不能区别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宗教，他们追求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实际上并不都是真理，有些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与近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原来为反抗盲从教会要求挣脱宗教桎梏而强调理性的唯理论，随着科学的进步，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康德对这一点感受很深。
怎样教育孩子，
如你想念我，您好
您的提问非常好
确实，现在很多家长、老师甚至孩子本身都存在类似这样的家庭教育方面的疑问，都希望能找到最合适的学习教材和教育方法，培养好孩子的学习生活习惯，让孩子能积极主动地学习、健康快乐地成长，从而达到提高孩子综合素质的目的。
然而，孩子终归是孩子，就好像一棵小树苗，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培育就很容易东歪西倒、难以成材，凡是小孩身上总有些性格和行为上的缺点、偶尔犯一些小错误，的确会对他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实有利于教育孩子的方法有很多，你需要仔细考虑和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教材、建议也可选择观看适合自己的家教视频节目，这样综合起来才能对症下药、行之有效。
看了以下分析和推荐的网站视频资料，相信您就能从中得到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启示了。
由于在现时的社会大环境、应试教育模式和接收西方开放式教育等重重因素影响下，我们的孩子就像生活在一个大染缸里一样，很容易就被染污了，沾染上某些不良习气，例如娇横任性、叛逆不听话、不诚实、上网成瘾、打架、厌学、好动、注意力不集中、上课不专心等问题，尤其是处于幼儿及青少年阶段的中学生情况更为严重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正孩子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各种错误行为。
虽然教育孩子的方法很多，有的人采取虎妈狼爸式的教育，还说是“赢在起跑线上”，人的一生其实是马拉松式的长跑过程，即使赢了起跑线，能跑多远、坚持多久、谁笑到最后还是未知之数，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因而个别人所谓虎妈教育的事例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不值得崇拜、学习模仿、甚至广泛推广，这样教育会给绝大多数孩子造成永久的、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不堪回首的童年就是这样导致的
如果打孩子进行体罚教育，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将来会报复到年老的父母和孙子那一代人的身上，所以暴力方式的教育害人不浅啊
相反，反而是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更显得重要。
想要从根本上教育好孩子，培养孩子学习和生活上的良好兴趣和习惯，建议您赶快让孩子喜欢上《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 入则孝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 须顺承 冬则温 夏则凊......（多读一定能提高孩子的责任感和启发孩子的智慧）。
您看，这真是一部“大孝经”、一位最好的家教老师
写得多好
琅琅上口，易读易教，网上还有很多视频故事教学素材，有多个版本适合各阶段孩子观看。
作为父母，只要您愿意多些鼓励孩子和您一起观看（这个很重要，您喜欢看能带动他的兴趣一起看，孩子天生好奇、易受他人影响），一定能让您的孩子喜欢上她，如果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努力去做、尽量落实里面的教诲，何愁不能教育好孩子呢
同时，您的提问涉及到广大家长和老师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决的青少年儿童思想品德、行为语言和学习成绩的家庭教育问题，家长的正确教育引导在孩子的健康成长教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平时的家庭日常生活中，诚挚推荐各位家长和孩子们观看陈大惠老师策划监制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大型公益论坛系列纪录片《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又名《弟子规说明书》），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关于德育与家庭教育的免费网络资源，能在快乐和感恩的氛围中感悟人生的真理，有助孩子提高健康成长学习进步，认识灾难事故因何发生，能做到趋吉避凶，真实不虚
能针对孩子身上的各种问题对症下药、是一剂治疗良方
当中一定有您需要的答案，也是我们做家长长辈学习的有力教材，的确是难得的家庭教育经典节目
这个节目里有许多精彩的事例分析，探讨解决孩子教育的种种方法，真是我们和孩子的一位最佳的、一对一的家教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教育网络资源，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对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极大的帮助。
生活中，小孩甚至大人都容易出现没有恒心、悭贪、叛逆不听话、上网成瘾、早恋、依赖性强、注意力不集中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不是能从某个简单方法或措施就能从根本上教育改正过来，变成一个孝顺听话的小孩，而是需要我们全面而系统地进行家庭教育，从根本处下手才能治标又治本。
这部片里面有很多专家、老师、家长亲身说法、以其独特的心得体会向大众汇报，启示家长的教育观念会直接地影响到孩子的家庭教育，所以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看，从小接受的家教会影响小孩子的终生，从中一定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片中有一句经典的警世名言：人是能教得好的
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
可见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可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种种现实状况是：社会诚信严重缺失
各种媒体的夸张渲染、错误引导，孩子成长的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和染污，要做好家庭教育谈何容易呢
家长是越来越不好当了，说实话，很多家长也不会如何当家长，就将小孩出生到这个世上，将很多的教育责任都推给了学校和社会，然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很多成长经验是需要家长言传身教的，推卸责任的话怎么能将小孩教育好呢
确实悲哀啊
而我们做子女的往往不能理解父母的心意和真实体会，只图自己的方便和享受，说实话，真是有点大逆不道啊
到哪一天我们都为人父母了，才能真正领悟这种感受，但往往为时已晚，哎...很多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所谓代沟，都是因为一代一代的接受的教育脱节了，没有很好的连贯所造成的，现在的人太多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只顾自己的享受而妄顾他人的感受。
我们必须知道，一切教育要从根本做起，就像树要有根才能长树干树枝和树叶，才能枝繁叶茂呀，如果丢弃了根本的德行教育，其他的都只是空中楼阁。
在此，推荐各位有缘的朋友，无论看过或没看过的也好，都敬请尽量抽多些时间观看大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优秀论坛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可以在百度视频或者优酷土豆搜索播放），但愿看过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真实不虚的利益，并且继续利益他人，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和谐共存的社会大环境。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和启示。
衷心祝福您
收起评论 | 0 0自荐为优质答案
苏格拉底要为自己的死负责么
死前他说:去死还是去生,我选择我自己的路,让活着的人去猜测吧
骆家辉离任前说了什么
我很高兴在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结束前重返人民大学。
我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访问各大学。
我感到特别高兴得是，去年能在这里举办模拟法庭竞赛（Moot Court competition）期间发表讲话。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我将很快回美国与家人团聚，这样我的两个大孩子能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
把整个家搬回美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作出的决定。
我妻子和孩子们对于离开这里感到难过；中国人民一直非常热情和友好。
我们一家人对我们祖先的国度有了一些了解和探索，令人感到欣喜和激动。
在离开中国前，我想谈谈一些对我和中国都特别重要的话题：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形成不断进步和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和言论自由共同有助于美国成为如此成功、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充满活力和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
让我先谈谈法治。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从做一名律师开始，在我的家乡华盛顿州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当了4年的刑事检察官。
我负责起诉被控犯有入室盗窃、抢劫、贩运毒品和谋杀的人。
我对法律的热情继续贯穿我职业生涯的始终。
我曾短期当过兼职法官。
作为华盛顿州州长，我的工作经常涉及法律事务。
根据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不论是入室盗窃的小案件，还是涉及生死的检控，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假设无罪。
此外，所有的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之辈——都享有公平的机会，受到平等对待。
小人物的权利正是美国法律系统的基石。
早在18世纪，很少有人想到大西洋（Atlantic Ocean）彼岸13个殖民地平民百姓组成的松散联盟能够摆脱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统治获得独立。
但是这些殖民地的确获得了胜利。
随着年轻的美国继续努力创建新国家的基业，我们的建国之父要求我们的宪法保证捍卫小人物的权利。
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我们美国的法院已确立，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也是如此。
在1974年美国诉尼克松（Nixon）一案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不顾尼克松总统的竭力反对，命令白宫（White House）公布在总统办公室内录制的谈话录音带。
这些录音带披露的信息使白宫掩盖非法活动的行为昭然若揭，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
我们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再一次证明，没有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也不例外。
中国本身的法律传统和历史远比我们悠久，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不同，但也纳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远在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和改革派商鞅在《商君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律哲学。
他确立的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体现为他的一句名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公认。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
这个体系已被证实具有宝贵的价值，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的社会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我们不时修正宪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价值观，并让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纳入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人。
美国非洲裔直到我国建国近100年后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才被认为是享有全部权利和自由的美国公民。
同样，妇女直到1920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后才被允许投票。
2008年巴拉克·欧巴马（Barack Obama）当选为我国第一位美国非洲裔总统，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提供了又一个证明。
根据我自己的国家的经验，法治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因为人们相信有公平和透明的渠道纠正各种问题。
法治不一定保证某一个人获得有利的结果。
在法院败诉的一方不会同意案件的结果，但是他们离开时认为他们得到在法院申辩的机会——公平的申辩机会。
他们离开时相信法律程序具有基本的诚信。
这和体育活动一样，你不可能永远同意裁判的裁决，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如果大家都相信裁判是公正的，运动员和球迷们都能够接受比赛的结果，即使他们支持的一方失利。
但不能接受的是，裁判无视规则或者歪曲规则，采取偏向某一方或某位球员的做法。
关于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州长与副总统阿尔·戈尔（Governor George Bush v. Al Gore）的角逐。
总统选举的结果最后仅由9个人——9位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大法官投票决定，堪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他们必须决定应采用什么程序点票，从而重新计算佛罗里达（Florida）州的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选票——鉴于双方在该州的得票非常接近，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决定可以确认谁当选美国总统。
对于如何计算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他们的决定有利于乔治·布什，尽管有些群体相信副总统阿尔·戈尔事实上在佛罗里达赢得更多的选票，因此应被宣布为下一届总统。
不过，尽管最高法院的决定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争议，副总统戈尔和他的支持者仍接受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相信我国法律机构和法律程序具有诚信，需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很多其他国家，总统大选的成败如此接近，竞争如此激烈，会导致愤怒的暴民走上街头，引发革命，甚至由军队夺取政权。
美国人民接受法院关于谁成为下一届总统的决定，清楚地证明了强大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稳定的力量发挥作用。
美国社会中的另一个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是言论自由。
我们视言论自由为一种普世权利，已被纳入我国宪法。
实际上中国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规定我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仅适用于反映多数意见或政府立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保护不代表主流而且经常是不受欢迎的思想的表达。
然而，社会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观点的公开发表。
这些言论可引发就重要话题开展亟需的讨论。
这些讨论可以促进和影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改善社会的政策变革。
这在美国历史上一再发生。
请让我给大家举两个近期的例子。
第一个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
尽管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在1863年发布了给予奴隶自由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在其后的100年里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隔离状态。
很多南方州直接违抗我国宪法和林肯发布的宣言，批准了限制美国非洲裔权利的法律。
这些州利用法律条文实行种族隔离，并限制美国非洲裔的公民权利。
民权领袖们运用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雄辩有力地阐明，一个现代的、民主的社会绝不容许隔离。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他在著名的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用他的原话就是，“有一天，我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这篇演讲的道德力量感召了整个国家，并力促政治人士采取行动。
在此后的两年之内，国会（Congress）通过了历史性的公民权和投票权立法，并宣告主要的歧视形式为非法。
言论自由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二个实例是反对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抗议活动。
美国人民运用他们的表达自由质疑把年轻人送到越南丛林，去打一场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战争是否明智。
国务卿约翰·克里（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是最雄辩有力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之一。
1971年，他代表“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
他的证词中有一句话如今已成为名言：“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在越南丧失生命
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为一个错误丧失生命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不是尼克松总统和我们的军队领袖想听的话。
但是年轻的约翰·克里及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通过运用自己的表达自由并有力地说明反对越战的理由，帮助促使政府改变了路线，结束了这场战争。
像约翰·克里那样对当权者说出真相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品格。
中国自己有句古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就是“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句话说的是在刘邦于公元前207年攻克秦国都城后，张良向他进言一事。
刘邦一心想住进刚刚夺取的宫殿，享用其中的财宝和美女，但是张良告诉他，如果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助桀为虐的人。
刘邦只得听取了张良的劝告，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当然，表达自由不仅仅是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
它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
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对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进步至关重要。
在中国这里，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看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看看环境问题。
在北京，大家都知道空气质量很差，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差。
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并想要了解有关他们所呼吸的空气质量的信息。
为此，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开始提供PM 2.5小时读数，供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使用。
这一信息最终达及更广泛的受众，并帮助中国民众在网上及通过其他渠道就他们的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空气质量展开公开讨论时做到知情。
不久后，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相继开始监测并公布自己的PM2.5数据。
在最近几个月，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还为此进一步制定了改善空气质量的综合性计划。
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对改善治理，特别是打击腐败祸患至关重要。
我对普通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中利用因特网举报涉嫌的腐败事件印象特别深刻。
在美国，我们也通过要求政府官员每年公开申报其资产来打击贪污行为。
要求必须提供这一信息使收贿受贿和其他腐败行为更难以藏匿。
在中国这里，一直有人呼吁对中国官员提出类似的要求。
美国政府尤其关注呼吁变革的人中有些人现在正受到起诉，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是因为他们公开努力揭露腐败，而且因为他们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知道，观点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对一个国家的成功从未像在今天这个因特网时代这般重要，这个时代尤其适于创造和创新。
副总统拜登（Biden）上个月在北京说过，创新在人民能够自由呼吸、自由讲话并能挑战正统的地方会生机勃勃。
它在报纸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报道真相的地方会生机勃勃。
我们现在在上述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其中包括对待美国新闻记者的方式。
但是，我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相信，如果中国尊重普世人权，它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稳定、更具创新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网络对所有人，对使用者和社会都更具价值。
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参加网上讨论，那么因特网的潜能将永远不会全部得到发挥。
因此，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在因特网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利用因特网进行辩论及讨论话题，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不受欢迎，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被一些团体或个人视为敏感言论。
网上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变得日益重要。
在这样的世界里，最紧迫的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当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壁垒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损害。
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例如可能快速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总而言之，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各国向前推进及取得进步至关重要。
身为一个美国人令我感到自豪的诸多因素之一是，美国人民通过我国世代人民的努力，不断地争取使美国更接近达到我国宪法序言中所阐明的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理念。
言论自由和法治是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柱。
它们有助于造就团结、爱国、坚信自己的权利而且投入于自己国家的未来的一国人民。
中国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其全部潜能将取决于保持中立并受到尊重的司法体制、活跃且克尽职守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以及对法治的尊重。
这还将取决于对宪法所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开放的因特网，以及广泛知情并愿意就如何最好地为中国建设一个稳定且不断进步的未来而展开不受限制的对话的公民。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进步都至关重要。
求柏拉图著作的详细资料
柏拉图（Plato，Πλάτων， 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
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出场。
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柏拉图才思敏捷，研究广泛，著述颇丰。
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有40多篇，另有13封书信。
柏拉图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很多是以苏格拉底之名进行的谈话，因此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柏拉图的思想。
经过后世一代代学者艰苦细致的考证，其中有24篇和4封书信被确定为真品，主要有：I、《伊壁鸠鲁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篇》、 ；《斐多篇》；Ⅱ、《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智士篇》 ；、《政治家篇》；Ⅲ、《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 ；、《飨宴篇》、《斐德罗篇》；Ⅳ、《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 ；、《高尔吉亚篇》；V、《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理想国》 ；、《苏格拉底之死》。
柏拉图伪作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下著作被认为是后世伪托的作品：《米诺斯》（Minos）《欧律克西亚斯》（Eryxias）《泰戈斯》（Theages）《克里托芬》（Cleitophon）《爱人》（Lovers）。
怎样才能教育好孩子
柏拉图（希腊语：∏λάτων，英语：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不仅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他原名叫亚里斯多克勒斯Aristokles，后因强壮的身躯和宽广的前额，改名为柏拉图（在希腊语中，Platus一词是“平坦、宽阔”等意思）。
家中排行老四。
柏拉图是其体育老师给他起的绰号。
他出生于雅典，父母为名门望族之后，从小受到了完备的教育。
他早年喜爱文学，写过诗歌和悲剧，并且对政治感兴趣，20岁左右同苏格拉底交往后，醉心于哲学研究。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使他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他同自己的老师一样，反对民主政治，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和他身份相符的事，农民只管种田，手工业者只管做工，商人只管做生意，平民不能参与国家大事。
苏格拉底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平民政体的成见。
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清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竞交给随便什么人，这岂不是荒唐
老师死后，柏拉图不想在雅典呆下去了。
28岁至40岁，他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
返回途中他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城外西北角一座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而设的花园和运动场附近创立了自己的学校_--学园（或称“阿卡得米”，Academy）。
学园的名字与学园的地址有关，学园的校址所在地与希腊的传奇英雄阿卡得摩斯（Academus）有关，因而以此命名。
这是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Academy）也因此而得名，它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
学园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为止。
学园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包括了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学。
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再度出游，此时学园已经创立二十多年了。
他两次赴西西里岛企图实现政治抱负，并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但是却遭到强行放逐，于公元前360年回到雅典，继续在学园讲学、写作。
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以80高龄去世。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三人对古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思想和文明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