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永不放弃名言
1.如果有些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即使所有人都反对你，你也应该坚持下去。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疑问当中：如果事情真的不可能实现该如何
但是马斯克总是能更进一步：让我们去火星
或让我们斥资10亿美元建造电池工厂
至少马斯克的这些行动都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不可能任务”。
2.卖掉PayPal后，我一直在想：还有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影响到人类未来
而不仅仅是从“最好的赚钱方式”角度来衡量。
我曾在播客中采访过100多人，其中每个人都在生活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只是为了钱财而努力。
我曾采访过Coolio，他的歌曾登上1995年最畅销歌曲榜单。
从1977年，他就开始每天坚持写歌词，他用了17年时间一鸣惊人。
但Coolio告诉我：“不要为了钱财或女人去做事。
”3.物理是思维的良好框架……追索到事情的本质，再从那里思考和判断下去。
我猜马斯克在此并未提及具体的物理学或科学理论，而是在大脑中形象化的某些东西。
他可能提出一个想法或理论，思考其为何是真实的，然后找出方法去证实它。
对我来说，这就是物理学。
由于规则总是不断改变，这正是物理学如此迷人的另一个方面。
想象一个可能存在的宇宙，然后证明它的确存在。
4.只有首先看到事情的可能性，才会有发生的机会。
我想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
或许时间机器很难建造成功。
但是要想建造一辆电动汽车，你可以首先想象一辆混合动力汽车，它上面可安装高效电池，以便于你可以舍弃部分油料。
此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概率VS可能性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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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技术天才。
设计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支付系统Paypal，一款豪华电动跑车Tesla Roadster，一系列可重用的运载火箭Falcon。
更恐怖的是，后两者几乎是同时面世。
他是商业天才。
在互联网之初，先投身当时最赚钱的两大行业：出版业和电子支付。
在世纪之初，又进入了航空、电子汽车和新能源。
设计了病毒营销策略（给每个新用户和其介绍人10美刀）让Paypal得以疯狂成长。
这种策略已经被广泛应用：Linode、Gmail、Dropbox…… 他是创业天才。
先后在个领域创办四家影响巨大的企业。
电子支付Paypal、（民间）航空技术SpaceX、电子汽车Tesla Motors、新能源SolarCity。
他是天生赌徒。
几乎无视任何风险。
世纪之初，大家都在憧憬未来（试回想当时的电视节目）。
所有人都在吹嘘太空技术和新能源。
但是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没人敢真正行动。
Musk一看怒了：没人是吧
老子来
结果就是“将自己口袋里的1亿美元投给了 SpaceX”。
后来公司实在撑不住了，他又义无反顾地把剩下的老本70万美刀又投了。
最后，他是一个梦想家。
当人家问他为什么进入太空技术行业时，他说他要通过太空技术让人类永恒地生活于宇宙。
人们常常把他和Steve Jobs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都拥有近乎超能力的Reality distortion field：说服别人相信自己那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我看来，一百年后大家会记住Musk而遗忘Jobs。
有什么人生必看书籍?
人生必看的书籍多了，以前都是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习保尔柯察金的精神，再看看说话的艺术，教你怎么面对复杂的人生，十万个为什么多扩展科学知识面，人生就是历练，学无止境
教育的三W教和学的“什么”，“怎么”和“为什么”
中国的或教师，对子女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要学好，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钱颖一有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观点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
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
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
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三个要点及其原因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详细如下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
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
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
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
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
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
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
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
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
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
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
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
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
“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
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
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
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
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
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
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
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
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
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
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
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
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
“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
“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
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
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
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有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
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
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
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
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
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着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
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
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
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
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
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
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
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
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
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
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
“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
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
“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
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
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
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
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
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
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
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
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
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
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
“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
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
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
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
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
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
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
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
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
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
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
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
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三位一体”的教学“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
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
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
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
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冬夜读书示子聿 一句一句的翻译
古人学问无遗力：古人做学问总是竭尽全力的。
少壮工夫老始成：青壮年时肯下功夫到老才能有所成就。
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
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彻底了解一些事物，就要亲身实践。
这可是我亲手打出来的顶吧
衡水我们结婚买房他们一分钱没出。
我老公住院我们借钱他们一分钱也不出。
孩子不给看。
她只要有一点小事
是婆婆吗，最好还是以和为贵，实在不行就去北京少儿的《谁再说》吧，你可以看看那个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