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功过
曾国藩，清朝名臣，其生前死后的功过是非，迄今为止尚无定论。
但曾国藩的为官从政之道、识人用人之法，却始终受到追捧，就连、蒋介石、梁启超这些叱咤中国的风云人物，也是曾国藩的“粉丝”。
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坚韧之气。
有一件著名的光屁股事件，精彩地为其坚韧增添了佐证。
38岁的曾国藩为表清白，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
自此，曾国藩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
在仕途的初期，曾国藩竟能在九年内连升十级，为人所称道。
咸丰帝即位不久，就将大清帝国的五部大权交给了42岁的曾国藩。
曾国藩以学养和人格魅力，为自己大展宏图谋篇布局。
这一路的升迁，为曾国藩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见识，而他的坚韧品性更是为他增加了不尽的胆魄。
曾国藩一生处变不惊，遇人无数，从书中悟得的观人术，也给他成就大业帮了忙。
哪怕是小小的管家，他也是就事论事，赏罚分明。
渐渐地就形成了他识人、用人、待人上的曾氏妙法:尊上不媚上、使下不欺下。
《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是后代人修身教子的重要典籍，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正直的灵魂，也是传统道德延续的见证。
曾国藩可取的一面，是他给后人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通过不断的自我激励、自我教育，人人都可以成功。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固然伟大，但离普通人却很遥远，可以瞻仰却无法模仿。
曾国藩则可以被一般人学习。
他成为圣贤，他建立功勋，他娶小老婆而被骂，凡此种种，他的优点与缺点，在一般人身上也能看得到。
他的自我鼓励精神、小心谨慎作风，他的识人用人方法、良好大局观，以及坚韧执著等成就大事的品质，我们似乎都可以通过向他学习来获得。
我总结了一下，曾国藩在发迹阶段，做事、做人、做官有以下原则: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太像官;把所有人得罪了，就谁也不得罪了;有油水的地方往往最滑，站稳都难，所以不去沾染;不怕群众骂你，就怕群众不找你;可以得罪忙人，但不能得罪闲人;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可以把人送进坟墓。
这或许对现代人有某些启迪。
曾国藩之功过，谁敢评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
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
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
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出生地是哪里
享年多少岁
他的功过主要有哪些
李鸿章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