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治贫比治愚更重要
二辩攻辩问题： .1 “富人思来年穷人思眼前”不正说明了贫困制约了人的眼界的扩展
那对方就是认为愚昧是贫困的根源了
众所周知，愚属于意识范畴，贫属于物质范畴，按对方观点，意识是物质的根源吗
（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2. 为何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
（若避而不答：对方辩友连这种真理都不知道，果然印证对方观点，对方辩友急需治愚啊） 难道不是首先要解决物质生产，解决生存问题才能提其他么
3.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难道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吗
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哪个重要
感谢对方辩友承认经济建设更重要，难道我们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治贫吗
4我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为什么不是坚持以治愚为中心
（由一辩治贫定义可导出与经济建设的联系） 5. 为什么原始人类首先选择吃饱而不是坐下来读书呢
那对方是不是认为原始人是首先积累了知识才吃饱了呢
积累的是生产经验，知识不正是生产实践的附加品吗
6. 为什么贵州毕节农民明知使用高氟煤会起严重的氟中毒却仍然以身犯险
很好，我再问对方辩友，为何国家大力宣传教育，却收效甚微呢
对方辩友实在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当地农民人均年产粮140公斤，年收入仅280元
请问他们拿什么治贫
（答：特例） 中国没解决温饱人口1800万，这难道是特例吗
7.请对方辩友举出一个既贫又愚的人，并论证对他来说治愚更重要
8.对方如何理解“没有物质生活中的面包怎有精神生活中的水仙花”
9. 对方如何理解“没有面包变热量怎有知识变力量”
10.十六大主题是什么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方辩友难道否认吗
11.治贫就是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请问治愚又是什么旋律
12.治愚的需要从何产生
治愚的内容从何而来
其他 1.对方辩友治愚大业匹夫有责的思想可钦可佩但是如果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前提，会不会变成乌托邦呢
2.我们说要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请问主战场和分战场哪个重要
3.请问对方辩友：为什么国家重点扶“贫”而不是重点扶愚
4.为何我国经济建设投资要远高于教育投入
6673.7\\\/3951.9 5对方辩友不惜血本办教育，那请问你方又如何看待大学城建设后大量的资源闲置的问题呢
6没有资金投入，西部开发如何进行
义务教育，希望工程如何实现
7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教育的关系是什么
8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请问：经济不发展连将都养不起，如 来源：
辨析题应该怎么做
辨析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答：正确。
这句名言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突出实践是哲学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方式融入社会现实生活，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并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
哲学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并实现自身价值。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辩证统一的。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有效的改造世界，又必须正确的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决定了理论与实践必须相结合。
辨析2、、科学技术的双刃效应。
对。
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消极后果，诸如社会制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一定的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影响。
辨析5、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以外，什么也没有。
答：正确。
此观点表明世界统一于物质，自然界、人类社会都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
物质是运动的，世界正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实现了包含多样性的物质统一，即使人的意识也是依赖于物质，是对物质的反映。
辨析6：否定就是新旧事物之间“一刀两断”错 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认为：1)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2)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它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
关于家庭建设的名言警句
屋是墙壁与梁所组合；家是爱与梦想构成。
――［印度诗人］泰格尔家庭关系是通过两条曲线表示出来的，一条是经济关系的曲线，一条是性关系的曲线。
――［中国作家］竹立家没有和睦的家庭，便没有安定的社会。
――［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在良好的家庭中，父母善良和睦、互敬互爱和互让是教育影响的主要力量。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家人能够互相密切合作，才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的幸福。
――［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
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一个民族、一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
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
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
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
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
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
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
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
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
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
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
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
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
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
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
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
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
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
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依据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1）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自己的诸多著作中多次谈到发展观问题，强调环境、人的活动和人本身发展的一致性，尤其是《资本论》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萌芽。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针对“以资源高消费，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马克思在理论上首倡资源新型发展模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火花引燃了恩格斯的哲学智慧，1876 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写下了蕴含着生态危机观和科学发展观萌芽的哲学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这里，恩格斯鲜明的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的基本思想。
（2）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对科学发展观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辩证法科学定义，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首次提出：“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
” 此外，列宁多次阐述这一思想，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还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基本分野：一种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一种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3）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十大关系》《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具体、完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纲领，一定意义上可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科学发展观；《论十大关系》是突破苏联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它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萌芽：经济发展中的五大统筹、协调发展问题，政治发展中的四大协调发展问题，民族文化于世界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等，可以说这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4）的“南巡谈话”。
“南巡谈话”首先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
针对中国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了为什么发展问题；接下来他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其次，“南巡谈话”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这些都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雏形。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十六的政治报告，讲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时，最重要的一条讲的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表明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成为贯穿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依据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有理论依据，还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它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简短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突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依据。
同时我国在新世纪新街的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社会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只有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要适应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就花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的新课题新矛盾，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的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1）国际原因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从总体来看，国际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由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观演变的必然结果。
（2）国内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此积累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严重；同时，改革开放的代价太大，“我们只注重发展经济，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浪费了资源，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很明显，这种高投入、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社会矛盾就会更加恶化。
这些经验教训促使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3）直接原因 2003 年初，中、东南亚个别国家出现了非典疫情，给人民的正常生活、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使党开始思考，只抓经济不可，一个突然起来的事故就会把经济彻底击垮，必须要有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预警机制，必须搞好社会建设，才能保障国家的平稳健康发展。
这样在10 月份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4）使命原因 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借鉴。
二战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十六大上，党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间是二十年。
为何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呢
十六大这样论述：“我们原来实现的小康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小康。
”首先，只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 美元，其他没有任何规定，所以我们的小康是不全面的；其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 美元，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两万、三万美元，所以我们所实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再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 美元还只是个平均值，实际上西部地区800 美元都达不到，贵州、青海等地区只有几百元，东西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都太大，因此我们所实现的小康是不平衡的。
那么怎样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呢，唯一的选择就是科学发展观。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把握其提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对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什么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可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
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
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
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
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
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
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
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
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
[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
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
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
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
[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
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
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
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
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
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
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
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
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
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
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
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
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
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
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