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书经典语录
李鸿章名言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名言二：人生遭遇本有一定，但当尽其在我，以待事会之来李鸿章名言三：谣诼之来本非意料所备，息谤莫若自涤，流言止于智者，尽其在我，何惧人言。
李鸿章名言四：平日遇事不能持平，威信无从服众，以至一发难收，柔远二字须看的通透，柔克高明。
柔克者，非事事将顺之谓柔也，绕指柔中自有百炼刚在。
李鸿章名言五：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
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足误事。
李鸿章名言六：从来御侮之道，必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名言七：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李鸿章名言八：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奋读书为主。
李鸿章名言九：出水芙蓉，光华夺目。
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
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
李鸿章名言十：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
带“鸿”字的励志名言有哪些
康有为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广东南海 逝世 1927年3月31日 山东青岛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
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
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
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
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
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
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
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
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
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
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
《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
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
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
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
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
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
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
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
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
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
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
”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
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
”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
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
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
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
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
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
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
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
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
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
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
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
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
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
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
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
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1873－1929）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
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 - 1898年9月28日)，男,字复生，号壮飞，汉族 ,湖南长沙浏阳人，著名维新人物。
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
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我自……”两句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
李鸿章在历史上做过哪些事情
【入仕之前】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湘军幕僚】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也深知李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关于李鸿章正面的故事
李鸿章，1823年生，安徽合肥人，世人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1900年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失踪一段时间后出现，命洋务大臣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
谈判结束后，双方共同举行记者会。
忽然，日本钦差大臣小村寿太郎使出一个损招，用汉字来炫耀武力，意在羞辱清廷。
这个钦差大臣得意洋洋地说：“日本一楹联大师早就出了上联，向公众诚征下联，然而久久不得，今天只好求教于楹联发祥国的大师了。
”他随即对李鸿章说：“大人乃当今国学名士，恳盼赐联。
”之后他亮出一张白绢，上面用汉字写着：“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
”这是拆字联，意思为：日本驾神马，张满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光“大王”就有八个，且个个举世无双，单枪匹马就能踏平中国
李鸿章用余光瞥了一眼这二十一个字，怒不可遏。
他强压怒火，思忖片刻就令人端出笔墨，又命这个日本钦差大臣研墨铺绢，旋即带着一副鄙夷的神态，大笔落素绢，一气呵成，回敬道：“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 此下联也是拆字联，与上联针锋相对，接得严丝合缝：日本萎靡不振，却欲抢我大清龙衣，其实不过是“魑魅魍魉”四种小鬼。
这些东洋鬼子屡屡犯边，如斗胆进犯我中原，即合手将其擒拿
李鸿章的文才、急才，及其爱国情怀跃然绢上。
在场的中国人见此奇联，无不拍手称绝，深感中堂大人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日本钦差大臣“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好悻悻走开。
曾说：“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把他与伊藤博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列为“世界三杰”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这还算中肯。
李鸿章对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功大于过的。
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
据说当时外国对大清的外交只认“李鸿章”三个字呢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