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国近30年发展如此快速的原因
这30年展飞快，是因为这30年把前期没有发展的都发展就是借鉴方式的行为，在发展据西方国家发展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进步比较快，后期会迟缓的，和现在的美国经济比还是差距很大，我国现在的经济其实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以不要担心其他问题
智者运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智者运动的含义。
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的城邦中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讲、雄辩和政治知识的职业人群。
他们被称作智者。
由他们倡导而引起思想和社会认识的巨大变革称之为智者运动。
这场运动马克思.韦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它对构成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意义有了新的理解。
○1”智者活跃于希腊的各个城邦，尤其以希腊雅典城邦最为著名。
智者们在城邦中发表演讲，教授城邦中的青年各种知识，教会人们如何应对诉讼，如何辩驳，帮助人们打官司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智者关心的问题大多涉及当时的政治，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
智者运动——作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过渡阶段。
与自然哲学相比，智者运动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
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从公元前6世纪起到公元前5世纪初，对“本原”问题的思考（不论以什么形式）一直在思想中处于主流地位。
然而在此之后，对本原的思考被抛弃了，以智者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学的地位，哲学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秩序○2。
那么为何在公元前5世纪会产生智者运动
本文试图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把智者运动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以此来分析智者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第二，结合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规律来分析智者运动的内在原因。
也就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对智者运动进行一个全面的探讨。
二，智者运动与雅典城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任何一次变化都必须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
也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有其经济变化的基础的。
智者运动是产生在具有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之内的。
毫无疑问，分析智者运动的产生原因，必须从雅典城邦入手。
智者运动和智者职业的出现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得益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最主要的是体现在雅典城邦之中）。
同时期的斯巴达无论在其强盛程度还是爱国精神都不逊于雅典，而正是因为雅典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同于斯巴达的专制，才使得雅典的智者活动最为活跃。
任何东西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考察希腊民主制度和智者运动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当时希腊城邦的历史社会背景，认识这些基本的问题更有利于我们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
希腊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公元前4-6世纪，希腊本岛开始摆脱原始氏族关系的束缚建立起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希腊通过和邻邦的各个文明（波斯，巴比伦， 埃及）的交流和学习，把一些现进的东西引入了希腊。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受了东方的商品经济和小亚细亚半岛的金属铸币。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促使希腊城邦残余的原始氏族生产关系进一步瓦解。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制遭受破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产生了新的阶层，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3。
希腊民族成了商品货币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业民族”○4。
与此同时希腊通各邦的交流之中也吸收了东方世界先进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接受了东方的先进的生产工具。
奴隶制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在早期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繁荣。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催生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变革。
新兴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为了保障和发展经济，必然要求参与国家政权。
旧的部落氏族贵族的统治显然大大阻碍了新兴势力阶层的发展，他们倡导民主政治，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各种事务。
梭伦改革到雅典僭主政治到克利斯提尼政治.改革，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之后，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了一个典型的奴隶制民主制国家。
一个比较理想的城邦制度形成了。
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地位。
针锋相对的论辩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一切涉及全体利益的问题，现在都要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5。
这就涉及到了城邦的第二个特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
这是一个涉及民主化与公开化的双重过程。
希腊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而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在变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带到公共广场上去进行论辩，接受公众的评判○6。
论辩从一开始就是思想与政治的必要手段。
城邦制度的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公民的平等性，而不论其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
这样，在城邦的范围内，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只是限于“公民”即城邦奴隶主）便表现为一种相互对等的形式，取代了服从和统治的等级关系。
这样的人类社会图景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概念中得到严谨的表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这一理想正是从城邦建立之初人们就一直在追求○7。
希波战争后在希腊的一些城邦理奴隶制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时希腊半岛上的佛西斯，底比亚，亚各斯和伊利斯都推翻了贵族政治，确立了奴隶主政治。
希腊打败了波斯，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显得更为显著。
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的伯里克利连选连任首席将军的这十多年间，雅典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这时执政官及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官职都对每个等级的公民开放…….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每隔十天召开一次，凡是年龄达二十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
公民可以在会上提出任何建议和批评公职人员，讨论一切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做出决议○8。
雅典更因为其制度完善和实力强大而成为各个城邦中最富于吸引力的一个。
从此，雅典成为了希腊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中心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自由公民成为对社会负责的公民，他们关心城邦的命运，努力促进城邦的经济发展并努力的维护城邦的秩序。
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是这种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才激发了城邦公民的积极性，他们对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便需要应对城邦之中的选举，诉讼，竞选等活动。
演说，辩论和治国之术成为最主要和最急需的东西。
智者应运而生，他们拥有渊博的知识，伶俐的口才，尤其擅长雄辩。
他们教会人们如何应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在城邦中更好的参与管理，应对日常的事务。
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人们需要知识，而那批具有渊博知识的“爱智之人”就成为人们的教师。
伴随着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繁荣和雅典的兴盛，智者的作用也大放异彩。
与希腊民主政治并行的事希腊社会上兴起的学术自由，为了探求真理，必须破除禁锢和束缚。
“民主制保护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力，对于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德批评言论都予以容忍。
这就为希腊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宽松的政治环境。
○9” 的人们用理性去观察这个社会，各种价值观和世界观都能得到包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者才能够在城邦中兴起。
智者学派提倡相对主义，奉行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智者运动的兴起可以看成是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民主制度的转变的一个产物，它是希腊城邦发展历史的一个产物。
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阶级阶层的出现。
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都要相应的发生转变。
民主政治的兴起催生了智者的出现。
三，智者运动在哲学发展上的实质智者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运动或者机械的政治经济上的反应。
智者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人类认知史上的意义。
正如马克思。
韦伯所言，这场运动是“哲学上的突破”他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的处境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10。
智者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一个时代。
单纯的对希腊雅典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进行分析进行归纳是不够的。
智者运动，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哲学上的突破”虽然不是纯粹的哲学上的转变，但是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是由其哲学上的实质的。
恩格斯曾经写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通过对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研究，从中找出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性…..○11 所以，对于智者运动的产生，必须通过考察人类认识（认知）史上的发展，同时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方可作出科学的解释。
人类从原初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必然伴随着对事物（包括自然物和自身）认识的飞跃。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超出了原始直观的认识，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或者说构成世界的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比如“数”，“是者”等）。
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从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
在对本原思考中早期的哲学家主要是围绕着一和多及变和不变着两条线索。
但是在一与多，变与不变得关系的思想框架中思考本原问题，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性，它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终止了 。
智者运动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契机。
○12哲学实质上是关于思维的科学。
是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中的哲学思维都是表明该历史时期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水平○13。
智者以前的时代，希腊各邦刚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传统的氏族贵族统治占着统治地位。
此时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由于摆脱了对神灵崇拜的束缚，希腊的先贤们-开始了对世界本原，自然存在的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长足的自然探求结果给希腊留下了大量的知识源泉。
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希腊的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索几乎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手工经济工商业的发达。
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得日益的复杂。
原先的简单的单一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社会。
各种国家机器建立的完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利益的各异而变得繁杂。
战争的过程使得希腊同自身以外的国家也都有了不少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
“哲学起源于惊异”---一刹那间，人们发现自己原先的知识已经不够用，许多新的东西需要认识。
对于此时的“爱智者”来说，变幻莫测的天体自然已经不能像城邦社会本身那样让他们感到惊异。
自然的探索已经积聚了足够的知识，他们的认识兴趣转向了人类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
人类社会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等成了智者及苏格拉底，柏拉图共同关注的主题。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认识过程和逻辑规律。
希腊的智者运动正是迈出了从客体到主体认识转变的重要的一步○14。
但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问题上来时一个不可避免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过程就发生了。
社会问题本身就异于自然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用解释自世界的方法来解释社会，他们没有将人类社会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区分开来而是试图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大环境中找到一个“本原”来解释囊括所的万事万物。
解释出发点的单一性和解释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往往使得他们难以自圆其说。
很显然，自然哲学的分析方法在复杂纷繁的城邦社会中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智者应运而生。
智者运动虽然不能称得上是一场纯粹的哲学运动，但是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实质。
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开始打开了崭新的一页。
人们开始了对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生活的秩序问题惊醒思考。
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他经历了一个为智慧而智慧到从为人身而智慧的转变。
在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意识里，人身边的所有事物--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然界以及宇宙--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15。
这个整体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没能将社会与环境分别。
在这个整体中，变化与运动无处不在。
哲学家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有些运动是有规律的。
因此，希腊人认为，在世界这个和谐的整体中必定有着什么支配着一切的运动与变化，这就是“自然”。
自然理论对社会已经渐渐失去解释能力。
它在本原与世界的紧张中陷入了困境，无法兼顾本原的绝对性与城邦社会的多样性。
在建立民主制的过程中，由于城邦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氏族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组织规则，这更使得自然哲学无法自圆其说的一面凸显出来。
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智者运动是一个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逐渐认识，并以此将社会和自然分开的过程。
即人们的认识从客体转向了主体。
实际上，无论自然哲学还是智者运动都是以城邦为母体的。
二者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为了解释城邦的秩序，也反映了希腊社会的发展变革。
从自然哲学向智者运动的转变体现了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长。
结语从哲学的发展来看，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
从此哲学的主要对象从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现象转向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
开始着重探讨有关自由民生活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哲学的防法也起了变化，以往是寻找共同的“始基”，然后以此为根据来解释宇宙和自然现象。
现在是从人们的政治生活的经验和事例出发通过表象和例证进行理智的推论，“从特殊过渡到普遍”○16。
总的说来智者基本上还是一些奴隶主阶级的的思想家，由于政治斗争得需要，他们过渡的重视辩论艺术，结果对概念的研究超过了对客观世界的研究。
因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就发展起来了。
在肯定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所具有的批判传统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思想倾向对以往的哲学成果的破坏作用早期的哲学家已追求真理为己任。
怀疑主义和县对主义却否认确定或为以的真理标准，智者片面的夸大了感觉的现对性和主观性，把知识归结为因人而异的感觉○17。
后期的智者甚至成了诡辩的戴名词。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产生于城邦民主制种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极大地为公民所青睐。
民主制激发的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智者提供了这一热情所需要的论辩技术。
因此，希腊思想中从自然哲学到智者运动的转变，智者运动对前者的取代，是一个时代的，更是一个公众的选择。
是公众的政治热情与政治需要，决定了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变。
智者运动——作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过渡阶段。
与自然哲学相比，智者运动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
自然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
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
[1]在希腊人的意识里，人身边的所有事物--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然界以及宇宙--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个整体就是希腊人眼中的世界。
在这个整体中，变化与运动无处不在。
但是希腊人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有些运动是有规律的。
因此，希腊人认为，在世界这个和谐的整体中必定有着什么支配着一切的运动与变化，这就是“自然”。
亚里士多德将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明确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2]即本质上属于这些事物的，使它们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行为的某种东西。
[3]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从公元前6世纪起到公元前5世纪初，对“本原”问题的思考（不论以什么形式）一直在思想中处于主流地位。
然而在此之后，对本原的思考被抛弃了，以智者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学的地位，思想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秩序。
[4]这一转变发生的如此迅速与彻底，思想在前后呈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以至于当后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也是本文面对的问题。
在研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着比较统一的回答。
他们一般认为，自然哲学与智者运动的不同在于人们关注问题的不同，转变是人们的思考从天上回到人间，从为智慧而智慧到为人生而智慧的过程。
转变的原因则在于：随着希腊人的理性进一步发展，自由思考与个人主义的倾向逐渐在希腊普及起来，并最终导致对自然哲学家的近似于武断的结论的否弃。
但是，如果将从自然哲学到智者运动的转变与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长过程这个希腊社会的巨变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这两者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们分开进行研究。
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却似乎忽略了希腊社会这个因素，其结论也略显流于表面。
对这一思想的转变的解释，应该廓清两个问题：（1）自然哲学与智者运动在思想上的不同是什么意义上的不同；（2）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智者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之所以对问题（2）采用这样的表述方式而不用“转变”这一词，是因为后者容易在解释过程中引起混淆，这一点下文将有详述。
本文将把这一“思想上的转变”置于其所处的社会转变之中，以期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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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点题，陈述现象和相应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问题日见突显出来，在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在这样的形势下，目前产生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引起强烈的反响。
近些年来，……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但与此同时，……(现象，政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但……的改革却明显落后，(后面引出材料反应问题) 第二段：原因分析 检视……面临的窘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问题已经解决。
当前及今后依然严峻的形式主要表现在：…… 现阶段我国的……形势，表现为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趋势与依然严峻的现状并存。
严峻的形式有浅层次的因素，也有深层次的矛盾：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济突飞猛进。
同时，社会组织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正面临着将长期面临着一些亟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首先……：其次……;再次……;最后……。
……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工作总体状况还存在着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以及与面临的国际新形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三段：提出对策 衔接句的写法：……关键在于。
有键于此，我国……要进行一系列深成改革，要从……和制度的改革做文章：观念，意识，思想要开放，要确立……全新的理念，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树立，解决……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要有机制上的引导和保障，同时也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领导落实任务。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下大力气抓好……的工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工作的基本思路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实施“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采取果断措施遏制重大事故的同时，加快实施治本之策，推动……文化……法制……科技……投入等要素落实到位，建立长效机制，加快实现我国……的明显好转。
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的是社会深刻变革和问题的反映，有的是改革开放中发生的问题，有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我们要正视困难和问题，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办法积极予以解决。
要解决……问题，必须确保……优先发展，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力度，在……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一，法律手段：(依法治国)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以法为镜，可以断曲直。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才能形成公正的社会氛围，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加强……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建立规范完善的……法制秩序。
一是必须严刑立法，重典治乱。
二是必须在法律的实行上动真从严，法之有威在于“法之必行”，把……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三是必须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提高执法效率。
四是必须建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在完善相关法制的同时，各级有关部门和机关应当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
使人民群众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和政府对该问题的有关解决方式，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群众自发去预防和解决问题，节省法律运作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法律的实际执行成本。
备选：各级政府，有部门，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时巨进，开拓创新，做好相关的监督工关作，不断健全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来促进材料中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体制上努力营造一个……的制度环境。
首先法律上……，其次努力建立正确处理……的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各种具体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逐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正确处理……的机制，建立……调处机制以及社会预警机制，把……纳入多种机制有效运转的常态轨道。
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的价格，财税，投资政策，推动……工作 二，科技手段(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人才兴国。
人的素质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
纵观世界历史，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人的素质无疑是最重要最具有潜力的因素。
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方法，而人的素质无法引进。
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动力在人才，潜力在科技。
要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才尽出，人尽其用的体制环境。
抓好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建立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的……工作队伍，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三，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
基于基本国情对发展的制约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凸显背景下的科学发展观具有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的核心是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人。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其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统筹区域发展，其实质是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其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增进人民的福利。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促进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五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
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的推进改革。
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的一些障碍，大都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有关。
其中有的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有的属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还有的是体制改革滞后引起的问题。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涉及各方面的工作，关键的一条，还是要完善制度，体制和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推进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
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大改革力度，着力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要把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树立科学发展观，重点在领导，关键是各级干部能带头示范，核心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人才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正确政绩观的本质是为民造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两者紧密相连，互为因果。
科学的发展观引导着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实践着科学的发展观。
四，弘扬……文化，倡导……文明 ……是全民族的事业，……教育是提高……保护意识的重要方式。
要加大……保护国策和……法制的宣传力度，弘扬……文化。
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对……的内在要求，把……宣传做为重要任务，及时报道党和国家……政策措施，宣传……工作中的新经验和新进展，努力营造……的舆论氛围。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提高……意识。
加强……人才培养，强化……教育，提高……自觉性。
结束段的写法： 综上所述\\\/总而言之，有效解决……问题\\\/建立……社会，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社会和谐之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
三、材料所反映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任何问题的出现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总是带有一定的破坏性，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问题的出现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处理还存在不足，这对于我们来说反面是一个完善自己，完善社会相关体制的一个机会。
。
四、1、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和发展蔓延，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讨论。
2、从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严峻的课题。
创新的事实论据
关于创的名言 1、“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家兴旺的不竭动力。
” —— 2、不断变革创新,就会充满青春活力;否则,就可能会变得僵化。
——歌德 3、独辟蹊径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业绩,在街道上挤来挤去不会有所作为。
——布莱克 4、非经自己努力所得的创新，就不是真正的创新。
——松下幸之助 5、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严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
——爱因斯坦 6、知识本身不会使一个人具有创造力。
……创造力的真正关键在于如何活用知识。
活用知识和经验来寻找新点子、新创意，就是培养创造性思考所需的态度。
——罗杰·冯·伊庄（美国） 7、 创造力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展的一种能力。
把创造力限制在少数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多产创作上是一种陈腐的观念。
……创造性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具有天赋潜能，它和心理健康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心理健康发展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表现出创造性。
——马斯洛（美国） 8、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说明你是聪明的人；知道事物实际是什么样，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说明你是有才能的人。
——狄德罗 【相关事实论据】 1、姚明进军NBA：2002年6月27日7点30分，2002年NBA选秀大会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进行，中国球员姚明被拥有头号选秀权的休斯顿火箭队选中，成为亚洲球员获NBA“状元秀”殊荣第一人。
从宋涛到马健、胡卫东，从王治郅、巴特尔到姚明，中国人代表亚洲越来越接近世界最高水平篮球联赛——NBA的顶峰。
2、不迷信传统的地质理论：许多年来，中国被认为一个贫油国家。
因为传统的地质理论认为，大油田一般都生长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而不可能有储量大的油田。
但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不迷信传统的理论，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地质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反复研究，最终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全找油理论，即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先后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河南油田、江汉油田等大型油田，终于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3、哥伦布竖鸡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人们纷纷向他祝贺，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
他们说：这件事很简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有一次集会，他们又这样嘲笑哥伦布，哥伦布不动声色地拿出一只鸡蛋，说道：“在座诸位，谁能把这只鸡蛋在桌子上立起来
”没有一个人敢响应。
哥伦布说：“我立给你们看。
”言毕把鸡蛋使劲往桌子上一插，鸡蛋碰到桌子后破了，牢牢地立在桌子上。
众人恍然大悟，说道：“这很简单。
”哥伦布气愤地说：“一件事情做成之后，你们当然知道它简单。
但是事先你们怎么没想到要这样去做呢
” 4、化腐朽为神奇：美国历经百年的自由女神铜像翻新后，现场存有200吨废料，难以处理。
一个名叫斯塔克的人，自告奋勇，主动承包清理。
他将废料分类整理，把废铜皮改铸成纪念塔，废铅改铸纪念币，水泥碎块整理做成小石碑装在玲珑透明的小盒子里，让大家选购。
结果，本来无人问津难以处理的一堆垃圾，顿时化腐朽为神奇，身价百倍，人们争相购买，200吨垃圾被很快一抢而空。
正是由于斯塔克不拘泥于传统方法，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便别出心裁想出了多种处理办法，由此而获得大利。
5、善于创新的李公麟：北宋画家李公麟不仅擅长画马，他的人物故事画，也是出类拔萃，善于创新。
他曾经画过一幅《陶潜归去来兮图》。
对于表现晋代诗人陶渊明挂冠归隐的画，历代画的不少，但画来画去，无非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通常是把他放在田园秋菊之中来表现。
但李公麟却一反过去的陈套，把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士”画在江上，一条清澈透底的江水坦荡东流，构图别致，立意新颖。
6、张瑞敏的开拓精神：张瑞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2000年6月，海尔进一步和国际接轨，总裁改任首席执行官，成为中国家电企业第一位CEO。
一系列国际化运作使海尔在全球的销售大增，目前，已在海外发展了62个海尔经销商，张瑞敏因此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海外。
国际、国内多次高品质的演讲令张瑞敏和海尔的声誉与日俱增，其全球化战略使海尔向世界500强又迈进了一步。
如果他在登陆美利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并取得成功，那么他将赢得更多喝彩。
7、不断创新的海尔：创新是海尔发展的不竭动力。
海尔集团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手段和依托，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引进技术到整合国内外资源、自主创新，坚持“技术创新 152 86下一条回答
什么叫宪政思想
从胡适的宪政思省宪政主义在中失败一、与政治：乌托邦自由主义与宪政空 胡适自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即有所谓“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名言。
[4]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排斥政治，其实，胡适自认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在留美求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观念。
[5] 所谓的“不谈政治”，事实上正是那时胡适的政治观的一种表现。
这种政治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需得到“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6] 用胡适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7] 所以，胡适投入了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并且，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强调所谓的“改造国民性”[8]，强调“树人”，强调“教育”[9]。
胡适写道，要救国，“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而“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10] 胡适看到：“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与保证的。
”[11] 在（直到晚年的）胡适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12] 他所要努力的，用胡适本人的用语来说，就是在中国实行所谓的“造因”工程，以此为未来民主宪政的实现而打下国民基础。
当然，除了这种积极的态度，“不干政治”之说也反映出他对当时政治状态的消极反抗。
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讲，对当时的胡适来说，“参与政治意味着要从事武夫们正在干的那些肮脏的勾当，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意味着要通过与流氓恶棍打交道而寻求妥协。
”[13] 胡适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的“一番愚忱”，想把“新文化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几十年后犹自叹息来自政治的“不幸干扰”。
[14] 无疑，对胡适来说，政治确实是不洁的，常常是有碍于他那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伟大工程的──至少在现实的情况下是如此。
很清楚，这种心态明显具有某种“精英心态”或“救世主心态”，与自由主义、宪政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15] 为什么说它是“精英心态”呢
因为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说来，一般民众是愚昧落后的，需要由前者对后者实行“改造”和“教育”；而政治人物更是肮脏不堪的，根本不可与其为伍。
似乎唯有他们这样的“知识精英”才能全盘改造中国──事实上，这与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改造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有区别，那也仅仅在于：共产主义是要改造中国人民成为“无产阶级新人”；而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实行国民改造的目标则有所不同，是要让民众“理性化”。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是胡适（或者共产党）来规定这种改造的目标、标准和过程呢
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按照他们每个人的心愿来成为他们每个人自己呢
很明显，这后一种概念，才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概念，即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与偏好，而这种利益与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基本规定，容不得其他任何人──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其他什么力量──来“改造”他（或她），除非他（或她）自己要“改造”自己。
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恰恰是胡适不断强调的一个思想，对胡适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笔者后面会加以讨论──本来就是这样的含义。
但是，胡适本人，却由于他的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根本就忘记了一般平民大众的个人主义。
当然，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主义也好，并不否认人性具有黑暗的一面。
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它们并不试图通过什么“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这种黑暗的人性，而是强调：第一，政治本身必须建立在对于这种人性的现实理解之上；第二，通过政治制度本身，可以制约人性的黑暗一面。
事实上，这里的第二点，可以看作是宪政主义的哲学本质。
[16] 与这种现实主义的人性观念和政治观念相比，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象其他大多数当时中国的各种不同的主义的鼓吹者一样，本质上还是乌托邦主义者，或者至少沾染了某种乌托邦主义的色彩。
他们固然看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但他们对此的态度却只有两种：一是试图改造之，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权力上的弱者的时候，是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时候；另一种态度则是逃避，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上的权势者的时候，是他们感觉自己无力的时候。
当实行前一种态度时，他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建设更加伟大而基本的“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当实行后一种态度时，他们“不干政治”，因为他们觉得政治黑暗肮脏，而自己却冰清玉洁，岂能和那些“流氓恶棍”打交道
其实，即使单单在人性黑暗和政治“肮脏”这个层面上，如果认为胡适的相关论述表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家的品质有着现实而深刻的认识，那似乎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天真和幼稚。
实际上，当胡适后来介入政治问题、直接讨论宪政时，他始终乐观地认为，宪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宪政所要做的不过是落实两个基本的原则，即“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负责”。
[17]既然中国民众那么愚昧、中国政治那么肮脏，为什么这两个原则实行起来却又并不困难呢
胡适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解释。
他的一个明白表达的理由是：这样的原则太“基本”，几乎不能算是什么崇高的政治理想。
胡适多次明确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18]，“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19]。
这当然也是“精英心态”和“乌托邦主义”的一种表现，总把平实的东西看作是没有难度的东西，觉得那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而政治恰恰是平实的东西。
即使在已经碰壁之后，胡适似乎也从来没有问一句：这么“幼稚”、“基本”、“不太难”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就是做不到呢
当然，他的答案可能很现成：因为民众太愚昧，因为政治人物太肮脏。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既然如此，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呢
如果一般民众尚且那样需要教育，为什么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就那么容易接受法律的制约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作为原则，它很简单，而这是胡适所着眼的层面；而要把这原则变成现实，对不起，那时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兴趣讨论这个“肮脏”的现实。
这样，胡适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上陷入了他那著名的“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之主张的对立面：他所讨论的宪政，仅仅是一种概念（主义），而不是着眼于如何解决中国实行宪政这一基本问题。
因此，积多年之努力，宪政在中国依然是空想，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看到中国的研究者们赞许地称道胡适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时[20]，笔者要说，有“理想”而却不知道如何实现，也不去探索如何实现，那倒不如说是“空想”。
因此，胡适其实是一个空想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的这种“非政治”的思考方向，还为中国后来无数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巨大怪圈，那就是国民素质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
[21] 有学者认为，胡适之所以强调宪政政治很容易，是要苦口婆心地让人们明白：即使中国人素质低，也不是不可以实行宪政；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则反过来批评胡适，强调国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条件。
[22] 其实，今天的这种批评已经包含在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思路之中，并未跳出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上述基本怪圈。
事实上，胡适有时要比这些批评者高明，能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
他懂得：“人心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而“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
[23] 这为怪圈找到了一线走出去的希望。
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进一步探讨：这样的制度如何才能形成
读者在本文中已经看到并将会继续看到，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恰恰是胡适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本缺陷之所在。
二、“好人政府”和“专家政治”：宪政政治与开明专制之间 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至少是胡适，完全没有提出实施宪政的思路，也许不尽公平。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张后不久，很快就放弃了他的“20年不谈政治”的说法，以1920年8月1日与蒋梦麟等7人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为标志，在次年成立了一个研究政治、讨论社会问题的团体“努力会”，接着创办了《努力周报》，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作为宗旨，“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议政、干预政治的前台”。
[24] 在此前后，胡适为中国政治开出了他的一个药方，就是所谓的“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无疑表现了胡适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
首先，他开始强调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25]；其次，他提出了“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在包括胡适在内等16人领衔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宪政”和“公开”的政府，强调“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并“充份容纳人的自由”，该“主张”也对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包括南北问题、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用人、选举等都提出了一些意见。
[26] 不过，胡适并没有完全改变笔者在上一节分析过的那种基本政治观。
他还是认为：“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
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
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
”[27] 由此可见，那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依然十分鲜明，那种文化主导的思路完全没有改变。
其实，就在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时，这种态度和思路也扮演着关键作用。
对胡适来说，要实行“好政府”，需要“人人都觉悟”；而“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需要有奋斗的精神”[28]。
这里，对“好人”或“贤能”的依赖，明显具有精英主义色彩，只是从纯粹的文化精英主义扩展到了较大的精英范围；而什么“觉悟”、“精神”、“奋斗”，则仍然囿于人类主观认知的范畴来谈论政治。
至于把“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感觉这是什么“平心降格”的目标，更不脱本文上节所批评的乌托邦色彩，即仍然悬有一个宏伟的目标，而把目前这个事实上已经非常困难、根本还没有找到道路来实现的标的，看成一个实践上轻而易举、理念上折衷妥协的东西。
以这样的思路贯彻始终，于是，“不谈政治”时，胡适是试图在思想上改造那些愚昧的民众，以奠定“政治的基础”；干预政治时，胡适则希望让那些所谓“政治领袖”有所“觉悟”，甚至“无为”，甚至还能把权力让给“好人”来建构一个“好政府”。
比如说，谈到建设，胡适强调：“必须先要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随便发一个电报命令十来个省份限几个月完成的。
他们必须明白他们自己是不配谈建设的，他们也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建设并不是真正的和永久的建设，而仅是那种使政治刽子手们中饱私囊的营私舞弊。
他们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设，然后能安分无为，做一点与民休息的仁政；等到国民少苏国力少复的时候，等到专门人调查研究有结果的时候，方才可以有为。
”[29] 他对“专门研究”的强调，让笔者感觉到，在胡适眼里，国家的治理（也就是政治）与其说是权力关系的建构，不如更象是一个公司的运作，甚至于象一个“努力”寻求自身有所作为的个体（这是胡适常常倡导人们要做的，而其实更多地只是一个知识青年的个体──这一点在后面另行讨论），必须具备了觉悟，有了一番专门的调查研究，有了“学术”的根基，于是一切可以“上轨道”。
他在倡导“好人政府”的同时，也提倡所谓“有计划的政治”，大意不过如此。
反过来，胡适对于政治领袖的赞赏，往往也不过着眼于是否读书。
1919年五月，胡适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
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时，强调孙中山是真读书的，并发挥说：“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
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就放弃了。
”于是，他主张，青年学生要想干预政治，应该注重学识的修养。
[30] 显然，胡适虽然明确打出了“宪政”的旗帜，但他所倡导的“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其实根本就丧失了宪政政治本来的含义──即人民参政而对政治权力实行制约的含义。
“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的内涵充其量不过类似于所谓的“开明专制”：领导人有理性，有知识，有专长，有道德，能“防止”不法官吏，也能“容纳”个体自由。
这与胡适在另外一些地方体认到的“政治必须依据法律，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幼稚”的宪政原则，又差了很多。
按理来说，如果政府完全是由“好人”组成的，那么宪政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宪政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人们为什么要去千方百计地限制“好人”的权力呢
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政治观念就是并不相信什么“好人”不“好人”，而是首先把国家权力（也包括其他权力）看作“恶魔”，首先担忧那些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人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不论他们的道德修行如何。
在鼓吹“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时，胡适显然忘记了（或者不懂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一课，反而改采道德哲学，也就是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态度来推动所谓的“宪政”政治。
这种“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政治领袖（无论新旧，在位或未来的）之向善愿望上，真的是如同胡适自己在别处所说的，“与虎谋皮”，恐怕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三、利益的缺位与公私的等同：虚弱的个人主义 如果不是依赖人们（无论一般民众还是政治人物）的认识的提高即“觉悟”来推动宪政政治，那么，对自由主义来说，什么东西才有可能催生宪政呢
胡适对这个问题及其答案，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体认。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校200周年出版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一书所撰写的文章中，他不仅选取了“作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为主题，把宪政政治看作“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点的最佳表明”，而且大段引述杜威的被胡称之为“关于力的工具主义”的有关阐述，强调这些论述“突出了常被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忽视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方面，即制度运作必需的能动力量或力”。
[31] 不过，似乎不可以高估这种认识的深度，因为他在简单地提到所谓的“力”之后，随即就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一些他的基本观念上去了。
如果延续“力”的思路，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迫使“政治”接受“以法律为依据”的原则、来强制“政府对人民负责”呢
也许，“迫使”和“强制”这样的词汇，对于温文尔雅的胡适来说，对于“理想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对于主张“自由”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未免过于暴力了。
可是，暴力却恰恰是政治的本质，至少是政治组成的本源力所在。
那些讨论“国家”应当如何如何的人们，如果不懂得“国家”的这种暴力属性[32]，他们的讨论怎么能不是如胡适自况：“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33] 这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主张武装斗争来改造国家（虽然自由主义也不排除这种选择）；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对“力”的认知，有它更为深刻的层面，那就是对个体自我利益的强调，特别是强调这种个体利益的普遍化。
[34] 利益的力量是最为普遍的政治力，而利益与利益的相互制约，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根本政治原则。
可是，在胡适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对于一般人或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的承认；相反，在不承认（至少是不强调、不突出）普遍的个体利益的前提下，胡适虽然倡导个人主义，但其个人主义的内涵却很薄弱。
从根本上看，胡适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建筑在对于“个人”这一概念实际上的“精英化”或“知识青年化”理解上面的。
胡适批评1919年的民国选举时强调：“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条方法，需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需要全国青年出来作各地选举的监督。
”[35] 这样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实际上相互联系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囿于单纯个人层面的“自由”和成就。
我们不妨称之为“私性的”个人主义，有些类似“消极自由”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
[36] 胡适强调一种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其中包含两个重要思想：第一是充份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37]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根本关系上，可以说胡适是正确的。
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38] 但是，这里有一个可能的倾向，就是直接将个人与国家相等同──笔者随后会讨论这一点。
从胡适非常欣赏所谓的“易卜生主义”来看，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经常是走向这个极端的。
胡适除了专门撰写长文介绍“易卜生主义”以外[39]，并不时引用易卜生的话。
比如，他说：“救国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游泳的人才。
易卜生说得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东西’。
易卜生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40] 这种单纯的“唯我主义”，与主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有很大的距离；而出现这一距离的根本，就在于政治：自由主义从来不认为个人可以孤立于社会政治而存在，因此它所强调的“自由”不仅仅是脱离了别人所寻求的“私性的”自由，而它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之“个人”不是某种可以假设生活在社会政治状态之外的个人。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第一点，其实仅仅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个人奋斗哲学。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源流中，本来就存在这样一种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为真，团体为幻”[41]的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向个人奋斗的人生哲学的演变，进一步凸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反政治”特点。
而其第二点，则开启后辈中国自由主义者中普遍把独立人格理解为“不做官”[42]、“为学术而学术，多儒者，少官僚”[43]的倾向。
在这种倾向中，知识者强调自己的“超然”与“公正”，结果是脱离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经常出现的党派活动；一谈到“独立性”，他们就以为是要置身于政治权力之外。
狄百瑞所总结的宋明以来的那种追求内在自由的传统[44]，在20世纪竟然并没有重大变化，反而有强化的趋势。
这就不能不损害对于外在的和普遍的自由的建构。
传统士大夫秉承孔孟正统思想，抱持“自尊”、“自得”、“自任”等理念，致力于在“内在人格”层面建构所谓“独立”、“自由”的做法，在胡适这里找到了回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45] 这也就混淆了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使得自由主义有丧失其本来的政治意义之虞，当然也就可能导致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事实上脱钩了。
这种单纯“私性的”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本文已经涉及到，就是一旦讨论公共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犯一种把“个人”私性领域的逻辑直接扩大到“团体”乃至“国家”领域的错误。
换言之，这种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往往将个人与国家、内与外、私与公相混淆、相等同。
个人奋斗可以救个人，于是也可以救国家；每个人奋发有为，就等于政治问题解决了。
胡适倡导所谓“有计划的政治”，根本出发点似乎正在于此。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感慨：“吾国几十年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飘博。
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
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
”[46] 反过来，每个人都有主意、有方针、有罗盘，似乎就等于国家的问题解决了。
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积极自由”。
而这种结论，在实践中，往往导向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其实际的政治后果恰恰是容忍专制权力的肆虐。
胡适的这种思想路径有其前因后果。
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47]的思想。
直到今天，这种以“公”为“私”之集合的概念仍然被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具有自由主义含义的。
[48] “私性”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区分，作为自由主义的本来理论基石之一，在这里完全消失了。
四、结论 宪政的建立，必定通过某种政治操作。
上述考察表明，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在本质上却具有“反政治”的特点，从而导致在理念上扭曲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在实践中则无力找到根据宪政原则改造现实政治的力量和道路。
归纳起来，这些“反政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认为宪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级的某种什么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从对于人性的现实理解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
其次则是严重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从而完全忽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改造或建构宪政政治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一旦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不免向宪政政治的对立面比如“贤能政治”甚至“开明专制”转化，因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领袖方面，而不是对于政治领袖的制约。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调的是道德、觉悟、知识和素养，忽略了政治的关键因素：利益和力量。
这种“反政治”的特点，恰恰是与以个体利益的普遍化为基本出发点的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思路相抵触的。
当然，胡适的思想不一定代表中国自由主义对于宪政观念最为深刻的理解。
但诚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具有“重行动而不重纯粹理论”的学术特色；“相对于严复和梁启超在鼓吹自由主义基本概念上所作的努力，胡适在实现自由人格方面的兴趣显然远超过输入学理，对他来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完美的形上学架构，而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人人可以享受到的生活习惯。
”[49] 换句话说，胡适在自由主义者中是一个比较具有实践色彩的人物，他对于实际的政治也确实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
即使如此，他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尚且如此明显地具有“反政治”特点，则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贫弱可见是多么严重。
胡适思想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对于宪政政治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解。
这种影响力，既表现在当时，也表现在后世[50]；既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渗透到政治领域。
因此，胡适宪政思想的任何特点，都严重地影响着后世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努力。
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胡适误读自由主义之后半个多世纪，人们还在不断误读胡适。
比如说，有中国学者认为，“胡适对美国的经验确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无法与中国的实际──时代背景和人文传统──相锲合。
他对宪政民主及其价值确有深刻的理解，对宪政民主所需要条件也有真实的把握，然而，他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却不能做出恰当的反应。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不能“拯救”中国。
[51] 其实，本文的分析表明，胡适对于宪政民主并不具备“深刻的理解”和“真实的把握”。
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宪政问题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不错，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未能导向宪政政治的成功。
但这既不表明自由主义的无能，也不证实宪政政治的无用，而只是表明了：“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不能完成作为政治操作的宪政政治之建立这一政治任务。
在承认自由主义是宪政思想和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力的同时，我们反而尤其不能忽略中国自由主义在宪政主义上的重大误区，应当反省其失败的教训和意义。
在这方面，本文仅仅是一个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尚有待来者。
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能做什么?
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加强大学生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又称“美育”，它与德育、智育、体育一起构成我国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
相比较而言，审美教育是一种超越性、综合性教育。
它强调的是“陶冶”，是主体的主动参与和全身心的投入，让人体验美好，体验成功，体验快乐，体验崇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及自我完善的能力。
加强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手段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作为一个传承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素材和许多成功的审美教育范例。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养浩然正气”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气”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由内心“集义所生”（集义，犹言积善，指事情皆合于义。
见《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注），不待外求。
后人把“浩然之气”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正气和节操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历来是被看作一种“大节”。
“见义勇为”、“杀身成仁”、“当仁不让”、“舍身取义”等等，崇尚气节，讲求情操，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气节。
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把“廓然大公”等作为价值理想，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
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所谓“成天下之大事”等，都表现了胸怀天下的道德信念。
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之做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
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成就未来。
把我们的大学生们培养成如此有大爱的人，正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立德”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国人重视人格修养，形成了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美德修养学说。
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
《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就是说：从天子到普通民众，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作根本。
修身的目的在于自我完善，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为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
慎独，出自《礼记》：“君子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意思是说，在个人独处而无他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
这种修己内省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审美教育能够发挥其它教育形式所不及的培养和发展受教育者感性能力的重要作用，培养健全高尚的人格，塑造完美理想的人性。
那就首先要重视受教育者的人格修养。
只有具备有良好情操、美好道德的人才能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提升和超越自己。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天人和谐”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在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不可分割，这种内在联系的经典概括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
《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
”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共生的现象称之为道德。
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崇尚“仁者爱人”，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特点。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其理论基础就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大系统，人与自然共处在这个宇宙大系统之中。
但是，由于无保留地开发自然，无节制地消费，享受自然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起来。
今日世界已经面临竭泽而渔的困境，人类盲目地征服自然已经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不断涌来，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把“天人和谐”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自强不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系辞下》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
”也就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健动不止，生生不已；君子应效法天地之美德，做到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贯彻古今的光荣传统。
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
如《礼记·大学》称赞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自信、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
自强不息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实践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奋发图强。
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
自强不息表现为自尊自信的品德，不卑不亢，有着独立的人格；表现为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悲观、不丧气，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表现为志存高远，为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著追求等等。
几千年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
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培养青年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的审美精神。
21世纪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们，只有具备自我超越、不断进取、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高尚情操和审美精神，才能够战胜一切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艰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实现自身价值。
青铜器与弘扬民族文化中国人的骄傲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
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之后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六个世纪的青铜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装饰较少，反映出远古先民纯朴的审美意识。
夏代（21世纪B.C～16世纪B.C）的青铜器中已经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
商代（16世纪B.C～11世纪B.C）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西周时期（11世纪B.C～776B.C）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战国（776B.C～221B.C）时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
秦代以后（221B.C～1840A.D），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
青铜器，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之成，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