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二世为什么会发动战争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统帅。
生于柏林。
少年时就长于吹笛，1740年即位。
实行开明君主制，在军事上颇有建树。
曾两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
1756年发动对法、俄和奥地利等国的七年战争。
他虽然不是古斯塔夫二世那样的军事革新家，也不是拿破仑那样的战略家，然而他是一位机动作战战术大师，常常打败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敌军。
靠着坚韧和运气，使得普鲁士国家幸存下来。
1772年同俄、奥乘波兰内政危机第一次瓜分波兰领土，获得西普鲁士。
1785年组建由15个德意志联邦国组成的诸侯联盟。
1786年在波茨坦去世。
恩格斯称他“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他的军队“是欧洲模范的军队”。
求普鲁士的斐德烈（有译作腓德烈的）大帝的资料
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der Große，1712年1月24日-1786年8月17日），史称腓特烈大帝。
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
统治时期普鲁士军事大规模发展，领土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取得霸权。
腓特烈二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而且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甚至音乐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青年时代年轻时代的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在他的父亲「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严格，强硬和军事式的教育下长大。
1730年他尝试和朋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通往到英格兰。
但以失败告终。
他们被囚禁在现在德波边境的小镇昆斯特林（德语:Küstrin），在那，卡特被处决。
究竟腓特烈是看到还是只听到行刑，目前还有争议。
腓特烈同时和Peter Karl Christoph von Keith和Hans Karl von Winterfeldt有著亲密的友谊。
他的父亲一再受到亲奥势力(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 Jacob Paul von Gundling等人)的压力,腓特烈在其影响下,不情愿的和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冯·布赖恩施怀克—贝芬(Elisabeth Christine von Braunschweig-Bevern)成婚。
伊丽莎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
两人并未诞下一子。
腓特烈基本上和她分居，只在节庆场合一同出现。
但腓特烈在其父临终前答应了，誓不会对伊丽莎白不忠。
在莱茵斯堡(Rheinsberg)的四年(1736–1740)可能是两位在一起最幸福的日子了，但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做给他那多疑的父亲的一出戏，目前尚没有定论。
究竟腓特烈二世按当代的标准是否有同性恋倾向，目前尚有争论。
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对女性比较疏远。
他希望在女性身上也看到他在男性那看到的勃勃生机。
在他身后作的尸检并未发现他患有性病或畸形。
因为他的医生Johann Georg Zimmermann透露，腓特烈大婚之前曾感染性病。
而难得的几位受腓特烈青睐的女性，都是些所谓的“女大地主”卡罗琳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他还向她们写过诗，保持著书信来往。
国王外交与战争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登基，年方28岁。
受法国启蒙哲学思想薰陶的腓特烈二世继位被当时人们认为这将是一位善於思考的开明国王，甚至可能偏於文弱。
的确，他一上台，就解散了父亲的巨人掷弹兵团（留一个中队作仪仗护卫），而且下令禁止军中体罚士兵（这个命令后来在战争中撤销）。
但是腓特烈拥有祖、父遗留下来的精良军队和充足国库，本人对战争也不是生手，当年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就曾赴当时欧洲第一名将欧根亲王身边见习军事。
很难说腓特烈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真就能从欧根亲王那裏学到些什麼本领，但是欧根确实曾经盛赞腓特烈在战场上的冷静态度，而年轻的腓特烈倒是对老迈年高的欧根亲王印象不深。
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登基不久，就出现了普鲁士扩张的良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奥地利1739年方才结束对土耳其的战争，所产生的破绽，刚好为普鲁士所利用。
通过这场战争，他为四分五裂，自然资源匮乏的普鲁士赢得了一块极具经济价值的西里西亚地区，同时为普鲁士赚得了一条易守难攻的边界线。
在这次战争，腓特烈二世和陆军元帅什未林的库特·克里斯多夫伯爵为普鲁士赢得了西里西亚。
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他成功保卫了这一地区。
这场战争，普鲁士没有全程参与，只打了一前一后两段，全都是为了吞并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对於普鲁士来说，就称为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所以这两场战争，实际都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的一部分。
同时在这场战争中，腓特烈初次亲身领军，在几次战役中尽显了他的军事才华。
尽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到1748年才正式结束，腓特烈的普鲁士王国却是从1745年就退出战争，作壁上观。
从此到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腓特烈赢得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
西里西亚是纺织工业中心，德意志最为富庶的省份之一，每年的税收要占整个普鲁士岁入的1\\\/4。
在这十年裏，腓特烈不但整军经武，发展经济，为后来的七年战争作好准备。
1750年代普鲁士的外交形势越来越严峻。
首先腓特烈与英国交好，缔结《白厅条约》，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这就大大触怒了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
而奥地利女大公玛丽娅·特蕾西娅，从来也没有忘记卧薪尝胆，他的首相柯尼次（Kaunitz）亲王成功地联合俄国女沙皇伊莉莎白·彼得罗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
腓特烈看到形势日益严重，决定与其坐等战争降临，不如对奥地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七年战争由此展开。
在七年战争中他的部队打进了萨克森王国。
之后普鲁士同时和三个邻邦大国作战，就是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这三国在奥地利外相柯尼次的发起下组成了联盟）。
当时普鲁士和联盟的军队人数比为1:3,人口数之比更达1:20。
经过7年大战，几次面临亡国边缘，腓特烈终於保住了西里西亚，他个人也获得军事史上永世的不朽英名，赢得了「大帝」的称号，更树立了「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
普鲁士亦一跃成为欧洲五巨头（其余四国为奥地利，法国，英国和俄国）之一。
在伏尔泰和米拉保等人的见证下，他在那群雄争霸的年代创建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国家。
在他的倡导下（1772年），波兰被第一次瓜分。
当时奥地利和1764年新近与普鲁士结盟的俄罗斯处於武装冲突边缘。
为了自身利益，腓特烈二世用波兰的土地去满足两国对土地的欲望。
普鲁士武力兼并了所谓的波兰-普鲁士，即是西普鲁士。
从此他自称为腓特烈二世，普鲁士之国王（König von Preußen），而不是像其两届前任，称自己为普鲁士裏的国王（König in Preußen）。
在腓特烈晚年，他曾发动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使得了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的企图没有得到成功，就是以比利时去换取巴伐利亚的大部分。
奥地利的这个计划导致了普鲁士组成君主联盟（1785年）。
内政与改革在内政方面，他推行了农业改革（马铃薯）、军事改革、教育改革、法律改革，在Drömling和Oderbruch实施排水工程，废除了刑讯还建立了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制度。
他的名言是“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
”他对法律的发展贡献良多。
另外，当时普鲁士的人民可以通过上书或求见的方式向国王求助。
腓特烈二世在他的准则“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下竭力避免封建制度的流弊。
对此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非常不信任，他深深感到等级观念会作祟。
“我很不高兴，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穷人，处境是如此艰难。
还有他们动辄就会被拘捕，比如来自东普鲁士的雅各·特雷赫，他因为一单诉讼而要在柏林逗留，警察就将他逮捕了。
后来我让警察释放了他。
我想清楚的告诉你们，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的农民和一个最显赫的公爵或一个最有钱的贵族没有丝毫高低之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腓特烈二世1777年至司法部部长的信) 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他当政时期的特色。
同时他对移民和小宗教信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宽容开放，也是他内政的特色之一。
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园（Forum Fridericianum）那裏，一座新教的教堂和一座天主教教堂并排而立，可算得上18世纪独一无二的景致。
腓特烈后来还说：“Jeder soll nach seiner Façon selig werden”（意为：纵然行事方式各异，但人人都是可到天堂的）。
但是对犹太人的歧视，腓特烈二世却是一字不漏的继承了前任的政策——1750年修订后的总特权政策（Revidiertes General-Privileg 1750）, 1763年犹太瓷器规定（Judenporzellanverordnung 1763）。
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享有有限出版自由的君主国。
在这位国王的统治下，同性恋者并不会受到迫害。
他希望彻底废除农奴制，但在普鲁士地主的强烈反对下失败。
但在国王的属地上却能逐步实行，腓特烈二世在新开辟的地区裏建立小镇和农村，让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入住。
当出於国务原因而需要延长农奴合同的时候，这些帮工，雇农和女仆会被问及他们雇主的情况及待遇，管理不善的雇主，其手下的雇农将有可能被调派到有妥善管理记录的雇主处。
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学校。
乡村学校的师资素质良莠不齐，而且偏低。
这些学校只能培养出一些有读写能力缺陷的军官。
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有书信来往并且曾在波茨坦会面过。
他自己写有大量法文著作，是18世纪影响很大的一位作家。
他1740年写下的《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chiavell）在欧洲非常有名。
在书中，他用批评，进步的角度去分析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政治观点。
广为流传的无忧宫磨坊主传说被视为腓特烈二世对法律的一次较量。
但经证实，这个逸谈是假的。
逝世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二世于无忧宫中在他的沙发椅上安然逝世，享年74岁。
他身后无子，由侄子继承，就是腓特烈·威廉二世。
这时距离法国大革命仅有3年。
他的意愿是在无忧宫露台他的爱犬旁下葬，但他的继任，也是他的侄子却将他葬在了波茨坦格列森教堂的地下墓室裏。
1944年他棺材被移往马堡的伊丽莎白教堂。
直到1952年才在路易·斐迪南的发起下被迁到霍亨索伦城堡 。
但直到德国统一后1991年8月17日，这位国王才到了他想到的地方，在他生前已建好的墓穴下安身。
他的话“Quand je suis là, je suis sans souci” (吾到彼处，方能无忧）。
这位思想自由的共济会员在教堂裏寻不得安灵。
他愿意自己的爱犬离他更近一些。
人们在英灵殿(Walhalla)为他塑半身像以作纪念。
在他过身后人们树立很多纪念碑，最有名的是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腓特烈大帝骑马像。
二战时塑像幸存，并在民德时期重建。
军事天才即使忽略他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和他对立法所做的贡献，单凭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就足以使他在历史上占一席位。
在西方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腓特烈在历代名将中的的地位，可能仅次於亚历山大、凯撒、汉尼拔、拿破仑这四大伟人。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腓特烈初次绽放光芒。
索尔战役更是腓特烈第一次试图把经过自己思考和设计的斜线式战术付诸实施。
战后腓特烈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原理》（有译为军事教令，德语：Die General Principia vom Kriege）。
这本书集中体现腓特烈对自己早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不仅仅是行而上的战争理论，而且贴近实际，是当时最好的战争实践指南。
腓特烈其实是用法文写成此书的，后来才译成德文，仅仅下发给普鲁士的将级军官，不得外传。
但是他没有把法文原版的第12章翻成德文，因为这一章写的是腓特烈本人驾驭部下的经验，当然不愿意让部下看见。
后来在七年战争中的1760年2月，奥地利从一位被俘虏的普鲁士少将那裏得到这本书，这才流传於世，1762年这本书传到伦敦，在那裏公开刻印出版。
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遇挫愈强，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以普鲁士一个小国之力，独抗法、俄、奥三大强国，其疯狂程度，可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或者希特勒相媲美。
罗斯巴赫会战更是腓特烈斜线阵势完美的表演之一，今天被美国西点军校选作那个时代的经典战役，以大模型重现在它的军事博物馆陈列中。
军事史家亦把此战与洛伊滕会战许为腓特烈大帝军事艺术的巅峰之作，就象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一样。
仅凭这两场会战，腓特烈就完全奠定了其作为古今最伟大名将之一的地位，普鲁士的一个永远的军事神话，从此诞生。
后世拿破仑评价腓特烈大帝的时候说：「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於他能说的最高的赞誉之词」。
1785年西里西亚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演习中，英国王弟弗雷德里克王子 (约克公爵)，美国独立战争中出名的康沃里斯将军（Cornwallis），拉法叶特侯爵都来参观，并向腓特烈致敬。
当时腓特烈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的操演方法，成为全欧洲军界竞相模仿的样板，老国王在训练场上禁不住掩口偷笑「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矣」。
在战术层次，腓特烈可以说是近代欧洲第一战术家，比拿破仑毫不逊色。
尤其是在战役层次上：当时欧洲在战略和战术之间，没有战役学这个分科，而腓特烈就是大战术的创始人，德国人口中的「大战术」，就是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战役学。
欧洲军事学从古斯塔夫开始走入近代化，经过杜伦尼、马尔巴勒、欧根、萨克斯等历代名将的探索与尝试，到腓特烈手中，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给以总结。
他所确立的作战原则，例如「保护你的侧翼和后方、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我们注意力的目标，应该是敌人的军队」等等，直接指导了拿破仑。
可以说在战役指挥上，腓特烈是拿破仑的启蒙老师。
琐事腓特烈二世在无忧宫演奏长笛他对所有艺术都感兴趣，他自己起草设计了波茨坦的无忧宫，并聘请建筑师克诺伯斯多夫兴建。
他收有很多名画，吹得一口好长笛（长笛教师 Johann Joachim Quantz）还作曲。
他於1747年在无忧宫与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会面。
除了母语德语，腓特烈二世还能说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义大利语。
他能听得明白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腊语，还有希伯来语。
他晚年的时候，还去学习了斯拉夫语、巴斯克语。
系谱 ┌——> 腓特烈·威廉 (1620年–1688年) │ 勃兰登堡诸侯 │ ┌——> 腓特烈一世 (1657年–1713年) │ 普鲁士之国王 │ │ │ └——> 路易斯·亨利埃特·冯·奥兰尼恩 (1627年–1667年), │ ... │┌——> 腓特烈·威廉一世 (1688年–1740年), 士兵国王│ 普鲁士裏的国王│ ││ │ ┌——> 恩斯特·奥古斯都 (1629年–1698年),│ │ │ 汉诺威诸侯,请见下面│ │ ││ └——> 汉诺威的苏菲·夏洛特 (1668年–1705年)│ ││ └——> 法耳茨行宫的苏菲 (1630年–1714年)│ 请见下面│ ...│腓特烈二世(1712年–1786年),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之国王││ ┌——> 恩斯特·奥古斯都 (1629年–1698年),│ │ 汉诺威诸侯,请见上面│ ││ ┌——> 乔治一世 (1660年–1727年)│ │ 大不列颠的国王和汉诺威的诸侯│ │ ││ │ └——> 法耳茨行宫的苏菲 (1630年–1714年)│ │ 见上│ │└——> 汉诺威的苏菲·特雷西亚 (1687年–1757年) ... │ │ ┌——> 乔治·威廉 (1624年–1705年) │ │ 在卡伦堡和吕内堡的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 │ │ └——> 不伦瑞克-吕内堡的苏菲·特雷西亚 (1666年–1726年), 阿尔登公主 ... │ └——> 伊利奥诺拉·德·奥保斯(Eleonore d’Olbreuse) (1639年–1722年) ...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 普鲁士精神，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敬畏名词，但这种精神是建立在它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的。
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军营，整个国家机构就是一部军事机器，全力支持着一支的代表国家荣誉的庞大军队。
“普鲁士精神”在腓特烈二世时代发展到了它的极点，这个国王也以“战神”的形象留在青史之中。
腓特烈二世无疑是个幸运儿，祖先留给他的资本是丰厚的。
霍亨索伦家族从一个瑞士山区的城邦主发展到北德意志广阔土地的统治者，爵位又从伯爵到选侯再到国王。
更重要的是，留给了他一支强大且效率很高的军队。
但腓特烈少年时代却是一个酷爱自由，喜欢文学艺术，反感专制和服从，充满叛逆性格的人。
他偏偏有一个古板固执的“军人国王”父亲，于是父子间展开了一场人间常见的管制与反管制的较量，只是当这种较量发生在王家时，就变得更加残酷了。
少年腓特烈经常遭到父亲的棍棒殴打和言语刺激。
18岁时为抗拒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计划同几个同伴出逃，结果被关进监狱，还被安排了观看同伴被砍头的血腥场面。
在狱中的日子使他度过了青春期的躁动，他开始变得深沉理智，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在他身上开始显现。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找到了对政治和军事的浓厚兴趣，并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实践，初步建立了一套军事理论。
1740年他继承了王位同时也继承了一支8万多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并继续扩充这支军队，使之达到20多万人，成为实践他的理论“政府的基本法则都是扩张领土”的工具。
腓特烈不但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一个睿智的军事理论家。
他创立了著名的“斜进战斗队列”的理论，其要点是将本方作战队的一翼缩回，加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使之在局部上形成优势而攻击敌方的侧翼，适用于以少打多的情况，在敌方大部队未投入战争之前就取得一个决定点上的胜利。
他还确立了许多著名的作战原则，如“保护你的侧翼和后方、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以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等。
腓特烈即位第一年就遇到了实践的大好机会。
1740年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_特蕾西亚继承父位，因为女性继位在德意志史无前例，腓特烈便以此为借口同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结盟，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奥地利一方则有英国支持，史称“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
腓特烈对奥地利的皇位不感兴趣，他要的是德意志人集中的发达工业基地西里西亚。
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普军很快就占领了整个西里西亚，并先后在莫尔维茨会战和霍图西斯会战中击败奥军。
腓特烈聪明地利用奥地利同法国、巴伐利亚的矛盾，节节胜利，最后通过《德累斯顿和约》割占了整个西里西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但倔强的玛丽亚_特蕾西亚不肯善罢甘休，决心夺回西里西亚，通过外交手段将法国、俄国、瑞典都拉拢到自己一方，而腓特烈则同英国结盟。
1756年狼烟再起，这场战争更加惨烈，英法主要在海外作战，而欧洲大陆则是普鲁士独自跟奥、法、俄等国较量。
腓特烈在外交上的失策导致自己以寡敌众，但在军事上却取得一系列经典之作。
1757年的罗斯巴赫一役是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杰作，洛伊滕战役是“斜进战斗队列”的完美实践、“动机和决心的杰作”。
但尽管如此，面对力量远大于己的各大敌国军队的步步进逼，普鲁士的国力消耗几尽，柏林危在旦夕，腓特烈一度携带烈性毒药随时准备自杀，幸亏俄国政权更迭使他得到了喘息之机，最后体面地结束了“七年战争”，保住了西里西亚。
在领土扩张方面，腓特烈还在1772年以武力为后盾，伙同俄、奥两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取得了波罗的海沿岸大片土地，将东普鲁士同国家本部连在一起。
腓特烈为后人景仰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军事上获得的声誉，但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高手。
他为自己的统治冠上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标签“开明专制”，实际上专制有余，而开明不足。
他改组了“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管理处”，使权力更加集中在国王本人手里。
他要求臣下高效廉洁，但不允许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国王是唯一的头脑，官僚机构只是他的手脚”，他让每个臣下都专注于自身负责的领域，而只有自己才掌握全面情况。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国王本人十分勤政，从早到晚批阅公文来信从不倦怠，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也不为过。
当然，作为一个受过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的帝王，腓特烈的“开明”也并非只是粉饰之词。
他领导了在当时欧洲属于领先水平的司法改革，第一次在普鲁士公布了统一的宪法草案，表达了法治精神和国王完全放弃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秉承罗马法“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定”的精神，下令让臣民对法律条文广泛讨论，广泛征集意见。
18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对“开明”的注解，如宗教宽容、鼓励科学文化、放宽书报检查等方面，在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腓特烈称自己“论禀性是个哲学家”，与执启蒙运动之牛耳的伏尔泰有密切交往，但最终还是由于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了，在腓特烈晚年的思想中，“专制”的成分还是越来越重。
腓特烈致力于改善农民状况，兴修水利，并推行重商主义。
他在位40多年时间，尽管饱受战火摧残，但普鲁士的经济仍取得迅猛发展，人口从220万增加到543万，年税收收入翻了近两翻，国库储备从800万塔勒增加到5000万塔勒。
他给他的后继者留下的，是一个强盛而且蒸蒸日上的普鲁士。
他也因此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是一个公认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自封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留下了《战争原理》、《政治典范》、《军事典范》、《布阵法与战术纲要》等诸多著作。
他终身热爱文学艺术，擅长吹奏长笛。
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实践和理论上承古斯塔夫二世、杜伦尼、欧根等，下启拿破仑、毛奇等，在欧洲军事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后来普鲁士能累积到统一德意志的力量，腓特烈大帝时代是一个关键。
但也有人认为，腓特烈时代的普鲁士，已经可以找到后来纳粹德国的影子。
腓特烈大帝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看来是一篇文章所难以概括的。
本文主要关注他对历史的影响，将他排在第41位，居于苏莱曼大帝之后，古斯塔夫二世之前，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求德国磨坊主案的详细资料，最好是原始资料（当然是中译本的了）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
纪念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逝世201周年。
一 时代背景和政治倾向诗人海涅说过，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康德的一生，是讲堂书斋的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重要的现实活动。
康德(1724)出生在一个祖传制革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财产很少。
他读完大学后，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三十一岁才取得编制外的讲师资格(不由学校付薪俸，而直接向听课学生收费的讲师)，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
由于他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名气逐渐大了起来。
但上层社会对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是歧视的，直到他四十六岁时始任教授。
康德讲授过大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数学、理论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等等(康德对人文科学也熟悉，对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均有了解。
例如，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国的老子哲学和“童叟无欺”的商店招牌)，发表过许多自然科学论著。
康德体弱，终生独身，经常为疾病担忧，不喜变动，极少离开故乡，多次辞退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和外地著名大学的聘请。
晚年，他因几篇宗教论著遭到官方警告。
康德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保证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问题的讲演和文章。
他说，“为了别嫌，我保证从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课题中撤回，不作公开讲演，也不再写文章，这是我的誓约。
”(1794年10月12日给威廉二世的申辩信)但威廉二世一死，康德就继续发表关于宗教的论著，认为自己上述“誓约”已自动失效。
康德曾说：“对自己内在信念的否认或摈弃是丑恶的……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沉默却是臣民的义务。
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必须把全部真实都公开说出来。
”(《康德全集》第12卷，第401页，科学院版。
)他还说：“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1766年4月8日给孟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我知道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知道”(1765—1766年康德讲课说明)，等等。
这些话，画出了康德对黑暗现实深怀不满，但无法公开反抗的处境和状况。
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德国还没有法国革命那种现实条件，处境和地位都甚低微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有用沉默和迂回的方式来进行抵抗和斗争。
康德是喜爱交际，谈笑风生的。
他的许多著作通俗活泼，生动有趣，材料丰富，充满了各种经验之谈，并富有论争气息。
不过他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则正好像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那样：重复、冗长、呆板和枯燥。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有似他的外表生活，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却反映了他那个动荡的时代。
那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年代，那是法国革命暴风雨就要到来的年代。
康德虽然在讲堂和书斋中度过了一生，却一直是世界形势和社会斗争的密切关怀者。
(康德1759年10月28日给林德耐(J.G.Lindner)的信中说：“我每天坐在讲堂的铁砧旁，抡着我重复讲课的沉重铁锤，打着同一个韵律。
一种更高的欲求时时刺激着我，想要超越这些狭隘的领域;但事实上，穷困的厉声威胁常常立即驱使我回到艰苦的工作中去。
”康德并不安于他那每周28小时教课外加讨论的繁重枯燥的处境，但当时的环境只能使他把自己的欲求引到课堂的“艰苦工作”中去。
)他非常注意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趋向。
法国大革命前，矛盾重重，社会动荡，思想界山风满楼，强烈地袭击着康德。
他因看卢梭的《爱弥儿》而打破了奉行终身的作息制度，是哲学史课堂上常要讲到的传闻逸事。
与当时德国的进步人士一样，康德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并表现在他的哲学沉思上，构成了康德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德国当时的现实是十分落后的。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处在许许多多封建小王国、公国和城市等四分五裂彼此独立的局面中。
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市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非常软弱，政治上十分怯懦，屈从于封建容克地主。
专制官僚制度压迫着广大人民，也迫害着进步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当时的德国状况：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
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
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
……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33—634页。
)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52页。
)康德哲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
它反映了在落后的德国现实中还不成形的、非常软弱的市民—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益和愿望。
康德哲学是德国早期市民—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反应。
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00页。
)。
这是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
它指明，康德哲学既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反映了德国落后的社会阶级面貌。
康德哲学是法国政治革命的德国思想升华。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像宗教、哲学这些“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与社会经济基础，与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的，而政治就是这种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
康德哲学的这种时代、阶级特征，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以鲜明的形态表现出来。
康德很早对社会政治问题有兴趣，六十年代他读卢梭，写了有关的笔记。
“批判时期”和晚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对宗教、历史、法律、国家、世界和平种种问题作了论述(参看本书第九章)。
康德哲学的一些研究者经常忽视或避开不谈这些论著，特别是不把康德在这些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与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
(这是占支配地位的主要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把康德哲学予以政治漫画化。
如汉斯·萨讷(Hans Saner)《康德的政治思想》(1967年)一书认为：“从一开始，康德的哲学作为整体也就是政治哲学”;康德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内核，是他哲学化的主题，他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其政治思想的预备而已，政治(由对抗走向和平)弥漫了康德所有作品。
康德的哲学被说成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索引。
这种论点似颇新颖，但并不符合实际。
)康德作为哲学体系的自觉构造者，他的政治观点是其整个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他的哲学(例如伦理学)密切相关。
看来是如此抽象和晦涩的康德哲学，仍然有其现实生活的根源。
康德所采取的社会立场和政治路线是决定他的哲学面貌的重要因素。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
他在思想上强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人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应该经常是自由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什么是启蒙》))。
在政治上，康德反对封建世袭财产和专制政治制度，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代议制共和政体，明显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详见本书第九章)。
他赞同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革命也表同情，认为这个革命在人心中“唤起热烈的同情”。
许多人在革命中无私的牺牲，在康德看来，是表现了人类种族具有趋向于理想的道德素质，指示了人类历史、道德的不断进步。
他把法国革命看做是道德原则的外在实现。
康德说，“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纯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
金钱报酬便不能够使革命的反对者们能激起那种热情和那种心灵的伟大”(《系科之争》第3篇);“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将永不会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考察过去的事件过程所能想到的进步倾向和力量。
……即使我们上述事件背后的意想的目标目前没有达到，即使人民革命或立宪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其力量”(同上)。
这表明法国革命对康德确有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康德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又是反对任何革命的。
康德认为，法权本身既来自公众意志，如果允许暴力推翻，便自相矛盾。
任何坏的政权也比使人退回到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中去的革命要好。
康德强调，改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立法者自己的改革，而不能通过人民的革命(见《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
参看本书第9章);人民可以抱怨、指责，可以有“作为学者向公众指出当前制度的不合适的自由”(《什么是启蒙》)，但没有革命、造反的自由。
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护者”(《论俗谚：道理说得通，实际行不通》(以下简称《论俗谚》)Ⅱ)，但即使是笔，也仍然没有鼓动革命的自由，“仍不得超越尊重现有制度的界限”(同上)。
康德经历过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二世(1740—1786)的统治时期，这位国王自命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人。
这使康德认为，“使一个国家满足它的制度的最好方式是专制地统治，而同样又有一种共和的姿态去治理，就是说，在共和主义的精神下去治理”(《系科之争》第3篇)。
康德在理论上并不赞同君主专制，但又希望开明君主领导以实现共和。
他不主张革命，而主张进化，用进化来代替革命。
所以，康德尽管曾被人看做激进的雅各宾派，他的政治思想倒恰恰是反对雅各宾革命专政的。
与当时德国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康德开始时同情法国革命，而后就被雅各宾专政吓倒了。
康德说，“我们亲见这场极有才华的民族的革命在我们面前进行，它可能成功或失败。
它充满如此的悲惨和恐怖，以致任何善于思索的人决不会再以这样的代价来决心从事这样的试验了。
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它在未卷入其演出的观察者心上，却唤起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同情。
”(同上书，第2篇)。
这段话很生动地表达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心情：既非常害怕它，又非常同情它;害怕它的暴烈手段，同情它的基本要求。
因之，向往共和，反对专制，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这就是康德所采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213页)这种政治倾向在根本上决定了以康德开头的德国哲学古典唯心主义与法国唯物主义根本不同。
恩格斯说，“正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啊!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
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页)霍尔巴赫、拉美特里、爱尔维修和卢梭等的著作，经常是在国外发表或匿名出版，许多作者被迫流亡。
而康德、黑格尔则始终占据着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教授职位。
前者在著作里勇敢地高喊：“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
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专制权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专制制度决得不到它所压制的人民的认可”(霍尔巴赫(Holbach)：《社会体系》第2部)。
后者则认为：“无权暴动，无权反叛，更无权对君主加以暴行或处死”(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
参看本书第9章);“自由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诞情形实在可怕”(黑格尔：《康德哲学论述》，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页。
(原文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第3部内));“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3页)，清楚表明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遵循的是鲜明不同的政治路线。
这种不同，还特别表现在对待宗教(当时斗争的焦点之一)的问题上。
霍尔巴赫公开宣称宗教是人类进步的死敌，痛斥君主支持宗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康德仍要保卫宗教的权威，要求人们信任上帝，只求某种改良。
即以遭到官方禁止的康德最激进的著作《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而言，这本著作发表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却只是它的苍白折光。
对宗教的理论和态度，可说是政治和哲学的联结环和中介点，它一方面是当时政治斗争敏感的一环;另一方面又是当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阶级特征和政治路线不同，以拉美特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唯物主义，便大不同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这只是就大体情况和基本倾向讲。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是否直接赞同暴力革命以及革命是否会赞同他们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例如霍尔巴赫在实际上也是反对革命，害怕人民的暴力“骚动”的。
而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左派马拉等则坚决反对和驳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罗伯斯庇尔曾打碎爱尔维修的塑像。
现象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前者是明朗、确定和勇往直前的，后者是抽象、含混和异常晦涩的。
从哲学两条路线上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与法国唯物主义相对抗的。
德国古典哲学采取了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但如同在政治上要求公民权利、代议制度、反对封建世袭等经济政治特权一样，他们的哲学包含了大量合理的内容，并且其深刻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法国唯物主义。
而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也恰恰正由于野蛮而凶狠的封建统治和落后与困难的现实环境，使这些哲学家们只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是让行动而是让精神作自由的抽象飞翔，在深远的思辨(哲学)和激情(诗和音乐)中，去达到那些沉溺在现实活动中的人们所不能达到的空前高度。
但这，也同时使他们的哲学经常处在一种尖锐的矛盾中。
在黑格尔，是辩证法与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在康德，则表现为一种二元论的突出特征。
康德一方面强调启蒙，强调科学，认为上帝存在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但另方面，他又要给宗教保留地盘，把上帝存在推到信仰领域。
在康德哲学中，科学与宗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经验材料与先验形式等等截然二分，无不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点。
二 思想资料除了现实生活的根源之外，还有思想上的来源。
康德自称是休谟把他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沃尔夫(C.Wolff 1679—1754)本人虽然拒绝“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这种提法，但他确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体系化者。
他的严格唯理论哲学在当时德国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很大。
康德讲到形而上学独断论时，心目中主要就是指沃尔夫。
独断论亦可译作教条论、教条主义。
)的独断论中唤醒的。
他在其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多次提到洛克和莱布尼兹，第二版中又强调批判巴克莱和笛卡尔。
康德哲学承上启下，从已经积累的哲学资料出发，总结、分析和批判了前一代的欧洲哲学，并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新问题。
它标志着欧洲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
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
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体系。
”(《大陆上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88页)下面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与康德思想来源直接有关的欧洲近代哲学，这主要就是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
培根(1561—1626)和笛卡尔(1596—1650)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哲学的创始人。
培根提出了重实验、重经验事实的归纳法，成为英国经验论的先行者。
笛卡尔则以“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一切事物均可怀疑其是否真实，但我在怀疑—我思这件事清清楚楚无可怀疑，从而“一个在思想的我是存在的”也就无可怀疑)，重理性、重演绎，要求从所谓“清楚、明晰”的原理推出一切知识来，成为大陆(法、德、荷兰等西欧国家)理性主义(即唯理论)的带头人。
笛卡尔认为，像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类的数学，便是“清楚、明晰”、绝对可靠的先天理性知识。
唯理论者追求认识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把这种真理性归纳为“天赋观念”之类的理性。
斯宾诺莎(1632—1677)认为：“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人如何指导心灵，使它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斯宾诺莎：《理知改进论》丙。
)去进行认识，“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9页。
)。
他认为，从感官知觉得来，不依理知秩序呈现的一般经验，是不可靠的、虚妄的知识，它们只给人一些偶然的迹象，不能获得真理。
斯宾诺莎企图从所谓“先天理性”的“自明公理”推论出一切必然的知识。
对康德有巨大影响的是唯心主义唯理论者莱布尼兹(1646—1716)。
莱布尼兹认为，宇宙是由许多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精神单子所构成，它们是“内在活动的源泉”、“无形体的自动机”，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和力的能动性。
作为这种能动性的高级形态的“理性灵魂”或“精神”，则使人认识必然真理。
在莱布尼兹看来，动物的认识全凭经验和联想，而人的认识则凭天赋的理性，以得到如数学那种必然的知识。
他说，“只有理性能建立可靠的规律……在必然后果的力量中找出确定的联系。
这样做常常使我们无需乎实际经验到影像之间的感性联系，就能对事件的发生有所预见，而禽兽则不然。
”(莱布尼兹：《人类理知新论·序言》，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04页。
)感觉论者本有句名言说，凡存在于理知中的东西，无不先存在于感觉中，莱布尼兹说他同意这句话，但要补充一句，即理知本身除外。
莱布尼兹认为，只有理知才提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推理的真理”，像实体、因果这种概念决不能在感性经验中获得，感觉只能提供偶然的不可靠的事例或“事实的真理”。
莱布尼兹把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来源和标准，归结为所谓先天理知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外界对象只不过起一种“唤醒”作用而已。
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是获得普遍必然的“推理的真理”的规则，而所谓“充足理由律”则是“事实的真理”的依据。
凡事实都有原因，而无穷系列的最后原因或“充足理由”便是上帝。
总之，上帝、理性、形式逻辑成了一切真理的渊薮和寻求真理的根本方法。
笛卡尔用心理学为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作证(由人们具有完满观念来推论上帝的存在)，莱布尼兹也接受这种看法。
这就显示出：唯理论否弃经验，单凭理性，实际上并不能区别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宗教，他们追求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实际上并不都是真理，有些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与近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原来为反抗盲从教会要求挣脱宗教桎梏而强调理性的唯理论，随着科学的进步，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康德对这一点感受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