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
亲爱的先生， 我称您“亲爱的先生”想到的是这个词在字典中的幼稚解释：“任何一位男士”。
我不会叫您“亲爱的让一保尔•萨特”，这太像记者采访的口气；也不称您“亲爱的大师”，那是您最厌恶的称呼；也不会把您称作“亲爱的同仁”，那过于委屈您。
很多年以前我就很想给您写这封信，差不多三十年了，也就是自从我开始读您的作品，特别是十一二年以来，可笑最终导致可钦慕的人已变得很稀少，以致人们几乎要庆幸自己的可笑。
也许是我自己变老了或变年轻了，以致今日可以不再在乎这可笑，而对此，您却大将风度，从未放在心上。
我本想让您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收到这封信。
这是法国的一个吉日，相隔几年多，诞生了您和我，再过些年又诞生了普拉蒂尼，三位优秀人物，因过分的荣誉或他们不予解释的不体面行为而被摔至辉煌或遭野蛮践踏的优秀人物——感谢上帝，您和我只是受到转义上的践踏。
但是，夏季短暂，动荡，凋谢而去，我最终放弃了这首生日颁。
然而我要说的话还得向您说，也好证明这充满情调的标题并非随便说说而已。
一九五O年我开始读书，什么都读。
从此，只有上帝或文学知道我喜爱或钦佩过多少法国或别国的作家，尤其是活着的作家。
以后我结识了一些作家，也关注了一些人的写作生涯。
今天，如果说，作为作家，仍然有很多人让我佩服，作为人，让我继续仰慕的谁有您一人。
十五岁是聪明并且严肃的年龄，一个没有明确目标因而也毫不让步的年龄。
您在我十五岁时所作的所有承诺，您都履行了。
您写了您这一代人最聪慧、最诚实的书，您甚至写出了法国文学中最才华横溢的一本书：<词语人>,同时，您又始终义无返顾地去帮助弱者和受欺侮的人。
您相信人们，相信事业，相信口号；您有时做错事，像所有人一样，但（这一点却与所有人相反）每一次您都承认。
您固执地拒绝了给予您成就的一切荣誉桂冠和物质回报，在什么都短缺的情况下您却拒绝了人称天上光荣的诺贝尔奖。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您的住所三次被炸，流落街头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您强迫剧团编导安排您喜欢的女性出演她们并不一定适合的角色。
如此，您傲然表明，对于您来说，爱，可以相反是“对荣耀光彩夺目的埋葬”。
简言之，在拒绝人们所赠予您的一切，即重要性的同时，您爱了，写了，分享了，奉献了您该奉献的一切，那是重要之本。
您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个人，您从未宣称作为作家的才华可辩解作为人的缺点，也不认为只要能体验创作的幸福便可以藐视或忽视亲友和其他人，所有其他人。
您甚至没有首肯这样的说法，只要有才华有诚意，即便做错了事也是有理的。
实际上，您没有躲在才华后，在人所皆知的作家的这一脆弱点和双刃剑后边，您从未像那喀索斯那样自我陶醉，而那喀索斯，还有小主人和大仆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作家的仅有的三个角色。
相反，这把所谓的双刃剑远没有把您像许多人那样美妙而喧哗地戳透，您称它在您手上轻巧、有效、伶俐；您珍爱它，您使用它，您把它交给了受害者，您眼中真正的受害者，那些不会写作，不会解释，不会抗争，有时甚至不会抱怨的受害者。
您不责难公正，因为您不愿评判，您不谈论荣誉，因为您不愿受封，您甚至不提宽厚，因为您不知您自己就是宽厚的化身，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惟一的公正之人，荣誉之人，宽厚之人，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人；生活不奢侈亦不克俭，无忌讳亦无放纵，惟一纵情挥洒的是文字；做爱并献爱，吸引人也乐意被吸引，才思敏捷，才智过人，总是把朋友甩在身后，又总是返回来让他们感觉不到。
您常常宁肯被利用被玩弄也不愿无动于衷；宁肯失望也不放弃希望。
一个从来不愿作典范的人，过的是怎样典范的人生
听说，您现在失去了双眼，不能写作了，而且肯定有时候非常痛苦。
所以，也许您会高兴地知道，二十年来，我所到之处，日本。
美国、挪威，外省或巴黎，都能听到人们谈论您，男女老少都怀着这封信里所倾吐的那种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
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
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
愿上天保佑您。
－－－－－－弗朗索瓦丝•萨冈
让 保尔 萨特是哪一派的文学的领袖
存在主义文学
填空题：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主要的代表作家有哪三个
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有：法国的让一保尔·萨特（1905～1980），阿尔贝·加缪（1913·1960），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等。
什么叫存在主义哲学??
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他曾拒绝了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存在主义思潮极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
在他15个月的时候，父亲病逝在印度支那。
于是他和母亲住进了当教师的外祖父家，由其外祖父母抚养成人。
因此，童年时期的他，周围几乎没有能够交流思想和情感的玩伴，有的只是书：“当我还不认识字时，就已经对这些竖着的石块怀着崇敬的心情。
竖直的或倾斜的像一块块砖那样紧紧排列在书柜架上或堂堂正正地像史前柱子那样间隔着，我感到我们家族的兴旺就依赖于这些书”。
可以说萨特是在这些书本中长大成人的。
这样的经历使得萨特体验到了许多同龄孩子不可能体验到的情感，使他变得敏感而早熟。
于是，他早在七、八岁时就开始编写故事。
从此，文学和写作便成了萨特一生真正迷恋的东西，甚至成为他的天职。
他在《词语》这部自传作品中写道：“我过去曾发现我的宗教：对我来说，任何东西都没有书重要。
我在图书馆中看到了庙堂”。
他不信上帝，但他当时把文学作为宗教的一种替代品。
“由于要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我把文学变成一种绝对”。
当别人的词语、句子、作品成为他的词语、句子、作品时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透过萨特一生已发表的，包括戏剧、小说、哲学和文学评论等50多部作品，人们可以深刻地理解他的“我写作，故我存在”。
写作就是萨特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5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的考试，在中学任教。
1939年7月，他作为公费留学生去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成为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名下的弟子，研究现象学，并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
1934年10月回国后，他在继续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第二年被俘。
一年后，因为他是文职人员，又因视力不好而被释放。
这段在德国集中营的生活经历，使萨特有机会接近了各种不同的人，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谈中，他感受并学到了很多东西。
战后他提出“介入”文学的观念，并以他一生不懈的写作和持续的政治介入，实践着他的这一信念。
1945年10月15日，由他创办的被称为存在主义喉舌的杂志《现代》正式出版。
在这份杂志中萨特积极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号召作家通过写作介入生活，履行作家的为人责任，并对现实中的大量问题做出回答。
他的文学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期间，《现代》杂志连载了他的文艺论著《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erature?)。
这部论著系统地构建和表述了萨特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从《什么是写作》着手，引领全书。
他首先论述了诗和散文的区别。
进而引出了作家的责任以及他著名的“介入”文学的理论。
他认为“诗歌使用文学的方式与散文不同。
”在诗词里，词语本身是由艺术行为创造出来的客体。
如果我们将那些自身存在着、没有隐蔽的指代的事物看作不透明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不透明的。
诗歌里的语词并未失去其作为语词的意义，并不只是些嗓音，因为“只有意义才能赋予词以语言一致性。
”但在诗歌的范围内，我们最关心的是作为语词的语词而不是像在散文或日常谈话的语境中那样，关心语词涉及到什么或者它们通常指代什么。
“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
诗人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但当他从事这一工作时却将情感以文学的形式放到了语词之中，即语词成了变形的情感。
因此，语词与它所表达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双重的相互关系，即彼此既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与所指关系。
一般来说，用于韵文的语词其情况便是如此。
它们不是标志着实在，而是在变异实在。
随着这种变异的发行，就出现了一种有着奇妙的秩序的事务。
尽管诗歌是由语词构成的，但它们却只是事务，而不是涉及的事务。
他认为诗歌只是单纯的运用文字本身，诗歌中的文字不具有指向文字以外东西的功能，诗人使用文字和画家使用色彩是一样的。
“甚至诗歌根本不使用文字，我想倒不如说它为文字服务”。
诗人不是在给世界命名，他把词看成物。
这并不是说词对诗人失去了意义，而是“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
”在散文中，词语具有透明性，它们可以将我们推向一个超乎词语以外的实在领域，“词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名称”，我们将这些词认作是没有自身本质的事物，并运用它们去解释事务。
所以，对散文作家来说，正是他们使用语词的方式使得他们除了介入之外别无他途。
在散文中，语词不是事务，而是行动。
所以萨特在区分散文艺术和诗歌艺术时，指出：“这两个写作行为的共同点仅是画出字母的运动而已”。
所以，萨特在解释他的“介入”文学的理论时指出，他所要求介入的是散文(和诗歌相对而言的其它文体)，而不是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
萨特认为：各种艺术不是平行的，不同的艺术本身就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各门艺术不仅形式不同而且所用的材料也不同。
“用颜色和声音工作是一回事。
用文字来表达是另一回事。
”日文学运用符号，而音符、色彩、线条不是符号，它们不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它们就是它们自己。
而文字是具有意义的符号，它指向一个不是其自身的物。
因此，萨特认为不能要求绘画、雕塑、音乐也介入。
所以，萨特在论述他的介入的原则时指出：“首要的不是知道本身是否讨人喜欢或招人厌恶，而是它们是否正确指示世界上某些东西或某一概念”。
“殊不知说话就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无邪的性质。
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他人为了改变这一情境而揭露它”。
“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
所以散文作者是选择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
依萨特看来，“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
甚至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谈话、揭示和行动的方式。
这是因为“沉默本身也是相对词语确定自身的”。
所以说，“人们 不是因为选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
因此，写作就是揭露，就是改变。
那么，为什么写作?萨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前提的，即存在先于本质。
不管人们业已存在的本质为何种形式，人都不是由一般人性及至神性而规定的存在。
也就是说，人没有事先规定的本质。
在不受任何规定的意义上，人是完全自由的。
人除了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以外什么也不是。
他只能通过一系列的选择来实现其本质。
假如一个人现在的风姿与过去的风姿一致的话，那么他就被他自己的过去所规定而失去了自由；如果把一直持续至今的风姿引向未来，那么，未来就被现在所规定，这样未来也失去了自由。
所以，生存就是脱离过去、脱离现在，面向未来。
也就是说，生存就是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在每一瞬间所作的自我选择。
这种选择不受任何东西规范，也不规范任何东西，而且还与过去、未来毫无共同之处。
这样，生存就是虚无的：任何必然的存在都不足以说明生存，自我必须在完全的虚无中自由地不断地选择。
所以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要负全部责任。
这就是生存，萨特称之为“自为存在”。
显然，当人们在绝对的虚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责任面前进行选择时会感到不安。
要避免这种不安，就只有把偶然性变为必然性，也就是现在同过去、未来相一致，过去对现在、现在对未来起着全部规定作用的存在。
也就是人之外的物的存在，这就是被萨特称之为“自在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绝对的、纯粹的、客观的、无意义的，而人的意识的存在是一种虚无。
那么，世界的意义是通过人的意识而得以揭示的，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相比，它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
因为自在的存在是绝对的，不依赖于他物，而自为的存在是一种“借来”的存在。
它只有在和自在相关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对世界而言人不是重要的，人是存在的“展示者”，但并不是存在的创造者。
“人是万物借以展示自身的手段”。
萨特还认为“艺术创造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
所以人需要：“……我感觉到我与作品的关系中，我是本质的”。
因为作品是我创造出来的。
相对于创造活动而言，作品是非本质的。
因为对于寻求本质的人而言，“我们并不很意识自己创造的东西，却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活动”。
在创造活动中，人们寻求本质并且得到了它。
但是一旦作品产生出来，它就成为客观的了，而“正是这个客观，又成为非本质的了”。
所以说，文学客体的存在并不是指一本印满了字的书。
“文学客体是一个只存在于运动中的特殊尖峰，要使它显现出来需要一个叫阅读的具体行为，而这个行为能持续多久，它也只能持续多久”。
这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客体是由读者的主观性造成的。
由此引出了艺术创作的为他性话题。
关于艺术创作的为他性，萨特说：“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
当作家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暴露世界时，他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乐趣而写作。
所以他要求读者在这个被他揭露的世界面前担负起责任来。
“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
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因此可以说，作品只有在阅读过程中依附于阅读者的主观意图而存在。
作品的存在是与阅读者的角度、状况及能力、水平相对应的。
“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重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次召唤。
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
“书不象工具，它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所献身的目的就是读者的自由”。
作家要求于读者的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把整个身心都奉献出来，带着他的情欲、他的成见、他的同情心、他的****禀赋，以及他的价值体系”。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
读者一旦打开书，就对它承担起责任。
因为享有自由并不是享有自身的主观的行动自由，而是指在一种由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活动中所享有的自由。
这是读者必须履行的责任。
总之，文学客体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呈现，而阅读活动中充满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萨特的哲学立场出发，他认为这种关系的核心是自由。
在萨特的眼中，自由即自为的意识或人的主观性。
因此，作品不应把读者拽入某种情感，而产生与他们的自由疏远的梦幻世界。
情感最终应出自读者的自由，并“以自由为永恒的依据。
”所以，对艺术作品来说，创作者不应诉诸自由以外的东西，比如诉诸情感等。
这是由艺术作品的“纯粹提供”的性质所决定的。
那么，从读者来看，有必要驱除疏远自身自由的东西，从中解脱出来。
因此，为了欣赏美，“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这正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本题论方法在美学上的应用。
萨特虽然不主张作家诉诸情感，但也并不否认情感会伴随着审美对象的创造。
他认为：“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
只是情感在此是以自由为依据的。
读者们之所以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因为他在自由中承认它，而这种自由的承认伴随着的感情并不是被对象所支配的，“这些感情不但不会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反而是使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示而选择的各种方式”。
因此，萨特说：“阅读是一场自由梦”。
“任何奴役他的读者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和艺术本身”。
这是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
那么，作为自由人的作家，当然不应为奴隶写作而应该为自由人写作。
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会被他们的沉默所封杀。
在谈到写作的自由时，萨特深感这种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写作的自由同样也受到威胁。
但是，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因此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作为一名作家就是处境中的自由人，他必须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
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分量。
这就是萨特所认为的文学的社会功能。
如果当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学没有明确自身的自主性而屈服于世俗的权利或某一意识形态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被异化了。
他认为：“行动中的文学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才能与自身的本质完全等同。
”在这个社会里，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读者与题材都是一致的，文学的观念得到“最完整最纯粹的体现”。
不过，这种社会在萨特看来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显然，萨特在这部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著作中，毫无掩饰地多次阐明了他的政治观点。
这正是他的禀性。
因为政治生活在他的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政治态度始终都是融为一体的。
在他著名的“介入”文学理论中，他一直强调：艺术作品不应停留在单纯对现时世界的陈述上，艺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艺术就是在以超越现实为目的的运动中去把握世界。
把握世界说到底就是超越世界。
也就是说，世界只对那些立志变革和设计世界的艺术家才会展现出自己的秘密。
因此，作家要想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活动。
而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既要取决于作者参加变革这个世界的行动，也同样要求作品的阅读欣赏者积极参与。
在《什么是文学》这篇论著中，萨特通过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以及艺术创作的为他性和艺术家的责任等具体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他提出的许多关于写作艺术等方面的问题，相信能给我们这些读者不少启迪，也希望能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口水和博客盛行年代的人们能够进行一些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