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简介80字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 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
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大家怎么看恩格斯反对婚姻制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历史性、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道德的虚伪性和堕落性、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由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经典之作。
细读此书，并厘清哪些是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上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存在着需要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以及在哪些问题上我们对其观点存在着应当澄清的错误理解，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观，从而促进和谐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1](P2)这清楚地表明，唯物史观是贯穿《起源》全书的一条理论红线，也是我们正确把握恩格斯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看待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问题，认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道德有着各自的特殊内容和形式，并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论离婚法草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对两性关系的本质、爱情的道德基础、原始社会的婚姻关系及其道德评判、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进行了阐述，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础。
马克思晚年认真研究了摩尔根关于家庭形态与亲属制度关系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撰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
事实上，恩格斯将写作《起源》一书看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马克思的遗愿。
在写作过程中，他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注，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从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中的道德问题。
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制。
他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专偶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并对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恩格斯反对完全以现代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去理解野蛮时代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认为“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
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
”[1](P31)对于专偶制婚姻家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它的产生是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的一大道德进步，因为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1](P67)。
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尽管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1](P63)，相反，如同“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
[1](P64)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婚姻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无论当时资产阶级中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婚姻缔结方式，“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
”[1](P69)所以，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其“婚姻自由”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1](P79-80)。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与以往私有制条件下的专偶制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
因此，“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
”[1](P70)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必然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评判。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对两性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阐述，同样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他通过回顾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史，指出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在恩格斯看来，“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1](P45)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妇女的地位逐渐低落，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1](P54)由此，在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两性的不平等日益加强，“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而社会对两性的道德评价标准也大相径庭，“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
”[1](P73)而且，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1](P72)。
因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1](P72)由此，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1](P162)不难发现，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同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男子具备了支配妇女的物质基础，是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私有制条件下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妇女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婚姻家庭关系及其道德评判、爱情的本质和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婚姻自由、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等问题所作出的科学阐释，始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基础之上的。
今天，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仍然有助于我们历史地看待我国婚姻家庭道德的发展，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二、与时俱进地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问题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基础及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强调专偶制将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断完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婚姻的缔结和家庭的建立要以爱情为基础，并且，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恩格斯指出，在群婚制和对偶制的条件下，现代的爱情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
因此，“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1](P74-75)私有制条件下的专偶制尽管为现代的性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阶级社会，这种可能性却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1](P77)也就是说，私有制条件下男女的结合仍然是以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也往往由此演变为一种交易。
针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形象地指出：“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
”[1](P77)因此，无论是封建制度下对婚姻自主的公开否定，还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婚姻自由”，其实质都是私有制条件下剥削阶级道德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反映。
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婚姻的缔结是以双方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关系完全是以财产关系和金钱关系为转移的。
而在剥削制度消亡后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以后，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相应地被消除。
正如恩格斯所说，到那时，“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1](P81)同时，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这就消除了在今天“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
[1](P74)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两性的结合“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P80)。
因此，恩格斯认为爱情和婚姻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换言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也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应当看到，经典作家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下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其前提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相应地消除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和道德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两性的结合自然除了相互的爱慕不再有其他任何动机。
但是，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具备。
这种现实背景上的差异，要求我们对经典作家“爱情是共产主义社会婚姻的唯一基础”这一论断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解。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成员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广泛地参加各种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逐渐趋于与男子平等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些都为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婚姻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条件，也使得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中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思想道德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上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与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水平差距更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传统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加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化了人们的谋利冲动。
因此，经济利益依然是对人们选择配偶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这也决定了爱情无法在现阶段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言，爱情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而这种“相互倾慕”的感情的产生、维系、加强和巩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制约，并受当时政治、道德、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情是婚姻的主要基础而不是唯一基础。
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婚姻基础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对人们择偶和婚姻的观念与行为作出客观的道德评价。
诚然，对于那种完全以金钱、地位、权势等因素作为婚姻的基础，而不包含爱情因素的婚姻，理应作出否定性的道德评价。
但是，对于人们在择偶时从婚姻关系的长久和婚姻责任的履行出发而适当考虑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地位、外形体质等因素，则不应作出完全否定性的道德评价乃至道德谴责。
三、正确理解“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1](P81)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相继出现的关于婚姻基础、离婚、第三者等问题的诸多争论中，这一论断就时常被用以证明离婚的“合道德性”，甚至转化为“继续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从而成为对婚姻、家庭关系上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理由。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论断也是20世纪80年代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依据的主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对于恩格斯的“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我们不能离开其阐述的语境而做出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全面而深入地解读《起源》一书，可以看到，恩格斯是针对以经济的考虑为转移的“片面的专偶制”而提出这一论断的。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这句话之前的大段表述：“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
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
”[1](P81)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才提出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并指出“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1](P81)。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的论断，仍然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而将打破专偶制所造成的“婚姻的不可解除性”视为一种道德进步。
并且，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需要结合恩格斯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造成的财产关系后，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在“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当“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可以得出“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样的结论。
不过，正如前文述及，恩格斯强调“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的前提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相应地消除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和道德因素。
但是，恩格斯所设想的这种完美的、道德的婚姻关系并未实现，现实条件下经济利益依然是对人们选择配偶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爱情也因此无法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易而言之，现实中婚姻关系的产生并非恩格斯所论述的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婚姻类型，“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的逻辑前提“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尚未满足，恩格斯在这句名言中以“如果”进行的前提假设并不成立。
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推知，婚姻的离异当然也不能以爱情是否存续作为道德评价和法律执行的唯一标准。
从我国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以后的司法审判实践也可以看出，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科学性、法理性及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导向性都明显不足。
事实上，如果我们更加全面地解读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离婚问题的阐述，则不难发现，他一贯明确反对在离婚问题上的轻率行为。
1888年，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离婚问题时指出，“每个丈夫会发现自己妻子的某些缺陷，反之亦然，这是正常的”，夫妻双方应相互谅解，“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只有在考虑成熟以后，只有在完全弄清楚必须这么做以后，才有权利决定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而且只能用最委婉的方式”。
[2](P107-108)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如果有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他就必须抑制这种本性，否则就会“使他和别人陷在无休止的悲剧冲突之中”。
[2](P98)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对婚姻家庭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行为持反对态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来证明离婚的“合道德性”，是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上附加在恩格斯名下的错误观点。
彻底澄清这一错误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婚姻家庭道德观，并以此为指引，促进和谐社会背景中和谐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 思想家还是什么人
一、 抓住秦王内心的最大欲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层层推进，步步升级，最终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当时是战国末期，群雄逐鹿，谁都想将天下于自己掌握之中，而秦王又是个强权在握，雄心勃勃的霸主。
所以尽快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就是他最大的心理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利于达到这种欲望的就容易被接受，凡是违反这一欲望的，就难以立足。
正是从这里出发，李斯就高屋建瓴，始终站在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高度上发议论，把每个层次的落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利害关系上，“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则可能亡国。
”这就抓住了秦王的心，击中了要害。
这从前面所概括的五段分论点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
对这一问题同时还要进一步看到，这种高屋见瓴，环环扣击要害的写法，并非轻重不分，简单重复。
而是由远到近，由轻到重，层层推进，步步升级的。
大体上说来，文章的第二段是回顾历史，也就是道古；第三段是剖析眼前，也就是论今。
第四、五段说到将来，也就是展望，从古说到今，从现在说到将来。
时间推移有一定的顺序。
“道古”是借鉴历史。
“论今”是解释是非。
“展望”是家国命运。
利害关系一步比一步重要。
第二段“道古”的结论是：没有客卿的功劳，就没有秦国的富强。
将统一天下之意留在言外，让秦王思而得之。
没有把弓弦一下子就拉得很紧，以防过猛而断裂。
第三段“论今”中大肆铺陈珍宝、美色、音乐，意在对比，也是用外物与“逐客卿”的矛盾，以引起秦王的思考。
接着作者顺势将笔锋一转，得出“重物轻人”不是“跨海内、制诸侯”的方略的结论，这就直接落到了“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之上，比前一段更切近要害。
第四段的结论是，逐客就等于“借寇兵而赍盗粮”，削弱了自己而资助了敌人。
这就比单纯说逐客极不利进了一层。
最后一段的结论是，逐客不仅谈不上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
这就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了极点。
纵观全文，从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今天的富强，说到逐客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再说逐客实质上削弱了自己，资助了敌人，最后上升到逐客就可能亡国。
这样来安排各层次结论，就像爬楼梯一样，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步步升级。
这种由轻渐重，渐次进逼的内容结构特点，是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的。
它不仅一开始就避免了耸言高调，突兀冲撞，造成情断弦裂的可能性，而且这样作能使被劝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劝说者的轨道，从而稳妥地收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
事实胜于雄辩。
特别是对专横不可一世的君王，用无可辨驳的事实说话，不仅可以启发他从事实中自己得出结论，而且可以避免发生冲撞。
《谏逐客书》的二、三段泼墨最多，主要是摆事实。
第二段一口气铺陈了秦国发展史上的四位君王“以客之功”的大量事实后，用“客何负于秦哉
”一句反问，不用多说，驱逐客卿的毫无道理自然就出来了。
第三段罗列了秦王所喜爱的珍宝、美色、音乐皆非秦国所产的大量事实后，用“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一句接上启下，起“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用人方针之不合理，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里都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先以大量事实诱导，后以简洁的结论点拨，论据充分，点拨警策，说服力就大大增强了。
用事实说话的“事实”，不是随意拼凑而来的，是经过筛选的。
《谏逐客书》所选择的事实，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好的：（1）所选事实是被说服者最接近、最熟悉的。
被说服者是秦王，他又想尽快地统一天下。
李斯就用秦国君王怎样很快强大起来的事实为例。
秦王偏爱珍宝、美色、音乐，这些东西就在他的身边，朝夕相处，李斯就专门用这方面的事例作比。
事例的贴近，会使对方利于理解，便于接受，说服力自然就强。
（2）所选的材料是典型的、重要的，如事实很多，不突出那也没有说服力。
如果多而杂，轻重缓急不分，大小主次相混，那也会冲淡事实的雄辩力量。
秦国历史上的国君很多，为什么只选了这四位呢
因为这四个君王在重用客卿、在功业方面是最突出的。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秦惠王用张仪连衡政策，打破了六国的合纵，功效十分显著。
昭王用张碌的远交近攻政策，蚕食诸侯，在兼并战争中效果也很好。
既是重用客卿，成就又很大。
因而也就最能说明纳客之利，逐客之害。
第三段选用最罕见的珍宝、美色、音乐为例，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事例的典型性、重要性，大大强化了说理的根据和份量。
三、正反并论，利害对举，反复对比，透彻有力。
这是一篇论说文，论说文要讲究论说方法，《谏逐客书》的论说方法并不复杂，主要采用正面论述，反面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说理。
正面论说，主要是强调纳客之利；反面推论，主要是突出逐客之害。
纳客与逐客，利害两相对照，是非就更明显，利害就更清楚。
如第二段先铺陈四位君王重用客卿建功立业的事实，然后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收结，这是正面论述。
说明秦国因重用了客卿，才有今天的强大。
意思已经很明确，本来就此可以打住，但作者又来了一句反问“客何负于秦哉
”引起秦王思考。
接着又用一个假设句“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这一转是从反面来推理。
这样全段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利害两种结果，突出了客卿的重要性。
第三段主要运用两重对比来说理，先用大量事实来与逐客卿进行对比，接着又推进一步，用重物与轻人来对比。
这双重正反对比，大大突出了秦王在用人方针上的错误。
第四段先正面论证“昔五帝三王”“不却众庶”，结果无敌天下，从正面启发，这是动之以利。
接着论说“今秦王逐客”，实际上是“借寇兵而赍盗粮”，从反面启发，晓之以害。
一正一反，一利一害，分明而有力。
仔细推敲全文，正反论证中，处处交织着昔与今，物与人，纳客与逐客，利与害，损民与益酬，统一与亡国的多重对比。
这些对比不仅内容是切中要害的，而且对比本身，大大强化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鲜明程度。
很有警策作用。
四、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对偶等修辞方法，造成饱满的气势，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
《谏逐客书》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是铺陈手法的运用和排比句、对偶句的大量使用。
如第二、三段都铺陈、排比了大量事实，读之令人有迎接不暇的感觉。
这不仅使文章论据充实，而且使人感到理直气壮，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气势。
铺陈要有变化，否则就会使人产生堆砌、繁琐、臃肿之感。
《谏逐客书》的铺陈是注意变化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角度的变化。
铺陈同类和类似事物时，要注意角度的挪移、侧重点的选择，以突出其特征。
如第二段连写四位君王“以客之功”，就各取一个主要角度：穆公用客卿强调人才来自四面八方，重在广纳人才；孝公用客卿，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全面论述，重在变法治国；惠王用客卿，以连衡打破合纵，侧重于四面扩张；昭王用客卿，“废穰侯、逐华阳”，侧重于打击豪门。
其实四位君王在重用客卿上，提倡耕战、富国强兵，对外扩张，有许多共同之处。
这里有意避同取异，显得各有千秋。
角度的变化既突出了各自的主要特点，又避免了雷同。
2、句式的变化。
如第三段中，在铺陈大量珍宝时，就采取了多变的句式，铺陈珍宝一共用了两个长句，写了十四、五种东西。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树灵鼍之鼓。
……而陛下悦之，何也
”在这一句中，前面先用七个动宾结构，极力铺陈，而且是肯定性的铺陈。
接着用一个反问句“……何也
”又把前面的铺陈全面提领起来。
下一句是“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西蜀丹青不为采。
”在这里则是先用一个假设句总提，然后连用六个主谓句进行铺陈，而且是否定性铺陈。
这两句都是铺陈珍宝，但一个是先铺陈后反问；一个是先假设，后铺陈；一个是肯定性动宾结构铺陈，一个是否定性主谓结构铺陈。
对美色的铺陈也有所变化，不一一例举了。
总之，由于铺陈中同中有变，变中有同，所以使大量铺陈错综复杂又一气贯通，既恣肆又严谨，读之但觉势如奔马，而又不觉得繁琐、累赘。
3、用词的变化。
如第二段写穆公八方求士，用“取”、“得”、“迎”、“来”四个近义词，实际含义一样。
由于变化就避免了重复。
写惠王的四面扩张，连用“拔”、“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九个动词，灵活多变。
第三段写秦王获取珍宝，用“致”、“有”、“垂”、“服”、“乘”、“建”、“树”七个动词，分别与一定名词搭配，贴切自然。
这些都是用词的变化。
与上面所说的铺陈手法的变化相关联的是本文在语言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排比句的大量运用。
凡是铺陈一般都要用排比句。
如第二段中写穆公四处招贤，写惠王四面扩张，都用了排比句。
第三段中铺陈珍宝、美色，排比句用的更多。
论证中的排比句也很多，自己找。
排比句接踵而来，尤如长江波涛滚滚不断，使文章寓意流长，气势充沛，有很大的感染力。
同时不少排比句中还有对偶的特点，字数相等，词性相属，虚实相映，成双成对，更增加了句式上的对称美和音调节奏感。
如“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国无富利之实，秦无强大之名”；“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泰山不让土埌，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虽然句子很长，也是对偶。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很短，但也是对偶。
“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等，都是。
总之，本文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对偶的修辞方法，使全文句式整齐，文字优美，音节铿锵，朗朗上口，有不少赋的特点。
另外，这些铺陈、排比手法感情充沛，气势贯通，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因此在阐明中心论点，规劝秦王收回呈命方面起了很好作用。
李斯的文章，表现出先秦散文向汉赋的过渡，对汉赋门径的开辟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李斯的《谏逐客书》能抓住秦王统一天下的最大欲望，由于文章采取了让事实说话的办法，由于作者善于运用正反论证和对举的说理方法，也由于铺陈、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所以使整个奏书，内容流利、结构严谨，而且说理透彻，论证有力，语言精彩，音调铿锵，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说服力，因而也就说服了秦王。
这篇奏书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基本的道理就在于此。
在世界潮流中，有所谓独特性吗
当代的官民矛盾，同历史上作为改朝换代的基本动力的官民冲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要区别。
利益冲突仍然是双方的矛盾焦点，但制度意义上的冲突才是今天所特有的，而且它反映了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利害关系。
在传统的官民冲突中，并没有制度冲突的含义。
制度内容的介入是一个现代现象。
在对外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与世界广泛接触，逐步融合，使我们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器物层面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十分迅速，交通和通讯的现代化基本上与世界同步。
思想和文化层面的融合在加深，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现代民主思想快速普及。
\\r世界潮流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面貌。
在世界潮流中，所谓独特性将是没有例外地被它改变，还是成为一个永远都不可改变的特例，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但这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
虽然它最终需要事实来证明，不过在事实到来之前，在相关事实依据之上进行推演和证明还是非常必要的。
在问题面前，不管是谁，仅仅只是宣称“决不”怎么样或“坚决要”怎么样是虚弱无力的，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r人们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它说的是世界潮流改变制度和现实的两大特性，一是方向的同一性，一是力量的不可抗拒性。
要观察和分析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所包含的真理，我们今天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有利的地位上。
100年前，当革命先驱用它来展现民主共和改变中国的历史大趋势时，世界民主潮流还处于发轫之初，虽汩汩有勃发之势，但流速尚缓，覆盖面不广，而今它却在全世界奔腾。
\\r探究民主力量的扩散机制，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
它把选择机制作为制度变迁的来源，生存斗争将迫使人类群体去搜寻和选择更有竞争力的制度，并改变不适应竞争的风俗和习惯，保留有效率的制度，放弃低效率。
被人们选择的必定是那些优良的制度，而不是独特的制度。
中国妇女放弃裹脚这样非常富有特色的习惯，显然是由于效率原因，扭曲的审美观在效率面前做出了让步。
一个企业要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采用与实现这个目标相一致的管理体制，不采用这种管理体制的企业将破产。
\\r一个好的制度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是某种历史的偶然，实际上，它是某个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生物界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适者生存原理；有所不同的是，有思想的人类在选择时有明确的目的性。
\\r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制度的地区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如企业都普遍地采用公司制，上市公司还有更严格的统一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必须出局。
\\r在制度选择机制中，试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试错与道路的探索有关，也与创新试验有关，人们常常是在通过试错来学习并获得正确的知识。
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人类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出现的一次代价惨重的试错。
法国大革命受到美国革命的激励，但它并不打算效仿美国的制度，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的联邦体制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种子，在法国共和政府，人民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一切主权。
雅各宾派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团体或党派，而是把自己视为不可分割的人民公意的化身，反对它，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法国。
为了一致，法国不采用美国式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制衡体系，为了一致，共和国就必须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推翻专制的共和革命于是变为杀人和嗜血的革命。
\\r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一度取得了表面上的辉煌成就，如快速地建立了国家工业体系，修建了更多的铁路，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不但刚刚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纷纷效仿苏联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二战中失败、处于美国保护下的日本也采用了苏联经济模式。
哈耶克以他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文章传播自由竞争的市场观念和反对计划经济的愚妄行为，但这无法阻止新兴国家对计划体制的热情。
人们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睛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计划经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浪费严重和经济短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要等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温并聆听这位巨人的教诲，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r历史在某个时候做出某种选择，并不代表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视为一个试验的环节，一个试错的阶段。
但在事关很多人生命和幸福的政治制度试验上，绝对应该拒绝轻率从事。
它完全不同于实验室里的科学探索，它失败的代价过于巨大，因此保守主义和遵循经验的指引是一剂良药。
\\r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由于社会群体利益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人们并不都是知错即改，甚至可能明知故犯。
在经过试错后，个人比集体更容易放弃错误，经济上的错误比政治上的错误更容易放弃。
坚持错误的所有后果如果由个人承担，他会立即放弃错误。
如果坚持错误的后果由集体承担，纠错的过程就要相对缓慢得多，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花了3年时间才扭转局面。
如果坚持错误使一部分人承担后果却使另一部分人获益，是否放弃错误就要根据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情况而定。
\\r社会制度根据人类不同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追求效率的部分和追求合意与公平的部分。
经济制度要求效率，政治制度要求合意与公平，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调节社会的利益关系。
经济制度只有两个大类，有（高）效率的和无（低）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两个大类，合意的、公平的和不合意、不公平的。
当人们说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时，是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
在高效与低效之间选择，阻力一般会小一些，更有可能是主动行为。
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选择就会复杂得多。
公平是一种平等状态，而不公平是一种特权状态，不公平的制度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以服务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维护。
改变不公平的制度是对立利益间的博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追求公平的力量压倒维护特权制度的力量时，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
\\r但优良的制度必定会得到推广，并流行开来，因为它会被众多的人模仿和学习，劣质的制度必定被淘汰，因为它没有或少有被模仿。
一种制度由于没有人模仿和学习，走向式微，相对于流行的制度，它就成为一种特色。
正是人类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公司制度取代行会制度成为潮流，也使民主取代专制成为潮流。
\\r开放产生奇迹\\r人类最大的能力是学习的能力，包括学习善的能力，也包括学习恶的能力。
当环境良好的时候，善的力量占据优势，人们学习善的能力得到发展，它又会进一步促进环境的改良；当环境恶劣的时候，人们学习恶的能力就会增强，它于是又为恶劣的环境推波助澜。
\\r今天，绝对利己主义主宰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这是人性的自我否定，社会的自我否定。
社会是人的共处和利益的共处，它要求人们对利己之心进行适当限制，把它规范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之成为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健康因素。
一旦人们普遍放任自己的利己之心，丛林法则支配了人的行为和心理，人就不再被自我所支配，而是被欲望所支配，成为欲望的奴隶。
一个人人极端自利的社会，也是一个互相损害的极端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而遭到巨大破坏，不仅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毁灭性的污染，精神环境的污染同样是毁灭性的。
\\r圣经上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凭着它们的果子就能认出它们来。
人们根据现实之果来判断制度之树，造成精神污染的是权力自由化。
特供制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比它更坏的是制度特供。
特供制度使一部分人获得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权利，它使特供的享受者更加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们放弃了应有的责任。
制度特供是为一部分人制定一套制度和法律，为另一部分人制定另外一套制度和法律，一套是用来保护特权的，另一套是用来限制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
通常情况下，在限制一部分人权利的同时保护了一部分人的权利。
\\r在地球村时代，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太平洋(601099,股吧)彼岸的选举，还是地中海周边的风云，都受到关注。
任何一个有希望的社会群体和民族，都不可能对优良的制度无动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
在民主的海洋中，孤岛不可能长久保持。
一种特色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就如某个稀有物种要在特定的环境中保存一样。
国门打开了，人们与世界开始交流和接触，国外大量的信息涌了进来，在短暂的时间内颠覆了很多人的思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奴隶们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梦想就会破灭，他们发现自己才是真正要解放的对象。
关于政治的观念，关于领袖的观念，关于政府和政党的观念，有了与原有的观念截然迥异的看法。
仅纳税人观念，对大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难以估量。
\\r对外开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当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人所觉察到的意义。
政策制定者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威胁来自权贵集团，它的迅速腐化是对社会主义最彻底的背离，而民众的民主观念不断加强。
很多人不一定了解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全部知识，不清楚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能详细地讲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印度总统、日本首相、英国首相产生的程序和他们的权力大小，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优良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他们凭常识就能判断：\\r公开选举与暗箱操作孰是孰非，人民授权与小团体授权孰是孰非，政府廉洁与官员腐败孰优孰劣，约束权力的制度与放任权力的制度孰优孰劣，可以问责的政府与不可以问责的政府孰优孰劣，说服的政治与拳头政治孰优孰劣。
\\r环境的力量民主潮流在世界形成后，民主就是世界的环境。
\\r环境塑造人，人们常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人类是从环境中获得教育的。
美国哲学家杜威对环境的教育作用作了极为出色的阐述。
就像水是鱼的环境，社会就是人类的环境。
上一代人通过环境把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人；人们通过环境交流观点，环境会强化一些看法，削弱另一些看法；人类的行为习惯受环境的影响，人类共处的生活使他们学会相互理解。
环境教育也包括相互教育，通过环境，社会群体和个体可以取长补短，完成自我更新。
\\r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是人们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主动融入的结果。
人们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带入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中，由此而获得新的观念。
\\r世界环境的力量不是体现在对一个国家的直接改变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世界，也提供了历史的方向。
人类行为不但受利益的驱动，也受思想的驱动，观念的改变必定导致行为的改变。
违背社会大多数人的内心思想的体制和制度是无本之木，它与大众联系的根须被斩断，它无法再吸取养料，只好枯萎下去。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表现的新气象是在观念的变化上，无论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愿景，还是“忠于宪法”的誓言，都是对一般民主原则的认可，上一届政府总理呼吁自由的声音在新一届政府会更加响亮。
来自上层的民主要求与来自大众的民主要求交汇和相互激荡，中国就会加速形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
\\r一国的现状有它的历史原因，今天是从过去走来的，但如果过于强调过去对今天的作用，恐怕有失真实。
习惯是顽强的，但环境会改变已经过时陈旧的习惯。
过去也有自己的环境。
人们和环境的联系更加直接，和历史的联系相对间接。
当今世界对当代人中国人的影响肯定要大于中国古代皇帝世袭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人们把皇帝世袭当作历史知识来了解，但当今世界的潮流能帮助他们发现现代的价值观。
学者们更喜欢从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发掘中去试图发现未来的密码，比如，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中，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甚至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获取中国明天的信息。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今天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从环境中产生的问题，都是当代的，与百年之前、几十年之前只有很少的可比性，它们的不同点远多于它们的相同点。
从国内环境看，大学教育的普及与百年前的文盲国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民主思想的普及与那个多数国人的思想中还保留着辫子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实质是环境的力量不可抗拒。
\\r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上一次社会转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的特点。
正值一个古老国家艰难转身的时刻，国际环境波云诡谲，异常恶劣，西方宪政思想只对少数精英产生了影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极权主义，从欧洲到亚洲喧嚣一时。
日本的全面入侵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生活轨道。
在影响此次转型的国际因素中，暴力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暴力与国内暴力结合在一起，形成盲目的破坏性力量，毁掉的不仅是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幸福之基：中国的宪政梦。
中国再次进入转型期，积极健全的宪政思想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它深入到城市和乡村，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内心，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绝不可等闲视之。
\\r从社会环境入手，在现实环境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必然命运的钥匙。
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自外于环境而生存下去，能抗拒环境的改造。
社会是人类共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各种利益群体利益互动的场所，一个小集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了自身特殊利益拒绝融入民主的世界，拒绝与其他利益群体互动和平等交流，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它的我行我素不影响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可以容忍它的特立独行，可以把它作为社会的多样性加以包容，但它的特立独行如果侵害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为所欲为，社会就不可能包容它的行为。
它不是体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如身体上的肿瘤不是体现多样性，必须通过外科手术予以摘除，或者被体内强大的正能量所吸收
史记故事中的好句
1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注释】选自《史记 秦始皇本纪》。
译文：吸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以后的借鉴。
赏析：把以往的得失当作将来的借鉴，也就是追溯以往而策励将来。
有些追悔过去的过失，还有些人以炫耀以往的成功，但如果仅仅沉浸于追悔与炫耀之中，而不去觉悟将来过去的重演或成功不可能再来，那对将来事业的成功没有任何帮助。
因此必须吸取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防止将来错误再度发生。
不再去蹈以往的覆辙，那才是有益之举。
就这一点来说，前人已给我们总结出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2、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注释：选自《史记 项羽本纪》。
意：意图。
译文：项庄舞剑的目的，在于刺杀刘邦。
赏析：《史记》中记载，刘邦到鸿门去拜见项羽，项羽留他饮宴，谋士范增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准备乘机杀死刘邦，刘邦的谋士张良对樊哙说：“今者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
”后即用以比喻说话或行动虽然表面上另有名目，实则想乘机害人。
3、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注释】选择《史记 魏世家》。
思：思慕，怀念。
乱：混乱，动乱。
【译文】家境贫寒就会思慕贤惠的妻子，国家动荡就会渴望有才能的宰相。
【赏析】：魏文候选相时有两个人选，一个魏成子，另一个是翟璜。
魏文候不知道该选谁为好，犹豫不决，于是去征求李克的意见。
李克说：“平时考察他亲近的人，富贵时考察他交往的人，做官时考虑他举荐的人，穷困时考察他不做的事，贫贱时考察他不要的东西。
”这里，李克提出了辨别何选拔人才的方法问题。
即看一个人操守品德如何，主要是看他面对贫穷与富贵、低贱与腾达时如何为人处事，而不是听他自吹自擂。
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才称得上君子。
也只有这样得人，才能担当起扶危定倾、理乱兴治的重任。
4、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注释】选自《史记 齐太公世家》。
沐：洗头发。
吐哺：吐出口中所吃的食物。
【译文】洗一次头三次提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为的是接待来客。
【赏析】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成王的叔父，就地位来说在天下也不是低贱的了。
然而我仍然“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频频起身接待来访的人，唯恐失去天下有才能的人。
说明周公懂得尊重人才，诚心待士和对人极为重视，也说明人才对治国平天下极为重要。
5、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注释】 选自《史记 管宴列传》。
仓廪：仓库。
实：充实。
荣辱：光荣和耻辱。
【译文】 仓库充实，人民就懂得礼节；衣食丰裕，人民就知道光荣和耻辱。
【赏析】 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以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
管仲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
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
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逐渐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
6、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注释】选自《史记 陈涉世家》。
燕雀：指燕子和麻雀。
鸿鹄：指大雁和天鹅。
安，哪里，怎么。
【译文】燕子和麻雀怎么能知道大雁和天鹅的志向呢
【赏析】由于秦末统治者的暴政，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其中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起义之前为人佣耕时，陈胜曾向同伴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的感慨，但遭到了众人的讥讽，于是他又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说明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远大抱负和志向。
后来人们常把那些没有理想，鼠目寸光的人比喻为低飞的燕雀，而把那些胸怀大志，志向高远的人比喻为高飞的鸿鹄。
7、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注释】选自《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
【译文】能实行某种道理的人，不一定就能够说清楚，能说清楚某种道理的人，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去实行。
【赏析】司马迁引用此谚语是用来感叹孙膑、吴起有过人的才智，却不能拯救自身的危难。
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神明的，但不能早先防范受刑的灾祸。
吴起游说魏文侯利用险要的形势不如给人民以恩德，但他在楚国执政时却因为刻薄少恩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司马迁认为这是很可悲的。
后来，人们引用此谚语来指那些能实际去做事的人未必能高谈阔论，能高谈阔论的人未必就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8、隐忍就功名。
【注释】选自《史记 伍子胥列传》。
隐忍，勉力含忍，不露真情。
就：使成功。
功名：功业和名声。
【译文】暗中克制忍耐来成就一番功业。
【赏析】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为替父兄报仇，曾困顿窘迫，甚至讨饭度日，但他克制忍耐，最终破楚复仇，不是刚毅的大丈夫怎能达到这种地步
司马迁对此深有感慨，他受腐刑而不屈服，隐忍苟活写出《史记》，成一家之言，被鲁迅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人们生活道路不会史一帆风顺的，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只有坚韧不拔，刚强自信的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9、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注释】选自《史记 张仪列传》。
积：积累。
沉舟：使船沉没。
群：众，众多。
折轴：压断车轴。
烁金：熔化金子。
积毁：一次次毁谤。
销：熔化。
【译文】羽毛虽轻，堆积多了也可以把船压沉；一大堆不重的东西，堆积多了也能压断车轴；众人异口同声的言论，能够混淆是非；不止一次的毁谤，积累下来也足以致人于毁灭之地。
【赏析】 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们凭自己如簧之舌，游说于各诸侯之间，或合纵以抗横，或连横以破六国，影响极深。
真可谓：“人言可谓”。
它告诉人们，坏事虽小，如不加以制止，任其滋长，就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与此类似的论述是“勿以善小而为之，勿以恶小而不为”，只有积小善成大善，才能成就一个理想的人生境界；相反，小恶不断，小恶积累多了，必定会成为大恶，彻底毁掉一个人。
10、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注释】《史记 春申君列传》。
断：判断，决定。
乱：祸害。
【译文】到了应该做出决断的时候，而不能决断，反过来就要遭受祸害。
【赏析】处事果断是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意志坚强的表现。
处事果断的人，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当机立断，善于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和行动。
那些遇事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踌躇不前的人，往往会坐失良机。
司马迁感叹当初春申君游说秦昭王，以及献身安排楚台子回国，头脑是那么明智。
后来却受制于李园，没能采纳朱英的意见，又何其糊涂，因而当断不断是春申君晚景悲凉的原因，这是后人应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
11、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注释】选自《史记 范雎蔡泽列传》 【译文】太阳中午以后就会偏斜，月亮圆满以后就会亏缺。
【赏析】日月盈亏是自然规律，人生兴衰也是不断变化着的。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说明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由盛而衰，达到极盛之后就要衰落。
人只有随时势变化进退伸缩，才不失为圣人。
蔡泽以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的不行结局启迪范雎，在充分地肯定了范雎施展聪明才智，为君主安定危局，修明政治，平定变乱，排除灾难，扩充疆土，发展农业，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足，君王显赫，威镇天下的共计之后，用“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道理，告诫他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衰落，顺应自然规律，适应形势变化，急流勇退才是圣贤之道。
接着又从范雎个人怨仇已经了结，恩德已经报答，身高位尊，富贵荣华，心愿全都实现为由，劝告他如不隐退，则会重蹈商鞅、吴起和大夫文种的覆辙，而他们就是在功成名就之时，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造成的。
一次劝范雎辞职，保全功名。
12、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注释】《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兮：助词，跟现代的“啊”相似。
倚：靠，倚仗。
伏：隐藏。
【译文】灾祸傍依着福，幸福隐藏着祸。
【赏析】一切事物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是哲学上的一条根本规律。
这一规律揭示了“福”与“祸”之间的关系。
如果人们遭受灾祸而能够吸取教训，就可以让灾祸成为过去，而让幸福来临。
如果人们在幸福种骄奢淫逸，那么幸福就会离开而让灾祸来临。
老子关于福祸的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具代表性。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喜忧祸福种之所以不动心，就是他明确了地认识了这个道理，所以能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因素，在成功中总能思虑危险的成分，在喜悦中总能探求不利因素。
13、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
【注释】选自《史记 刺客列传》。
士：男子的通称。
知己：了解自己的人，好朋友。
说：同悦，使高兴，使喜欢。
容：装饰打扮。
【译文】大丈夫甘愿为了解和赏识自己的人去死，美女情愿为爱慕自己的人修饰容貌。
【赏析】晋国人豫让曾服侍范中行氏，不得重用，后做智伯家臣，智伯对他很是尊宠。
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发誓说：“士为知己者死”，于是改名换姓，乔装打扮，多次行刺赵襄子，未果自尽。
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揭示出人类一种普遍的知恩图报的心理。
14、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注释】选自《史记 李斯列传》。
让：辞却，拒绝。
就：成。
众庶：百姓。
【译文】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流没有挑拣细小的溪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远；为国之君，不推却百姓，就能申明他的美德。
【赏析】这就是李斯就秦国借韩国水工郑国间谍案而驱逐客卿一事给秦王政的一封谏书，即《谏逐客书》。
当时，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入秦效力的客卿逐渐增多，影响了秦国宗室贵族的权势。
于是秦国秦国宗室规则于秦王政十年借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做间谍被发觉而发难，煽动秦王政驱逐一切客卿，以图赶走“外来户”，从他们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势。
秦王政果然下令逐客，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临走，他愤然给秦王政上了这封谏书。
在谏书中，李斯以泰山、河海做比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逐客”为一大失策，分析了用客与逐客对秦的利害关系，系秦国的安危、秦王的帝业于笔端，证明了客卿在秦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说服力强，达到了深刻打动秦王政之心，而使一代雄主当即收回成命的劝谏目的。
15、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
【注释】选自《史记 李斯列传》。
格虏：刁滑而凶悍的奴仆。
【译文】慈爱的母亲有败家的孩子，严格的家庭里没有刁滑而凶悍的奴仆。
【赏析】这是李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为迎合秦二世的残暴河贪欲献计献策的一分奏章，也是李斯奉行的发家学说走向没落的标志。
他借用“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这句话，劝秦二世厉行苛政，他认为，贤明的君主所以贤明，就在于能够严格追究河察处轻微的罪过，这样臣民就不敢犯法了。
这一主张是发家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发家学说已从富国强兵的进步思想变成了促使秦灭亡的反动论调，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没有起到任何的积极的进步作用，将它与《谏逐客书》相比，同一个李斯，前后判若两人。
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即使有不做民贼的贤明皇帝，却没有皇帝不是独夫。
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人主与子民的关系，是历朝皇帝必须精通的一门学问，否则就会危急皇帝的尊严、权势、利益和绝对的统治。
所以，李斯劝秦二世厉行苛政的主张，对历朝都有重大影响，今天读来，就不仅仅世在读秦朝政治一份难得的自供状，而且也是在读整个封建社会一本难得的教科书，不持批判的态度将会误入歧途。
悠悠的话：看了这一段话，感触颇深，看到“厉行苛政”的这四个字，不由得想起了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也”和柳宗元笔下贫苦困窘的黎民百姓。
可见，整个封建社会的形态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全成形，所有的兴盛、衰败、交替只不过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重演罢了。
可笑的是，一边打一边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之中苟延残喘，老子的法家，孔子的儒家，可以说是并行不悖的在封建社会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大家庭里“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彷佛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和谐统一的存在一般。
说着有点搅，在简单一点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苛政，而老百姓们所受的熏陶朝廷给予老百姓的教化却是却是儒家的仁政。
。
即使有施行仁政的君主，也只不过是披着儒家仁政学说外衣的法家代言人而已。
在贤明的君主，对于那些危及自己皇位的臆测的“敌人”，也不会真的心慈手软，否则怎么会有士大夫感叹“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呢。
16、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注释】选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
智：聪明，智慧。
虑：思考，谋划。
愚：蠢笨，无知。
得：得到，获得。
【译文】聪明的人在上千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失误；愚蠢的人在上前次考虑中，总会有一次收获。
【赏析】这几句成语包含了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说明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聪明之人不可能永远聪明，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只要正确对待失误，才能将它降低到最少。
反之，看似愚笨的人，他也有聪明的时候，只要加以学习，就会有所收获。
17、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注释】选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
骐骥：泛指骏马。
跼躅：徘徊不前。
驽马：劣马。
安步：稳步走路。
【译文】骏马徘徊不前，不如劣马稳步向前。
【赏析】这是蒯通游说韩信背叛汉王的劝言。
他认为，做事坚决不疑，才是聪明果断的表现；迟疑不决，是办事情的祸患。
专在细小的事情上用心思，就会忘记天下的大计划。
明知事情应该怎样做，但决定了又不敢去执行，这是一切事情的祸根。
所以说“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说明付诸行动是最可贵的。
工业难于成功但容易失败，机会难得却容易丧失，时机失去了就不会再来。
任何人无论自身条件如何，只要有毅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前，都会有所收获。
那些优柔寡断，左顾右盼，徘徊不前者，即使自己条件再优越也不会成功。
希望学有所成，业有所就的人都能以此为戒。
18、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注释】选自《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
裘：毛皮衣。
腋：腋窝，特指兽腋下的毛皮。
榭：建在台上的高屋。
榱：椽子。
【译文】价值千金的狐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制成的；楼台亭榭的椽木，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能建成的；夏商周赛赛的工业，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能完成的。
【赏析】司马迁认为刘邦建立汉朝是集中了群雄智慧的结果。
他说，汉高祖出身平民，评定天下，筹谋方略和领兵作战的本领可以说是全都具备了，然而刘敬放下车杆提了一个建议，就建立了长期安定的格局。
叔孙通着眼世俗，根据当代事物而制定礼仪，进退去留依照时势的变化，终于成为汉朝的儒家大师，因此，一场伟大的斗争，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多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需要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取得成功。
“团结就是力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9、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注释】选自《史记 季布栾布列传》。
诺：许诺，诺言。
【译文】得到黄金百斤，比不上得到季布一句允诺。
【赏析】这是当时楚地流传得一句谚语。
也是对季布“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躬，赴士之 困”侠义品格的由衷赞赏。
说明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数，要信守诺言，对自己说出的话要敢于负责。
成语“一诺千金”源于此。
20、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注释】选自《史记 李将军列传》。
身：自身，本身。
正：正派，正直。
令：发布命令。
行：做，行施。
从：听从，顺从。
【译文】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
在上位的人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出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
【赏析】此语出自《论语 子路》篇，司马迁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赞扬李将军的为人，说他诚恳质朴，虽不善言谈，但在他死的时候，天下无论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极尽哀痛。
他的品质确实得到了士大夫们的信任。
由此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统治者要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自己的行为感召天下，“上行下效”，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兴旺起来。
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会招致国家的败亡，人心的离散，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的产生。
21、兴必虑衰，安心思危。
【注释】选自《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兴：兴盛。
衰：衰弱。
安心：心情安定。
【译文】兴盛时要考虑到衰败，平安时要想到时刻都会有危险。
【赏析】虽然人人希翼时时幸运、平安，事事顺利。
“万事如意”，这只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
自然界没有不凋谢的花，人世间没有无曲折的路，衰败零落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茂时就种下祸根，机会和转变的种子多半是在零落时就已经种下。
所以君子应当在平安无事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顺利时要时刻想着困难、挫折甚至打击会伴随而至，以便防范未来某种祸患的发生。
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摧人奋进，积极进取，面对困难才能无所畏惧，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理想。
22、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注释】选自《史记 游侠列传》。
信：信用。
诚：真心实意。
【译文】人说话必须讲信用，做事要果断，已经许下的诺言一定要真心实意地去履行。
【赏析】这是司马迁对游侠品格的精辟概括。
他认为游侠的行为举止虽然不依循于正义，但他们说话讲信用，行动勇敢果断，答应人家或者承诺人家的都必定真实，不贪生怕死，敢于赴汤蹈火，救人危难，在经历一番生死搏斗之后，则不夸耀自己的能耐，不矜夸自己的功德，这就是可以赞美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做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品质。
它时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桥梁，是克服冷漠孤寂的良剂。
惟有讲求信用，讲求真诚，才会赢得别人的信赖和帮助。
只有当机立断，果断处事，抓住时机，付诸行动，才会有信心去接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个挑战。
23、飞鸟尽，良弓藏。
【注释】选自《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尽：完。
良：好，优。
【译文】飞鸟被捕完了，良弓自然要收藏起来。
【赏析】身处顺境被主人恩宠，往往会招来祸患，所以一个人志得意满，功成名就，要急流勇退，见好就收。
因为“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
“弓满则折，月满则缺”，“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了。
”张良、范蠡等人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常让后人感叹赞赏；而李斯为秦国建立功勋缺身亡，发出“出赏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出”的哀鸣，正说明俗语说的“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得道路。
实际上，“走运”的人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他们随时愿意根据情况变化而修订策略，以抓住良机，全身而退。
而一些在事业上“倒运”的人往往刚愎自用，自高自大，不知该在什么时候改变策略以减少损失，最后往往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24、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注释】选自《史记 滑稽列传》。
善：友好，和气。
【译文】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他的话也是善良的。
【赏析】这句人们传诵千古的名言，是世人对禽情人性进行长期观察后总结出来的精辟之见，它道出了善是人的本来面目，人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回归到了善的境界，总愿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奉献出来，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25、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注释】选自《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垂堂：堂屋檐下。
檐瓦落下可能伤人，用此比喻危险的境地。
【译文】家中有千金，不坐在堂屋檐下。
【赏析】司马相如上疏汉武帝说：“聪明的人能预见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智慧的人在无形中可以躲避危险，祸患往往藏于隐蔽的地方，但发生在人们忽略的时候。
所以有这样的谚语：‘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司马相如以此告诫汉武帝在国富民安时也要做到居安思危，小心谨慎，要有深谋远虑的智慧，做到防患于未然。
26、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注释】选自《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 【译文】女子无论美丑，入宫便会遭到嫉妒；士无论贤与不贤，一旦走上仕途，难免会受到的怀疑。
【赏析】君子以公道正义克制私欲，所以能充满爱心；小人以私欲取代公道，所以多又害人之心。
多有爱心，则别人有技能如同自己有技能，多有害人之心，则别人有技能就必然妒忌嫉恨。
士人任职于朝廷，就要被人怀疑，女人入宫，就要被人妒忌。
正因为如此，汉代宫廷出现“人彘”的悲剧，唐代共同则有对“人猫”的恐惧，萧绎忌才而毒死刘之遴，隋代众儒妒能而欲杀孔颖达，薛道衡因诗句之美而被杀。
世上只要有爱嫉妒的小人，那些有才有貌者就有被害的危险。
只有平时注意修身养性，才能形成一个宽广的胸怀和私心较少的自我。
27、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不如士之谔谔。
【注释】选自《史记 商君列传》。
掖：通腋。
狐皮的腋部价值最高。
诺诺：随声附和。
谔谔：正色直言。
【译文】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领狐腋，一千个随声附和的人，抵不上一个正色直言的人。
【赏析】策士赵良向商鞅直言说了上述一番话，他认为周武王因为左右多正色直言的臣下而使国家兴盛，殷纣王因为群臣不敢吱声而灭亡。
做为一国之君要有周武王那样的态度。
商鞅对此极为赞赏，他也深知，表面应酬的话是虚浮的，出自内心的话是真诚的，苦口危言是治病的药石，甜言蜜语是害人的病因。
纵观历史也证明了这一道理，倡导直言争辩的君主，国家往往昌盛，而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词的国君，国家必定不能长久。
28、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注释】选自《史记 孟尝君列传》 【译文】事物发展有它必然的归宿，人情世态有它本来的面貌。
【赏析】自从齐闵王由于毁谤而罢免了孟尝君，众宾客都离开了。
后来齐闵王召回并恢复了孟尝君的官爵，冯驩去迎接他，孟尝君深有感叹，冯驩说：“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富贵者有很多门客，贫贱者很少有朋友，这就是人情世态的本来面目。
您难道没有赶集市的人吗
早晨，人们斜着肩膀争夺入口挤进去，太阳落下之后，经过集市的人们，甩着胳膊走过去，看也不看一眼，他们不是爱好早晨厌恶傍晚，而是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傍晚的集市里已经没有了。
您失去了职位，宾客都离开了，不值得因此埋怨士人，从而徒然断绝了宾客的来路。
希望你照过去那样对待宾客。
”虽然冯驩用剥削阶级士大夫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他主张不以怨抱怨，而以豁达大度待人的处事态度则是值得人们称颂的。
29、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注释】选自《史记 滑稽列传》。
【译文】不叫罢了，一叫就使人震惊。
【赏析】齐威王喜欢使用隐语，即不直述此事而借它词来暗示的话语。
一次淳于 用隐语对他说：“国中有大鸟，止之王庭，三年不飞不鸣，王知此鸟何也
”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此鸟是齐威王的自喻，用大鸟的一飞冲天，比喻自己虽然暂时不露声色，实际上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行动起来便是震惊天下的远大举动，充分表达了齐威王的远大抱负何理想，以后的史实也正面了齐威王自喻的形象准确。
30、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注释】选自《史记 货殖列传》。
熙熙、攘攘：盛、多。
【译文】天下熙熙，都是为利而来；天下攘攘，都是为利而往。
【赏析】司马迁在义利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探寻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是合理的。
他认为求利致富是：“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而奔波忙碌。
31、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利。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注释】选自《史记 货殖列传》。
【译文】礼产生于富而废弃于贫困，所以君子富有可表现其美德；平民富有也可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鱼生在深渊里，而兽聚集在深山里。
人富裕了仁义也会归附。
【赏析】司马迁认为“仁义”适依附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
他引用并发挥《管子》的话说：“仓廪食而指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利。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道德行为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相练习的，道德并不是天赋的。
仁义也是受制于经济利益的。
司马迁不脱离物质利益而空谈仁义，并把求富取利看作是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反映了他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所具有的革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