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际原油几月份能回升到70美元一桶
这要结合具体的世界经济形势， 特别是地缘政治问题， 关于原油价格 90%是地缘政治问题，10%是经济问题， 包括之前原油价格的暴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所导致的欧洲经济制裁和美国打压， 虽然俄罗斯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国际原油定价是由美国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决定的， 定价权在美国手上， 说的好听点油价由供求关系决定， 但是实际上，还是要从大国博弈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油价涨跌， 油价涨 打压 欧洲 和中国等 原油需求国， 油价跌 打压俄罗斯等 原油出口国， 美国会依据具体的国际局势来采取针对性 经济打击手段， 还是基辛格的那句名言： 谁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所以说 看待油价的涨跌 要具体的大国博弈入手， 单从经济角度去预测 油价走势，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纯手打， 希望采纳~
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现如今的世界格局正如东汉末年的风云三国时期类似，并非大势所趋，只是以一个不应存在的历史的偶然。
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经济原因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根本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作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一个经济大国，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12年以前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于世界，现如今收到美国次贷危机波及，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后退，而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实力一度赶超日本，使得日本心里很不平衡。
第二，历史原因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主要动因。
世界反法西斯战败后，东京审判对日本的纵容使得日本的右翼势力未曾消除，只是在战后的50多年里有所收敛。
经过几十年的韬光养晦，战后有心维护和平的日本人越来越少，新一代的日本人又对历史并不了解，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抬头，从安倍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就可见一般。
第三，政治原因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直接因素。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可见利益是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安倍曾两次担任首相，记得温总理时期中日关系是何等温暖，而如今中日关系与当初的蜜月期相去甚远，安倍前后两次担任首相对华采取态度截然相反，这表明反华在日本国内还是很有市场的，日本企图借此恢复其军事强国的地位，以匹配器经济强国的地位，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富而不强，是很容易被他国践踏的，比如清朝晚期。
因此，有这个前车之鉴，日本从基层到上层，沆瀣一气，因为只有否认历史他们才可能恢复军事存在，才可能重新在世界占据主导权。
第四，国际环境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诱导因素。
有句名言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爱着的还有恃无恐，说的就是日本。
美日同盟关系至今，美国为维护其在太平洋的绝对霸权和经济利益是一定要扶持日本打压中国的，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和一个守成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中间力量就成为了他们博弈的重要武器。
日本利用自身在美国眼中的地位，企图借机恢复军事存在，美国从默认到支持，充当了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中美俄之间的三国杀，其他国家之间的博弈，一场表面粉饰太平，实则暗流涌动的群雄纷争早已拉开了帷幕。
自2015年元月一日以来，四海内外纷争迭起，国际国内地动山摇，可谓多事之秋，不知2016年国际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有关博弈的诗句或名言有哪些
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弄不明白为什么，经济上就算是个大国了，在世界民族之林照样戳不起来。
我觉得刘亚洲将军这篇文章分析得全面、深刻，告诉了我们甲午之败到底为了什么。
中国90后的男孩子们如果有一半人喜欢读这种类型的文章，年轻的中国人的梦就会不仅仅是挣钱、娶媳妇过日子，除了浪漫之外还会增加了阳刚之气，中国就有希望
来源：参考消息口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刘亚洲刘亚洲：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
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
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
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
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
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问：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
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
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
清朝怎么能赢
问：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
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
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
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
”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
问：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
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
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
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
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
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
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
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二、战略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
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
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
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
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
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
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
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问：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
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学习。
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
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
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
而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
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
南京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
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其次是战略眼光。
要看得深、看得远。
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
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
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
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
10年后，双方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问：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
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
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
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
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
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
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
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
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
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
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
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
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
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
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问：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
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
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
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
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
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
海陆军
人力合，我力分。
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
三、信仰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精神的核心是信仰。
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
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
”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问：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
”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
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
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
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
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
”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
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
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
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
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
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问：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
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创造力，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
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
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
孝子太多，忠臣太少。
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问：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
然而，日本人有信仰。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
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
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
日本神道最强调“忠”。
“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
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
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
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
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
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
问：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
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
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
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问：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
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
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
他们怎么会这样
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四、国运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
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
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
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
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
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
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
上世纪60年代，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
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
就讲过类似的话。
1956年，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
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
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这似乎是一个宿命。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问：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
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
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
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
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
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
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
国家政治的主要特征
有句古话，“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就是这个直接“掌勺人”，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下到百姓衣食住行，件件都须关心，还得跟成千上万阻力相博弈。
曾有名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传遍天下，足见总理行事之难。
于是，诸位总理，有时也不得不当场发火。
32次提”新型大国关系“回应8次，中美背后什么梗
问题在于美国现在打不打，怎么打，打倒什么程度都没有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小弟都退了说不打了。
obama的大话放出来了，现在毛了。
而且叙利亚作为俄罗斯最后的炮楼，不可能眼看着被北约掀掉。
所以这样看来，真打起来杀红了眼，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