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的名言和素材
马辛利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对政敌宽容的总统。
一次，在关于用人的问题上，议会中有位议员对他不满，在会议上大骂马辛利。
马辛利不动声色，安静的听他骂完，站起身说：\\\\\\\\“按你的身份，是没有资格那样对我的。
不过，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想我有必要告诉你我的理由。
”马辛利将自己的理由讲述出来，那位议员羞得脸红耳赤，议会中也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了。
这就是宽容的力量。
假如马辛利凭借总统的权利在议会上与那位议员争辩，结果肯定不会如此顺利。
马辛利的宽容，可以说是退让，更是他的策略和智慧。
同样，林肯也是如此。
关于取舍、舍得的儒学\\\/道家\\\/佛学思想的名言警句有哪些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两权相害取其轻；上德不德；上士毫不利己，中士利他利己，下士利己利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缘果报-----
体现儒家担当精神的名言名句有哪些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
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
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
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
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
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
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
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
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
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
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
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
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
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
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
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
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
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
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
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
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
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
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
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
”（《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
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
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
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
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
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
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
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
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
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
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
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
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
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
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
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
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
故曰：‘自见之谓明’。
”（《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
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
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
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
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
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
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
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
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
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 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
《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
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
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
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
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老子的道家和道教有什么关系
道教与道家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
从历史来看，这两个词指称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曾混为一谈；现在也仍然有人主张将二者等同起来。
然而，如果将道家理解为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被重新发明的哲学思想流派，将道教理解为于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那么，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理论就是道家思想。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道家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其思想流变与代表人物应是它被解说时最重要的内容；魏晋之后道家思想的传承流变，现在看来还是模糊而难以说清的，但它对历代学者文人的影响却仍是依稀可辨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狭义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时代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流派。
道教神学与道家思想的异同，确实一言难尽。
试举一例：道教所谓长生不老，成仙通神，老、庄并未言及，也不能视为老、庄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说，与自然之道亦不无悖逆。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
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萧呵
寥呵
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
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
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
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
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渊源 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其主张与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汉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
道教的另一渊源是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
此外，亦可遥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正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互动（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发展历程 道教的发展一般分为汉魏两晋的起源时期、唐宋的兴盛、元明期间全真教的出现和清以后衰落四个时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作为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
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后来所谓《太平经》）出世，得到广泛传播。
到东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
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在东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
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
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东晋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
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
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
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
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
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
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
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
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