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军阀统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对认识的决定作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主学首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首先，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出了需要。
人的认识活动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和完成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
人成为认识主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需要；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是由于实践的需要，作为实践改造的对象，才逐一地成为认识的客体。
科学研究的任务、科学工作的课题是由实践的需要提出的，并且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来展开。
其次，实践还为认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并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实践把主体和客体直接地、现实地联结起来，使主体能从客体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
客观事物只是由于实践的中介才转化为主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内容。
不仅如此，主体用于加工客体信息的各种思想模式，也是来源于实践。
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活动，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的，这种合规律的活动，久而久之，会在人们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思想模式，如逻辑格式等等。
列宁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
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先人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 对于认识来源于实践，不能作狭隘的简单化的理解。
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不否定人的大脑和感官在生理素质上的差异对认识的影响。
但是人的生理素质只是人们进行实践和认识的一种物质条件，并不是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本身。
它对于形成人们在认识和才能上的差别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人们认识和才能差别的决定性原因是后天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引用亚当•斯密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所谓人的才能的差别是由分工掘成的，就是由实践的地位、实践的领域及其广度和深度等等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其次，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不否认学习间接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由于具体的主体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亲身实践，而且理论或认识本身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所以主体可以也应该通过读书或传授等方式来获取间接经验，这是发展人类认识的必要途径，它的意义充分体现在牛顿的一句名言中：“假若我能比别人嘹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
但是间接经验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前人或他人的实践，而且人们接受间接经验也要或多或少地以某种直接经验即实践为基础，只有把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有比较完全的知识。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首先，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出认识的新课题，推动着认识向前发展。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其次，实践为认识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实践的发展不断揭示客观世界的越来越多的特性，为解决认识上的新课题积累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实践又提供日益完备的物质手段，不断强化主体的认识能力。
最后，实践锻炼和提高了主体的认识能力。
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第三，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人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头脑中重建客体模型，并根据这个客体模型推导出应当具有的未知性质，然后再用实践加以检验，当理论预言与对客体的实践结果一致时，就证明头脑中精神地重建的客体模型与客体自身相一致。
第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认识活动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活动本身，而在于更好地去改造客体，更有效地指导实践。
认识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的过程，即是认识价值的实现过程。
总之，实践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归宿，是全部认识的基础。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实践的应有权威，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
尊重实践，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效地改造世界。
只有尊重实践，才能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防止用空想代替现实、用抽象的原则裁剪实际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承认并十分重视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首先，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它是受意识支配的，实践的这种本质特性决定它不能离开认识的指导。
其次，认识活动及其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它一经形成，便能反作用于实践。
再次，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认识可以使主体了解、把握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指导主体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去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认识可以使主体在实践活动之前，确定既符合自身需要、又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方案、步骤和措施，对实践活动作出预测和规划；认识可以使主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节自己的行动，指导主体选择实现目的的最佳行为方式；认识可以指导主体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还可以使主体实现对自身的认识，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改造客体的需要。
最后，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当错误的认识指导实践时，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作用，使实践失败。
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充分体现在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的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上。
首先，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头，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其次，科学理论能预见未来，端正实践的方向；再次，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推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 总之，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以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指导实践；就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
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从各个角度论述什么是历史学
【出处】： 【原文】：子曰：“，小人长戚戚。
” 【释义】：孔子说：“君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 【字词】：荡：清除，洗涤。
坦荡：形容率真无杂念，心神安宁的样子。
“长”读作：cháng，时间久。
戚戚：形容不断用斧子砍伐的声音。
【解读】：君子心胸开朗，思想上恪守德行，因此外貌动作也显得十分舒畅安定，一派坦然；小人因为心里欲念太多，心理负担很重，经常忧虑、担心，所以在外貌、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常是坐不定、站不稳的样子。
曲姓是如何由来的
我来回答你。
（转帖）曲姓来源： 长期以来，在东北和山东的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着“鞠曲一家”的故事。
说是鞠姓在过去的某个朝代作大官，因为“得罪”了皇上获罪满门抄斩，鞠姓纷纷逃难，在逃难途中遇到了官军的追杀，官军问：你姓什么
答：姓鞠，由于方言的口音太重被官军错听成了姓曲，于是便躲过了一劫。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朝初年大将鞠福禄在征战中殉国，其子孙被朱元璋封在云南某地为定远侯，后来因为得罪国舅（西宫之父）获罪满门抄斩，辖地县令欲相救便问：“屈不屈
”答道：“曲”，于是便改鞠为曲。
又于是在这场灾难中侥幸逃脱的鞠姓就都姓了曲，不过仅限于在活着的时候姓曲，死后续谱立碑时则必须改回姓鞠，叫做“活曲死鞠”。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是却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广为流传，据有的曲姓朋友回忆文革前曾在祖茔的墓碑上看到过“吾曲姓乃鞠氏一脉相传”的碑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必须得从下面的故事说起。
话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在东平王刘云的封地内，“瓠山中间，有大石转侧立，高九尺六寸，移原址一丈，远近传为异闻，哗动一时”。
原来是卧着的一块好端端的长方形巨石既没长腿也没人搬动却自个儿翻个身打个滚儿立了起来。
东平王预感到不是好兆头（那时侯的人都迷信），便在自己的王宫内仿瓠山形状堆一土山，上立石像，缚上黄草，以便随时祈祷。
这件事被在京城做“待召”的两个妄人息夫躬和孙宠知道后便借此大做文章，造谣中伤，用以骗取皇帝的信任达到封官加爵的目的。
于是向汉哀帝上书说刘云“宫中立石，祗毁朝廷，欲求非望，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托中常侍把书信转交汉哀帝。
一句“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刺痛了汉哀帝，于是即不调查核实也不认真查证便立即下旨废刘云为庶人，其他参与的人一律处死。
廷尉梁相，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凤急忙上奏阻止，并力劝汉哀帝应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被正在气头上的汉哀帝判为“不知嫉恶讨贼，意存观望，罪与相等”，这三位也被逐出朝廷、削职为民。
为了保全性命鞠谭率儿子鞠閟逃避到凉州西平（古称西都，今西宁市）改姓为麴。
这就是《汉书》、《风俗通义》、《资治通鉴》和《元和姓纂》上记载的“鞠谭改麴”“避难湟中”“因居西平”“鞠麴同宗”这段真实历史故事的来源。
从那时开始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鞠谭的后人从西平到金城始终沿湟水两岸发展，乃至发展成为一度曾影响西北地区历史的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
《晋书》记载古西州民彦写道“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足见其富贵和权势。
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家族出现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象三国前期袁绍帐下与河北名将颜良文丑齐名的悍将麴义，与韩遂、马超遥相互应对抗曹操共守西凉的战将麴演（衍），以及西晋愍帝的大都督官至左仆射的麴允等。
南北朝时期西域著名的高昌国王麴嘉就出自金城榆中，《元和姓纂》记载麴嘉是鞠谭的儿子鞠閟的十一世孙。
麴氏高昌立国134年传承9代，最后被唐太宗的大将侯君集攻灭。
高昌国末代国王麴智盛的胞弟麴智湛的儿子麴崇裕在武则天时代很有名望，世袭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
到了唐代，麴姓家族有一枝从西州迁徙到江苏吴兴（今湖州），《唐书》上说：麴信陵，籍贯吴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的望江县令。
时逢大旱，麴信陵带领衙属设香案日复一日的为百姓祈祷甘霖，由于他的执着感动了上苍终获大雨滂沱，缓解了旱情，同时也感动了老百姓，都自发的为他建立祠堂。
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特为他作诗《秦中吟》，诗中说道：“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泣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有一付对联这样称颂他说“祷获甘露，居易作诗歌惠政；世为豪族，西州传语望朱门”，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县令。
但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麴氏家族到了宋代以后却突然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姓不载典籍，而且至今在中国大陆尚未发现有一例麴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究竟哪里去了
要知分晓还得从《百家姓》说起。
据说《百家姓》自从南宋初年由钱塘县的一位儒生编辑成教材印刷发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一共流传三种版本，这三种版本的姓氏排列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都在“甄麴家封”这句上。
一种是繁体字《百家姓》的“甄麴家封”，另一种是简体字《百家姓》的“甄曲家封”，第三种是“甄魏家封”。
在这三个版本中，记录“甄麴家封”的无疑是原版的延续，记载“甄曲家封”的是原版的姓氏简化版，而记录“甄魏家封”的是错版，之所以确定它为错版，是因为在上述三个版本中 的第八句记录的都是“金魏陶姜 ”，既然在前面已经编辑了“魏”姓，后面怎能重复编辑呢。
从繁体的“甄麴家封” 到简体的“甄曲家封”，只是一字之差已经把麴姓转换成曲姓的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曲姓宗祠有款著名的四字对联“金城望族 泉郡名宗” 也可以证明这种姓氏用字的转换。
一位曲姓朋友在对这付对联加的解释词上说，上联指金城“曲见”，下联指酒泉“曲珍”，并附加注释“曲见是西晋金城望族”。
笔者按着这一思路查阅大量史料始终查不到“曲见”之人，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所谓“曲见”者实际是“曲允”的错写，而这个曲允正是上文记载的金城豪族麴允的简写。
按照这种推断，“金城望族”指的就是西晋麴允，“泉郡名宗”指的是酒泉麴珍，毫无疑问这幅对联中上联的麴字和下联的曲字正是沿着“麴-曲-曲”的字形结构进行演化，其中曲字是麴字的变型，曲字是曲字的简化。
对于曲姓的起源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法，一是说：“据《风俗通》载：春秋时，晋穆侯封少子成师于曲沃，其后代便以地为姓，称曲姓。
”二是说“曲姓源出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
为了求证上述第一种论据的可靠性，笔者通篇查阅研究了现代版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同时也查阅了《四库全书》的编辑者清代钱大昕等人的注释，又查阅了王利器为《风俗通》校注的器案。
《风俗通》原名《风俗通义》，东汉末年应劭所著。
《风俗通》全书三十六卷宋代已经部分失传（其中包括姓氏篇），明朝编辑《永乐大典》时根据有些典籍的记载进行了增补，经过增补的《永乐大典 风俗通义 姓氏篇》基本反映应氏著作原貌。
而清代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是根据明朝《永乐大典》编纂而成，在《风俗通 姓氏篇》中，应氏一共收录了东汉末期存在的530多个姓氏，通篇没有查到曲姓或曲氏得姓于曲沃桓叔的记载，只查到了“鞠氏：汉有尚书令鞠谭，或为麴（曲）氏（有的版本直接编辑成曲氏），音讹转改，汉有麴衍”和“韩氏：韩之先出于唐叔虞，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邑于韩原，因以为氏”的记载，除此之外连曲沃桓叔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从哪个风俗通义中转载的。
再看《元和姓纂》，该书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当时的姓氏学专家林宝编撰，是一部公认的姓氏学权威著作。
该书成书十卷现保存完整，经查阅也未记录曲姓，而在麴姓的条款下明确记载“麴：鞠氏之后。
汉有鞠谭生閟。
避难湟中，因居西平，改姓麴氏。
”又在【西平】条款下注释“閟居西平，十一代孙嘉仕沮渠氏，后为土人所归，立为高昌王。
”而成书于南宋的《百家姓》和后来的《续百家姓》均未记载曲姓。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史籍记载的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极有可能是“专指人名”，就像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一样。
试想如果曲姓在当时确实已经立姓并且有正常的家族传续，那么这两位在《史记》上明确记录的人物连同他们的姓氏为什么在《风俗通义》《元和姓纂》《百家姓》这几部纵贯一千多年的姓氏巨著中不予收录记载呢
唯一的答案就是“曲”字作为姓氏在当时还没有立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简化而来，而麴姓则是鞠姓的改姓。
事实上很多曲姓朋友也对上述观点心存疑惑，明明家传我族裔来源于鞠氏，怎么突然变成了“曲沃桓叔”“曲逆”“曲宫”的后代了呢
难怪有的曲姓朋友惊呼：“我们这个曲姓真是很特别，《百家姓》上没有，《续百家姓》上也没有，曲姓到底源出何处”
《曲氏宗谱》上有一句名言说：不知祖不怪，冒祖则罪大矣。
这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宗法观念的强烈认知。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重，现代认为：姓名只不过是一代表符号而已，根本无需大惊小怪。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作为探源，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探究事物发生、发展的本末，不能因为有个地名叫“曲沃”就随意的攀附历史上的曲沃桓叔，也不能因为曲沃在山西就想当然的认为胶东的曲姓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更不能对本家族祖上多年来口耳相传的“鞠曲一家”“死鞠活曲”的故事及其成因不作分析、判断和诠释，就轻率的予以否定，还得出“曲氏源出曲沃桓叔、曲逆和曲宫”的结论，这是一种误导、是对祖宗的亵渎，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上述事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含盖广阔时空的姓氏演变的历史画卷：在西汉晚期鞠谭为避祸而弃鞠改麴，麴姓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发展大约在唐朝晚期到南宋晚期又逐渐演变简写成曲。
这就是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的“祖上为避祸而弃鞠改曲”、 “鞠曲一家” 和“死鞠活曲”的真正来源。
而且我认为，这种简写只限于姓氏演化的简写，不包含字体简化的含义，因为“曲”字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汉字，麴和曲作为汉字在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就象历史上的“曲阜”、“曲沃”当然不能写成“麴阜”和“ 麴沃”一样。
另外，一部修订于宣统元年的《东莱曲氏族谱》也可以证明在中华曲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鞠氏的。
在这份由曲氏自己修订的族谱中“曲氏世系考”一节记载：“旧相传（曲氏）为宫保世裔鞠姓。
始祖讳元英任元朝宰相，本贯黄县，茔在城北翁仲，墓表犹存。
缘遭难族姓多隐名易姓流寓兹土，遂转鞠为曲。
虽云考据无徵，然百古在昔先民有作详哉其言之矣。
”意思是说：据相传我曲氏的远祖是一位在朝廷上位列三公九卿的宫保级鞠姓高官，这位官员因遭难而避居他乡易鞠为曲。
传说虽然无从查证，但先辈们历经百代，口口相传，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不可能是无稽之谈。
经考证《东莱曲氏族谱》中记述的这位宫保级鞠姓高官就是史志上记载的西汉尚书令鞠谭。
鞠谭改麴后，麴姓一直在西北地区生活繁衍，随着家族从不断壮大到最后的没落，姓氏也在沿着“鞠-麴-曲-曲” 的字形结构不断的进行演化。
为了确定这种演化的确切年代，笔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资料库现存的历史上各类拓片，共搜索到麴姓墓志拓片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元寿妃麴氏墓志》，最晚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麴善岳墓志》。
共搜索到曲姓墓志拓片1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南阳出土的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曲系及妻蔡氏墓志》，最晚的是山西五台出土的公元1935年《闫书堂及妻曲氏合葬志》。
从上述搜索结果可以看出，麴姓及其墓志到公元662年戛然而止，而曲姓则从公元822年才开始镌入碑刻，中间相隔了160年之久，笔者认为这期间正是麴姓向曲姓转换的姓氏不确定时期。
例如生活在唐朝前期的麴崇裕，在有的史志上就记录为“曲崇裕”或“曲（曲）承裕”，由此可以看出到唐朝前期麴姓才刚刚完成从麴到曲的演化。
而河南洛阳出土的曲环之孙《曲元缜墓志》已经把“曲”字作为姓氏正式镌刻到墓志中，这说明到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一部分麴姓已经沿着“麴-曲-曲”的字形演化顺序首先简写成“曲”，到了南宋晚期或者更晚的明清时期这种仅限于姓氏的字形演化才最后完成，自此开始“麴”字作为姓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更加便于书写的“曲”字所代替。
诸位试想，不然的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哪里去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在中国的姓氏演变史中，唐代的中晚期以前根本不存在曲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通过字型转换而来，而这种字型转换只限于“麴-曲”的姓氏转换，并不包含汉字简化的含义。
其实历史上鞠氏因避祸改曲并不止上文记载鞠谭改麴这一次，经考证在北宋末年、元末明初、明朝末年登州黄县冶基鞠氏都曾发生过鞠姓改曲姓的事件。
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鞠姓每遇灾祸反过来都会依附于曲姓而号称“死鞠活曲”呢
这也许就是“鞠曲一家” 这个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吧
罗马法的影响
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 1.的法国法和德国法都继受了罗马法 2.罗马法的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所借鉴与发展。
3.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