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人生经历
瞿秋白，原号雄魄，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
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为“秋白”。
他自幼多病，读书却非常用功。
9岁入常州冠英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喜欢议论时政。
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他在宗祠门上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书“国丧”两字，表示了对革命结果的失望和不满。
1916年底，瞿秋白到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等人的课。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翌年初，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取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译成汉语即“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
当时，他撰写了《饿乡纪程》（后人改为《俄乡纪行》）、《赤都心史》等文，并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
1921年，他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
他当时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此间曾经两次荣幸地觐见革命导师列宁。
1922年11月，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数月后回国，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随后，他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学任教。
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来宣传。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持人，在陈独秀离职、党内处于危急之际确定了展开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翌年，他赴苏出席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
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回国主持纠正。
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
1934年秋红军长征时，瞿秋白被留下负责中央分局的宣传工作。
1935年2月，他在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慷慨就义。
■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
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其间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也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犯过盲动错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从外表看，瞿秋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并长年患有严重的肺病。
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
其间，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也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犯过盲动错误。
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生长在苦难的中国。
他想借用外来的“天火”燃烧并改变整个社会。
五四时期，他最欣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当十月革命后俄国内战不已时，他却主动奔赴那里。
虽然看到俄乡因饥荒已成“饿乡”，但他认为只有这种革命才是改变贫困和落后的动力。
回国后，他在党内最早成为武装斗争的大声疾呼者，并从他那病躯中吟诵出《国际歌》的强劲旋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
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的时刻，瞿秋白的革命激情更剧烈地迸发出来。
他听到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暴动的提议后，马上代表中央表示支持。
1927年8月7日，他在汉口秘密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秋收暴动。
随后，国内爆发了一百多次起义，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长期从事理论和翻译工作的书生，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的经历，没有能科学地分析各地的形势。
有的城市只有七名党员，他也要他们暴动。
不久，瞿秋白便被批评犯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旧庄园中召开了“六大”。
会上，共产国际领导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
于是，此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但他的领导能力较弱。
历史证明，革命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力的代表，无疑应该担当先进政党的领导之责。
不过知识分子又要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否则又容易出现走极端的失误。
■他12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二人相交甚密，互视为知己瞿秋白从青少年起便喜好文艺，1931年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自己也有大量创作、翻译和论著。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有亲密的友谊。
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
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
《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
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瞿秋白早就立志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
他的译作文笔流畅。
鲁迅曾赞许说：“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得知这位好友牺牲，鲁迅伤悼许久，并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时又说：“秋白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
惋惜地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这一评语，应该是对瞿秋白相知甚深的中肯之言。
■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瞿秋白因有病无力奔跑被俘；临刑前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
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
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
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都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对此歌做过翻译，却因没有附曲无法传唱。
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
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
途中遇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被俘。
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望能设法保释。
正当办理有眉目时，同行被俘者中出现叛徒，供出他的真实身份。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然拒绝。
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
囚禁瞿秋白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为表示一点对老师的尊重，送瞿秋白出监房并置办了酒席。
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宋的护兵从脑后开枪。
宋希濂从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后回忆说，瞿秋白临刑前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求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是什么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与同怀视之。
”诸夏怀霜社：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
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
《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
“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
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
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鲁迅与瞿秋白的事迹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
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
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
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
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
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
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鲁迅不足以语此。
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这个态度并不算错。
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
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
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
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
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
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
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
）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
是不是共产主义
他不回答了。
(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
----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
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
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
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
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
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
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
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
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
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
”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
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
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
”何谓空头文学家
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
这句话说的很对。
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
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
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
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
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
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
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
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
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
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
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
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
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
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
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雇尽?---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
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
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
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
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
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
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
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
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
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
”我很天真奶岢隽搜?剩菏侵泄?私?ニ樟??故撬樟?秩肓酥泄?柯逞讣捌湟换锏幕卮鹗牵褐泄???艿酃?饕宓乃羰苟??ニ樟?＞??庖豢佳椋?逞傅牧⒊∈呛苊飨缘牧恕?\\\/span>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
”何谓空头文学家
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
这句话说的很对。
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
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
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
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
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
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
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
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
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
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
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
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
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
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
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
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
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
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
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
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
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
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
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
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
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
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
”（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
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
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
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
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
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