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是怎样的一个社会阶层，有什么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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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
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宋代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点:1.轻财急谊不吝啬，援助族人、乡里中的穷人；2.调停纷争，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地方官；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
如有官职，则应有能力处理不为，作风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
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传统文化的继承创造者。
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思想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五代沦丧的士风,重振纲纪,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
宋代士大夫文化
宋代是在严格意义于一个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士大夫文雅风骚风时代在这个时代出了众多的墨客，一代文豪书东坡忧国忧民的陆游李清照鞥等，同一时期的诗词呈现出一种文人墨客无限忧伤的词，它所表达的是士大夫对半壁江山尽失局面的一种凄凉感慨，同时宋代士大夫的诗词为元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曲可以说是宋词的一种延续。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
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
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
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
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
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
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
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
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
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什么是宋代的“士大夫绘画”
首先，所谓士大夫画，是近人给戴的帽子，基本可以等同于文人画。
毕竟，作者大多都是文人。
只不过，重花鸟和具体场景，轻山水，题材世俗一些。
这个在同时代的文人画中，就很少出现。
同时在手法上，还有很多不同，要更局限一些。
现在有人认为士大夫画就是文人画，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可以依据题材归类，不是单独的门类。
宋代士大夫限制君权的方式
一、宋代士大夫限制君权的方式1、对君主进行的激烈抨击与劝谏。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 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
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但是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
2、直接抵制君主错误的旨意。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
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
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
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
《宋史》卷282《李沆传》载：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
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
”此事遂罢。
3、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写到：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
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
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神权、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二、宋代士大夫1、“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
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称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
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
“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
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
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这一阶层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2、“士大夫”带来的影响（1）政治影响：重用由文人构成的士大夫集团，有助于加强北宋的中央集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决策失误，有助于统治的稳定。
（2）文化影响：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尽忠竭力报效皇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
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