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在中国延续了多少年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用历史文献来评价科举制,要注明史料的出处。
急用,谢谢。
1. 摘要: 科举制并非像现代人们的印象那么黑暗,以往人们的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
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多是囿于清末人士对它的否定评价。
其实古代不少文化名人也曾称赞过科举,从隋唐至明清,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
对科举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并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出处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刘海峰 - 《厦门大学学报:哲...,2005年 第2期 - 维普)2.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之一,长达1300年,影响深远。
有些人对其缺乏真正地了解,甚至进行了盲目的批判。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研究科举制度,有利于对其重新客观的全面的认识,帮助师生树立学以致学的教育价值观,产生对科学和学术的敬畏和虔诚,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也有利于建构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指导当今的教育考试改革、促进高等学校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因此,本文尝试总结了国内外知识发展变化的轨迹,分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发展的导向作用,探讨了科举制度与知识的发展关系。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主要采用了文献法、历史法和比较法。
引论主要是研究综述,总结了从政治、教育的视角对科举制度进行的评价以及科举与学校的关系。
第一章探讨了科举制度的沿革。
科举制度是继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之后又一个官吏选拔制度,依据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废止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章简单的描绘了七世纪以来国内外知识发展的轨迹。
依据知识发展的高潮低谷,将1300年的科举制度史划分为隋唐宋和元明清两个时间段,在时间和国内外两个纬度上对知识的发展进行了比较。
第三章论述了隋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对知识发展的促进作用。
分析了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体系、教学内容,并在重新界定学派的基础上解读宋朝学派,认为只有程朱理学可以称为学派,追溯了其沿革,进而提出其对现代学派形成发展的启示。
第四章论述了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产生阻滞作用。
统治者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框限,阻碍了知识的分化发展和学派的萌生,致使近代自然科学学派在国外大量创生之时,我国的学术界基本处于沉寂状态;西方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学者们致力于自主创新之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大肆进行文字狱,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一些科学技术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
(科举制度与我国知识发展的关系张婷 - 《山西大学》,2007年 - 知网)
《苏东坡传》主要内容
苏轼(1037~1101宋人,字子瞻,又字,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
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编辑本段]【苏轼生平】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六岁。
[编辑本段]【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
余问:何不逐节分
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
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
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
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
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
最后终能幸免一死。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
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
《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
”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
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
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
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
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
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
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
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
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吴敬梓的资料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
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
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
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
敬梓生平最恶举业,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
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
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
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
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
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
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
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
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
雍正帝、乾隆帝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
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
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
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
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春帆集》收《怀人诗》十几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
”全诗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
这个刻本,今已失传。
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
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
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
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
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30岁移居南京秦淮,直至1754年54岁客死扬州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
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
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
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扛衡。
吴敬梓纪念馆座落在全椒县城以北,原北极阁地址附近,一条宽阔而漂亮的新襄河横卧在面前,一孔大桥跨河跃过,直达纪念馆大门正前方。
吴敬梓纪念馆兴建于1985年10月,1986年底建成。
正面有三进仿古建筑,二到三进之间,两边各有两阶厢房,别具一格的走廊使相互之间委曲相连。
馆内树秀竹翠,花开四季。
整个馆园既有南方园林之秀,又有北方古建之雄。
馆里收藏有各种吴敬梓研究资料。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
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
“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
”(《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
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
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
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
(《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
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
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
[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
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
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
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
”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
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
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
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
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
[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
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
”(《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
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
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
“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
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
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
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
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
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
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
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
”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
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
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
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
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
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
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
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
好一个“诸事都由我”
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
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
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
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
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
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
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
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宇慧编后按:此文章原载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余杰文集《说还是不说》第六辑下篇之《畸人群像》。
科举制对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供汲取
经验:开放考试,吸收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有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营造了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教训: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知识创新,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范进是科举制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
突然想起突然想起范进 因为偶然有人在背地里议论他,颇觉不平。
一个大本毕业生,不跑官要官,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喜极而狂,竟然在几百年后仍被视为笑柄。
或许有人质疑,他范进是不是大本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有人把科举制比做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古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
分为童试和正试(明 清),童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
正试分为乡试 会试和殿试。
把本科比做秀才那是抬举它了,博士的地位也不过是个秀才,所以范进考取的不是现在上百人争一个岗位的普通公务员,而是科极以上的领导干部。
至于普通公务员,当时不过是吏而非官,根本就不查你的学历,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录取制度,象什么什么法,是没有的。
那么范进是不是属于我们现在呼吁的所谓理智报考呢
这个也不用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要层次来论证,看看当时的职业,杀猪的 卖唱的 报信的 已经属于白领了。
可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范进职业选择的余地很小。
也实在无第二条路可走,不做官,勿宁死,所以会试倒60岁自然也顺理成章了。
反思我们现在,有人60多岁参加高考,还不中,也就是说连童试都通不过,且被传为美谈,可谓与时俱进了。
为什么要对一古人如此苛刻呢
以往科举评价中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情况,人们往往将清末人士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 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在科举制 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
科举制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 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非恶制也”。
“科举” 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 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 于我们周围。
科举制的重大影响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还可以感 受到。
不过,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过低,存在着大量误区和以偏概全的情况。
“观今宜 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人们经常会体会到且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话。
由于历史确实常 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以知来。
不过,与“鉴古知今” 相对的还有一个“知今通古”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鉴古可以知今, 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于通古。
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 举制的本来面目。
全面、冷静、客观地考察科举制,可以得出科举是一种不坏的制度的 结论。
一、科举评价中的以偏概全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科举制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介绍的,而且从 《儒林外史》中选取《范进中举》,从鲁迅作品中选取《孔乙己》等文章加入中学语文 教材。
在大学文科教学中,科举制通常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 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君主时代一种罪恶的、腐朽落后的考试取士制 度,它只会造就范进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选拔的都是一些庸才。
将高考类比为科举也是 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的把联考 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
1然而,科举 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
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 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
实际上科举制曾造就和选拔了当时社 会的一流人才,范进、孔乙己虽然反映了历史真实,但毕竟还是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 人物。
科举制并不完全像以前我们中小学课本所描述的那样片面,它不仅造就了“范 进”、“孔乙己”这样的腐儒,而且也造就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 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 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
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 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 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
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 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连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不知道隋 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学系毕业的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 人也是进士或举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科举制利弊都很显著,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确实 不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废科举时人们矫枉过正、以偏概全,而今人又多受清末人 士激愤之言论所左右有关。
“贡举者,议论之丛也。
”2这是王夫之《读通鉴论》在论唐代朋党与科举之关系时 所发出的评论。
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样,科举取士向来是传 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
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 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
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 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数论著往 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介绍科举制的著 作都不会漏掉顾炎武关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康有为所谓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的 观点。
一谈到科举的弊端,就都引用清代徐灵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读书人,最 不济。
醉时文,烂如泥。
”还有就是必引那首“闱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
一 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浙江乡闱诗》3。
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 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
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 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科举时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以往一般人对科举的了解是不全 面的,科举时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
例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科举是一种很公平的制 度。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
4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 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
不管科 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 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 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
5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 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
6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以后有所发 展,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欧阳修认 为: 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
……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 不可易之制也。
7 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 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
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
8因此,虽然中国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 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龚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过科举制。
梁启超在《变 法通议·科举》中,对科举制有诸多批评,但也指出: 科举弊政乎
科举,法之最善者也。
古者世卿,春秋讥之。
讥世卿,所以立科举 也。
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 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
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 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
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
科举立,斯二弊 革矣。
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9 类似这样肯定和赞美科举制的言论还有许多,从其数量来说并不少于批评科举的言 论。
另外,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 对科举制的批判。
其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基本 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
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 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 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经过清末人士的过滤筛选,科举制的“历史”已被凝固为图书馆中一本本书籍,当 代人对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盘接受。
举例来说,康有为所言进士翰林 “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10的说法,应该是举极端 的个别例子。
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拔出来,但至少可以将确实无 能者淘汰掉。
明清时期要通过三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须精通八股文、策、论、表、判 等,而要想作好这些文体,非熟读基本的经史辞章不可,很难想象一个不知唐宗宋祖的 举子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考上进士,除非他是通过作弊手段。
这就像当代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者大多数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虽然不排斥极个别混文凭者, 但一般情况下,既然研究生入学要考外语,如有那位获得博士头衔者连英文26个字母都 不认识,估计他便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学位者。
由此推想,所谓不知唐宗宋祖的进 士,要么是特别的例外,要么就是通过作弊骗取科名者。
因为我们从大多数流传下来的 史料中,尤其是从清代进士留下的书画中,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深厚的文化素养,例如 赖恬昌所编《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11中所收的部分进士墨迹便是。
清末西学初入时, 个别举子在策论试卷中将拿破仑误解为“拿破轮”,被现代许多论著当作科举士子都很 愚蠢的证据。
其实,在近代民智初开的阶段,个别考生不知拿破仑为何许人一点也不足 为奇。
参加过评卷的教师都知道,若要将每年高考答题中的笑话一一举出,比“拿破 轮”更可笑的事例还多得是。
然而,个别不能否定一般,极少数考生不知唐宗宋祖为何 人,并不能否定考上大学的考生多数具有较高的学识这一事实。
可是以往很多人都将康 有为等人举出的极端个别例子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 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二、“夫科举,非恶制也” 1905年废科举后,一些人感到十分庆幸,一些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将走 向振兴。
然而,曾经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时激烈批判过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感 叹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
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昔美国用选举 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
而 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
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 年前之一大发明也。
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 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
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 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12 此时科举刚停罢五年,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恢复科举的 惊世之论,是其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的反思的结果。
而所谓“科举,非恶制也”的 说法,则精炼地概括了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
科举取士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能否及第主要取决于举子的才学。
正如《唐摭 言》卷三后论所说的:“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
” 13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士子具有较好的受教育和备考条件,但他们至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 勤苦向学,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素质,才有可能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
就像游泳一 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身、金钱等其他办法都救不了他。
这毕竟 比从前的世袭制或成功与否须操决于他人的察举制要好得多。
明人王士性曾说:“缙绅 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14也就是说,在科举时代,要想让子孙守住富贵,就 得使后代不断地参加科举以博取科第,否则祖宗的财富和地位就难以长期延续下去。
至 于平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更需通过科举阶梯从下层社会进入主流社会。
正所 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
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 绝矣”。
15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官员的文化素养得到基本的保证,对澄清吏治、稳定 社会、鼓励向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一无是处。
在乾隆三年关于八 股科举存废之争中,力主不废的执政大臣鄂尔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八股取士乃不得 已,即所谓“立法取士,不过如是”。
以八股取士并非有意要败坏人才或存心愚民。
科 举是要选拔精英人才从政治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故意去愚化精英人士 后再选拔他们来治国安邦,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也是为了拔取英才为其所 用。
从考试发展史的角度看,八股文是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 考试文体。
唐代科举中有墨义和帖经题,即相当于现代的简答题和填空题,但因为考不 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后逐渐被淘汰。
而作文题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然而因属于主观 试题,不同的人评卷主观误差可能很大。
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 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是一种刻板地通 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文体。
只是科举这种选拔性考试长期实施之 后,受应举人数众多和考试发展的内在压力驱使,才导致命题走向死胡同。
历史上称赞 八股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李贽就将“举子业”与《西厢记》、《水浒传》等相提并论, 认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之一种。
16 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 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
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 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或顺 天乡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
就像现代大学联考中的标准化试题一样,一开始命题教 师根本不必出一些偏难琐碎的题目,就足以区分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当用教材中一般常 见的重要内容作为试题已无法拉开区分度时,只好逐渐开发出较偏的试题。
当我们了解 现实考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后,也就较能理解在考试教材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 清代八股文会走向穷途末路。
17 以往在评价科举制度中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存在着许多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流行说 法。
在科举制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
有的论者指出在 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 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
18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 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
然而,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废止。
彻底否定无法彻底告别,全盘否定带来诸多问题。
当代人不应跟在清末 人士的后面,不假思索地将科举一概骂倒了。
历史与现实皆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 价值。
为了弥补废科举所造成的选官制度的真空,清政府曾计划于1910年颁布《文官考 试任用章程》。
孙中山先生更是认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 19主张考试权独立、设置考试院。
由于奉行“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科举制在 近代还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 一大贡献。
三、知今通古看科举 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相似,我们也可以说:“通古宜知今,有今方成 古。
” 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有利于通古,了解现实考试也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一 些制度和史实。
因为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 事物常常延伸和潜藏于现实之中。
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 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
关注现实考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和问 题,能使我们对科举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可以较全面的看待科举。
例如,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及科举制是否公平或平等的问题,海内外学 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并不平等,20或者不仅考察举子 本人的家庭出身,还连带考察其姻亲一方甚至朋友关系,以至得出说科举制下社会阶层 流动率为零的结论。
21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科举这一古代取士制度的苛求,具有强 调实质性机会公平的倾向,而这种实质性公平在现代社会也很难达到。
公平的含义十分 复杂,通常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
要实现结果公平,即实质性教育机会 平等,不分民族、性别、出身、禀赋等,都可以同等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这在现实 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或制度能够完全消灭经济和文化条 件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天资和非智力因素也有无法完全扯平的差异。
美国曾实行补 偿教育政策,由政府拨款向少数人种、弱势群体实施各种倾斜政策,如规定不利人群的 入学比例、校车接送、经济援助等,但后来发现效果不大,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仍然存 在。
现实社会很难做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
只要看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有哪一个社会 真正做到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呢
而且可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不存在、也做不到绝对 的公平。
能达到过程公平或程序公平就已不简单了,而古代的科举制难能可贵在于其至 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
又如,近年来关于考试利弊存废的争论与历史上关于科举利弊存废的多次争论十分 相似,高考各省不同的录取分数线的争论问题,也与北宋及明代的科举地域之争如出一 辙。
了解当今主张一切以考试分数决定录取与主张分省定额录取的两派意见,对我们理 解司马光和欧阳修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很有益处。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在中国 考试史上是一个千古难题,这方面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矛 盾的两端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
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 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
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 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
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
以往人们将清 末废科举的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 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
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 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
22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 一种相对很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 度。
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 存在1300年之久
有比较才有鉴别。
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 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
废弃统一考试之后,才更显出考试的必要和价值。
实行统一 招生考试50年来,确实出现考试领导中学教学、智育一枝独秀、压抑求异思维等问题, 并有过废止统考,改行推荐、全面考核学生中学成绩和表现来决定录取的多次尝试,但 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异,理论与实际往往脱节。
尤其 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十分重视人情、关系与面子的社会,欲解脱人情的困扰,考试是一个 较好的方法。
采用考试选才便是采用公平竞争手段。
由于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 境,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 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
早在晋代,葛洪在《抱卜子·审举》中 就曾指出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为了 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使社会不至于无序和失衡,结果发明了考试这种解脱人 情困境的法宝,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将考试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重人情、 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一种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 系来竞争,或者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所以说统一考试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 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 止。
23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
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 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 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最后应该指出,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皆十分显著。
本文所论 多为肯定科举之说,但并不否认科举制也有许多局限和弊端,而是为了说明科举制实际 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 “非恶制也”。
“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 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