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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新时代好少名人名言
古希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元前469——前399）Socrates 古希腊唯心主学家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Platon 生于雅个名门奴隶主家庭，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Aristoteles 古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Socrates 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他的父亲是石匠和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
他早年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的工作，后来研究哲学。
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
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
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
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鸩而死。
在欧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
多年来他被认为是反民主的、维护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哲学家，近来已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手艺，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
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跟他学习，向他请教。
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 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
他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伦理道德等等。
他曾三次参战，当过重装步兵，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
无论严寒酷署，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
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
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
他的哲学主要研究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
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
做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写过什么著作。
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
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说，由于从古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Platon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399年）①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的老师。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中心的雅典。
他热爱祖国，热爱哲学。
他的最高理想，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
哲学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
有哲学头脑的人，要有政权，有政权的人，要有哲学头脑。
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那时疫疠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龙无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
柏拉图出自名门，其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感情显然在奴隶主贵族方面。
柏拉图书札第七②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
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
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恶，革命发生了。
领导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区，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
这两个委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
上面还有一个三十人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赞助。
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
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象黄金时代了
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
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
我敢肯定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最正直的人啊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
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
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律篇》中。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
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
因此认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
教学目的是为了恢复人的固有知识。
教学过程即是回忆理念的过程。
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
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
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
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经过反省和思维，再现出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
就此而言，柏拉图的教学认识是一种先验论。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
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
0一3岁的幼儿在育儿所里收到照顾。
3一6岁的儿童在游乐场内进行故事、游戏、唱歌等活动。
6岁以后，儿童进入初等学校接受初级课程。
在教学内容上，柏拉图接受了雅典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儿童安排了简单的读、写、算、唱歌，同时还十分重视体操等体育训练项目。
17一20岁的青年升入国立的“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结合军事需要学习文化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20一30岁，经过严格挑选，进行10年科学教育，着重发展青年的思维能力，继续学习四科，懂得自然科学间的联系。
30岁以后，经过进一步挑选，学习5年，主要研究哲学等。
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根据其教学目的，柏氏吸收和发展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也总结了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中等与高等教育达1500年之久。
柏拉图认为，每门学科均有其独特的功能，凡有所学，皆会促成性格的发展。
在17岁之前，广泛而全面的学科内容是为了培养公民的一般素养，而对于未来的哲学家来讲，前面所述的各门学科都是学习辩证法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
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术是为了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学习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学习音乐则是为了培养军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同时，他还很重视选择和净化各种教材，如语言、故事、神话、史诗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进儿童心智之发展。
就教学方法而言，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
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提倡通过问答形式，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
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
在教学过程中，柏拉图始终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的。
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reflection）和“沉思”（contemplation）两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
感觉的作用只限于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
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学思结合，从一个理念到达另一个理念，并最终归给为理念。
教师要善于点悟、启发、诱导学生进入这种境界，使他们在“苦思冥想”后“顿开茅塞”，喜获“理性之乐”。
这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柏拉图的教学思想几乎涉及到教学领域中的所有重要方法。
他第一个确定了心理学的基本划分，并使之与教学密切联系起来。
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巴达的依据年龄特征划分教学阶段的教学理论，在教学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上则更多地总结与采用了雅典的经验，提出了全面、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
他十分注重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强调探讨事物的本质，这些都给了后世教育家们以巨大的影响和启迪。
但是，柏拉图夸大了理性发展在教学中的意义。
他主张的通过回忆和沉思冥想以致知的教学过程，反映了其对掌握知识理解中的唯心主义倾向。
特别是他把理性绝对化、孤立化，使感觉和理性之间对立起来的思想，以致成了中世纪经院派教条主义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Aristoteles 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
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光绪的师傅
龢 清道光（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驸马街罗圈胡同。
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
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
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
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
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
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
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
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
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
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
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
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
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
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
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
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
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
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
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
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
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
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
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
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
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
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
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
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
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
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
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
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
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
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
咸丰二年（1852），他22岁那年考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
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
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
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
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
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
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
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
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
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
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
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
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
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
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
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
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
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
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
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
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
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
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
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
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
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
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
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
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
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
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
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
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
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
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
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
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
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
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英为妻。
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
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
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
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
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
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
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
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
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
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
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
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
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
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
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
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
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
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
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
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
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
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
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
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
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
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
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
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
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
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
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
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
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
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
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
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
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
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
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
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
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
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
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
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
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
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
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
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
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
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
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
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
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
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
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
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
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
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
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
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
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
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
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
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
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
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
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
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
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
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
西太后命停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
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
西太后遂命谆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
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
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
谆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
为此翁同龢和谆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
对此，谆亲王仍持反对态度。
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谆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
后谆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
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
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勉强出任户部尚书帝后二党逐渐形成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
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
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赈济。
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
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
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
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
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
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投100万两。
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
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
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
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环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奕环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在华
邹平有什么经典历史故事么?
邹平县码头镇驻地东南方向大约两公里处，曾经有一座很高很大的墓，据说是当年瓦岗军首领李密墓。
据邻近的胡坡村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当时这座墓周围是一片大树林，而墓本身又要比树林高出很多，在离它两千米远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坟顶。
说它大呢，传说中最好的马匹也不能围着它跑三遭。
现在，这座坟早经已经化为平地，然而关于这座坟的传说，还在当地广为流传。
话说李密称帝做了魏国公之后，一天带领他的文武大臣们出来游玩。
当来到邹平县码头镇的一个村子时，他发现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李密非常高兴，说：“我这不是到了苏州了吗，我死后一定要葬在这个地方。
”从此这个村子就改名为归苏了。
当来到邻近的一个村子时，也是花香鸟语，美丽非凡，百姓安居，而且他尝了尝这里的水，特别甘甜，于是就流连忘返，并且把村子的名改为甜水。
后来瓦岗军因为严重的内讧和战略的失误，被前来镇压的隋军打败，李密带领部分义军降唐，后来又因为反唐被杀死。
当时已经是李唐天下了，尸体当然不会被完好保存。
因此，跟他一起起兵的瓦岗义军想起了李密生前的愿望，便把它的盔甲、兵器埋在了现在的天子墓。
传说，天子墓白天是一座坟墓，到夜晚就会变成一所大宅院，里面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据说这家的主人是位很热情很和蔼的老人，附近村民在婚丧嫁娶时，如果桌椅或锅碗瓢盆不够用了，就会在头天晚上定夜之后来这里烧香参拜，请求帮助，而每次都能如愿。
用完后村民也会及时归还。
可慢慢的，一些贪小便宜的人就开始留下一部分器具不归还，后来就发展到只借不还，这家主人很生气，就关闭了宅院。
所以至今再也没人见过这所院子了。
还有更神奇的，传说很早的时候，附近村子的一位老人白天骑毛驴去远处赶集，多喝了几杯，回来已是深夜，当经过天子墓的时候发现密密麻麻长满了高梁，而且高粱又高又大，籽粒饱满，而那时这一地区是不种高梁的，就顺手折了一支高梁穗揣在怀里，到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怀里的高粱穗变成了金灿灿的金穗。
传说国民政府想要破坏这座墓，就在飞机上往下扔炸弹，炸弹浪费的不少，可一个土粒也没炸下来。
而村里的孩子在墓上爬上爬下，土却哗哗往下落。
还有人听说在一个雨天，一队八路军战士冒雨在泥泞的小路上前进，傍晚时分，到了天子墓这里，他们又累又饿，这时忽然在温野里发现一所大房子，里面没人，却水饭俱全。
他们高高兴兴地吃饱喝足，当晚就在院子里扎营了，一觉醒来，却发现他们睡在一座大坟前，坟头还立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大刀。
据附近村里年纪最大老人说，那是李密当年用过的刀─可能是要交给八路军去杀日本鬼子的。
多少年过去了，从没有人考证过这里是不是真的有李密的墓，但是，关于这座又高又大的土坟的种种传说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
如今，天子墓周围已经变成了来整的麦田，那条乡间土路也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在为码头镇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补充回答： 西董镇袁紫兰避暑山庄 在邹平鹤伴山东邻的白云山下，有一个100余户的小村，叫任家峪。
村中有一座非常气派的避暑山庄，山庄占地十余亩，三进院落，依山势而上层层递进，利用各种台阶、回廊以及隐门、过道巧妙地组合、分隔而成，每一个院落具有相对的独立完整性。
建筑用料多因地取材，设计风格厚、朴实、内向，颇得北方造园艺术精华。
虽受山势影响面积较小，但布局丝毫不显得凌乱、封闭。
现余30余间房屋，大小、结构均不同，有的高大庄重，有的小巧玲珑；有影壁假山，重门垂檐，又有廊厦月台，还有别具一格的引梯。
该建筑巧妙利用山势，建在山体之上，与白云山和谐地融为一体。
虽然经历了200多年岁月，但主体建筑保存完好，依旧能够感受到往日的气派，南部有一部分房屋因失火已经坍塌，杂草丛生，只有散落其中的柱基和假山诉说着主人昨日的辉煌。
这就是有清一代，名闻天下的巨富袁紫兰的避暑山庄。
相传当时山东有民遥曰：“山西康百万，河南沈万三，不及山东袁紫兰。
”袁紫兰，清康熙朝长山县（今邹平焦桥镇）人，由袁紫兰开始，一直到清末，焦桥袁家豪富200余年。
据《邹平通史》说，袁紫兰自幼聪慧，内行纯笃，以孝友著闻，14岁祉县学生员。
既冠，援例捐纳入国子监学习，期满授内阁中书。
由于他做事精干，不久改任户部浙江司员外郎，又迁工部虞衡司郎中。
后擢升为广西柳州府知府，又调任右江道篆、思恩府知府。
任职期间，袁紫兰恪尽职守，政绩卓然。
柳州是两广的大郡，大山中杂居着众多少数民族，土司、头人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族兵，他们经常煽动仇杀。
袁紫兰抵任后，察访实情，制定措施，化解了官府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柳州任职期满，二路交被擢授为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巡按平（阳）庆（阳）等地。
不久，其父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期满又逢西部边境战起，袁紫兰仍以副使衔督运粮草，战事平息，因患足病告官家居。
袁紫兰回家后多有善举。
雍正十二年（1734年）1月14日，袁紫兰病卒，享年64岁。
该山庄主要是袁氏家人夏季避暑的地方，老爷、少爷、夫人、小姐高兴之时，来长住一段时间，游山玩水，留下不少词赋文章。
现在的避暑山庄，居住着9户李姓人家，其中两户人家已经搬走。
据他们讲，已无从考证何时传到他们家族手中。
前几年有一淄博客商欲以楼房换房，但他们舍不得这老房子。
传说袁家之所以将避暑山庄修建在白云山中，除了白云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还因为袁氏之宅在平原上，据风水先生看，袁氏家族属虎相，落在平川必不长久，须得占一方大山，才可平安腾达。
经高人指点，这才选中了白云山下这片宝地盖了别墅。
后来，袁紫兰果然官至极品，家族更加显赫。
整个长白山中有许多古代封建官僚修建的别墅、建筑等古迹，如明宰相刘鸿训家的八柱台、清初文坛领袖王渔洋家的夫于草堂、顾炎武的桑园别墅等，虽规模和气派都无法与袁紫兰的避暑山庄相比，但各得其趣，是探幽访古的好去处。
补充回答： 范仲淹在醴泉寺 (2-1) 宋朝著名的宰相范仲淹，他写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名言，光照青史，流传至今，他青少年时代曾在长山、邹平一代生活了十几年，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
范仲淹两岁那年，父亲便去世了，母亲谢氏嫁给了一个叫朱文翰的人，那时朱文翰正在江南平江府做官，老家是山东长山。
他娶了谢氏以后，便领着母子俩回到了老家，并给范仲淹去明朱说。
范仲淹从小聪明过人，学习刻苦用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一些学生妒忌他。
有一回，先生出了个难题，别的学生一个个呆如木鸡，只有范仲淹一个人对答如流。
先生就把范仲淹夸了一番，把其他学生每人揍了一顿戒尺。
这下可把其他学生们气坏了。
放学之后，他们把范仲淹诓到孝妇河边上狠狠揍了一顿。
边揍边骂范仲淹是“带肚子”。
范仲淹回家后哭着向娘诉说，他娘听了后直落泪。
后爹见娘俩一起哭心里就烦，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范仲淹骂了一顿，并说今后不准在给他惹祸。
范仲淹人小志大，哪能吃下这种窝囊气
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朱家逃亡他处。
长山西南有座黄山，那时黄山庙多，香火旺盛，范仲淹从家中逃出来以后便在黄山住了下来帮寺里和尚干活混口饭吃并抽空读书。
寺里的和尚同情范仲淹的身世，又见他很刻苦，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便写好了一封信，把范仲淹叫到身边说：“孩子，你在我这里学不到真本领，我指给你一个地方，你另寻出路去吧
”说着向西南方向一指：“你从这里往西走，那里有个醴泉寺，寺里有个高僧叫慧通，你把信交给他就行了。
”范仲淹暗暗记住老和尚的话，向老和尚拜了三拜，离开黄山向西走去。
他按老和尚指的路，跨过黛西河，翻过青龙山，爬上会仙山，眼前一座白云缭绕的大山挡住了去路。
范仲淹拼命向山上爬去，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又累又饿。
正在这时一个采药的白胡子老头来到他面前，拿出一块黄澄澄的饼子给范仲淹吃。
范仲淹问老人，前面的大山叫啥山
老人说叫“摩诃山”，范仲淹觉得这名字蹊跷，便问：“为啥叫摩诃山
”，白胡子老头哈哈大笑，慢慢的对范仲淹说：“相传这山上有一座寺院，寺里有许多和尚。
有一年，从京城来了一个长的很丑的小和尚跟寺里的老和尚学经。
这小和尚笨的出奇，学了一年，只学会了“摩诃”（心诚的意思）二字，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
有一次寺里的和尚都下山化缘，只留小和尚一人看家。
下山的和尚一去去了一个多月，心想：这小和尚那么笨，这一个多月碰巧就能饿死了。
可是回到山上一看都大吃一惊，小和尚不但没有饿死反而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和尚们问他在山上吃了什么好东西
小和尚说：“我每天念‘摩诃’不止，吃山上的石头，香甜如蜜，清脆如梨。
”众和尚知道小和尚心诚得道，已修成正果，便一下子刮目相待，让小和尚当了寺庙的主持。
“后来小和尚到了哪里去了
”范仲淹听得入迷，急忙问白胡子老头。
“后来吗
”那白胡子老头笑笑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说完一晃身影就不见了。
范仲淹恍然大悟，将白胡子老头讲的故事牢牢记在心中。
补充回答： 范仲淹在醴泉寺 (2-2) 范仲淹来到了醴泉寺见到了慧通，慧通看了那老和尚的信，便把范仲淹留在了寺里。
这慧通知识渊博，待人却严厉。
范仲淹聪明绝顶，过目成诵。
很快，慧通就喜爱上了范仲淹，对他特别照顾。
私利的其他小和尚们见师父对范仲淹好就一个个妒忌他。
他们见范仲淹光顾读书，便想了一个主意：吃饭的时候不敲钟，吃完饭再敲。
这样一来，范仲淹每次都去晚了，小和尚们只给他留下一碗粥。
但范仲淹从不为此争吵，每次端起那碗粥就走。
小和尚们很奇怪，心想：一定是师父偷给了范仲淹好吃的，要不他能神活
于是小和尚们便偷偷的藏在一旁，看范仲淹偷吃什么好东西。
一连几天，小和尚们发现，范仲淹每次端粥回去并不舍得马上就吃，而是把粥放在一旁，先读书，等粥冷却了，才用一根小树枝，慢慢的把粥划成几块，饿极了才吃上一块。
小和尚们很受感动，从此再也不欺负范仲淹了，每次吃饭都给他留着。
有一天深夜，范仲淹正在屋内习字，忽然寺内飞沙走石、狂风骤作，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从窗户里伸进头来，张开血盆大口，对着范仲淹直吹冷气。
正在写字的范仲淹顺手在那怪物头上写了一个“大”字。
说时迟，那时快，那怪物的头马上胀起来，越胀越大，痛的那怪物嗷嗷直叫。
不一会儿，那怪物的头胀得比窗口还大，想缩也缩不回去了，只好连连求饶。
范仲淹也不答话，顺手从桌上拿起抹布，把“大”字擦去，又在原来的地方写上了一个“小”字，那怪物的头马上小了起来，眨眼功夫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那怪物赶紧把头缩回窗外，在院外给范仲淹磕了三个响头，生成再也不来胡闹了。
原来，这个怪物是寺内一棵老荆树变的。
这棵紫荆的根吸收了醴泉的仙水，日久天长变成了精怪。
每天夜里见范仲淹屋里点着灯一个人读书，便想试试范仲淹的胆量，没想到却被范仲淹教训了一顿。
自从紫荆作怪之后，慧通老和尚觉得范仲淹不是凡人，更是另眼看待。
日久天长，寺里的小和尚们也和范仲淹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们见范仲淹每天读书到深夜，便主动省出一块饼子来留到深夜让范仲淹吃。
可范仲淹读起书来便把吃东西的事忘了，等想起来饼子早没了，后来他发现，是一只小黄老鼠和一只小白老鼠把饼子偷走了。
有一天晚上，范仲淹用一条细线把饼子栓牢，待了一会，从外面钻进一只小黄老鼠，叼起饼子跑到屋外去了。
范仲淹顺着细线找了出去，就在门前作怪的老荆树东面发现了一个小洞，线被拉到洞里去了，范仲淹顺着线挖起来，挖着挖着突然挖到一块青石板，掀起石板一看，可不得了啦
石板下竟是一池黄澄澄的金子。
范仲淹看了看，便原封不动的埋起来。
第二天晚上，范仲淹又把饼子系好，过了一会儿，来了只小白鼠把饼子叼跑了，范仲淹又顺线找了出去，这次线被拉到紫荆西边去了。
范仲淹同昨晚一样又找到了一个小洞，也挖到了一块石板。
掀开石板看时却是一池白花花的银子。
范仲淹毫不动心，又照样埋好回屋读书去了。
从此他再也没丢过饼子，读书却更用功了。
补充回答： 范仲淹在醴泉寺 (2-3) 十年寒窗，在慧通老和尚的精心指导下，范仲淹一举中了进士。
后来便进京城当了大官。
有一年，醴泉寺遭到了火灾，慧通老和尚便进京城找范仲淹周济。
到了京城之后，范仲淹对慧通恭恭敬敬，亲自端饭送水就像当年一样。
慧通很是高兴，告诉范仲淹，自他走后，寺里便破了风脉，香火一年不如一年。
自从遭了火灾，寺里破墙烂壁急待修理，意思是让范仲淹拿点钱。
可在京城住了一个多月，范仲淹却没提给钱的事，只是劝慧通在京城里多住些时候。
慧通本想把要钱的事挑明，但是看到范仲淹当了大官依然布衣素食便难以启齿。
后来，由于惦记着寺院便告辞回去了。
临行时，范仲淹也没提钱的事，只是送慧通到十里长亭，拿出一包茶叶交给了慧通。
慧通心中很不高兴，但又不便说些什么。
回到寺里后，便把茶叶随手扔到窗户上的隔板上。
县里的县官听说慧通进京返回，便专程到醴泉寺拜方，慧通见县官来了，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忽然起那包茶叶，做一日和尚撞一天便从搁板上拿下来，打开包一看，茶叶里有一张大红纸，纸上写了四句诗： 荆东一池金， 荆西一池银， 一半修寺院， 一半送僧人。
慧通看罢，又惊又喜，赶忙找小和尚们去挖，果然在荆树两旁挖出了一池金子和一池银子。
慧通按诗中的嘱咐，拿出一半重修寺院，拿出一半分给了小和尚们。
范仲淹晚年做青州知府，路过邹平，长山的父老出城十里迎拜。
范仲淹远远望见，十分感动，急忙下车步行，恭敬地与长山父老一一参拜，畅叙旧情。
后人将此地命名为“礼参坡”，现为“礼参村”。
当时范仲淹曾以五言律诗一首相赠： 长白一寒儒，荣归三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罗前部，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
邹平、长山一带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常常以范仲淹少有志操，刻苦读书的故事和这首五言律诗教育后代。
在长山河南村和邹平醴泉寺两地建有范文正公祠，刻有“先忧后乐”碑，成为千古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