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涉世家 原文+ 翻译
世家迁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
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
”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陈胜、皆次当行，为屯长。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斩。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
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
或以为死，或以为亡。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吴广以为然。
乃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卜之鬼乎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卒皆夜惊恐。
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
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恙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
尉果笞广。
尉剑起，广起，夺而杀尉。
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如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
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徒属皆曰： “敬受命。
”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袒右，称大楚。
为坛而盟，祭以尉首。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攻大泽乡，收而攻蕲。
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銍、酂、苦、柘、谯，皆下之。
行收兵。
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
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
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翻译】：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
吴广是阳夏人，字叔。
陈涉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别人一道被雇佣耕地，陈涉停止耕作到田边高地休息，因失望而叹恨了很久，说：“如果有一天富贵了，不要彼此忘记。
”同伴们笑着回答说：“你做雇工为人家耕地，哪里谈得上富贵呢
”陈涉长叹一声说：“唉，燕雀怎么知道鸿鹄的凌云志向呢
” 秦二世元年七月，朝廷征调贫苦平民九百人去戍守渔阳，驻在大泽乡。
陈胜、吴广都被按次序编入戍边的队伍里面，担任了小头目。
恰巧遇到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
误期，按照秦朝法令都要斩首。
陈胜、吴广于是一起商量说：“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可以吗
”陈胜说：“全国百姓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
我听说秦二世是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
扶苏因为多次劝戒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
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
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
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
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项燕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
”吴广认为陈胜所说的正确。
于是二人去占卜。
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你们的事情都能成功，将建立功业。
然而你们把这件事向鬼神卜问一下吧
”陈胜、吴广很高兴，又考虑卜鬼的事，说：“这是教我们首先威服众人罢了。
”于是用丹砂在丝绸上写道：“陈胜王”，放在别人用网捕获的鱼的肚子里面。
戍卒买到那条鱼回来煮着吃，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本来已经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了。
陈胜又暗中派遣吴广到戍卒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去，在晚上用竹笼罩着火装作鬼火，像狐狸一样叫喊道：“大楚复兴，陈胜为王
”戍卒们夜里都惊慌恐惧。
第二天，戍卒中到处谈论这件事，都指指点点，互相示意的看着陈胜。
吴广向来爱护士卒，士兵们有许多愿意替他效力的人。
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官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说想要逃跑，惹军官恼怒，让军官责辱自己，以便激怒那些戍卒。
军官果真用竹板打吴广。
军官又拔出宝剑来威吓，吴广跳起来，夺过宝剑杀死军官。
陈胜帮助他，一同杀死了两个军官。
陈胜、吴广召集并号令众戍卒说：“你们碰到了大雨，都已经误了朝廷规定的期限，误期就会杀头。
就算朝廷不杀我们，但是戍边的人十个里头肯定有六七个死去。
再说好汉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取得大名声啊
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
”众戍卒都说：“听从您的命令。
”于是就冒充是公子扶苏、项燕的队伍，顺从人民的心愿。
军队露出右臂作为标志，号称大楚。
他们筑起高台，在台上结盟宣誓，用尉的头祭告天地。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起义军首先攻下大泽乡，吸收民众参军后接着攻打蕲县。
蕲县攻下之后，就派符离人葛婴率领部队去夺取蕲县以东的地方，攻打铚、酂、苦、柘、谯等地，都攻占下了。
在行军时又沿途吸收群众参加起义军，等到到达陈县，起义军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兵几万人。
攻打陈县时，郡守和县令都不在城中，只有守丞的谯门中同起义军作战。
守丞战败，被杀死了，起义军就进城占领了陈县。
过了几天，陈胜下令召集三老、豪杰一起来集会议事。
三老、豪杰都说：“将军亲身披着坚固的铁甲，拿着锐利的武器，讨伐无道的秦王，进攻暴虐的秦朝，重新建立楚国，论功劳应当称王。
”陈胜就立为王，宣称要重建楚国。
在这时，各郡县受秦朝官吏压迫的人，都惩罚那些当地各郡县的长官，杀死他们来响应陈涉。
齐鲁文化对山东人品格形成的影响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
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弋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
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
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
《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
《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
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
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
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
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
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
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
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
孔、盂是说到做到的。
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
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
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
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
(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
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
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
因此，有人非议他。
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
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
”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
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
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
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
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
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
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
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
(略) 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
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
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
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
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
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泰卦·彖传》) 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其代表人物是荀子。
《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
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
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
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
”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
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
“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略)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
“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
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
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
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
“德”和“天”也不分。
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
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
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
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
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
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
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
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
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文革”时期，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
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
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
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
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
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
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七、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
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
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
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
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
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
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
《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子个体人性的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
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
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
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八、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
大多无出东夷者。
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
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
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
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巳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
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
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
孙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
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
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
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
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2012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下册期中试卷
门客门客作为贵族和财富的象征最早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客之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 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 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门客”的来源: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
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
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
图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看榜。
取自仇英手绘帛卷（局部）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
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
“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
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
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
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
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
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
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
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
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
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
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
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
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
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
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
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
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
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
“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
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
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
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
虽然，理又尊之尊也。
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
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
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
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
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
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
”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
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
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
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
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
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
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
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
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
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
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
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
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
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
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
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
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
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
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
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
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
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
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