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俄罗斯心中最重要的盟友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白俄与俄罗斯都属原苏联，更重要的是，相比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政治上绝对选择与俄罗斯一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是绝对的政治同盟关系。
但我们也应该听说过普京的的经典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
这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句名言。
当时还没有空军。
现在估计得把空军也加上。
这句话也表达了俄罗斯的国家思想：是一切盟友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力量（实力）才是最可靠的。
《对酒》秋瑾的诗句是什么意思
1、这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句名言。
当时还没有空军。
2、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盟友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力量（实力）才是最可靠的。
3、普京采用亚历山大二世的这句话，意思是俄罗斯要加强国防的建设，对抗北约的军事威胁。
尤其是在阿富汗、在中亚颜色@革命，美国在波兰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开进俄罗斯的家门口的时候，俄罗斯更要加强新军事革命，不能落伍于时代。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泰，俄国作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
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
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
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
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
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
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
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
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
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
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
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节选自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爱的名言
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这句经典名言来自于136年前的亚历山大二世，当时自然没有空军。
其意思就是，面对军事威胁，只能靠自己，而非结盟。
俄罗斯在面临国家利益被侵犯时不会依靠别人他们只会用武力解决一切
这是普京说这句话的意思
拿破仑说过的那句名言
纠正一下，这句名言出自某书的序上，但肯定不是拿破仑说的，因为拿破仑死时，离德国统一还有半个世纪。
所以应该来自于后人之笔原话可能是这样使罗马强大的不是马略而是凯撒，使德意志统一德不是俾斯麦而是德皇威廉一世，打败古希腊的不是亚历山大而是凯撒大帝，
屠格涅夫的详细资料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1818年11月 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
自幼目睹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开始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
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
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
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接近。
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两年。
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交往，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
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
1847年初出国旅行，同在萨尔斯堡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度夏，中的几篇特写，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
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
1850年回国。
沙皇政府早已被他从1847年以来在杂志上陆续刊出的的反农奴制倾向所触怒，1852年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
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杂志撰稿，到1860年止共合作了13年，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联系最密切的时期。
此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渐渐同《现代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
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
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分水岭，正是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
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所谓“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
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兵士，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
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歌唱家，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开始同屠格涅夫认识，以后成为终生密友。
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她给他的创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迹。
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
在这里，他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
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
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
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
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诗剧，1834）。
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为别林斯基所赞许。
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此后的叙事诗（1846）和中篇小说(1848)，则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
特写集(1847～1852)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
作者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景色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表现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才华（、、《白净草原》等），描写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事务所》、《莓泉》、《活尸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残本性（《总管》、《两地主》）。
列宁在揭露一个自由主义贵族的“人道”时曾引用过《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的形象。
加里宁认为，屠格涅夫在本书里“把农奴表现为象所有的人一样配享人权的人”。
谢德林说，这本书“……对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为对象的整个文学来说是开风气之先”。
屠格涅夫原来还想写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强迫他吃下八普特黑土的特写《食地兽》，但考虑到审查条件，没有实现。
这部特写集的特色是如实地朴素地描写农村生活，在平淡的日常现象中揭示诗意的方面，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
在创作《猎人笔记》的同时，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剧本，其中有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的《缺钱》(1846)和《贵族长的早餐》（1849上演,1856发表）,描写“小人物”的《单身汉》(1849)、《食客》（1857）以及关于两种心理典型之间的冲突的《物从细处断》（1848）。
而在最著名的剧本《村居一月》(1855)中则开始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冲突的主题。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点。
他的创作的极盛期是50至60年代初，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转折点，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
50年代初他写的一些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和《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曾勾勒过“多余的人”的形象，18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更为这类“多余的人”塑造了著名的典型。
《罗亭》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发展上还起着进步作用。
罗亭是一个小贵族，他善于思索，满怀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思想的愿望（在此书的1860年新版中，作者还让他战死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街垒上）。
但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识,缺乏实践能力。
在他和娜塔莎的恋爱中,暴露出他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他仆仆风尘,虽然对别人起了启蒙作用，自己却一事无成。
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特别是《阿霞》(1858)，也通过悲剧性爱情故事描写了同类的典型。
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1859)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属于“多余的人”的形象。
作为40年代初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寻求克服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等缺点的新的生活道路，却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无法避免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而这些是通过他同丽莎的关系、通过他的个人幸福同道德义务、同改善农民境况的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幸福之不能实现等而艺术地表现出来的。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诗意洋溢，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屠格涅夫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
长篇小说《前夜》(1860)描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
女主人公叶莲娜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和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渴望。
她所钟情的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
这个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
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一文中，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功，同时指出需要有同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的、俄国自己的英沙罗夫，并断言“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也就是说，俄国将发生革命。
屠格涅夫不能接受这个革命的结论。
他同《现代人》早有分歧，现在它不听他的劝阻而发表了这篇论文，成为双方决裂的直接原因。
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里，屠格涅夫终于在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新人”。
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
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
他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
他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这就意味着是“革命者”。
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巴扎罗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上也确实压倒了父辈代表、贵族保守派巴威尔。
但作者对巴扎罗夫的态度是矛盾的，不仅有时流露出对他的反感，还在作品下半部让他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怀疑、悲观，以至赍志而没。
小说引起了不同阵营的激烈争论。
民主刊物纷纷谴责作者诽谤年轻一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这个主人公作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父与子》的艺术特色和《罗亭》、《贵族之家》不同，很少抒情气息和风景描写。
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动的时期，屠格涅夫的思想发生危机，创作转入低潮。
他对社会斗争感到厌倦，企图遁入艺术和美的世界。
1864年和1865年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幻影》和《够了》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
1867年发表的《烟》，写的是1862年的事，把社会政治运动比作一团轻烟，认为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
小说里既有对贵族反动分子的揭露，也有对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的歪曲。
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问世的《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和巴布林》(1874)和《表》(1876)等中、短篇小说，有的取材于作者早年听到的家庭传说，有的是他本人或亲友过去生活中的真事，他仿佛抛弃了迫切的社会题材，沉湎在回忆之中。
在《烟》发表10年以后，才又写出了他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
他对“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怀疑他们的斗争目标和方法，赋予主人公涅兹达诺夫以哈姆雷特的特征。
另一方面，他也讽刺70年代完全转向反动的自由主义贵族官僚，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卑鄙本质。
作家寄希望于能够深翻俄国“处女地”的“深犁”──新兴资产者沙罗明，在他身上寄托自己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诗》(1878～1882)。
这部优美的散文集的内容和倾向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的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如《门槛》、《俄罗斯语言》）,有的则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如《斯芬克斯》、《无巢》、《蔷薇曾经多么娇美……》）。
他还写了脱离现实主义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爱的凯歌》(1881)、《死后》(即《克拉拉·密里奇》，1883)等。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
”他确实忠于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
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
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
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
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他以擅长塑造少女形象著称。
《罗亭》等长篇和《阿霞》、《初恋》(1860)、《春潮》等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写得跃然纸上。
屠格涅夫善于写景，能够刻画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又能赋予诗意和哲理，有时还赋予象征意义；这些描写不仅是人物心境变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
屠格涅夫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列宁在列举俄国的语言大师时，首先提到了他。
他的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
他的忧郁的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有国际声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
他的创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艺术对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作家颇有影响。
在中国他的作品介绍较早，《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期起连载《春潮》，次年又节译了《初恋》。
解放前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中文，不少译本出自中国名作家之手（如巴金译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丽尼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等），无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