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被称为一门艺术书法
书法是以汉字要表现对象的传统艺术形式。
汉字是世界上生命为顽强、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汉字不仅传承着中华文化，其形体及其演变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处处映射着带有中国古代文明意味的信息与内容。
汉字不同于单纯的拼音文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
“形象、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的六书（前四书是造字的方法、是用以分析单个字的，后二书用字的方法、是用以分析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体系，就是我们的先民们代代相承构筑的造字系统。
它以象形为基础，运用抽象的线条去描摹、比附大千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利用和依靠事物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以及文字部件之间的表现关系，去构建汉字的形体特征。
它能用自己的独特形体结构，构建特殊的话语情境，这是世界上其他文字所不能比拟的。
汉字多用抽象的手法把事物间的关系化繁为简，并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来实现人们认知层面的转变与自觉。
譬如：一人为人，两人为从，三人为众，形象生动国汉字讲究以字传神，如“龙”字，中国是个崇拜龙图腾的国家，在草书中的“龙”字，就是一条张牙舞爪飞腾的巨龙的形象，因为这个字的意境深远，我们透过这个飞腾的龙字看到的是中国先民的精神崇拜和中国古老的文化。
在表现内容方面，书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兴趣爱好挥写喜欢的内容。
诗词歌赋、经文妙语、名言警句、散文随笔皆可作为书写内容而进行创作。
中国的书法是以文字为载体，其所选取的文字绝对都是格调高古且带有深刻文化意味的内容，再施以艺术化的手段处理，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绝对是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文化意蕴。
传统风水文化所体现的建筑美学有哪些
传统风水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主要在微地形对小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及交互感应、建筑环境的选址规划等方面，中国风水学的建筑设计要点和手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由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现代材料、景观美学等，逐渐向人与环境、人的生理精神需要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方向发展。
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
远景设计研究院多年的建筑设计及古建筑设计经验形成了对风水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的独到见解与认识。
关于个性的名言与事例
选择名言1.人的生命是一个灿烂的过程，每个人都是世上的一个过客，要做怎样的过客，那是每个人的选择。
——秦文君2.最大的悲哀是生活中缺少选择的机会，人到老年所以迟暮，也在于他们已经无力选择了。
——周国平3.越是主动的选择，对选择者来说就越不容易，因为他要为这选择的后果负全部的责任。
——王晓明4.人们常常以为拒绝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卫，殊不知它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毕淑敏5.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
——汤因比经典素材事例一：鲁迅弃医从文(人生之路的选择)在中国人被诬为“东亚病夫”的黑暗时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
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麻木不仁看同胞被害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震动。
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健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材料或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
因此毅然弃医从文，献身于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革命文艺运动。
事例二：任小萍的经历(没有选择的选择)现任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的任小萍女士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每一步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自主权。
但在每一个岗位上，她也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好。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到英国大使馆做接线员。
做一个小小的接线员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
“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
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
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
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
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
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
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
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
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
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
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
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
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
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
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
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着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
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
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么改变了什么、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
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
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
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
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天文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还认为作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重的比轻的落得快（此结论后被伽利略推翻）
1． 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
其中每种元素都代表四种基本特性（干、湿、冷、热）中两种特性的组合。
土=干+冷；水=湿+冷；气=湿+热；火=干+热。
2．在物理学的力学上，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也不少，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假设是“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上。
若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你就会寻找一个推动它的东西(像是我们的手、身体)。
当没什么东西推它时，它就会停止移动，是一个推着一个，不能无限制地追溯上去，“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中古世纪的基督教说“第一推动者” 就是指上帝，并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结合。
这样的结合让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成为权威学说，一直到了牛顿手里，才建立正确的力学学说。
另外，亚里斯多德又认为较重物体的下坠速度会比较轻物体的快，这个错误观点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从比萨塔上掷下两个不同重量圆球的实验中才被推翻。
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白色是一种再纯不过的光，而平常我们所见到的各种颜色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光，是不纯净的，这种结论直到17世纪大家对这一种结论坚信不移，为了验证之一观点，牛顿把一个三棱镜放在阳光下，阳光透过三棱镜后形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组成的光带照射在光屏上，牛顿得到了跟人们原先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白光是由这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这七种光才是纯净的。
生物学 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
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一个人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对我们了解生物界作出的贡献更多。
他的生物学知识很广博，知识来源也很广泛。
他在少年时期曾当过医师的学徒，后来又在勒斯波斯岛居住过三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海洋生物。
生物学史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他是将生物学分门别类的一第一个人，并为之写出了专门著作（如动物分类，动物繁殖等一等），他首先发现了比较法的启发意义并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比较法的创始人。
他也是详细叙述很多种动物生活史的第一个人。
他写出了关于生殖生物学和生活史的第一本书。
他特别注意生物多样性现象以及动植物之间的区别的意义。
虽然他没有提出正式的分类（法），但是他按一定的标准对动物进行了分类，而且他对无脊椎动物的分类比两千年后林奈的分类更合理。
在生理学上他大都采用了传统观点因而并不出色。
和他的前辈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
他的推论总是植根于他过去的观察。
他在《动物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760b28）一文中曾明确表示从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识）是首位的，超过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
在这一方面他和经院哲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完全不同，后者认为单凭推论就能推论出一切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显著特点是追究原因，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怎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为什么有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成体
为什么生物界中目的导向的活动和行为如此之多
他清楚地了解仅仅构成躯体的原材料并不具备发展成复杂有机体的能力。
必然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eidos。
和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则，在他的思想中这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所表达的完全一样。
和柏拉图相反，柏拉图认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特别是它的趋向于复杂化和达到目标的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质而行动，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作用过程或过程的表现。
由于任何过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对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结构和生物性活动都有其生物学意义，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其适应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些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问题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为什么
”是进化生物学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有四种设想：（1）持续时间短的静止世界（犹太-基督教创造的世界）；（2）持续时间无限的静止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3）循环变化的世界，鼎盛时期与衰败时期交相更替；（4）逐渐进化的世界（拉马克，达尔文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从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先进思想只是近几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
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之所以声名狼籍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主义者奉他为他们的权威哲学家，后来当经院哲学声誉扫地时，亚里士多德也就自然地跟着倒了霉。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时期中几乎全部着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上。
由于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同时不幸地认为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可以同样看待，人们便将他的生物学思想引用于物理学和宇宙学。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正如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中培根，笛卡尔以及许多其它学者一再指责的那样。
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研究是如此出色，如此富有创造性，这些学者对他的百般非难与嘲讽真是难以令人理解。
随着生物科学从物理科学中解放出来的程度，现代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也随之增长。
只是当现在对生物有机体的双重性充分认识了之后才领悟到生长发育和功能的设计蓝图——遗传程序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formative－principle）。
几百年来哲学界和物理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些博物学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博物学家认为为了从蛙卵形成青蛙，从鸡蛋变成鸡，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学定律更多的一些东西（Mayr，1976）。
这并不需要任何精灵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认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具有三十多亿年历史的遗传程序的产物。
般有什么东西比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遵从同一法则的荒诞说法更能引起消耗无谓精力的争论。
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见识已经波及到大多数哲学家，不过在生物学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希腊的三种生物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继续流行。
博物学，特别是植物的描述和分类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则对动物学感兴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
生物医学传统到盖论（Galen，公元131～200）时达到高峰，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界中，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之间产生了分化。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及其学派以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为依据，认为万物都由不变的原子构成，原子不停地旋转并随机地相互碰撞。
伊壁鸠鲁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
就地看来生命是由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
生命如何表现则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他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现代化的。
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样毫不妥协的原子论唯物主义者。
他们两人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
Lucretius提出了一种理由充分的论点来反对设计概念。
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十八、十九世纪又一再被提及。
然而他在批评某些原子论者时又极力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些原子论者认为通过水与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狮子和橡树。
在这个方面，盖伦同意他的意见。
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斯多噶学派的，后者支持泛神论（多神论）并深信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设计创造出来的。
按照他们的意见，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秩序，后来自然神学就导源于斯多噶学派。
斯多噶学派不承认机遇是世界的因素之一；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决定论的。
他们是严格的人类中心论者，十分强调有智慧的人类和由本能驱使的动物之间的区别（Pohlenz，1948）。
Lucretius和盖伦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生物学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事态。
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对生物学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即使有两位著名的，对生物学极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n Rosh，1120－1198）也是如此。
不过，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对生物学史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其它的贡献则是更间接的。
希腊人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重视实验。
（Regenbogen，1931）。
与之相反，阿拉伯人是伟大的实验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以后兴起的实验科学的基础。
然而通向这最后目标的路程极为曲折，冶金术就是最重要的中间站。
逻辑学及数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
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
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
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
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
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
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
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
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
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
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
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
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
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
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
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
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
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
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
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
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政治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
成书于公元前326年。
中译本由吴颂皋、吴旭初据英国B.乔维特英译本(1921年修订版)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
196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寿彭译本。
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
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
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
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
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
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
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
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
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
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
《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
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法学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大明王朝》是谁写的
和平写的。
也就是《康熙大帝》、《雍正王 》的作者。
以下是参料 “（创作《大明王朝1566》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 ——刘和平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50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
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历史教授。
随着本月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其同名电视小说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书的作者兼电视剧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在谈到创作理想、成书与拍摄过程时，刘和平那种要“于世有补”的入世精神，以及湖湘人士独有的“挺”、“忍”处世原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来越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老子影响很深的人，从写作理念，到人生态度。
这种影响成就了他的创作，也使得他认为人生枯淡无味，无可留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现在饭蔬饮水，起居如僧，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关于成书过程：“我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大明王朝1566》这部书虽然长达70多万字，但听说您在写作时并没有拟出创作提纲
刘和平：这本书不能有提纲，因此我才用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
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39年整个腊月到40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
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八卦是不断是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着写着，有时发现太阴太阳都停下来，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没戏了，可周围的八卦还在转动，我只有去写嘉靖、海瑞周围的人。
这样写其实挺难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支撑，二是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揭示他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行为动机。
所以我最不喜欢别人问我“这章节写的是什么”、“那章写的又是什么”，人物关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完全明确的分野。
记者：为写此书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和平：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
等到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
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
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
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
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
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
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
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
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
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
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
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
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
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
我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
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
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
就像是《三国演义》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三国演义》。
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
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
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
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
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
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
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
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
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关于嘉靖和海瑞：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
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
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
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
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
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
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
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
“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
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
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
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乐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宫里算帐。
可以说当时真正的户部尚书，就是嘉靖本人。
记者：说到嘉靖，我记得在书前面描写各种权力斗争的铺陈之后，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宫大殿”里，皇帝、内阁（裕王集团与严嵩集团）、宦官集团的三大权力交锋尤为出彩，其中嘉靖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驭人之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
您怎么看待嘉靖这个人
刘和平：到嘉靖这个时期，是每个人都难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时期，因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嘉靖的人生正确位置应该是“圣主贤君”，但这样一来，他就要成为国家的奴隶。
雍正是心甘情愿作最大的奴隶，但嘉靖不同，他有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他不想这样生活。
他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
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于是才出现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辅严嵩。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是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
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
权力最终是带来乐趣。
他最后不杀海瑞，就这一点历史就对他刮目相看，崇祯勤政17年，最后的结果是杀了袁崇焕。
记者：海瑞在书中是否太完美了些
黄仁宇认为海瑞的失败在试图用道德解决制度问题，因为明代官僚俸禄极低，几乎到无人不贪的地步，海瑞死后才留下20两银子，要求众多官僚达到如此道德境界几乎不可能。
刘和平：海瑞是中国封建腐败官场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杀性袭击行为。
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刚化身”，张居正所说的“国之利器”，是难能可贵的人。
海瑞是向整个腐败的大明王朝宣战，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堂吉珂德，他并没有敌人，谁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只是在和风车作战。
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理学盛行，有很多洁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层面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乡，就产生了像写《大学衍义补》的丘竣这样的人物。
但这个大背景还不足以造成海瑞。
他本身有回族血统，其祖上叫海达尔，据说是元朝时候从中东过来的。
他虽不是纯粹的汉人出身，祖上几代传下来也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还是有的。
另外海瑞出生、成长于海南岛，那里当时可称之为穷乡僻壤，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岁丧父，从小由寡母带大，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恋父情结。
其母教他“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他把嘉靖当做了父亲。
最后三法司就是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名义定海瑞的罪。
记者：而嘉靖这个猜忌的皇帝对这个罪名也认可。
刘和平：嘉靖也默认了。
三法司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您的儿子，杀与不杀您做父亲的来决定”。
后来嘉靖也没杀海瑞。
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
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
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
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
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
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
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关于个人：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工具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
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
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
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
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
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
《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
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
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
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
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
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
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
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
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
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
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
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
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一种是敬畏心。
“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切由不得我来选择。
记者：您受老子影响很深啊。
刘和平：我哪一天写不出东西了，就去出家，去落发受戒，在某个寺庙里做个方丈。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曾文正公所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着的确是了无生趣。
我对生命一点都不留恋，也不热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吃东西、睡觉，也没有任何嗜好。
立德、立功、立言都与我本人无关。
老子说“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觉得现在自己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记者：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刘和平：我是求难得难，不难还要我干什么。
未来的生活我早已做好准备，我会按我的想法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59.00元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