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据说原文义是给时光以生命，意思是给一光赋予生命的精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是不要在生命的尽头，比如说在病榻上的最后阶段，强行续命。
一段有限的时光，只要活得精彩就很美好。
而强行续命，那么只会增加痛苦，却逃不脱死亡。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那么给岁月以文明，就是给一段岁月赋予文明的发展，那么这段岁月就会变成一个精彩的文明历程。
给文明以岁月，一个文明终将走向衰败，如果强行只为了延长这个文明的寿命，只会把这个文明变得丑陋无比，失去生活失去美好，变成后来文明的历史障碍。
黄金时代的人类，为了给自己的文明续命，结果社会大倒退，死了几十亿人，最终自己却成了后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
等到人们想开了，回到生活了，人类科技却飞速发展了起来，形成了新的太阳系文明。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名言作文800字
我曾经受到过很多礼物：一本书、一只玩具小熊、一枝笔……可是那天，我却收到了一张贺卡，贺卡上写着一句话，那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那件事得从几个月前说起——那天，我们进行了数学测试，我考砸了，只得了91分，最高分是100分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声不吭，只是一个人低着头，走着、走着。
因为我知道，回到家后，一向望女成凤的爸爸妈妈一定会批评、教育我的。
所以，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没想到，他们并没有批评我，也没有教育我，只是沉默着。
我感到很奇怪，难道……难道爸爸妈妈对我已经没有信心了吗
第二天放学后，我回到家中，发现我的书桌上有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给我们亲爱的女儿。
哦，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可是……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贺卡呢
怀着好奇心，我打开了贺卡，上面写着：“永不言败。
爱你的爸爸妈妈。
”哦
我懂了，沉默的爸爸妈妈，我懂了，你们的用心，我懂了，一切的一切，我，都懂了。
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了困难，就会想起爸爸妈妈写给我的这句话。
在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记着，永不言败
于是，我解出了这道难题。
在运动会上，我已经落后于其他选手了，我想：永不言败，加油呀
于是，我加快了速度，追上了他们。
在又一次考试中，我又想到了这句话，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因为我不能辜负爸爸妈妈的希望呀
最终，我得了100分。
“永不言败”，这是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我一定会永远记住它的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以自己最喜欢的一句名言为话题，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语句通顺。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 世界上的名人格言多得数不胜数，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句自己情 有独钟的名言，而我最喜欢的名言是一次看书时看到的乔赫伯特的 一句话：人生在世，如果失去信用，如行尸走肉。
这句极普通的话时时告诫我为人要诚实守信，要兑现自己的诺 言，即使别人不守信用，自己也应该言出必行。
记得有一天，正好赶上我生日，于是我便邀请了我的一些好朋 友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联欢会)。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前晚，正 当我心里盘算着明天欢乐的场景时，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我身上： 我不慎着了凉，浑身无力，头痛，一量，高烧39度。
此时，我便想 打电话通知受邀的同学，明天的宴会取消了，可又仿佛听到了一个强 劲有力的声音：“人生在世，如果失去信用，如行尸走肉。
”我心里一 惊，这不是乔赫伯特的那句话吗
我心想：我既然已经答应别人了， 又怎能出尔反尔呢
于是，我打消了取消宴会的念头。
第二天，受邀的同学准时赴宴。
当他们得知我带病招待他们时， 都纷纷表示吃完饭就走，但我却说没关系，让他们留下。
就这样， 我硬撑着陪他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可是晚上，我烧得更厉害 了。
奶奶说我太傻，我却对她说：“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历史上不也 有许多比我更守信用的人吗
例如：应妻子的一句戏言磨刀杀猪的 曾子；顶风冒雨如约看望幼儿的宋庆龄……这些人一诺千金，教育 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奶奶无话可说了。
“人生在世，如果失去信用，如行尸走肉”。
我最喜欢这句名言， 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这句名言将时时刻刻激励我为人要诚 实守信，它将伴随我走完人生的道路。
万物有道，知识无边，学海无涯，好问是帆。
这个道理我知道，是在昨天。
今天，我更懂得，世上有些时候不妨多问，有些时候不妨静思；有些东西随处可问，有些东西却无从询问。
顾城说得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仓颉造字，告诉我们“问”得将嘴关在门内，就是说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你必须学会用眼睛、用头脑去思考，学会“问”的技巧，不要盲目的有疑就问，要三思后再问。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站在汨罗江畔的屈原，你苦苦找寻着挽救楚国的途径，你问天问地问世人，然而，尽力呐喊无人听，豺狼当道天欲倾。
能回答的只有你那“九死其犹未悔”的心，能做的只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苏轼，一个胸怀大志，满腹经纶的政治家诗人。
你才华横溢，本可以兼济天下，命运却将你贬到偏远的黄州。
你举杯问天，把酒望月，然而，天空阴云密布，月亮深藏宫中。
能回答你的，只有你那颗扑扑跳动的为民之心，只有你那宽广豁达的胸襟：不公的命运，何须去问；不幸的遭遇，何必操心——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问”自己，却听到了历史苍凉的声音；我“问”自己，更听到了现代的强音……面对黑暗的社会，“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大地无语，湘水北去。
面对失败，向世界发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苏联人说，“城市包围农村”。
再次失败，无语，他问自己——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无数次血的教训终于在他心中凝成一句强音：农村包围城市……在那条曲折的小路上，有一个老人在踽踽独行。
他目光深邃，心情抑郁。
社会主义已走了二三十年，为什么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人民生活长久窘困?他问。
云不语，草萋萋，鸟儿无忧无虑……小路上留下他一行行坚实的脚印。
终于，一个声音震撼了神州大地——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令世界称奇。
然而，外国人说：最好的工厂在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在我们手里。
说得好，说得对。
求佛求仙求神灵，不如求自己；问天问地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最先进的技术何处去问?要拥有只有靠自己，靠创新。
培养创新人才，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上帝给了我会说话的嘴，我会用它去问自己，问他人，问人生。
是啊，万物有道，知识无边，学海无涯，好问是帆!心中时时有风，才能像庄子一样游得逍遥自在；人生路上处处善问，我们才能够渐行渐远!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_作文 常言道:”书中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古今中外的众多名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苦苦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哪怕他们早已成为星追月捧,人人崇敬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只因为他们的理想更远大,他们的目的更崇高。
对于弱者,他们不敢轻易尝试扬帆远航的激情,因为他们弱小,所以永远不能享受乘风破浪,在风雨中拼搏的畅快；对于懦夫,他们不敢体味攀登的愉快,因此他们懦弱,所以永远不能享受勇往直前,在攀登中征服的愉悦；对于愚者,他们不敢向无涯学海发起挑战,因为愚味,所以他们总是被杜绝在高雅的学术殿堂之分,永远不能享受知识的洗礼…… 面对大海,勇者也会感叹自己的渺小；面对历史的长河,伟人也会感慨生命的短暂；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权威也会感怀自己的肤浅。
这时,或许只有懦夫会庆幸自己从未挑战过海洋；只有小人会为自己的蹉跎岁月感到骄傲；只有愚者会卖弃知识,炫耀自己“知识渊博”…… 人,只有在受伤之后才会学着坚强；只有在奋力拼搏之后才看到世界的精彩；只有对比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对手真的很强。
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孜孜不倦的奋斗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知识依旧浅薄,于是以52岁的“高龄”自学俄语；居里夫人刻苦勤奋之后的感觉学术上的需进取,于是在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之后一头扎进实验室；比尔.盖茨在成为举世瞩目的IT巨子之后仍然虚心听取下属的”O”(噢,比尔,你做错了。
)因为感觉自身仍需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国的航天人在享受“神州五号”的喜悦之后仍坚定地提出了“奔月”。
我们作为仍然坐在教学中的为着高考作最后努力的学生,可以深刻体味越是深入越是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感受,所以即使再累,再苦我们也不会放弃。
或许我们不能取得胜利,可只要我们还在努力,我相信生活不会亏待我们。
朋友,学海无涯,让我们一起苦作舟,让我们向目标迈进,让我们更加靠近成功的彼岸。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句话的意思 和寓意\\\/
1.出自论语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2.论语 长安居大不易 讲到这里，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个问题。
子贡问为仁。
子曰：善其事，必先利。
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也是两句名言，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论语》这个地方，孔子说的话。
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
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
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
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再从相反的角度看，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写得像塑像那么呆板可怕，并不是温、良、恭、俭、让。
如果照那个样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师，我一定对他远离一点，怕跟他对面讲话。
那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心理上，所塑造成一个下意识的形态。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
他说，要到某一国家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政府首长的关系，都搞得非常好，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
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专学生中兴起一股歪风，喜欢讲谋略学，研究鬼谷子等学说。
我常对他们说少缺德，那些年轻人给鬼谷子迷住了干什么
对于谋略，应该学，不应该用。
因为用谋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伤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会善于利用。
我们前面也曾引用过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说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但一般人往往把马丁路德的话，只用了上半截，讲究“不择手段”，忘记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
马丁路德是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来宗教革命，推翻旧的宗教，兴起新的宗教——现在的基督教。
而现在的人，只讲不择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这里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他才这样告诉子贡，如果是别人问为仁，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
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周游列国，见七十二位国君，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始终上不了台，大家怕他。
他如果不择手段，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
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再看历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风气，那时尽管是考试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规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气的前辈栽培，就如韩愈的上书之类。
有些人经常写了文章，等在门口递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后，就起步了。
像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最初很落魄，诗文虽好，没有出路——没有人保荐——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
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问他：你住在长安啊
长安居大不易
这句有名的话，代表一个国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费大，他对白居易讲这话，包含有教训意思。
但看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资格住在长安。
于是为白居易向中央保荐，参加了考试，然后一帆风顺。
再看李白上韩朝宗的信，都是年轻人靠前辈提拔的例子。
所以在唐代以后，前辈专门提拔后辈，为国家取士。
现在讲到这种文化的精神，我们老一辈的人应该留意后辈青年，培养他们，提拔出来，等他们有了功业、学问和表现，自己坐在一边，好像在欣赏自己灌溉出来的花，心满意足，该多高兴。
这种情形，历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来我们老一辈文人的风范。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孔子这里告诉子质的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有许多留学生，自美国回来，大谈其美国的政情，我常常叫他们少做土包子，我说你住在加州或别处，生活只限于大学文化圈中，别说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没有用。
你要了解美国，你和华盛顿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
你知道这个时代张仪式的基辛格脑子里，是要生鸡，还是要生蛋
基辛格的影子都没见过，和我一样只看到报纸上的照片，这样就懂美国了吗
等于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晃荡三年然后回去，就说懂了中国，但他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些什么
连影子都不知。
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贤者”。
前几年，我就和一位美国教授说，你们美国到处出了钱，帮助人家，又在到处挨骂，就因美国的议员们，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门去懂天下事，不到东方来看，当然不懂天下事。
有的来台湾看过，回去就不同了。
这些秀才要出门才懂天下事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几句书我们引而伸之，扩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无穷，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闻，多交游，多了解，处处都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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