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纯洁的句子
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
请问谁知道护士学校学生毕业时的宣誓词全文，好像叫苏格拉底誓言
当然是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很著名。
至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
在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典礼上要再次宣读这一誓言。
1、内容 版本一—— 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作证，我——希波克拉底发誓： 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
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
作为终身尊重的对象及朋友，授给我医术的恩师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一定接济他。
把恩师的儿女当成我希波克拉底的兄弟姐妹；如果恩师的儿女愿意从医，我一定无条件的传授，更不收取任何费用。
对于我所拥有的医术，无论是能以口头表达的还是可书写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儿女，传授给恩师的儿女和发誓遵守本誓言的学生；除此三种情况外，不再传给别人。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
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用有害药物的请求。
尤其不施行给妇女堕胎的手术。
我志愿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行医。
因我没有治疗结石病的专长，不宜承担此项手术，有需要治疗的，我就将他介绍给治疗结石的专家。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地。
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
在治病过程中，凡我所见所闻，不论与行医业务有否直接关系，凡我认为要保密的事项坚决不予泄漏。
我遵守以上誓言，目地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版本二——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所及，遵守此约。
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
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授业，当免费并不条件传授之。
凡多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孙及其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尤不为妇人施坠胎手术。
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
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只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版本三—— 医学界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在医神阿波罗以及埃斯克雷彼斯等诸神面前宣读的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具体内容有九条，在医学院中，立志成为医生的学生们要依照这一誓言宣誓。
1、 请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 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 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 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 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6、 保持医学界的名誉与宝贵的传统。
7、 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8、 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
9、 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也不会违背人道主义。
2、意义 2400年以前，大约和孔子同一个时代，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西方医学奠基人及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BC.）提出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
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不同于2400年之前。
但是这个誓言的基本内容还是现代人应该遵守的规则。
只有宗教才能有这样的持久生命力。
中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现在来读这篇誓言，感觉它非常适合现代的需要。
首先它要求知恩图报。
那时候没有交换制度，老师教了学生知识，学生并不付学费，惟一可做的就是报答老师，进而用跟老师相同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生，无保留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其次它要求为病人谋利益，不害人。
比如不介绍昂贵而效果一般的药，自己从中拿回扣；不不懂装懂，留住病人，耽误他的治疗；愿意把病人介绍给其他更能胜任的医生；患者的利益是最高目标。
这些要求对医生而言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患者自己缺乏医学常识，他只能听从医生的指导。
医生很容易让患者上当受骗。
再其次，是对待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
有些医生眼里只有有钱的病人，对穷苦的病人非常冷漠。
医生要自觉地遵守医德，不可借机调戏奸污女病人或者病人的眷属。
而且要为病人保密。
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的身体，往往知道许多病人的隐私，哪怕不是出于谋利，泄漏病人的隐私也是绝对不许可的。
进而关于病人其他方面的细节，家庭的，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等，同样不得泄漏。
这些要求不但对医生是必要的，对其他许多职业同样是必要的。
比如律师的工作，十分类似于医生。
他们也可能误导顾客以谋利，利用职务之便欺侮客户，或者泄漏顾客的隐私。
推而广之，一切职务，都是跟人打交道，都有类似的个人和客户的利益冲突。
此时如何对待自己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都应该按照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所说的原则来处理。
所以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仍然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所有行医的人在天地和诸神面前发誓，要将神赐给人的医术用于为病人治病：医生要为病人的福利着想；要恪守医生的职责；要清清白白行医，不受贿赂，不勾引异性，不泄露看到或听到的不应外传的隐私，杜绝一切堕落害人行为；对授业之师，要敬若父母；对待老师的儿子，要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悉心教导。
如果违背誓言，将接受天地诸神最严厉的惩罚
在人类而言，“希波克拉底誓言”总共只有五百多个字（按中文计），但是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至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
在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典礼上要再次宣读这一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甚至远远超出了医学伦理学的范围。
在其它领域里，如律师、证券商、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推销员，等等，都拿“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行业道德的要求。
几千年来，学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下几亿人，使这个誓言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件之一。
各行各业的职业者无不敬畏和遵守这一誓言，因为他被视为人与神的契约。
此外，誓言唤起职业者内心神圣的良知，激起职业者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奠定人类道德和伦理的底线，树立起对人的生命、权利与尊严的尊崇感。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世界医学联合会根据“希波克拉底誓言”制定了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
1948年《日内瓦宣言》和1949年《医学伦理学法典》都贯穿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世界卫生组织》衡量国际医务道德规则的基础。
换句话说，神用医学规定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透视中国近代新闻业谢泳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报人集团”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
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
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
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着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
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
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
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
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
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
”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
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
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
”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
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
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
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
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
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
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
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
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
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
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
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
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
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
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
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
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
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
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
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
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
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
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
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
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
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无法跟《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
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做不到了。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
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
《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着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
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
”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
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
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
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
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
《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她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
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她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
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
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
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
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
”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
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
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在胡政之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
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
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着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
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
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
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
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
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
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
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
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
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
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
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
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
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
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
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
坚持每周一篇。
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
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
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
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
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
”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
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
（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
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
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
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
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
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
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民主中国》2004年2月号）
你觉得抗非典功臣一文中钟南山教授是一个怎样的人
钟南山，中国工院士，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所所长。
是一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医学专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祖国争一口气 在旁人看来，抗击非典是钟南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但钟南山不这么认为，他坦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年留学英伦时的求学生涯。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爱丁堡大学进修。
但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把2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
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他的勤奋和才干，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
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
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 为党工作高于生命 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SARS疫情，国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势力借机丑化中国。
钟南山作为防治SARS的权威专家，利用经常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发生的SARS事件，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
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著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
钟南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势力借SARS事件丑化中国的“话语垄断”企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那段时间，钟南山既要在临床一线救治SARS患者，又要协调各地的防治工作，极少休息，身体很疲惫。
老伴经常劝他少外出、多休息，甚至为此朝他发脾气。
但钟南山停不下来，因为他把自己为祖国服务、为党工作的有限时间，看得比健康、比生命更宝贵
看病“三个一样” 说起钟南山，广州市邮政局女工阿琼总是很动情。
她说：假如不是遇上钟院长，自己就没命了。
8年前，阿琼反复咳嗽、气喘，吃了很多药也不行，病越来越重，后来慕名找到了钟南山。
根据阿琼的病史和症状，钟南山给她做了哮喘检查，结果呈阳性，一般而言，诊断应该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
而钟南山却不放心，继续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一个细微的症状里发现了新问题，怀疑是气管肿瘤。
为确诊，钟南山亲自为她做了支气管纤维镜检查。
病情得到证实后，钟南山又亲自安排了医生手术，术中一看，好险，那隐蔽得很好的肿瘤竟已堵住气管的五分之四，什么时候堵满了，阿琼什么时候就没了。
阿琼深情地说：“钟教授的过人之处岂止在于他的医术，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爱心，同样常人难及。
” 对个别医生索取红包礼物的行为，钟南山深恶痛绝，“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
”在钟南山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
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现在，“三个一样”成了所内医务人员的共同追求。
科学不能明哲保身 钟南山是一个求实严谨的科学工作者。
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决定开展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的研究。
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
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赶快停止
”但他认为这样还达不到实验设计要求，咬牙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
实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但钟南山却几乎晕倒。
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还要加上抽800cc的鲜血。
在2003年抗击SARS战斗中钟南山更是这样。
他坚持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勇敢地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促成广东省决策层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这也是广东省取得SARS患者病死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人要活在理想中 钟南山很喜欢中学老师的一句教导：“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
”他经常跟身边的人强调，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最重要，它是精神的灵魂和支柱。
从医以来,钟南山先后取得了国家、省市各级科研成果2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70多篇。
他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和临床事业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
他和他的同行们在这个专业的突出贡献，奠定了我国呼吸疾病某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
用“著述等身”、“声名显赫”来形容钟南山的成就一点也不为过。
但这位68岁的老人，他仍然对事业保持着炽热的追求，在科学的殿堂坚持创新、永不停步。
这种性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周围的人，熏陶出了一个勇于奉献、蓬勃向上的群体，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为了国内瞩目的学术阵地———国家重点学科、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博士学位授予点。
多年来，钟南山“奉献、开拓、实干、合群”的精神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南山风格”。
1997年1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广东省卫生厅也专门行文，要求全省医疗战线的同志学习“南山风格”。
2003年6月19日，因在抗非战斗中表现卓越，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
2004年4月8日，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关于五部电影的有关礼仪的影评
钟改变一生 《看电影学礼仪《华尔街》学拜访礼仪 人际之社会组织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都少不了拜访。
拜访，是商务活动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社交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拜访之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拜访获得成功，成功的拜访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变。
也许，拜访的这点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是沧海一粟，但请千万不要忽视它带来的巨大能量。
“五分钟改变一生”这句话出自《华尔街》这部电影的主人公福巴德之口。
其潜在的含义就是，利用好五分钟的拜访时间，你就将走到积极正确的康庄大道上。
五分钟的拜访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吗
能
《华尔街》这部电影回答了这个问题。
《华尔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年轻人：业务平平，却不甘平凡的年轻的业务员福巴德，通过周密的安排，耐心的守候，运用出色的沟通技巧以及彬彬有礼的态度，最终获得了和他的目标VIP客户盖葛先生5分钟沟通的机会，继而抓住这难得的五分钟从而也就获得了一个由此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遇。
对福巴德而言，“五分钟改变了一生”
《华尔街》这部电影也因为在金融营销、业务方面的出色演绎从而成为金融客户经理的营销教学片。
《华尔街》既是一部商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在金钱挂帅时代毫不掩饰地为人类的贪婪欲望辩护的一部主流电影。
本片以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华尔街为背景，描写翻云覆雨的股市大亨盖葛贪婪成性，不择手段在幕后操纵股票行情，结果却败在一位仍然具有良知的年轻营业员福巴德手上。
之所以选择这部电影的片段来分析、学习拜访礼仪，完全是因为福巴德在拜访礼仪前的用心设计、在拜访过程中的彬彬有礼、不卑不亢、他的种种表现都堪称经典，以至于让他自己获得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能像福巴德一样，抓住机会，改变命运。
只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渴望，选择了不同方式。
但当属于你的那个机会来临时，特别是那些人生的重要时刻，某个你生命中的贵人的相遇、拜访，你能不能在那也许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全面展现自己的专业素质，娴熟地运用拜访礼仪的技巧，这些也许还需要修炼。
在拜访礼仪中常见的容易忽略或混淆的问题 在当今商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娴熟地掌握拜访礼仪已经不仅仅是体现一个人的职业素养，对现代职业人士而言，在拥有丰富的产品知识、营销技巧的同时，若能拥有全面的拜访礼仪知识，以及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应用不同的沟通技巧，往往会使事业更如鱼得水。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85%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
卡耐基对商务交往的重视程度基于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领悟。
商业往来业已成为人们交往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
在全面地分析学习《华尔街》这段7分24秒关于拜访礼仪片段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一般在拜访礼仪中常见的容易忽略或者是混淆的问题： 如果您要拜访的是VIP客户，您觉得客户档案对您有帮助吗
如果您觉得VIP客户的客户档案很重要，那么它的内容应该有些什么
您会通过哪些途径去收集客户资料，充实客户档案，使其更加贴近客户的真实情况。
如果首次登门拜访客户，恰逢客户生日，您需要带礼物给客户，您将如何选择
您觉得您会怎样做好拜访前的礼仪准备
您将如何应付门卫、秘书这些可能成为您拜访时的“障碍”的人物，如何技巧地见到自己想见的人
拜访客户在等候时的表现，怎样才能做到彬彬有礼
您觉得首次拜访递上名片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您觉得赞美拜访对象时该怎样把握赞美的尺度
拜访时间的把握以一个怎样的礼仪尺度为标准
拜访时的介绍及自我介绍应遵循什么礼仪规则
拜访客户时座位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您了解吗
作为一个接待者，接待访客时有什么要尤其注意的地方
拜访礼仪涉及到的受访者及拜访者，在礼仪上的要求有何不同
以上问题，我们不能从《华尔街》这部电影里一一找到关于拜访礼仪的所有答案，但起码我们能从一个拜访者的角度来思考、学习拜访礼仪，从而使拜访双方的交往更融洽、拜访更有效。
有谁可以帮我找到这些资料?
傅雷 傅雷夫人 傅聪 傅敏人物性格傅雷：严谨、认真、一丝不,对亲人（主要是儿子）和有着无私的热爱,有良知,正直,为人坦荡,秉性刚毅.傅雷夫人（馥）：因材施教,教育思想非常成功.傅雷人傅聪：刻苦用功,先做人、后成“家”,生活有条有理,严谨,热爱音乐,同时也是个热爱祖国的德艺俱备、人格卓越术家.傅敏：正直,善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不因有父哥哥的光环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