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与俗的名言警句
人生年龄，贵在心理年轻；衣着不在时尚，贵在舒适；膳食不在丰富，贵养均衡；居室不在大小，贵在整洁舒畅；养在刻意，贵在顺其自然；锻炼不在夏冬，贵在持之以恒；作息不在早晚，贵在规律养成；情趣不在雅俗，贵在保持童心；朋友不在多少，贵在求一知己。
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智者的烦恼在俗人眼里是荒谬的，俗人的烦恼在智者眼里是卑劣的。
俗人的可恶不在其庸俗，而在其最爱附庸作雅。
—— 曹极俗并不可怕，俗人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排斥一切高尚和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发展。
还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自己已经俗得可以了，偏偏还要以高尚和高雅自居，张口闭口都是旁人的庸俗。
—— 王蒙山栖是胜事，稍一萦恋，则亦市朝；书画鉴赏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诗酒是乐事，稍一曲人，则亦地狱；好客是豁达事，稍一为俗子所扰，则亦苦海。
—— 陈继儒欢迎采纳。
关于“雅与俗”的名言警句有哪些
夜郎国，是中国汉朝时所谓的西南夷中的一个国家，位在今天贵州遵义一带。
关于夜郎国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而根据考古的资料，一般认为其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存在。
《史记》中记载夜郎是当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临牂牁江”，汉武帝时因意图攻打南越国，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当地有蜀地生产的枸酱，得知是从夜郎来的，因此上书武帝，可以通夜郎以制南越，因此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见其首领夜郎侯多同，并厚赐其财物，约定要在当地设置郡县官吏并以其子为县令，夜郎侯认为其国家与汉朝距离远，就暂且先答应，但后屡次不服于汉，后因此有了“汉执与我大”此一名言，成为“夜郎自大”一成语的典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
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
”直到汉朝灭亡南越后，夜郎国才开始入朝，武帝封为夜郎王。
《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亡。
改设郡县。
直到宋朝还短暂的出现过夜郎县的称号。
可乐是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政治中心，可乐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今贵州省赫章县。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若羌县境内，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历史上，楼兰是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
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依山傍水，作为亚州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
总之在现在的新疆的中部一带。
从地理位置，历史文献与实地踏察，自一九○○年三月，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做工的维族人艾尔迪克，顺原路为斯文·赫定寻找丢失的铁铲时意外发现楼兰古城遗址，回报给斯文·赫定。
经斯文·赫定确认是楼兰古城遗址。
即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处。
以下文言文的序言，请高手解释下意思，多谢
序言说： 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是千古的格言，而后来舞文弄墨者，不守淳朴素净之道，纷纷奔向浮华，生怕别人说他不懂，所以有写了《齐谐记》、《白泽图》者，有写作《乱离》、《妖乱》等，有缉录志怪小说《搜神》、《幽明》等，（这前面怪、乱、神都已经有了）唯独关于勇力的著述尚没有存世。
我最近在市场上故纸堆里（旧书杂志之类的意思），得到古代杂说，其中一段，说的角斗摔跤，多猥琐俗气之谈。
我居住在家里没事干，于是加以润色写成故事，于是便成这下面的一大篇文章。
有人说：孔圣人都不说，你又何必著述呢
我应对说：大道德散乱那么德行就必须确立，德行如果散佚则仁义就稀薄，仁义滋生那么忠孝品德就起来了。
当时孔子这么做是因为有所不知，大概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后人何必纷繁复杂的追问呢
孔圣人的德行已经确立（枝干部分），后面尊孔者只是他的知识水准的枝叶部分（发展而已），儒者占七分墨者占三分而已。
所以说志怪奇异之说让人很觉得奇怪，记述那些奇异故事则近乎怪异之说，写作离散则近乎胡乱发挥，写那些幽冥故事则就是鬼神之说，写那些勇力则就是角斗故事，这四类，其实难道不是孔门思想寄居于杂家流派里面的吗
有人又说了：你写这些东西，难道不也是算文章之类吗（意思是斯文之文士不该这么干）
我又应对说：述志怪小说的人，难道是鬼神吗
说角斗故事的人，难道就是角斗士
过去那个梁简文帝写作《马槊谱》，但是我没有听说他就是擅长骑射的大将军（梁简文帝就是萧纲）。
我今天所著，难道不是出自那些野史小说家们吗
而我只是把它尽量条理化而已。
”这是吾不揣浅陋，随手译之。
一家之言，功力有限，一部分有意译之嫌，可能有不准确或者疏漏之处，请方家指正。
角力记 作者：北宋•调露子 我国最早的摔跤专著――《角力记》 角力即摔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项优秀的民族体育项目。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留传下来的摔跤文献很少，《角力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角力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史论著。
因此《角力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摔跤文献。
《角力记》诞生于公元9世纪后期，它记载了我国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的摔跤历史。
据《宋史•艺文志•卷五》记载，《角力记》的作者是调露子，但调露子的真实姓名和年代还有待考证。
《角力记》全书共分述旨、名目、考古、出处、杂说第几个部分。
它详细地介绍了摔跤名称的演变，有的称“相搏”，有的叫“角抵”、“相扌费 ”、“相扠”、“角力”、“手搏”、“拍张”等等。
《角力记》中还记载了古代摔跤的规则：只能是两人徒手互相角力，即使在两军阵前，摔跤赌胜也不许其他将士协助。
倘有一人手持兵刃，那就不能算作摔跤。
至于比赛时间和采用的动作，在《角力记》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拳打脚踢、夹头颈和扭关节等，但最终必须把对方摔倒或使之失去战斗力才算获胜。
《角力记》的后一部分记载了摔跤比赛的实况，其中最热闹的是正月十五上元节。
在“角抵对”表演时，经常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
《角力记》的作者对角力的产生和发展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这是前无古人的。
作者大胆地反对儒家观点，对角力作了公正的评价，在书中充满感情地讲“惟力也，岿然独存”。
作者实事求是地从民俗的崇尚、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对角力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总之，《角力记》是我国古代摔跤发展史中独一无二的传世佳作，为我们研究古代的体育活动发展史实和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依据，特别是在今天体育腾飞的时代，《角力记》的史料价值就显得更加珍贵。
《角力记》 ●序 序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为千古之格言也，而后玩笔砚者，不孰淳素，见竞浮华，有所不知，终身之耻，故有作《齐谐记》、《白泽图》者，有著《乱离》、《妖乱》等志者，有缉《搜神》、《幽明》等录者，惟力也岿然独存。
顷于市货故纸束中，得古之杂说，于中一段，说角抵之戏，且多猥俗。
愚居闲，遂加润之以故事，演成斯记。
或曰：“圣人所不言，子何须有述也
”愚则对曰：“大道散则德者立，德壤则仁义薄，仁义生则忠孝起也。
当仲尼之为也，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何必繁细乎
圣人之德已立矣，后宗孔者枝叶异也，儒七墨三是也。
是故纪奇异则近怪矣，序离散则近乱矣，纪幽冥则近神矣，述角觝则近力矣。
此四类，非孔门寄杂家流也
”或曰：“子述此，岂非斯文之类与
”复对曰；“志怪者，岂神耶
言力者，岂力耶
昔梁简文帝著《马槊谱》，而不闻萧纲是骑将也。
愚今所著，岂出乎稗官之俦也，条理于后。
” ●述旨 夫角力者，宣勇气，量巧智也。
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
已勇快也，使之能斗敌。
至敢死者之教勇，无勇不至。
斯亦兵阵之权舆，急竞之萌渐，天生万物，含血啼息者，无有喜怒之性。
六情未始有，从教而得者，本乎天然。
且如攻斗力者，始乎阳（本其怒戏），常卒乎阴（欲胜情至，计谮兴被害）。
以礼饮，始乎治（尊卑有别，酢酬有次），常卒乎乱（耽酒yin液）。
故相搏者，始嬉戏，常卒怒击（今猫犬虎狼，始以轻爪弱牙面相击齿，终则斗），是知喜极则怒生。
戏亦气也，气逸而下；斗以气也，气奋而上。
戏气发乎脾，斗气生乎肝。
故曰：夫有血气，必有斗心也。
岂不然也
上古之人淳素，以食饱饮足，或以前肱为格击，手赤未取胜负别，若鸡犬斗敌而已。
则知出自然，岂因教训后能耶
上古之□亦同此矣。
又以人之性气，犹大泽焉，平时渺弥焉。
大风鼓之巨浪起（若人之忿），小风吹之细文生（若人通悦）。
若角力之气，中等风作，浪波动摇也，非适非小。
则大近于怒，小存于喜。
竞力角技，则非喜非怒。
此角力，是两徒搏也。
且虎有爪牙之利，故以器仗格之，则非徒搏也。
人彼此皆空相击，可云徒搏也。
晋侯梦与楚于搏是也。
《释名》云：“相搏也，手搏其上，摩挲犹未然也。
手上下之言也。
” ●名目 一、相搏。
《谷梁传》：“鲁公子季友帅师败莒拿，公子季友谓拿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
’屏左右而相搏。
季友处下，左右曰：‘孟劳。
’（惊取刀，鲁宝刀）季友以杀之。
”此则始相徒搏，后处其下，左右救之，曰令用刀也。
今之用力，可谓相搏也。
《释名》曰：“搏，四指广搏以击之也。
”然且始举手击，要终在扑也。
一、相扑。
盖取其见交分胜负之名，则取扑倒为名故也。
《通俗文》云：“争倒曰相扑也，言其交相争也，今率土俗间只呼为相扑也。
”又《晋书》云：“相扑，下技也。
”又见《北齐书•诸王传》。
相字入声呼。
一、相■〈扌费〉（音费）。
蜀土荆襄之间，■〈扌费〉■〈扌费〉则争力竞倒之谓也。
相■〈扌费〉之名，《荆楚岁时记》：“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扌费〉之戏。
”即扑也。
俗间或相叉（音堆）扑也，亦曰相叉（丑佳反），皆非雅正。
一、角觝。
汉武帝元封二年春，始作角觝戏。
应劭曰：“角，技也。
觝，相触也。
”文颖曰：“此乐为抵者，两相当也。
角力，角技艺、射御，故为角觝。
盖杂伎乐也。
”颜师古曰：“觝，当也。
非谓觝触。
”文说是也。
至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觝于上林、平乐观。
至元帝初元五年罢此戏也。
今观诸公注解，“角”字义晦昧，盖“角”与“榷沽”同用也，比较量之谓也。
角量其觝触，此则相■〈扌费〉也。
两两相当，则今之步打、拔河也。
疑汉世力夫相对以手击格，谓之角觝也，后世变体，遂一一出场也。
《西京赋》云：“临回望之广场，呈角觝之妙戏。
”注：“角觝，戏也。
今人两两相当，角力也。
” 一、角力。
则角量力，其取工巧钝拙，分其胜负，故谓之角力。
《晋书》“角，校力”是也。
然则名言有雅有俗，雅则曰“相■〈扌费〉”，俗则曰：“相扑”。
或以方土呼名，尔熟者为俗（荆楚呼“相■〈扌费〉”尔），闻生者为雅（回器上土，斗相扑也）。
今会诸名，以“角力”为雅，故以为首目也。
究其始，则其来虽远，见史分明，则盛于西汉也。
●考古 若稽诸古，《左传》有“晋侯梦与楚子搏”，《谷梁》公子季友与莒拿搏，又秦堇父与叔梁纥以力相高，皆角力之意也，其来尚矣。
西汉作角觝戏，皆其始也，以西汉则盛行矣。
魏文帝言奋威刘展有手擘，能空手入白刃，帝持甘蔗为仗，下殿数交，二中其臂。
此是单角其手技，非争交竞力也。
晋庾东者，阐之父也。
武帝时，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能校力。
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振殊俗。
《晋书》云：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谓弘曰：“襄城人不知颍人能扑。
”弘对曰：“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优劣。
” 北齐南阳王绰字通，以五月五曰生，为性凶悖。
文宣又无道，奏蝎蛆置浴斛，令宫人裸露卧中，帝绰同观而笑噱。
后韩长鸾诬告绰反，后主不忍显戮，使宠（一作龙）胡何猥荫于后园与绰相扑，因格而杀之。
宋王敬则，帝令公卿自呈本技所长，敬则红帛纠发拍张。
齐曹武，材力之将，为雍州。
致钱七十万，为桃虫儿、茹法珍诬而夺之。
曰：“人传曹武每好风景，招人拍张武戏。
”帝果疑之。
拍张亦角力也。
《齐书》言戏则徒手拍击也，如有操执，则又习战也。
《隋书》：柳彧字幼文，事后周，入隋为侍郎。
上疏云：“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曰，作角觝戏，递相夸竞，至於麋费。
请禁之。
” 隋有陶氏子，本鄠县人。
出家，尪羸，为众所轻，号法通。
通愤其欺侮，遂苦告观音。
一曰归省母，睡卧庭树，口出涎三升，母惊呼起。
向梦有人遗三驴驮筋，令啖之，始尽一驮，闻母呼，觉。
通觉身有力，举物不以为重。
时西番一道人于北门试扑，都无敌者，文帝患之。
诏通，令与胡人角力。
力者造通，为把赤豆麦，便粉碎。
唐宝历中，敬宗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觝。
戏酣。
有碎首折臂者，一更三点方罢。
穆宗即位初年，幸神策军，观角觝及百戏，曰晏方罢。
续三月一曰，幸左右军及御诸门，观角觝杂戏。
长庆元年，云阳抵人张莅负羽林骑康宪□钱，徵索不偿。
醉怒，莅□宪几死。
宪男买得年十四，持木插击莅首，破限内，死。
刑部奏覆，敕曰：“康买得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父可哀，减死一等。
” 文宗开成中寒食节，御勤政楼，观角觝。
太和三年，京兆杜公之治蜀也，酷易军政。
南蛮蒙嵯巅以兵掠城下，士人多溃散。
刑州有善角觝者，多力无对，窘迫刺发，衣衲坐於佛寺庑下。
会有蛮三人驰入，伪呼曰：“王有急，时续遣兵七十万继至。
”坐僧曰：“榜可看否
”二人曰：“有何不可
”遂展之前。
僧乃悉拽之，拉其头，摔于井中。
余一乃走。
（出《成都记》） 《吴兴杂录》云：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秋瘴气也。
《酉阳杂俎》云：张芬曾为韦南康行军典艺，且过人力。
举七尺牌，趡鞠过半塔。
弹力五斗，以新涂泥壁弹子，打“天下太平”字。
又能拳上倒枕，走十间地不落。
光启中，左神策军王卞由振武军到镇，排设次，命角觝。
有一魁岸者无敌，主帅壮之，遂邀三人相次敌之，皆负。
时有一秀才在末席，告帅曰：“某扑得。
”主帅骇其言，坚请敌之。
秀才降阶入厨，少顷而出。
遂撩绾衣服，握左拳，向魁岸者微笑曰：“此儿只消一指必倒矣。
”及乎相逼，秀才候魁岸者嗔目相视之际，急展左手而示之。
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
秀才徐步而出，濯手而登席焉。
主帅诘之何术，对曰：“此辈怕酱。
以涂於掌，此人见，果然自倒尔。
”主帅合筵大笑。
唐僖宗弱龄登位，为宦者所狎，多以蹴踘、斗鸭、畋==内园，恒排角觝之徒以备卒召。
能步打，谓俳优名野猪曰：“朕作步打进士，然合得一状元。
”野猪曰：“或遇尧舜禹汤知举，陛下不免落第。
”帝笑而已。
后唐庄宗性多能，癖好俳优并角觝戏。
或云：“自能此戏。
”尝诏王门关曰：“胜与作对，供养太后。
”又先约之曰：“卿不可多让。
”门关退谢者数四，又谓之曰：“卿一拳倒者，与节制。
”及出手，果一拳下而仆。
寻除幽州节度使。
唐京兆大宁坊力者张，翰札刺左膊上曰：“生不怕阎罗王。
” 唐王力奴雇刺工刺其胸，作山亭水榭，树木鸟兽悉备焉。
唐棋客杨河（一作汀）者，不知何许人也，围棋至逸品格，著《四声局图》，甚精悉。
止就军府，署随军要籍。
而性好相扑，身形魁伟，为人所苦求，必与人敌戏。
咸通中，游江囊。
僧寺中著棋后，问僧中还有角觝者否
僧曰：“皆耄年老宿，闻随军有抃力，可悦群公，愿凭槛以观之。
”河只脱宽衣，以脚蹴起庭中，摇帛石再蹴，手接掷高后，接如击踘焉。
唐郝惟谅本江陵人也，聚率男於私家斗武力。
尝寒食节，与其徒游於郊外，步蹴角力，因醉於野。
迨宵分，始悟入冢间，为人间是葬事也。
元和中，京兆东市恶少季和子，父名拿眼。
和子父子性忍，尝攘杀猫狗，为坊市之患。
尝臂鹞立於函子行，为紫衣二人怀中出牒云：冥司追（下阙）。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辀，众相推服。
一曰，与侪辈会於东平酒肆，忽有麻衣掌盖，直人其座便饮，旁若无人。
万敌扼腕嗔目，略非所惮，同席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多。
乃曰：“某与管供奉较弱力，以定后先。
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
”遂袒膊抱楼柱而立。
万敌怒其轻己，欲令殒于拳下，尽力奋以三拳，如扣木石焉。
观者咸惊。
楼震，其人略不微动，即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
”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可丈余，■〈山亢〉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俄失所在。
万敌寝疾月余，力遂稍减。
咸通中，京兆左军有张季弘，勇而多力。
常经胜业坊，遇泥泞深溢，有村人驱驴负薪而至，适当其道。
季弘怒之，因提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
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
逆旅有媪，谓其子曰：“恶人归矣，速令备办茶馔，勿令喧噪。
”既而愁愤呼叹，咸有所惧。
季弘问媪，媪曰：“有新妇悖逆，制之不可。
”季弘曰：“见母忧恐，谓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其语耶
媪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从皆畏惧，遂至於此。
”弘笑曰：“其他即非某所知，若言壮勇，当为主人除之。
”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母子无患矣，虽穷困，当力为酬赠。
”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
曰暮，妇人荷束薪而归，状貌亦无他异。
逆旅后园有磐石，季弘坐其上，置驴鞭於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事阿家，岂敢如此
”新妇谓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
”其媪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
”新妇因而言曰：“只如某月曰，如某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
季弘流汗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
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蒙万嬴者，自言京兆鄠县人也。
唐僖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踘，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
寻人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
及长，擅长多胜，受赐丰厚，万嬴乎号自此起。
至昭宗朝，累累供奉，或诸道新进勇者，必悉无疏。
五陵年少，幽燕任侠，相从诣教者数百。
及随驾凤翔，城婴闭既久，随至华下，教坊杂伎，皆遂分散。
入两浙，武肃钱王待之甚丰。
与乐工皇甫店相遇，携手见武肃王曰：“某与皇甫供奉自小相聚，忆僖宗官家令其就康乃博士处，同唱《鹊踏枝》词，今已二十年也，不期同受遇于此。
”遂各领钱帛，令置酒相会，然犹出场累胜。
年老，王令指教数人，令主青山伍子胥庙焉。
长兴中卒。
浙中李青州者，本齐帅王师范衙内应官都知也。
凡所出敌，殊无敌者。
时邺中、真定，罗氏、王氏竟招色伎人，故师范厚礼，虑其亡逸。
及归梁祖，惧其狷急，遂附两浙进奉纲船，投武肃王。
王异，排勇干者抗之，终无胜。
后有陈宾形凝而捷，遂扑之，力减其价。
李身板形而异，天成中卒。
王愚子者，扬州人也。
属杨氏子渭乘中原多故，遂伪立国曰大吴。
时愚子形若涂漆，少小时尝梦与金刚对，舁物似木薪，如是两转，因觉有力，遂好相扑，少有对偶。
伪吴武义年中卒。
有子号王八四，幼便受父训，拳手亦高，而性尚儒学，读书间谈不素，亦自嫌粗行次，应奉国主李升、景、煜，皆好此戏，令充对头供奉，近江南不知所在。
谢建者，扬州人也。
身长八尺馀，胸臃博三尺，绝有力，少有对敌，惟李长子相次耳。
性略知书，多口述词章，粗有可观。
酷於南宗禅学用心，闻归长老精玄学，遂往宗教寺问之，不觉坐折寺碑中断，平常恭□如也。
姚结耳者，江南□人也。
膂力过人，少小多扑博为已任，时号“兼河头”、“相扑都知”。
伪唐中主深好此技，赏赐异於他人。
而克惟性修善，多持念发愿：“扑好手者遍，则出家为僧。
”如是皆胜，自矜云：“举国绝对。
”便於庐山开先寺求苦行剃染，寻为禅者。
触犯勇气，急作，拟殴其僧，自念：“摧挫出家，还起无明，人□欢此。
”乃止。
犹对请普僧前，将巨树拔其根，劈其支干，褫其皮，如是数枝而止。
其僧逃避。
李长子身长八尺，有勇力，多与谢建儒为偶对。
掌琼元北人，行客来江南。
申鬼子形绝么髍，快健绝伦，本扬州人。
自馀眇小不可载，且纪其游者也。
蜀王氏后主为与凤翔李西平茂贞通好，送相扑人述述。
次谒魏宗弼，号“六军太尉。
”弼子甚好杂艺，游其门四方辐辏。
弼子设奇，欲挫述之锋。
时有石彦能者，实蜀之高手角力者，且有文性学览，谐谑谈论，稍有可取。
故弼子延之为客，号“石校书。
”尔曰弼子谓述曰：“欲见新客之技，奈何无偶对，难见精妙。
”时宾设有宗郎中（忘名）、郄环推官，同词曰：“石校书可与新客戏。
”彦能逊让者数四，寻被郄揭其巾，见新剃□，遂与出手。
为石伺入腰交而倒，述愤其为儒生折，伪入厨求食，取庖刀欲自裁。
厨人攒格，弼子以实告：“石原是此技人。
”厚赏而罢。
●出处 凡具勇力之人，侠气之类，合出幽燕，得崆峒之气。
然角力者少闻，复仇报义者多。
次则五陵、杜、霸，诸陵多性躁急。
酒酣之时，好为暴恶气。
轻沙之客，翘关扛鼎，扑射壶博。
又曰：“中黄之士，育获之俦。
”注：“中黄国俗多勇人。
又夏育、乌获，古之力人。
”然此技随君主之所好，必逐处而出也，未必五陵。
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搏为乐。
蜀都之风，少年轻薄者，□□为社，募桥市勇。
壮者敛钱备酒食，约至上元，会於学社山前，平原作场。
於时新草如苗，□侯人交，多至曰晏方了。
一对相决而去，或赢者，社出物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
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
王氏有蜀，此色人衣宽衣，贴金花帽，乘脚越异，少壮多随从之。
极至强梁，影庇起（一作越）法事极多。
孟氏之世，此风浸微，备用而已。
有名目者，刘仙子、王胜。
三辅之间，此风最盛。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
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业萃其间。
旧例：屠羊豕者行，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
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
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杂说 淮南杨氏为吴国，有谢建粗知书，口占词句，略堪采取。
与惠照寺俗讲法师彦光为深交。
一曰，建手调味鲜鱼臛，召光公：“昨曰曰所谋善事，今朝已涅 。
所谓物为阇黎，且要早归净土。
”光公尔曰不赴，有偈子答云：“将知善事多磨，今曰碍缘特入。
烦我火头金刚，别告大权菩萨。
”（建亲手造，故谓“火头”。
江南将火长为头故云。
）古贤集中罕见诗赋及，此儿有见《题墙上画相扑者》曰：“愚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人骰。
如人莫辨输嬴者，直待墙隤始一交。
”（云是吴人顾著作） 吴越武肃王钱氏，每值八月十八曰浙江潮水大至，谓之看潮。
是曰，必命僚属登楼而宴，及潮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
王谓人曰：“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
”尝有掌筦库者，手握匙牡，因有索取，开销了不可得，主者责之。
以匙错误，视其签牌，又是此人。
方悟向观角力，不觉手握匙曲戾耳。
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而性强，庶事言“我能。
”曾顾人作书曰：“我哥子在魏府衙中，亦祗候供奉。
欲寄■〈口阑〉■〈阝牢〉物子去一，气筒一条，拨镂黏竿一条，拨刺札针五条。
”遂问写字汉曰：“汝‘针’字怎生作
”曰：“金旁作十。
”“阿底不得哥子难为文字，须为我作大‘针’字。
”只得曰：“某平常通用只如此作。
”曰：“勿交涉，此是小‘针’字，我交汝作。
请教某曰，但作‘蒸’字是也。
”旁闻绝倒。
又传相扑家母丧，同甲弟兄来说喭。
到惠帐前，连叫靴子里十哥。
及出，一个弹指曰：“大无活计，大小母丧，不能直得报拨镂银棱头哭杖。
” 有问曰：“诸史止言有力恶少，而不言争倒之形势者何
”对曰：“不言相扑，避凡俗也，故微其文矣。
上则夏育、乌获、孟贲，近则张洲、铁杖、鱼俱罗等，但言有力能扛鼎，则角觝可知矣。
” 又相扑善输者，必为人所谑。
长安自子老城到某坊府县发丁力筑沙堤，谑人谓贫负者曰：“筑堤奉助喜也。
”曰：“他自拜拜，何关涉我事
”曰：“此非沙堤坟软土，是为汝磹背助也。
”盖迎官百戏前引之故也。
昔有沙门有勇气，四方响风，往往相慕，多被相扑。
尝与数辈壮夫饮酒，散，连扑皆胜。
此僧不知文字，攘臂自负曰：“我且为僧僧上了，为僧得了尽输僧。
”旁闻绝倒。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关于唐诗的歌曲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是一张《淡淡幽情》的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有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
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
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映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
但这些多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与流行隔着一段距离。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
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
要说的是，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到了。
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
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讲一些相关的唐诗宋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籍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受到预定的效果。
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恼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配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状。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
他又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扯不断的联系了。
《涛声依旧》中他分别用到张继的《枫桥夜泊》（“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白云深处》则分别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
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
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讲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后来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史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自认就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哈有《秋水长天》等。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白雪的《声声慢》，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一些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了。
从创作的形式上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了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
谈到现在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和风格。
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无穷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先说香港，香港的流行歌词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提到香港，大家自然和最现代的生活节奏联系到了一块，那是因为香港本身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深，快餐文化非常盛行，流行歌曲方面 曾经有一个时期，很多歌手的作品都是直接拿欧美日本的热门曲子谱上中文的词，但是香港的流行的流行歌曲中古典诗词的渗透却明显超出大陆和台湾两个地方，我想，这可能也是和香港古典武侠剧和历史剧的盛行是扯不断干系的。
另一方面很注重粤语文化的渗透，歌词创作多以广东方言用词造句方式为基础，广东话本身就叫白话，其语言方式与文言有很多类似，所以很多香港词作人的作品，往往是大俗大雅于一身。
但也必须承认的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
首先是黄沾，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涛涛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寞，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
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想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
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再有邓伟雄。
他和黄沾一样，写了很多电视剧歌曲，这是当时香港音乐创作的一个主要源泉。
在《京华春梦》中他写到“如梦人生芳心碎／空对落花我泪垂／为何缘逝似水／大江去／那堪追······无恨情深遭抛弃／漂泊如今怨恨谁／奈何又逢暴风雨／落花飞尽碎。
”《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说“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换／水也请／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铁血丹心》也是他的作品“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仇怨／相伴到天边／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应知爱意似流水／斩不断／理还乱／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邓的作品写情事机遇，擅长描摹内心感受，颇有宋词的词风。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诗宋词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
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者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清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分／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半夜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本，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
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善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
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而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像元曲什么的。
如他写给陈淑华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搂，红搂／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搂，红搂／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台湾流行歌曲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词曲创作者表现出一种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群，重视表象之下的普遍现实，再就是较多的表现乡愁的东西。
在表现这些方面，古诗词形式也会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我很喜欢张洪量的一首《一程山水一程歌》，歌手后来昙花一现了，这首歌却让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歌中写到“是我将愁耽成醉醒作睡／还是愁与我的心共已累／非我赋诗诗赋我／非我饮酒酒饮我／何时鞋声经已沾上苍苔冷／世上何物最易摧少年老／半是心中积雪半是人影沓／非我离月月离我／非我思乡乡思我／归得昔日桥边红叶不识人／究竟是我走过路／还是路正走着我／风过西窗客渡舟船无觅处／是我经过春雨秋／还是春秋经过我／年年一川新草遥看却似归／夜深孤灯照不悔／回首清江尽是泪／风清拍肩怕见明月间清辉／一程山水一程歌／一笛疏雨寒吹撤／梦在也叶声声尽处轻轻和“正是这种诗风词韵的作词方式，在当时一片直白地恋爱表白和翻来覆去的琐琐碎碎中显得清丽脱俗，从而使得这首歌得以突出于当时的歌坛，也让歌手风光一时，这正是古诗词风的魅力所在了。
说到大陆的歌词创作，其实是更多人才的，毕竟那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
大陆方面除了陈小奇冯晓泉，还要说一个陈涛，他的词作也是极具典雅风韵，这与他的频频借鉴引用古诗词经典很有关系。
看看他的作品，他写过《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挡住绵绵情痛／看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心中／你最重／悲欢共／生死同／来世也当称雄／归去斜阳正浓。
《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精忠报国》（均为屠洪刚演唱），还有《红花红颜》：“一朵红花在今夜，匆匆带走残阳如血”（书剑恩仇录主题曲），最喜欢他近期的一首《雁衔泥》（眉佳唱）：“金陵的美人横吹笛／引来了燕子衔春泥／燕子双双筑柳堤／柳荫深处传来浅声笑语／江南的春雨润如玉／从来不湿行人衣／······／唱繁华，颂太平，天遂人意／且听丝竹悠扬，管弦急，”精巧别致，其意境又让人想到那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极富画面感。
写过《苦乐年华》的张藜也有一首很有名的《未了情》。
电视剧《夜深沉》的主题歌其中写道“虽有灵犀一点通，却落得劳燕纷飞各东西”恰好映衬了李商隐的那两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着戏曲创作的背景的阎肃老人也颇多诸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回首月明中／······／天浩渺／水迷蒙／上下求索空缱绻／回望九州曙色红”（电视剧《戊戌风云》主题歌，那英唱）之类的作品。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营养。
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曲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
正如我们都说唐诗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诗宋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迥异于宋，所以它和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讲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我们还是先从表现主题与内容上来讲吧。
诚然，诗歌，任何时代的诗歌，都不会没有表达情感为主题，但不同时代的人，情感表达方式与内容却经常会是大相径庭的，这与每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内容与社会规范首先标准都不无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主要投向国家家庭社会，求知求仕，江山社稷，祖国河山等方面在唐诗宋词中，想必你更多读到的是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这样的忧国情思，或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无边盛景，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坦荡胸襟，又或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高无境界，也有“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个人感伤，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人生顿悟。
大文豪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更多地在描写山河世事等，或是个人成败得失间的情怀，而对于个人情感的东西，却小心地收藏起来，较少提及。
宋词中描写个人情感算比较多了，但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像写离别，只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思念，明着不能来，只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两情相悦，顶多也就企盼着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更多的只能感叹一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而现在的社会，人们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而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关注与重视，所以很多描写个人感情的作品大行其道，而在语言表达上，刚更直接坦白，比如初次相见便“一见钟情不能忘”，然后“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恋爱中总会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的人”，分手时会说“舍不得你走，怎么能让我一个人留”，感情出变，居然连“第四者”都能出现，一方面大声质问“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最后只能面对“无言的结局”“分手时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思念总在分手后”，而这些东西，却恐怕连以风流著称的李后主恐怕也只是想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另外在用语上面，那时代特征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很多流行歌曲都会提到电话，因为那是现代人交流的一个主要方式，这在唐宋时期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了，更不用提“穿新衣啦，剪新发型啦，奔腾电脑，WINDOWS98”和什么“穿着风衣听着MD”了。
而唐宋时期的“宫墙柳，黄腾酒，红酥手”或者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什么“酒榭歌台”，“红袖添香”，也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浪漫了，很少会出现在现代的流行歌曲里。
这些都是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的，那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
再从语言表达上来说。
固然不少的现代歌词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或引用唐诗宋词这些东西，但生活化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代歌词创作的主流，现代词汇与文法依然是始终占据着歌词创作的主导地位。
语言格式上要求也不同，唐诗宋词对格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流行歌曲则只要压韵就行，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压韵。
唐诗宋词的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历史上曾有贾岛的“推敲”佳话传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现代的流行歌曲的语言则重现代白话为基础和主导，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
古诗中诚然有少数的叙事体，但依然是“卖炭翁，采薪伐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土色”这样的文学腔，相信是不可能直白如“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和忙吗，身体好吗”的。
当今的歌词很多在语言上不太讲究规范性，更多是服务于曲调，所以其中的错误很多。
尤以香港的歌词创作为甚，奇怪地现象是，最好的词作与最滥的词作都出现在香港。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老牌词作家，更注重于诗词文化的结合，而且注重结合的方式。
香港的词作爱用诗词文化，但多是滥用甚至曲解，这也是香港城市快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探视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已经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