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诸葛亮的评价
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先期发展与农业生产的领先地位，决定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基本上是以北方饮食礼俗、习惯为基础而形成的。
以北方饮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古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成为文明时代的重要行为规范。
后世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虽超越北方，但在饮食文化传统方面也只具丰富完善、扬弃继承之功，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中华传统饮食文化。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食礼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基础。
北方地区长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文明初期的相关饮食礼俗与规定大多是首先在这一地区产生形成的。
带有浓郁流民习气的汉高祖刘邦在即位后曾遇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局面。
赖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以成朝仪礼法。
“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乃“知为皇帝之贵也”（2）。
叔孙通所参考的古礼秦仪，包括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饮食礼仪。
《洪范》八政以食为先的思想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关饮食的规定与要求，因被奉为经典而为后世所遵从。
先秦诸子学说虽异，然同受农业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关心食事。
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3）的名言，说明他精熟饮食理论。
“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4），明确提到饮食对人的修养的重要作用。
墨家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为“三患”，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俭理论。
注重礼仪礼教、讲究艺术卫生是儒家食教的重要内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饮食思想与观念构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
中国在很早就出现了饮食生活方面的专题著作，这些饮馔类文献称为食经。
《汉书·艺文志》记有《神农食经》七卷；《隋书·经籍志》记有相关食经十二种，七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食经类著作五种，一百六十二卷。
这些论著大致能反映先秦至魏晋南北朝间饮食文献情形。
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文献大多已经散佚。
《齐民要术》第八、九两卷为现今所见隋唐以前最完整最有价值的烹饪著作，约占全书2％的篇幅，徵引《食经》、《食次》等文献达144条之多。
《食经》作者可能是崔浩，为河北清河名族；《食次》撰者无考，有人认为乃《食馔次第法》省称。
由《要术》徵的引内容考索，《食次》亦为北地食馔之法。
贾思勰，山东益都人，曾任北魏高阳太守。
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判断，《要术》所载耕农、醯醢之事，当多为贾氏家乡或任官之地的情形。
唐以前饮馔著作基本上出现在黄河流域，或能反映北方饮食文化的历史地位。
日本著名食物史专家蓧田统先生曾撰《近世食经考》一文，他认为“宋代与前代比较，汉人的势力明显的向南方扩展。
但在日常的饮食生活方面，大体上仍然是唐代的延续”(5），近世化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地反应到厨房里面。
南方饮食文化发展，大致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同步。
尤其是宋室南渡，促进了京菜(河南菜)与江浙菜之融汇。
至明清时期南方饮食文化反而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方。
二、麦作发展与面食特色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粟、稻起源中心，自新石器时代即显现出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
粟、稻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或饭或粥基本上都是以“粒食”(6）为主。
故南方与北方在农业类型虽有水、旱作之差异，但在主食餐饮方式上并无多大不同。
北南餐饮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麦类作物的发展相关。
麦类作物，一般认为起源于西亚。
大约商周时期出现“告麦”、“登麦”祭礼，《诗·周颂·思文》有“贻我来牟”，被认为是天降嘉种。
小麦种皮坚硬，“粒食”品质不佳，至汉时董仲舒仍谓“关中俗不好种麦”。
随着粮食加工方法尤其是大型石磨的出现，出现了有别有“粒食”的小麦面食技术，小麦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
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历程，黄河中下游流域是宿麦的最佳适生区之一。
中国北方地区随着麦作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以面食为主，而南方受气候条件限制，或有“种麦则苗而不实”（7）者。
宋清间江南麦作有了很大发展，但稻麦田的水旱转换涉及复杂的工序与技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由于麦类作物对稻米生产仅起辅助作用．故南方依旧保持了稻米的“粒食”传统。
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的理论是什么
文昌市南阳农场学校 陈泽军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名言。
新的课程标准把德育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还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等诸育的和谐发展。
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教书育人。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
本人就以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浅谈一些见解。
一、德育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占重要地位。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培养讲文明、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而现行教材的编写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在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中《长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卢沟桥的狮子》、《落花生》等等各篇课文无不是思想教育极强的活的教材。
这些课文都在启迪学生的智慧。
陶冶着学生的情操，激励着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劳动。
从教材中可以看出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
所以作为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把思想教育贯穿在教学的全过程中。
依据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的特点，向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爱国教育、传统教育、使之从小就懂得做人的道理。
从我做起，从小做起，这样必能为他们的人生奠定下坚实的根基。
二、通过教师示范渗透德育教育。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决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教师自身的敬业态度，责任感，气质性格，道德修养，特别是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被学生有意无意的仿效。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师这种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每一位学生往往会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中体会教师的为人处事方法。
正所谓言传不如身教，尤其是责任感较强的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感化。
为此，本人在教学工作中，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塑造高尚的师德形象，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动学生。
三、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任何教学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互动。
德育也如此。
品德素质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宣教代替学生的德育实践。
应该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与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体验德育魅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传授知识中育好人关键要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掌握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性格等特征，根据其心理状况，年龄特征去进行教学，寓德育教育与教学中，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我在教学《长城》时，首先向学生介绍长城的雄伟壮观和长城的气魄雄伟，接着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体会修建长城浩大、艰巨的过程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以及作为中国人为有这样的长城而骄傲。
让学生了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体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四、充分挖掘课文的闪光点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每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中都有一项德育任务，也就是要求学生在学完课文后能油然而生出的一种感情，但在传统教学中，往往是由教师归纳出中心思想后，学生识记，久而久之，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等一些德育任务成了一句空洞的话。
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是感情型的，要以感情为主。
入选课本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其“闪光点”，即德育任务，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往往是通过或抓住其中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典型事例和人物来打动学生，震撼他们的心灵，从而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
把课文中的闪光点挖掘出来，使其放光，是德育渗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我在教学《倔强的小红军》一课时小红军宁愿自己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也不愿拖累别人的好品质。
教学时抓住体现小红军“倔强”的词语来和句子来理解，让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学生的感情不断得到升华，小红军的形象在学生的心目中逐渐闪光。
最后，再让学生设身处地地谈小红军，深入感受小红军那种顽强的革命精神，身心再次接受革命精神的熏陶。
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课堂上，学生是主体，德育渗透还必须得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把课文中高尚情操和闪光思想联系起来，综合在一起，让学生进行一些热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最后让他们作出选择，尽管选择各有不同，但无意中却让学生进行思想交流，互相取长补短。
如教学《她是我的朋友》时让学生针对阮恒的做法进行讨论，很快形成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认为阮恒这种举动是令人钦佩，从阮恒朴实的语言中体现伟大的人格。
第二种、认为阮恒是傻子，以为要把血输给小女孩，自己就会死，可还是让医生抽他的血。
针对两种不同的说法，教师充分让学生有争论的时间，并要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
不久，第一种说法的同学首先根据课文中描写阮恒几次举手又放手，最终还是举起了手的行动说明阮恒也犹豫过，但善良的本性使阮恒选择了救小女孩，然后结合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例子，终于把第二种说法的同学说的无以对答，也接受了第一种说法。
在这争论的过程中，这一课的德育任务已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学生已经认识到做人要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真诚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和认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学科特点，深挖小学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德育因素，点点滴滴，有机渗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达到德育、智育的双重教育目的。
习惯 教育家叶圣陶：什么是教育
叶圣陶教育理精髓，大致可概括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做人”——这育的宗旨、目标。
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
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
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
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
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
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
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
”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
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
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
”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
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
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
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
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
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
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
做人，怎么做法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
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
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
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
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
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
”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
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
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
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
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
叶氏在4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
”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
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
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
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
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
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
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
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
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
”“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
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
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
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
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
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
“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
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
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
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
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
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
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
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
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
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
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
”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
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
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
”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
叶氏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
”这样看来，在叶氏心目中，养成习惯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
第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
叶氏确认，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
习惯的养成靠自励，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
对于教育，叶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他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
”所谓“不需要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
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
在叶氏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则，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因此，叶氏进一步强调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
”叶氏曾经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学能力的重要。
从知识的广度上看，在现代社会要做个“够格”的现代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尽。
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为例子教给学生；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由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掌握，去扩充。
从知识的深度上看，人类的知识财富，其积累主要不是机械相加，而是发展演进。
因此，受教育者对于现成的知识，决不可“光知守而不知变”；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才是。
这种发现、改革、创新，是别人不能代庖的；必须在自学过程中逐步到达这样的境地。
要培养自学能力，教者就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
也就是说，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
叶氏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
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
”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
学生对于教师，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这是教育的失败。
要理解一个问题，依赖教师的讲述；要记录知识的要点，依赖教师的板书；要知道章句的错失，依赖教师的批改；再进一步，检查自己学得怎样，依赖教师的测试；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勿使放纵，依赖教师的管教。
这样下去，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吗所以叶氏竭力主张，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
这“时时不忘放手”，正是叶氏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
坚信教育的原则在“自求得之”，还须充分认识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内在潜力。
叶氏说：“善于启发的老师都把学生看成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
”学生，即使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木头，他总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某种基础，善教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这种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凭借自己原有的潜力去获取新知识，锻炼新本领。
而拙于教者，总是过低地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以致学生听而生厌、昏昏欲睡。
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实施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确定的。
叶氏说：“方法问题，我以为总不宜定于一（定于一相当于近年来流行的‘一刀切’）。
”而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其目标都应该是“达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学生培育成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他们的前辈的新的一代”。
第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纸上得来总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
而叶氏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须重视直观。
叶氏提出的“直观”，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
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叶氏认为，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
早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氏就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早早地去接触生活，锻炼生活能力。
在30年代，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尖锐地指出：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
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
直到现在，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教育必须重视直观，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
从学校范围内说，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从学校范围之外说，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再扩大言之，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
所以，叶氏的“直观”论，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
叶氏的“直观”教育，不仅指直接接触各种事、各种物，而且还指直接接触各种人。
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所以，叶氏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多接触品行端正的人，接触足以为人楷模的人，使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
叶氏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
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
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
”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
叶氏强调“直观”的效能，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
教育不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够实地去做，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更要诉诸人的情感，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才能激起波澜；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而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
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
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
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二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
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
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
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
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
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
”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
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
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
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
”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
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
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
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
”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
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
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
”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
”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
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
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
“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
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对后世的积极影响各是什么
孔子：儒家 春秋 仁、克己复礼、有教无类孟子：儒家 战国 民贵君轻、仁政、性本善老子：道家 春秋 清静无为墨子：墨家 战国 非攻兼爱韩非子：法家 战国 法治（注意不是法制）首先说一下儒家：引用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
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下面说一下法家：引用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
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
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
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
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
积兔于市，过而不顾。
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
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上面对法家的思想算是一个总体概括，思想体系为以法治国
接着应该是兵家：引用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 ”、“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
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 以众击寡 ”，“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等等。
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兵家的主要思想应该是诡辩
接着说说道家：引用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
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引用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 ，认为天道无为 ，道法自然 ，据此提出无为而治 、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
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
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
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师。
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
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
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
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接着说说墨家吧：引用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
（“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 ，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
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
《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
《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
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
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
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
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
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
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
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
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
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
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
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
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
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
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
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
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
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
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
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
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9*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
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
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
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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