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里面的客栈为什么定那么多规定
为什么不许她问呢
世上著名的小说，很多带有自传性质，作家将自己经历的血泪与欢笑扔进思想的潭中发酵，最终酿成芬芳的美酒，供人品尝回味。
读者顺着小说可以推想作家的生活，好比摸瓜顺着藤就比较省心。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钱钟书的名言悲观地诠释着婚姻生活。
看完《我们仨》，我第一个感觉是：事情有例外，由《围城》推论钱先生的婚姻状况一点行不通。
《我们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现实中，钱钟书与杨绛1935年结婚，并共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爱称“ 圆圆”），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他们在自己的“围城”中平静幸福地过日子。
杨绛在书中坦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 《我们仨》中描绘的钱家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三个人制造的幸福之家。
幸福的他们仨，来自于他们的单纯和快乐。
这快乐首先是从厨房开始制造的。
他们夫妇俩起初不懂得柴米油盐，杨绛原是苏州的小姐，钱钟书是无锡的“大阿官”，来到伦敦后他们就在房东家吃现成饭。
但最终，他们决定开拓新的生活，于是一起学做饭，学炒蔬菜，学烧红烧肉，学剪虾上的胡须，他们发现吃饱之后甚至不羡慕神仙日子了。
妻子生孩子出院时，钱先生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杨绛感动着想象着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其实每个人都深藏潜力，很简单，只要有心总能超越，总能制造无穷快乐与惊喜。
那个“大阿官”学会做早饭后，早饭总由他承包。
他烧开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做成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拿出黄油、果酱放在桌上，等待家人起床一起用早餐，或者干脆用一只带脚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杨绛的床前，让她禁不住在酣睡中跳起来享用早饭。
钱先生的体贴也许会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冲动：为自己的家人泡上一壶牛奶红茶，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单纯地坚持呢
所以，这快乐最让人动心的，是那持久的爱心和不断送出的温暖，那点滴累积而坚固不化的情感。
这单纯的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仨都带着一颗童真般的心，在一起做很多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仨》中我常常感觉到大作家钱钟书、杨绛以及他们当教授的女儿有很多童心未泯的开心时刻，像三个孩子般天真乐观地生活着。
钱先生常常不小心做坏事，有时打翻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有时把台灯砸了；有时是把门轴弄坏了，之后就苦着脸告诉杨绛，杨绛就告诉他“不要紧”，她会弄好的，他就放心了，很像做错事的孩子无奈地求助妈妈一样。
杨绛也果真全都修好了他弄坏的东西，像孩子更加信赖妈妈一样，他更加相信杨绛，彼此之间也因为这些温馨的细节累积起了牢固的信任感。
凡夫俗子每天疲于奔命，忘却了生活中简单天真的快乐，以“忙”为借口，甚至与家人也若即若离。
他们仨却天天在早饭后晚饭前并肩出门散步，有趣的是他们把散步当作“探险”，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看到不同类型的房子，一起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中的人流，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猜测各人的身份。
他们仨去吃馆子，不仅吃饭吃菜，还会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当作娱乐，以观赏和超然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因而三个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简单快乐的幸福，不能不说也蕴含着生活的大智慧。
我常常认为爸爸偏爱女儿始终如一，女儿也偏爱爸爸，但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爱人，留给爸爸的爱容易悄悄溜走。
但钱钟书和钱瑗是不管多大都能“最哥们”地玩在一起的父女。
钱先生在女儿出生时用了这样的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
”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也毛茸茸的感到很温暖。
父女俩会玩得很酣畅，三个人忍不住都要笑，笑到隔着肚皮，也能看到彼此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父女俩一同淘气，是玩耍的伴儿。
他们甚至探讨谁先认识杨绛妈妈的，女儿觉得自己是一生出来就认识妈妈了，而爸爸是长大以后才认识的。
杨绛一天又一天地为这对感情这么好的父女寻找共同点并为此惊叹不已。
比如，她肥嫩的小手小脚，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
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
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钟书翻书一个式样。
她观察仔细，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钟书也喜欢“格物致知”，常常在探险中能有所发现。
钟书在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圆圆看书看到可悲处就痛哭。
钟书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
钟书拙手笨脚，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
圆圆像钟书一样带三分呆气。
钟书不怕鬼，圆圆有乃父之风，黑地里不知惧怕。
我又想起杨绛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他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他们是尘世中一个奇妙的完美组合，他们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着同样的志趣爱好，都爱惜时间好读书治学，将这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学家，大学者。
杨绛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从容自在地阅读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有时客人的来访不免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她会为此在心里叫苦。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钱先生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
他们一起谈诗论诗，一同背诗。
钱先生后来由伦敦大学转入巴黎大学读书，这期间，他爱书如命，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他读中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从十五世纪一家一家读到十九世纪。
他们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
女儿十一周岁已读过《水浒》《西游记》等小说，在教导下还读文言小说，到哪儿都找书看，被她爷爷认为“吾家读书种子也”。
工作后女儿床头枕上总垒着高高一大叠辞典，沿着枕头横放着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
即便这样严谨治学，杨绛还是觉得女儿有点可惜，“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
”幸福就要彼此尊重，意味着给对方更多的心灵空间和自由，哪怕是天衣无缝的组合，否则就会自寻烦恼，与快乐无缘甚至鸡犬不宁。
作为夫妻，钱钟书与杨绛也吵过架，在出国的轮船上因为法文读音而吵架，结果输的人觉得很无聊，赢的人也觉得无趣，他们从此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但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商量，觉得没有争吵的必要。
回国后，对于钱先生的出路问题，杨绛陈说她的看法，并不干预，也不勉强。
他们平静，所以幸福。
幸福的他们仨常常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巴黎时期，杨绛得知自己的母亲去世，“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杨绛觉得没来得及报娘恩，恸哭个没完，钱先生百计劝慰，悲苦中让杨绛感觉到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钱先生有些害怕的时候，女儿用顺口溜安慰：“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妈妈焦虑的时候，女儿为其解惑，让其别胡思乱想。
父母病病歪歪的时候，女儿费尽心思做出好吃的菜，哄他们多吃两口。
晚年为了能让钱先生病愈，杨绛陪住医院护理，自己情愿脚软头晕，成为风吹能倒的人。
就像杨绛写的那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他们仨看起来平凡朴素单纯，实则善良智慧豁达。
他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
当然，他们待人是尽可能的像读书般读。
他们曾经饱经忧患，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却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浅斟低酌，从忧患中孕育出智慧，读通许多人许多事。
他们从来不唱爱国调，却在等待解放的日子里不愿逃跑，不愿去父母之邦，认为是文化人，就会爱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文字祖国的语言，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63年间这个家庭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战火、疾病、政治风暴……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家的意义在《我们仨》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
三个人互相陪伴着心上有依傍，觉得安顿。
“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只要是合家团聚。
他们仨因为工作而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离家的那个会写信很勤，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把心上的委屈都告诉对方，回来时也会把遇到的琐琐碎碎都搬回家。
他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牵心挂肚肠的离别，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发愿说：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他们仨三位一体，活得那么充实而有生命的价值。
我读《我们仨》，最感动的是这个家庭中荡漾着的那种亲情。
杨绛把最温馨的部分名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所写的却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
我能够想象她遥想当年时露出的少女的甜美微笑，幸福的记忆诱发的思念的眼泪。
然而生活不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满，以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结束。
“我们仨失散了”，一个欢乐的家庭走上了“古驿道”。
“古驿道”是一个象征。
这是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只是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
杨绛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作者的心声拨动我的心弦，我目睹了那些艰难岁月中他们仨身受的种种苦难。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
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
“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世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
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三个人幸福的“围城”变成了一个人的孤独“客栈”。
“就剩我一个人住客栈了。
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
” 以前屋子虽然冷，感觉到的却是温暖。
如今，在一个人孤凄的客栈中，没有老伴精心准备的牛奶红茶，没有笑浪，心上缺少了依傍，感到满屋子的冷。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杨绛的《我们仨》。
我想象着，夫逝女亡，一个人的客栈，一个92岁的老人，回忆着，记录着，觉得杨绛是一个坚强的人。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我们仨》创作背景，及杨绛先生生平故事
这本书是作者对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人的亲情回忆，记叙了一个知识精英家庭大半个世纪的家庭故事。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只有两页；第二部分《 我们仨失散了》用意识流写的梦境，冥冥蒙蒙，虚虚实实，亦幻亦真，可能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
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着墨的篇幅，娓娓道来的是一个家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个个日子。
在怀念往日的生活，杨先生的笔触总是平缓的，温暖而洋溢着淡然的味道，像秋天的落叶，像冬日的阳光，那样平静而柔和，即使如“文化大革命” 那段岁月，那段扭曲了人的心灵的岁月，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只不过对生活变化的一种适应。
据该书编辑董秀玉回忆，该书的最初设想，是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女士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到1996 年10 月，患病的钱瑗已经非常衰弱，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
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
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
这一停，钱瑗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
1998年，杨绛的丈夫钱钟书逝世。
一生的伴侣、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人物生平：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据人民日报李舫、发改委周南等多方消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5日凌晨逝世，享年105岁。
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6年，作品《吉尔·布拉斯》经大修大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
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
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
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
1992年2月，法译本《洗澡》及《乌云的金边》在巴黎出版。
1997年，杂志第5期《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十月》发表。
200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
2003年，她出版作品《我们仨》。
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周国平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评）故事：1、不打扰父亲午休，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
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
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
”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2、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
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
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
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 。
3、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
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
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
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结果被游街批斗。
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
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
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
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
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
”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
”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
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
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一个人临终前所说的话最能说明这个人的思想、精神和操守，有时甚至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和概括。
钱钟书、沈从文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临终遗言正是如此。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文化昆仑”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在临终之际留下的话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对于他的这一遗言，家属如实照办。
火化的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学生以及为数很少的几个朋友。
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
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先生将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钱钟书的身体上。
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
钱钟书去世后，著名学者余英时、王元化都认为，钱钟书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
钱钟书是一个智慧通达的人。
他一生淡泊名利，无党无派，对于世人趋之若鹜的名利他唯恐避之不及。
钱钟书内心崇尚自由，对于权势有一种本能的厌恶。
学者谢泳在一次谈话中说，钱钟书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又在新时代生活了这么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是一个超凡超俗的人，但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与钱钟书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在临终前同样表现得风骨凛然。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沈从文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坚强、隐忍、谦卑、谨慎。
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弱者。
其实不然，沈从文骨子里有一种倔强和自负。
他临终前的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证明。
沈从文生前有一个愿望，死后回归故里、守望家乡。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古城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
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沈从文自己的一句名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墓碑上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石后是他的妻子张允和的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沈从文为人低调、不事声张，一生恪守自由主义立场，不党、不群。
对待名利沈从文一贯的态度是——“戒之在得”。
钱钟书、沈从文两位大师都曾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贵与矜持，而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最好体现。
杨绛的名言轶事作文
时隔四年多新翻开《杨绛传》，杨绛先生中蔓蔓出来丝清凉绿意，就如春峭之时，枯树上冒出的第一抹沁人心脾的嫩芽，为我这个久日身处理工学校的学童带来一丝慰藉。
很多人流连于灼人的光芒，仰望着名人的光环，而对于杨绛的人生，我想借用朱自清的一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淡泊二字可以给很多人，但是真切地归到每个平凡人身上，又有几人可以真正践行呢
很多人了解到杨绛，都是因为“钱钟书的夫人”这个称号吧。
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他们夫妇被称为文学界的珠联璧合，伉俪情深，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路上，不管惊涛骇浪，不管命运如何摆布，他们始终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夫妇二人始终如一，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不谙事故，不了解他们的人就觉得他们有些孤傲了，但是他们自己劝慰彼此，太通人情事物的人必然也遭非议，所以何必
这一种泰然的豁达，常常可见于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琐事。
名利均是身外之物，他们欣赏庄子的清静无为，淡薄名利，顺应自然，修身养性，杨绛翻译出《堂吉诃德》，大使邀请她去做中方代表作交流，多次被西班牙的她婉拒。
杨绛身上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质朴与澄澈，让我反思，终日追求的彼岸，是否真的是一片净土，暂时的迷失眼睛，也没有必要苛求自己，很多东西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还没有走出这一片沼泽，是因为内心沉淀的东西还不够深厚。
就如，杨绛的一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的名称一样，就如杨绛，带着对生活淡淡的感念，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的内心。
杨绛出生于钟灵毓秀的江南水乡无锡，那一片灵秀的土地为她日后的人生给予着养料，她向来都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
但是传记中的两件事情，大大震撼了我的内心。
一是，抗日时期上海沦陷地的公交车上，她面对日军，不卑不亢，那种烈性甚至带着一丝挑衅，民族气节昭然若揭，竟然震慑到那位日军，他自感自己毫无气场与这位爱国女子对峙，只是装样吼了吼，就下了车。
杨绛生命里那种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在此刻爆发，也因为这一次，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前，她和钱钟书没有选择离开我们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引用了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无比贴切地说出了当时爱国文人心中的那个结，是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与祖国早就链接在一起了。
杨绛一凡往日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文革时，钱钟书被人莫须有地扣上“罪名”，她的反应之激烈，震动了当时她的同事，我想这一种抗议是并不是徒劳，它是呐喊，表现了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
外柔内刚，这就是杨绛。
在她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
如果可以握住你的手，愿你把这一种坚韧的力量传递给我。
当然，这只是单纯而不真实的希冀，浅浅微笑，笃笃追求。
一本书，书外面是我，杨绛的人格在书里面，写下的只是一零星感想，人的一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希望这一枝的绿芽可以在这个春秋不离不弃陪伴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