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名言警句中文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交往理性理论可以说是哈贝马斯思想肖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区别他与老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学说的理论。
他把凭借语言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了他的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体系。
一、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提升，他认为古希腊时期以前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 即认识的理性于整体世界之理性结构中仅能够识别自身，或者说理性赋予历史与自然一种先验思辨的特性。
这一时期的理性被认为是宇宙普适化法则或主体天赋之能力，并于自然与世界中贯穿自身、实现主体精神之合理的结构。
而“在欧洲传统哲学中，理性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
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即物质世界本身的构成方式，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精神赋予了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同具有的本质---认识主体的理性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识别自身。
”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缺失，因此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深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曾对“合理化”的概念有切中肯綮的描述。
并曾引用席勒的名言“解开世界之谜”作为“合理化”的注脚。
因此似乎可以说，合理化在消极方面就是化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 而在积极方面则是增加思想的系统性与一致性，“合理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加强人类对世界过程的预测与控制。
韦伯认为由于理性主义的态度与合理化的概念，推动了现代西方的经济、科技、政治、法律与军事等各部门，现代西方文化遂显现为一个整体“合理化”的过程。
然而缘于韦伯对西方文明的使命感，以及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广泛分析，他清楚地看到两个对立面： 西方传统的理想与价值（ 如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 与近代的合理化发展（ 如工业化、科层化） 的对立。
欧洲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使思想家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与社会组织都能循科技发展的模式不断地进步，以臻于至善。
因为在“预测与控制世界过程”下，所谓“合理化”的工具性格就昭然若揭了。
工具性的合理化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或韦伯行动论架构所称之“目的理性”（ 以精确的计算、目标取向） ,是以达到某一既定目的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文化设计的合理性，而对此特定之目的本身却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视之为既定的事实（ 所谓的价值中立） .然而此种工具理性所欲服务的目的---“主宰世界”在未加反省的控制与操纵下，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技术等等作为，遂与计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学万能的价值观挂钩，也与科技官僚、专家学者之被重用联系起来； 能够合理地决定目标与价值（ 驾驭工具理性） 的理性相对萎缩，于是工具理性有如脱缰之野马，无从驾驭，甚至有反过来控制人类历史形成的可能
哈贝马斯针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或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 与韦伯“合理化”产生之问题，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主张，对目的理性作出系统性的批判，他企图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交往行动中，找寻一个广泛的理性基础，作为迈向理性社会的指引。
在高度工业化、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只有在交往理性化获致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才不会堕落为一种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特别关注交往行为，工具性合理化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辅以交往合理化，则作为科技、工业主体的人群之共同意志无法形成，因而无法驾驭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最后工具“合理化”往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历史行程，或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
这样的理性不但自我否定，还可能奴役人类、摧毁人类的文明，因此建构一种拯救理性危机、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刻不容缓，交往理性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基本上循着三个向度发展： 首先，是将传统意识哲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并沿着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进一步为理性的概念重新定位。
其次，重新阐释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合理化”过程的反省。
再次，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异化”现象的产生加以批判。
按照其交往理性的概念，理性应该通过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而得到解释。
换句话说，理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在人们控制自然中的工具理性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理性。
二、交往理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一） 交往行为 有鉴于目的性、规范调节、戏剧行为对于行为中语言使用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是在考察了四种行为概念后提出交往行为概念的。
首先，哈贝马斯考察了目的性行为。
所谓目的性行为，就是指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下通过选择恰当运用即能带来成功的工具或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或造成一种追求状态的出现。
目的性的行为概念，是以行为者与特定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 目的性的行为者，是以一个客观世界为前提的。
其中涉及行为者的意见和行为者的意图两个因素。
哈贝马斯认为“对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作的表达，可以按照真实性和效用性的标准进行判断”; 即可以用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见是否合理，用有效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图是否合理。
如果行为者不是试图使自己的意图能够一步实现，或者在考虑效益时考虑到其他行为者的决断，目的性行为模式就会扩展为策略性的行为模式。
“策略性行为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目标为指向的行为主体，他们之间都力图以某种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过程，从而使整个策略游戏的结果对自己有利。
” 其次，哈贝马斯考察了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
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探讨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
所谓规范调节的行为，是指行为者在一定的规范条件下，必须遵循这种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
“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的一致状况”,“遵循规范的中心概念，意味着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动要求”.规范调节的行为不具有认识的意义，不要求预测事情的成败，而考虑行为的意义。
对规范是否适用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它的提出所根据的原理，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内部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认可。
由于规范调节行为是以两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前提的，规范调节行为就要求行为者既能对行为的效果负责，又对行为的意义负责，即提出了正当性的有效性要求。
再次，哈贝马斯考察了戏剧行为概念。
戏剧行为涉及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所谓戏剧行为，是指行为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观性，目的是使观众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并接受自己所表现的东西。
戏剧行为不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活动，而是一种吸引观众的自我表现活动，这种行为的关键是自我表现。
戏剧行为所表达的是主观的东西，是情感和愿望，很难评判其正确性和真实性。
但只要这种行为符合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观众便能领会行为者的自我展现活动，产生一定的观点和印象，对其戏剧行为进行客观判断。
最后，哈贝马斯着重考察了交往行为概念。
所谓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语言媒介作为前提，反映出行为者本身与世界的关联，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
“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的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
” 交往行为是一个多维全面的概念，它关涉三个世界（ 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而非前三种行为只关涉某一或某些世界，如目的论行为透过语言的间接交流，仅着眼于参与者自身的利益，而规范调节行为虽然建立了共识，也只是将此种共识付诸实现，再者，自我表述性质的戏剧行为中，语言转化为一种媒介，展现于具有特色的审美形式，唯有交往行为兼顾了三个面向（ 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 二）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用语，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具体的、通过经验能被经验到的周在世界。
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不能仅止于文化上的解释，更应包含使用象征符号的媒介，并将社会制度与人格结构纳入其中，成为以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构成要素为主的意义关系网。
文化是指交往行为者通过对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进而解释其依据的知识储备； 并于行动中传递与不断更新，且通过语言的诠释加以分享。
社会可理解为合法的秩序，透过此种秩序，交往行为者能够调整社会的整合，形成团体间的归属感、认同感。
人格则是赋予主体具有语言与行为的能力表征，能够进一步的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承担了以下三项功能，即文化上的传递、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个人人格的形塑。
首先，在文化的层面上，文化的再生产（ 持续发展） 涉及的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观念、思想、习俗文化产品的复制、传承的一再解释。
其次，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社会之所以能够统合，主要靠的是社会成员对互为主观共通的规范的遵守，藉由共同规范、共同价值来凝聚目标，而使人际的关系达到合法的秩序安排。
再次，在人格的层面上，个人透过社会化过程接受社会的价值，使社会行动者获取与别人互动和沟通的本事。
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
人类之所以能够交往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商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的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指导人类的交往，甚至可以说这使得人类交往成为可能。
进一步探讨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关联，哈贝马斯在二者关系构思上显现出的特点是： 生活世界揭示交往行为蕴含的知识背景，交往行为发生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并构成所有交往参与者的背景； 生活世界一方面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作为所有“信念的储藏库”,并为交往参与者所分享； 另一方面，此种生活世界的概念亦为参与者不同的背景信念所组成。
当活动尚未进行时，参与者的背景不一定会达成必然的共识； 更非以先验客观的理性预设交往参与者皆具有相同的抽象世界观。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产生，使得交往理性本质可落实于具体的脉络中，体现每一位行为者的多元价值普遍性。
哈贝马斯藉由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解，并将其意义加以扩大，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换言之，生活世界具有事实存在的特质，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透过互为主体意义下所共同诠释的世界，并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
（ 三） 普遍语用学 所谓普遍语用学，意指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性条件的重构，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学的重建研究。
藉由分析言语行为、交往职能、交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辨析其如何透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目标。
说话的语用功能是为了引出理性共识。
普遍语用学的目的在于确认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化条件，或者说是交往行为的一般性预设前提，以彰显言说者的沟通能力。
换言之，就是通过反思的方法建立一种普适化的规则体系，言说者必须确实掌握此种规则，以获得有效且成功的交往模式。
更具体的说，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主体，对于自身使用的言语具有自觉规则意识，对特定语用知识系统的重建工作，一方面可以符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确证可能相互理解的普遍性条件，以便进一步“达致理解”.他从三个层面来解释“达致理解”这个概念： “1. 在最低限度上，对话双方至少以同样的方式了解字面表达的意思；2. 要理解说话人想通过这个言说做什么事情，听者就得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个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3. 当听者接受一个言语行为时，说话者和听者是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同意： 规范正确性，命题真理性以及表达的真诚性”.这表征了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
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是“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动”. 在界定“理解”的本质时，他又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 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为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哈贝马斯提出要考察言语的有效性的基础。
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要求： 首先，可理解的诉求，指言说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交往参与者双方可相互理解其语句。
其次，真理的诉求，指关涉言说的命题内容是真实的，也就是交往参与者皆相信对方所言是真实的。
第三，正当性的诉求，指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双方的言说行动是正当得体的，即了解彼此的关系。
第四，真诚性的诉求，指言说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并使自己可为其他参与者所了解。
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当作普遍语用学的对象。
首先，他认为言语虽然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但是言语不是个人现象，而是为与交往者达成一致的社会行为。
他不同意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的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的分析，他认为“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
”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
他接受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划分，但是，他认为这两种言语行为不是分离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以言表意成分和以言行事成分，即是说，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双重结构。
在这两种成分中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成分，强调以言行事的力量构成所有语言应用的基础，即是说，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他的普遍语用学的重点。
三、结束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建构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完成了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
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理性规范的重建，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进行了自觉的变革，引入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概念，以理解范式（ 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范式） 或交往范式扬弃意识哲学范式，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通过重建理性来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为重新实现合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哲学领域的人物事例例如荀子的
陶渊明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
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
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
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
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
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
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
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
”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
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
是真性情的守护者。
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
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
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
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
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
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
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
他说过：落地为兄弟……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
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
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
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
我们看到——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
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
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
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爱国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一）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巨大力量，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
，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的根本要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爱国主义更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民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爱国主义这一面伟大的精神旗帜，就不可能有现在蒸蒸日上的新中国。
（二）爱国主义教育是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 青少年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思想意识形态逐渐趋于成熟的时期，因此广大青少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
对他们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对造就一代新人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正是在于在教学中，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科教学融为一体、相互渗透，使学生在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从而会更加努力学习，奋力拼搏，立志成才，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倡导爱国主义教育，还能陶冶学生的精神
想请大家帮我以“扬青春风采，铸忠诚警魂”为主题 想一个题目。
是为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的
青春梦中的那一抹绿
德国的哲学家有哪先啊
1康德Immanuel Kant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 2马克思 3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4黑格尔Lvilhelm Friedrich Hegel 5叔 Arthur Schopenhauer 6莱布尼茨 7海尔 Martin Heidegger 存在主义哲学 技术哲学的创始人 8雅斯培尔斯=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 Karl Jaspers !!!!!!教育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 9维特根施坦 !!! 分析哲学 10哈贝马斯=哈贝玛斯 Habermas !!!!!法兰克福学派 11阿多尔诺=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法兰克福学派 哲学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 12谢林!!!!! 精神哲学 13胡塞尔 !!!!!!创立现象学 14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诠释学 15费希特 Johann G. Fichte !!!!! 行动 16卡西尔=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勤 符号形式哲学 名著《人论》!!!! 17伽达默尔 !!!! 节日 18马尔库塞 !!! 法兰克福学派 19华特.班雅明=本杰明=本雅明=沃尔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 文化\\\/艺术作品 20费尔巴哈!!! 21鲍姆嘉=亚历山大·鲍姆嘉滕=鲍姆加登=鲍姆伽通!! 哲学家、教育家 美学之父 22斯宾格勒=斯本格勒=施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哲学家、史学家 23莱辛=勒辛!! 提出教育上亦有和谐原则 24约瑟夫.狄兹根=约瑟·狄慈根!! 《论逻辑书简》 25威尔什=沃夫冈·韦尔施! 审美人 26霍克海默尔=霍克海默 M. Max Horkheimer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 27彼得?斯劳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在德国公众的眼中，是目前仅次于哈贝马斯的德国哲学家 28西美尔=息默尔=齐美尔 Simmel !! 29施普兰格=斯普兰格=!!!将社会的价值总结为六大类 30马克斯-舍勒 !!! 31文德尔班!! 32恩斯特·布洛赫! 33施莱尔马赫=施莱艾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 ! 诠释学 哲学家和神学家 34塞巴斯蒂安.弗兰克! 卡尔·克劳斯 弗雷格 分析哲学的先驱 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布伦塔诺（1838～1917）Brentano，Franz 哲学家，心理学家 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 卡尔纳普 迈因策尔 Klaus Mainzer 哲学家、系统科学家 诺瓦利斯 鲍威尔（1809～1882）Bauer，Bruno 亨利希·奥伯斯 爱克哈特 Eckhart，Meister Johannes 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 曼海姆 (1893-1947)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创知识社会学 沃尔夫 《理性心理学》 提出本体论这一概念 拉察鲁斯 创民族心理学 纳特尔 鲁道尔夫·欧肯 得诺贝尔奖 人生哲学 赫尔德 包尔生 《伦理学原理》 鲁道夫斯坦纳 Rudolf Steiner 创Anthroposophy（人智学） 席勒 提出美育概念 保尔逊 冈斯·兰科 伊曼纽尔 欧根·卡尔·杜林 马克斯·韦伯 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 冯特(W.wundt) 哲学家,生理学,心理学家 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 弗洛姆 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爱的艺术》!! 赫尔巴特 He'erbate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联结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