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辩士学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一句名言。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言，主要是因为（
万物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
但是他从这种素朴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断言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可靠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根据各自的感觉作出不同的判断，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
因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
由此又断定知识就是感觉，主张只要借助感觉即可获得知识。
他根据这种观点,对传统宗教神学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什么东西。
普罗泰戈拉的伦理思想也具有相对主义特征。
他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表现出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命题。
普罗泰戈拉认为人以自身的感觉获得知识，也以感性的欲望和私利的追求作为道德的标准。
因此，道德是因人而异的。
他认为，道德并不神秘，正如技艺一样，它是人在从事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中的智慧的表现，它能调解家庭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城邦国家的事务。
他指出，公正、智慧、节制等是人们必备的品质，人和人之间应以尊敬和正义为原则。
他反对苏格拉底的先天道德论，主张德行可教，并力图证明德性不能凭天性或自发生成，它是一种可以传授并需经过苦心修养才能获得的品性。
普罗泰戈拉的伦理思想，在当时有力地支持了雅典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中所包含的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因素，也为后来的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展。
智者派由此引出了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有的为奴隶贵族专制作道德论证，有的得出奴隶制是非正义的结论。
“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这句名言出自 A．普罗塔哥拉 B．苏格拉底 C．柏拉图 D．亚里士多
普罗塔哥拉，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思想主张：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价值； 普罗塔哥拉说出了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人自身当作评判万物和世界以及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
传统哲学关于知识、真理、善、神、正确和正义等问题的论证和解释，在智者学派看来是不足和不够的，他们的这种怀疑主义思想和观念，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哲学思考必须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才能进行。
智者学派的这种思想和学说，导致了古代希腊哲学的一种转变，即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自然世界转向人本身，从理论批判转向理论思维本身。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塔哥拉这句名言体现的
留基波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隶主民主制的哲学概括，只有经过留基德谟克利特从宇宙论、认识论的高度上概括，才有智者学派把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从而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
该命题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在当时是一个震撼传统的思想解放。
“尺度”本来是南意大利哲学学派传统的概念，在古代，毕达哥拉斯斯的“数”或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都朴素地孕育于宇宙万物之中，因而“尺度”也就是在朴素意义上的万物的“规律”。
由于古代思想的朴素性，既然宇宙万物归于一个始基，于是“尺度”就自然地与始基相结合。
巴门尼德把万物与“尺度”分离开来，把“度”抽象化，使“一”、“必然”、“有度”、“逻各斯”成为“真理”，而万物之现象被贬为“意见”。
德谟克利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但保留了不可感的原子，与在虚空中组合成可感的万物相区别，万物的根本“尺度”就在“原子”与“虚空”本身。
普罗塔哥拉则更进了一步，根本否认巴门尼德的“一”，根据感觉主义认识论原则，把一切归结为人的感觉，于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不复存在，只剩了“意见”。
于是，“尺度”就在“意见”本身，人就是“尺度”和“原子”。
普罗塔哥拉的这个思想，一方面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包括德谟克利特在内的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希腊民主制繁荣的自然反映。
联系到当时历史环境，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句名言是当时希腊自由民的精神写照。
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对这句话区分了两种理解：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理解。
前者指可感之属性不存在于对象之中，后者承认存在于对象之中而只是各人感觉不同。
从原则上来看，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一致的，如果明确承认可感属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则就有真假问题，而普罗塔哥拉显然是取消了感觉的真假问题，甚至认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这样就取消了客观的真理标准。
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是个体的、感性的人，则这个“人”就不仅是“一”，而且是“多”，是统一“一”与“多”的“原子”。
人对待万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多元的、变化的。
这种“不同”归根结蒂是一种对立、一种矛盾。
感觉现象上的对立性的差异和变化是古代朴素的思想家坚信不疑的。
米利都学派、南意大利学派都承认这种对立现象。
毕达哥拉斯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把这种现象从客观上概括到哲学的高度，而智者学派则从主现上把这种现象提到应有的高度。
柏拉图记述了普罗塔哥拉这方面的思想，指出冷、热、甜、苦等感觉是相对不同的人说的，因人而异。
智者学派在这方面的贡献，不是仅仅停留在感觉上，而是扩大到语言即逻辑方面，认为凡事都有两种对立的说法（道理）。
后来，人们把这种说法概括为对一切正题都可以提出反题。
应该说，在普罗塔哥拉的心目中，这种对立的语言并没有真假问题，因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表达这种感觉的命题也都是真的。
可见，在这个理论中，孕含着一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的劣根性，而事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但在普罗塔哥当时，其主要意义还在于揭示矛盾的必然性，其作用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辩证法不差上下。
“人是万物的尺度”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理解。
积极方面说，个人是全知的，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切；消极方面说，个人是无知的，对于客观存在一无所知，所知者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们认为，后者是古代的倾向，而前者是近代才出现的倾向。
我们从古人对感觉的朴素理解，如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持的影像说等，可以看出，在这些古人的心目中，我们的感觉与真正的对象不同，是经过感觉器官、空气等自然环节的，因此已有所改变。
因此，“神不可知”的思想是普罗塔哥拉“存花不可知”的潜在思想的普遍化，也是德谟克利特“原子”不可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普罗塔哥拉把这种反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贯彻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便是所谓约定论。
按照普罗塔哥拉的约定论的历史观，人们不应当用神意去解释国家、法律、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应从“人”出发，把国家、法律、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理解为人的约定的产物，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
当人们觉得某种国家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对人们有好处时，它们就得以存在，被认为是合理的;反之，当它们不符合人们的利益的时候，就是不合理的，人们就应当敢于废旧立新。
普罗塔哥拉仅仅把人的需要、奸恶看作是国家法律、道德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当成衡量国家、法律、道德的标准，这是片面的，是一种唯心史观。
但这种约定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对神意决定论唯心史观的否定，破除了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思想的权威，论证了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精神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从认识论方面看，普罗塔哥拉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是对爱利亚学派的唯理主义、绝对主义的反动。
两派从不同角度突出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两方面，这在认识史上，应该说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但从认识的全体上看，则都是错误的。
普罗塔哥拉着重强调了感觉在认识中的地位，看到了感觉的相对性、主观性方面，但却又忽视了理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忽略了认识的绝对性、客观性的方面，陷入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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