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了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有时候有些事就差谁去捅破那张纸而已，自己明白就好了。
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写过那些小说
1962年11月，经亲自批准，杂志发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
据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
著名诗人、杂志主编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
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
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
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
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
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
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
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
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索尔仁尼琴为何对中国不友好
几年前《大国崛起》在国内热播，其中讲到俄罗斯崛起的源头，那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
彼得大帝将地理上更加靠近欧洲的彼得堡做为首都，亲自到欧洲微服考察，引进欧洲文化，强令俄罗斯贵族剪掉野蛮的大胡子，要像欧洲一样文明地刮胡子等等。
索氏的观点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完全相反，他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
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
也不完全是。
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
的确，东正教来自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
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
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
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
也不是。
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
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即“向后看的反专制”，在俄罗斯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
我认为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
\ 索尔仁尼琴的确有高瞻远瞩的地方。
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
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
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
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
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
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
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
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 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
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
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
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在我看来也没说到点子上。
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
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
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
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
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
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 我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
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
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
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
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
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
还是北洋政府时代
还是康乾盛世
还是郑和“七下西洋”
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
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
还是汉唐气象
还是秦始皇帝
还是三皇五帝
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
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
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
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
\ 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
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
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索尔仁尼琴的的人生经历都包括什么
没有什么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充满庞大的喧哗与骚动，在那样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尊严、信仰不堪一击，他所为我们做到的，就是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无论在何时、在何地，都是高贵不容侵犯之物。
所以有了《古拉格群岛》，一个时代或者说整个时代承担灾难与创伤的人类群像，专制的群岛和流血的灵魂彼此抗衡，在这样一本书里，记录着我们闻所未闻的惨痛，如同潮水淹没头顶，令人无法呼吸。
它并非简单的记述，是剥离外壳，袒露内核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