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胡适的原话是什么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鲁迅的日记看，是始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1923年和1924年。
1924年以前，他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
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
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
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
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
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
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
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
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
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
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
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
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
李斯和秦始皇是什么关系
一、关系：李斯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
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
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二、简介：1、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
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芦冈乡李斯楼村）人。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
被任为丞相。
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 ；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 。
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2、秦始皇（前259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又名赵正（政）、秦政，秦庄襄王之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也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康熙王朝中的管理学
康熙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他的统治下，清朝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鼎盛王朝。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功企业的成长史，我们可以从中学到颇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领导技巧。
如果说康熙是一个企业的董事长，那么成就他伟业的风云人物，如鳌拜、吴三桂、郑经、噶尔丹就是大清企业的竞争对手，索尼、遏必隆、苏克沙哈、索额图、明珠、周培公、姚启圣、李光地等等就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从康熙统治大清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解决企业问题的办法。
1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大清是在马背上崛起的帝国，为了江山的世世代代，孝庄与顺治从小就对接班人玄烨进行定点培养：一是最严格的素质培养，每天玄烨都要背诵120遍书，苦练骑射；二是强调实践，玄烨从小列席朝堂，耳濡目染学习领导技巧、管理知识；最重要的是传承了家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因为董鄂妃的去世，大清集团董事长顺治伤心不已。
他甚至要放弃董事长的身份。
感情用事会让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顺治克制自己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以他的才能是能成就一番伟业的。
顺治轻易放弃祖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事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万念俱灰的顺治试图自杀，抛弃他的家族事业，抛弃他的家庭，挫折是最好的老师，如何面对挫折、战胜心魔，是企业家必修的一堂课。
成功的企业家应该越挫越勇、越战越猛，但顺治选择了逃避。
顺治对待挫折的消极态度为继承者玄烨做出了一个坏榜样。
4 在中，顺治总结了自己多年来所犯的过失。
是顺治触及灵魂的反思，他不仅是总结过去的教训，更是对后人的警醒，更重要的是它给玄烨指引了未来的变革方向。
的作用在于：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球的员工的谅解，建立独特的个人魅力，同时也能为未来指引方向。
任正非、马云等企业家都曾经给员工写过公开信。
5 四人辅政是权力平衡的产物，也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为了让这四个人能尽心辅佐康熙，孝庄将平衡之术运用得淋漓尽致：一是她极力保持势力上的平衡；二是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三是充分掌握四个人的弱点；四是积极培养核心中层团队；五是通过借势来打压势力突出的一方；六是保持绝对权威和绝对领导权。
6 康熙与孝庄对鳌拜的核心骨干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处死吴良辅是为了剪除鳌拜的羽翼，重用济世是为了用起长处。
对待竞争对手的人才有四个标准：一是能否为我所用；二是品性是否端正；三是能否以公司利益至上；四是是否有真才实学。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站错队不重要，有缺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创造价值。
7 科举考试是大清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相对于举荐制、顶职取仕制，科举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才制度，它让许多普通人有了晋升的机会。
但科举制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它将一些读书不多但时间经验丰富的实干家排除在外，例如周培公。
8 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公私不分是高级管理者的大忌。
鳌拜之所以成为孝庄和康熙的眼中钉，不在于他的功高盖主，也不在于他的势力多么强大，而在于他从来不考虑大清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为了一己私利，鳌拜不惜代价消灭异见者，甚至牺牲大清的利益。
公司利益至上，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不管鳌拜立过多大的功劳，如果不能做到公司利益至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高级经理人。
9 联姻索尼让康熙的权力大大增加，而鳌拜的势力也因此大大削减。
善借势者让成功早来十年，善借势者往往能够以弱胜强。
在各种借势策略中，联姻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
对内与高管层结亲，对外与蒙古各部和亲，通过联姻，康熙一方面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扩大了大清的势力范围。
10 功高盖主不可怕，功高胁主、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可怕。
作为一个功高盖主的功勋员工，鳌拜应该怎样摆正自己的心态
第一，事实为公，不谋私利；第二，推恩施惠，将功劳推给上级，把利益分享给下级；第三，避免拉帮结派。
可惜的是，鳌拜一样都做不到，而鳌拜事事都以“劳苦功高”作为筹码，寻求个人利益，从这点看，鳌拜不仅功高盖主，而且功高胁主。
11--13 善扑营是康熙倾力打造的执行团队，他堪称是高效执行团队的完美的典范。
高效团队有几个特征：一是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二是执行力强；三是完美的配合；四是抗压能力强；五是无比忠诚。
康熙善扑营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大清的中坚力量。
14自大清并购大明之后，吴三桂就一直掌管西部市场，手握重权，在所辖区域享有极高的威信。
由于分公司权力太大，吴三桂逐渐脱离了总部的管控。
对待这样手握重兵、权倾一方的经理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蚕食策略，慢慢扶植他的亲信，拉拢他的部下，逐渐分散他的权力。
15 藩王坐大而造成的“弱总部，强地方”是很多企业的心头之患，历史上的七王之乱，朱棣造反都是因为削藩引起的。
苏东坡认为削藩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想清楚利害关系；第二步是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第三步是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6 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是因为经验不足。
同样的错误犯两次以上，是因为能力不足。
犯错误的前提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因为品行不端。
对经验不足的员工要开导教育，对能力不足的员工要强化培训，对品行不端的员工要坚决辞退。
周云龙就犯了两个大忌：一是贪污，二是欺瞒。
康熙处理周云龙的作法值得管理者借鉴。
17 民主和集权，到底哪种管理方式好
过度的民主会导致效率低下，而过度的集权很容易让企业领导者犯大错。
18 朱国治是康熙制约吴三桂的重要力量，朱国治是大清职业经理人的榜样，他不仅处处将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敢于直面困难，用于承担责任，具有牺牲精神，最重要的是胸襟宽广，能推荐比自己能力强的周培公。
得到朱国治这样的人才，是大清集团之福。
19 吴三桂的性格注定了他惨白的结局。
他太看重个人利益，仅平西一处的开销就花掉了大清三分之一的资产；他太投机，在大清进攻大明的待价而沽；他太不守信，因此无法与耿精忠、尚可喜结成攻守同盟；他太精于算计，使得他在是否首付长江以北市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这些性格缺点使他与康熙的对决中错失良机，功亏一篑。
20写过两句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意思是在危机时刻才能看得出忠臣的赤诚之心。
在一个企业里，没有什么比忠诚更重要的，一个不忠的人能力越高，他给企业所带来的伤害越大。
吴三桂的不忠诚，使得大明垮台，差点让大清覆灭。
所以康熙再选拔员工时，首先取其忠诚，而后取其公允，再后取其能力。
他为什么不干重用汉人员工，是因为他担心汉人员工不够忠诚。
朱国治称得上“诚臣”的代表。
21 颇具才干的周培公获得了重用，科举制度虽然能选拔出优秀人才，但是过于注重文采与策论，无法将周培公这样的实战派人才纳入囊中。
该怎样破格提拔人才呢
一是才能获得大多数认得认同；二是要制定破格选拔的标准，标准不能太过随意；三是要给他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
当然，破格选拔不能过于频繁，否则会伤害员工的感情，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22 逼管理者站队的做法其实很愚蠢，这会造成团队的分裂。
在决定未来命运的，逼管理者站队，所起到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因此，王辅臣在攻打吴三桂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是情有可原的。
对待摇摆不定的管理者，可以采取三个办法：一是晓之以理，二是诱之以利，三是动之以情。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一定要信守承诺。
23 周培公将骄横的八旗贵族子弟打造成了一纸虎狼之师，他主要有两个绝招：一是用铁律政府他们的骄傲和散漫；二是用纵容激活他们内心的贪婪与凶狠，纵容虽是很好的激励手段，但只能用在非常时期，平时不可乱用。
24 周培公被弃，许多人认为这是康熙卸磨杀驴。
康熙为什么要将天大的功劳给图海，是因为大清很早定下一个原则：武靠满人，文靠汉臣。
康熙如果让周培公立下天大的功业，必然会对满人的积极性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打破势力的均衡。
满人是大清的根基所在，也是康熙的嫡系部队，从全局上看，康熙弃用周培公是有利于大局的。
25 合纵连横就是大清变强变大的重要原因。
从策略上说，联合弱国，能阻止强国兼并；联合强国攻打弱国，可以加快兼并进程。
大清将这两个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一方面通过联姻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各个拉拢的方式分化蒙古同盟。
在合纵连横之下，康熙在蒙古的地位牢不可破，为收复噶尔丹奠定了基础。
26 姚启圣是典型的“恃才傲物”型人才。
对待这样的人才，要有几个策略：一是以德收之，也就是花时间、精力去感化他；二是以能服之，即在才能上将其彻底征服；三是恩威并用，对其充分授权，但要制定较高的目标，让他签订军令状；四是适当的时候挫其锐气。
康熙正是通过这四个办法，一步一步让姚启圣所折服。
27 姚启圣迁界禁海虽然牺牲了大清的部分利益，但对郑经却是致命打击。
这种做法常用在企业竞争中，比如价格战。
在市场中，实力强大的企业通常采用低价战略，将竞争对手拖入价格战的深渊中。
、就是通过价格战来抢夺市场的。
虽然在短期内牺牲了利润，但是换来的是规模的不断壮大，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
28 剃发、登岸、称臣是康熙与郑经谈判的底线，这一原则其实也是企业并购的三原则。
削发易服其实是要求认同大清的企业文化，并购最大的难题是文化，从皇太极开始，大清就要求员工剃发，否则“留发不留头”；登岸则是要求领导层推出权力中心，融入到大清的团队；称臣则是要求移交管理权，服从大清的统一管理。
29 大清等级森严，管理层级太多，一些底层员工的好建议往往在中途就被废止了，很难传达给最高管理者。
由于流程太多，康熙要获得真实的市场信息很困难。
风闻奏事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风闻奏事权的员工可以直接将公司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直接汇报给CEO。
康熙就是通过此制度，才得以全面了解整个大清的具体运营。
风闻奏事是秘密进行的，这无形中给管理层带来了一定压力，让他们更自律、更具有危机感。
康熙通常将风闻奏事的权力授予给那些信任的甚至基层管理人员，比如施琅。
30 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儒学可以说是做成功的企业理念。
一个成功的企业理念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获得公众的最大认同；二是影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与行动；三是激发企业活力，促使企业发展。
从两汉到明清，儒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乎所有朝代都以儒学为核心理念，其影响面之大、群众基础之深无可替代。
以仁为本、崇尚儒学定为大清的企业理念，不仅能获得最大的员工认同，也能管好前明的员工。
31 索额图不顾姚启圣、施琅的反对力主攻台，实际上反映的是领导要坦诚对待自己的短处，不嫉贤妒能，心甘情愿搭舞台；其实是要充分放权，主抓宏观，具体事务要放手；然后要有驾驭人的能力和战略；再次是要有畅所欲言说真话的氛围；最后是要尊重内行，尊重行业。
32 索额图公台大败，原因在于听得见炮火的人没有决策权。
只有在一线市场上听到“炮火声”的人，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商业战场上打出漂亮的胜仗来。
作为拥有决策权的董事长，一定要亲自站在能感受到市场信息的地方。
33 团队冲突虽然可怕，但实际上一团和气才最令人担心，因为一团和气的团队里，漠不关心和精神懈怠随处可见。
GE公司前任CEO认为开放、坦诚、不分彼此以及有建设性的冲突是团队合作成功的必须要素。
苹果准备进军手机领域时成立了两个充满竞争的开发团队，正是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才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iphone手机。
34 姚启圣与施琅的冲突是由两人在攻台策略上的分歧引起的。
管理者冲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事冲突，它是由于两人在具体事务的认知差异引起的，就像姚启圣与施琅的冲突；一种是个人冲突，它通常是由个人问题引起的，如索额图与明珠的矛盾。
任务冲突好化解，关系冲突难开导。
遇到下属冲突时，企业领导者要秉持三个原则：不能侵害组织利益；如不是工作矛盾，不要轻易介入；对恶意制造矛盾者绝不手软。
35 康熙祭拜明孝陵，目的是为了收拢人心。
长久以来，大清的关键职位大都由满人担任，满人员工在福利，还是在职位上，皆实行世袭制度。
大清在用人制度上不公平，严重影响了汉族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周培公被弃，引发了汉族员工的不满，许多汉族员工开始怀念大明，虽然在崇祯的治理下，大明千疮百孔，但至少汉族员工有相对公平的晋升机会，而大明存在了三百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大明的文化氛围和用人制度。
为了寻求这些人的情感认同，康熙不仅祭拜了明孝陵，而且重用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汉族人才。
36 康熙处罚魏东亭，可以看到他在人才犯错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和原则：一是实行有功即赏、有错即罚的原则；二是不分亲疏，公平对待；三是目标至上，以结果说过。
虽然魏东亭的渎职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只要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魏东亭就要受到处罚。
这似乎对魏东亭有点不公平，但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对康熙来说，公司利益比私人感情更重要。
37 索明二人逼李光地站队，是派系斗争的典型表现。
派系斗争如果不加以控制，对企业的危害是致命的。
派系斗争超出了内部竞争的范畴，虽夹杂着大量的私利、情感与阴谋，导致有能力的人才得不到重用，派系斗争破坏了公平的价值体系，严重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李光地就是典型例子，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因为党派斗争而逐渐衰亡的，比如大唐、大明等。
38 御驾亲征、微服私访是康熙与其他企业领袖的最大区别。
通过御驾亲征，康熙提振一线作战部队的勇气与信心，利用微服私访，康熙全面了解到企业最真实的信息。
虽然两者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为了倾听一线的声音。
不过御驾亲征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不能乱抢指挥权；二是提供充足的粮草和资源；三是要有必胜的把握，没有把握的战争最好不要御驾亲征，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39 事业与家庭发生矛盾时如何抉择
在生死关头，康熙做出了与其父亲顺治不一样的选择。
对康熙来说，家庭是家庭，事业是事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历史上除了，凡是后宫干政的，朝廷治理得乱七八糟，后宫干政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夹杂着各种扯不清的私利，形成了不同利益的小团体。
这些因素会让最高决策者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容妃和蓝齐儿有这样悲惨的下场，是因为她们试图影响甚至改变大清的战略。
40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品格在于诚实。
CEO杨元庆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生存的根本，决不能因一时之利而损长远大计，对于不守诚信的人要坚决清除出队伍。
康熙最痛心的不是胤褆冒进被擒的事实，而是他的谎报与瞒报。
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大阿哥从康熙的继任者名单中被划去了。
41 康熙奉行宽大为政，以恕待人的原则。
康熙的恕道让他成为了一个有人情味的领导者，也为其获得了遇事优容，明通下情的好名声。
不过，康熙的恕道并不是姑息纵容，而是有一种有原则的宽容，他的底线就是公司的基本制度，任何人想要驾驭与制度之上都是绝不可以的，比如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一定要受到处置的。
42 正大光明是康熙所奉行的另一个管理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透明化的企业里，各种潜规则是去了生存的土壤。
无论从金鱼的哪个角度去看，都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缸内金鱼的活动情况，这就是管理的“金鱼缸法则”。
晚年，康熙意识到了透明度管理的重要性，自从挂上了“正大光明”牌匾后，正大光明成为了大清的核心理念之一。
4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是否充足，决定着战局的成败，萧何“给馈饷，不绝粮道”，所以，刘邦才能大败项羽；曹操绝袁绍粮道，所以大获全胜。
两军对决，拼的是粮草，而决胜市场，品的往往就是资金流和物流。
很多企业一夜之间垮掉，大部分都是因为资金链、供应链出了问题。
因此，要在市场上大胜仗，就必须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流和完善的物流体系。
44--45 康熙为何选雍正继承大统，有几个原因：一是性格坚毅，敢承担，负责人。
所有阿哥都推辞了，但雍正不仅没有推辞，而且在重重压力下完成得非常出色，这说明这个人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有超强的抗压能力。
二是雍正善于打造人才，雍正能将李卫这样的乞儿变成了人才，而八阿哥却把伯安这样的烂泥视为了骨干。
三是公司利益至上，雍正死前，国库里有五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靠追逼亏空得来的。
而康熙死的时候国库才有七百万两白银。
四是教子有方，雍正对儿子弘历实施了严格的教育，康熙很喜欢这个天资聪慧的孙子，他简直就是康熙的翻版。
46公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葬于景陵，庙号圣祖，享年六十九岁。
公元一六五四年，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一生政绩卓著，智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葛尔丹。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
玄烨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乾盛世，也由此发端。
康熙皇帝玄烨因其文治武功卓著在位长久，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
从《康熙王朝》谈企业的管理之道 自来有句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不论是国，还是家，甚至于企业。
领导者都像康熙学习。
看这部电视剧的最初本意只是想看，后来变成喜欢看，是因为有很多剧情让人感动，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看这部电视剧做为不定期的工作计划了。
原因是，从这部剧中的很多事件上，都与我们现实中的企业管理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修身，在康熙从小开始研读孔梦老庄，经史子集，博览群书。
不断的提高自已的素质。
而且，即使国务繁忙，日理万机甚至国家动乱之际也不忘经筵日讲。
二：齐家，康熙有严格的规定：后宫不得干政。
同时对于其众多子女也是管教甚严。
三：治国。
康熙在治理国家及臣工管理方面圣明让人称道。
无论从选人，用人，育人等方面实在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对于周培公来说有失公平。
但也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
而且，面对索额图和明珠之间的党争一事，他听取了孝庄的教导。
不但没有被党争乱政。
反而合理的运用了其中的优势。
对治理国家做出了很 多贡献。
四：平天下，康熙当政期间的几十年中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了很多的英明之处。
虽然也有过冲动和急功近利。
但最终还是化险为夷。
1：除掉螯拜——厚积薄发。
忍辱负重，计划周密，沉着冷静。
虽然表现出了多疑，但以当时的情况也可算得上明智之举。
2：裁撤三藩——虽有急功近利险。
也曾拟诏退位，但其知人善用，敢用，同时适当的放权。
最终以周培公，图海这一文一武二将几万家丁打败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
3：收复台湾——在启用姚启圣和司琅这两件事以及在禁海一事而面满朝文武大臣反对的形势之下，他力排从议，坚持到底，表现出了让人不得不佩服的人格魅力， 4：剿灭葛尔丹——忍痛割爱，将蓝齐儿嫁给了葛尔丹，采取缓兵之计，不打无准备之仗。
从以上几点来看，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国家的生发展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我个人认为，此部电视剧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不失为良师益友。
从《康熙王朝》悟企业管理之道 顺治出家之前，整日与僧人行僧参禅讲道，不理朝政，致使许多危急的奏折无法批阅，辅政大臣索尼等焦头烂额，天下将要大乱之际，皇太后孝庄命令索尼等内阁大臣停朱批，行蓝批，缓解了许多危急…… 其实，这一段对企业管理者大有借鉴之处，虽然顺治皇帝最后还是出家了（顺治出家的说法颇有争议，暂以剧情为准），但是却能悟出许多管理之道： 其一，顺治无暇顾及奏折，就会酿成天下大乱，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企业都存在，老总只要不在家或是无暇批阅文件，公司的许多工作就立刻开展不下去了，要么就是老总虽人在外但是电话不断，更有甚者，老板一个人好几部手机同时响起，一时半会忙的焦头烂额。
成功的管理者，都会有一套管理办法，但凡自己出差之时，就会指定相关代理人，或是将工作交由相关负责人代理，这样以来，自己在外出差也踏实，另外公司的事务又不会延误，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的下属，历练了自己的团队，给团队和下属以充分的信任，这样团队和下属才会成长的更快，不论出了什么问题，相关的下属都能独当一面。
有时候，该放手时就适当的放手，“权力下放”，这是对下属最充分的信任，“士为悦己者死”，老板信任，这比任何薪水和职位都更能留人，无为就是有为啊，从这点上来说，顺治不是为成功的管理者，你要讲经论道，最起码不能让“天下大乱”
其二，皇太后孝庄命令索尼等内阁大臣停朱批，行蓝批，实乃明智之举，这也是大清律令之中值得管理者借鉴之处。
其实，在很多企业中都有这样的先例，很多老板为了防止管理者、包括自己独裁，组成了类似西方议会这样的委员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委员会决议，这样不仅减少了决策失误，而且在自己外出之时企业依旧能够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让企业的管理者们都参与了企业管理。
这样不仅企业老总不用那么劳累，减少了决策独断的风险，而且作出了成绩还是企业的，又何乐不为呢
有一套制度体系，无论当家的在不在，企业都能够正常运转，这才是管理的高明之处。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灾难
是人文上的吗
人文上的大灾难有三次1 五胡乱华西晋的民族政策上袭东汉，将那些在蒙古高原战争失败的胡人收留在境内，而且拒绝仿效管仲的策略，而是让他们聚居，并且给予他们远多于普通汉民的土地供其放牧。
随后，司马氏治国失当，八王内战。
八王内战时雇佣大量胡人作为雇佣军打仗。
八王之乱结束后，胡人雇佣兵获得了西晋官方赋予的装备和组织性，开始造反，摧毁了西晋政权。
西晋残余势力扔掉北方民众南逃健康（南京）建立东晋。
最先造反的是匈奴族，跟随的是羯族和羌族。
匈奴族的刘渊建立汉赵刘渊死后石勒杀刘渊子侄建立后赵石勒死后石勒义子石虎杀石勒诸子侄为后赵帝石虎死后，冉闵杀尽石勒、石虎子侄自立，后颁布杀胡令杀尽华北羯族、匈奴族北方鲜卑慕容氏南下，冉闵血战多次后战败被俘就义，鲜卑建立燕西方被东汉、西晋收留的羌族、氐族逐渐兴起。
氐族、羌族原先臣服于羯族，后冉闵起兵后多次与冉闵大战，被冉闵打的大败亏输。
鲜卑虽然击败冉闵却也损失惨重，氐族在西北击败了羌族，然后东进击败了鲜卑，氐族苻坚一统北方苻坚南下讨伐东晋，被东晋大将谢玄在肥水大败；苻坚收服的鲜卑、羌族纷纷趁机造反，斩杀苻坚，北方再次大乱。
然后就是鲜卑拓跋氏南下，与取代东晋的宋、梁、陈南北对峙，形成南北朝。
五胡乱华是华夏文明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灾难，险些亡国灭种的大灾难。
人类历史上无数辉煌古老的文明就这样在野蛮人一波波的攻势下分崩离析，著名的如罗马帝国，不著名的如苏美尔、古埃及、巴比伦、亚述。
幸好其中出了一个冉闵，冉闵自立时，中原胡族人口六七百万，汉人人口四五百万，如果不是冉闵屠杀了大量胡人，恐怕汉族就要灭种了。
而冉闵的大屠杀，让畏威而不怀德的胡人大骇，从此不敢肆意屠杀汉人。
2 崖山日落孟珙、吕文德、王坚等大将在南宋边境上苦战数十年，王坚更击毙蒙古帝国大汗蒙哥，迫使蒙古帝国全面收缩进行汗位内战----------穆斯林的马木留克帝国，东欧的波兰人都因此受救。
而襄阳城，更是承受了半个地球文明人力物力的猛攻数十年，最终吕文德病死后才陷落。
襄阳陷落时，南宋正好面临严重的内斗：贾似道打算加税以筹集军费，士大夫们宁可亡国也绝不同意。
蒙古大军正好顺势而下，南宋士大夫们也顺势投降。
少数不甘者，奉南宋理宗的两个孩子逃跑，可惜张世杰虽然忠勇却不通水战，连战连败，最终在崖山与蒙古军决战惨败。
陆秀夫宁死不做俘虏，背负着9岁的小皇帝投水自尽。
史称崖山日落。
3 甲申天变万历十五年后，太阳黑子异动，整个北半球开始变得寒冷少雨，史称小冰河纪。
其实明朝财务困难，又因为小冰河纪引发的气候异常，北方宁夏、南方贵州先后爆发叛逆，雪上加霜的是倭国的统一了日本后打算西征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
万历皇帝这三次大规模的征战，在中国历史界被称为。
打仗要花钱，花很多钱。
可是国家财赋不足，朝廷的士大夫们于是建议万历皇帝加税，万历皇帝拒绝加税（田税），因为他知道气候恶劣加田税会让老百姓造反的。
士大夫们义正言辞的告诉他，只要他万历皇帝亲君子远小人，太阳自然就不会有黑子，小冰河期必然提前结束（喔，历史上儒士们说，亲君子远小人天气就会正常，儒士们不懂黑子和冰河期什么的）。
邪恶的大魔王万历皇帝拒绝听从儒士们的劝谏，决定开征商税、矿税以筹集军费。
天下大乱，嗯，编撰史书的儒生们说，天下大乱，尽管没有起义只有民变，但是儒生们依然说：民怨沸腾。
万历末年，东北的建州女真兴起，派去平定建奴的是一位著名的水利学家，嗯，战败了。
万历皇帝启用熊廷弼，开始逐步扭转局势。
但是万历病死了。
后来的东林党搞得什么三大案都是屁事，懒得说了。
反正万历死后，明军步步败退，一直败退到山海关附近的宁远。
总体来说，明朝后期，中国的军事制度开了倒车，本来严格的军制被儒家文人们搞得乱七八糟，居然来了个家丁亲兵制，一只几千人的军队，真正能打仗的只有主将的百余名亲兵家丁-------儒家文人们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在明末招了报应，明军战斗力大减，难以讨平建州女真，逐步丢掉了整个辽东。
但是此时，明帝国对于建州女真的战略优势依然明显，虽然国内是严重的小冰河期，可是万历、天启两任皇帝都拒绝在灾年向北方农民加税，而是在南方向繁荣的商业征税。
因此国内尽管民变频频（大多是经商的儒家士大夫们煽动的），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内部稳定下，哪怕边境小败也问题不大。
这时，天启皇帝死了，上来了一位非常勤政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非常勤政，也非常的信奉儒家思想，更信任儒家文人，坚信只要自己亲君子远小人，太阳一定能够没有黑子，小冰河期一定能够提前结束。
信任儒家文人的崇祯皇帝，开始在北方加税（万历天启年间都是在减税的），嗯，陕西是重点，因为万恶的阉人太监魏忠贤居然好几年没有在陕西收到足够的税。
大家都知道了，后来陕西出了几个人造反，后来......................崇祯年间，明帝国境内基本没有民变，因为他的施政非常得儒士们的心，所以没有民变。
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一直拼命的试图压服那帮陕西流寇，却越来越难打，他俭朴到了除了龙袍没有丝绸衣服、皇宫里没有任何金银装饰，勤政到了每天只睡觉4个小时批阅奏章。
最后，甲申年，李自成率领大军从陕西出发东进北京，沿途明军纷纷投降，北京陷落，崇祯皇帝一怒下煤山自缢---------留下了明朝的名言【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
李自成得意洋洋攻下北京后，却未能与镇守山海关，依然将满清关在关外的明帝国辽东守军处好关系，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
李自成一败涂地，从北京败到西安，又从西安败到湖北，最终在九宫山恶贯满盈。
满清随即顺势统治了华夏，对华夏文明实施奴化政策，禁锢华夏文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的三次大灾难。
康有为,梁启超是师徒关系吗?两人政治主张有何异同?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
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
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
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
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
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
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
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
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
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
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
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
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
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
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
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
“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
”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
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
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
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
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
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
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
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
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
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
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
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
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
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
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
）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
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
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
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
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
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
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
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
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
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
”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
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
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
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
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
”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