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治国的名言警句
天下为公——孙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在自贤 国者，必以奉法——《列子·》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管子》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 ●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 ●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孟子》 ●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范仲淹《岳阳楼记》 ●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植《白马篇》 ●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陈子昂《感遇诗》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001.勿延誉归己，勿诿过于人；勿徇私废公，勿贪渎纵欲。
002.与声色犬马零距离难免失足，同清正廉洁相坚守方可成材。
003.得志时贵在清醒，失意时重在平衡。
004.识时务清廉政务，通人情不徇私情。
005.领导者的角色：在人民面前是公仆，在工作面前是表率，在腐败面前是利剑。
006.动摇理想信念，必然迷失方向；追求骄奢浮华，终将逸豫亡身。
007.立德行善勤为先，富民安邦心所系。
008.法到严时生廉政，官到清时更爱民。
009.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像无舵的航船；失去节制的私欲，就像决堤的洪水。
010.为官应立“公仆志”，从政最贵“爱民心”。
011.廉洁奉公公平公正方显公仆本色；执政为民民情民生应是为政所系。
012.执政为民，民心所向；掌权为己，自取灭亡。
013.在官唯明，理事唯平；处世唯清，待人唯诚。
014.管涌如不堵，能决防洪之长堤；贪欲如不除，可毁为官之大志。
015.勤政廉政政通人和，亲民爱民民康物阜。
016.为官禁权力与金钱握手，做人倡正直与廉洁相拥。
017.惩治腐败为民心之所向，敢于执法乃兴国之关键。
018.秉公执法威自显，善听民言政更廉。
019.浮华虚荣是堕落的序言，廉政敬业为成功的宝典。
020.用好手中的权力靠的是责任，带好身边的人员靠的是品行。
021.谁对腐败者同情，就是对老百姓绝情。
022.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学习，清清白白为官。
023.维护公平得人心，伸张正义顺民意。
024.任劳任怨，献身事业无悔；诚心诚意，服务群众有情。
025.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026.拒腐蚀永不沾，牢记“两个务必”；除私心为民众，甘当人民公仆。
027.维护公平得人心，伸张正义顺民意。
028.任劳任怨，献身事业无悔；诚心诚意，服务群众有情。
029.清正廉洁无所畏惧，坚持原则人心凝聚。
030.视事业重如山，看名利淡如水。
031.官为轻，民为重；权为轻，责为重；名为轻，德为重；利为轻，义为重。
032.位不必尊显，期于无负国家；功无须丰伟，要在全意为民；才毋望八斗，重乎勤勉力行；德勿求皆碑，惟有不懈修身。
033.做事当于世有益，为人应求心所安。
034.从政，应德厚才高身正；治国，当吏清法严政明。
035.好学近乎智，知耻近乎勇；清廉近乎威，公平近乎明；勤勉近乎才，为民近乎忠。
036.立党为公贵在公平公正，执政为民旨在民富民安。
037.戒贪，贪则无品；戒骄，骄则无知；戒惰，惰则无进。
038.与民同乐乃万乐之本，为民办事乃万事之先。
039.矜持规矩，慎作方圆。
040.党心是旗，民心是尺。
041.心诚不在酒宴盛，事实何须文墨多。
042.官以廉生威，人以德立身。
043.宁做清官甘苦一生，莫当贪官遗臭万年。
044.是真公仆当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做好党员切莫忘民族兴衰乃大端。
045.立党为公树公心修浩然正气，执政为民听民声养鱼水情怀。
046.心里装着群众，民声托起你；心里只有自己，民怨湮没你。
047.社会不会无缘无故地厚待一个人，除非他自己向社会证明，他是值得社会对他厚待的。
048.读书是修身之道，守廉乃为官之德。
049.德不善则弊显，行不俭则祸生；品不端则怨长，言不实则信失。
050.正党风要靠铁面倡廉，合民意更须无私执政。
051.党员依照“准则”行，不越雷池一步；领导牢记“宗旨”干，莫离民众半分。
052.官大品高，心系百姓安危冷暖；位尊情浓，体察民众酸甜苦辣。
053.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
054.行政为公莫怕吃亏，为民造福莫怕吃苦。
055.人无骨气五尺肉，心不染尘千秋魂。
056.民有公论，身闲性懒莫从政；法无私情，品劣心贪休做官。
057.当记苍生苦，不忘鱼水情。
058.高山流水洁有情，清风明月廉无价。
059.立德是领导干部执政为民之基，有德是领导干部立身为官之本，修德是领导干部洁身自好之源，守德是领导干部建功立业之方。
060.笋生瘠土仍怀节，竹揽长空更虚心。
061.为人谦和智则广，为官廉洁威自高。
062.贪婪，是走向腐败的通行证；自律，是坚持廉洁的安全阀。
063.功高不泯忠贞志，位尊更坚公仆心。
064.知取舍，求同存异，志可行也；知明暗，弃恶扬善，品可标也；知偏正，秉公废私，名可昭也；知清浊，拒腐守德，心可安也。
065.做人一生，道德是根本，为官一任，廉洁是根本。
066.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
067.民心似海，应珍惜点滴之水；权重如山，勿滥用半捧之土。
068.贪心由微而起，贪不遏则害人害己；嗜欲因纵而虐，欲不止则迷心毁身。
069.做官如航行——当以公正为船，廉政为舵，勤政为帆。
070.执政莫忘本，得志莫骄纵。
071.正气是人的形象，骨气是人的脊梁，朝气是人的希望，勇气是人的力量。
072.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勤者不贫，廉者不腐。
073.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
074.出于公心自会宠辱不惊，两袖清风始能正气凛然。
075.源清流自洁，身直行始正。
076.做事最怕生贪欲，为官最难秉公心。
077.多闻己过，广达民情。
078.为政之要，贵在得人；得人之要，贵在用人；为官之要，贵在清廉；清廉之要，贵在砺人。
079.太阳在选择中上升，流星在选择中下沉，人生的辉煌和沉沦，常常取决于一念之间。
080.为官莫贪婪，贪婪如飞蛾赴火；处世勿侥幸，侥幸是以身试法。
081.赤胆忠心为党，廉洁奉公行政，呕心沥血为民，鞠躬尽瘁奉献。
082.眼睛一旦盯住金钱，心灵便会失去光芒。
083.一双铁肩，一颗义胆，一身正气，任劳任怨替国肃贪；一副柔肠，一腔热血，一片真情，全心全意为民谋利。
084.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常怀律已之心，常修从政之德。
085.人以德为本，官以民为基。
086.谋事之基要实，方成大业。
成事之道要正，才能远行。
087.做“公仆”情系百姓，当“清官”勤廉为本。
088.铜臭铸就镣铐，清廉闪亮人生。
089.公生明，廉生威。
090.不折不扣的反腐倡廉，实实在在的勤政为民。
091.常闻贪欲丢性命，但能守廉得民心。
092.正心为本，修身为基，秉公执法，勤政为民。
093.心似秤办事公平平似水，人如镜自律廉洁洁如玉。
094.为政重在廉，做人重在诚，说话重在信，办事重在实。
095.诚实不虚伪，敬业不图名，坦言不奉承，廉洁不贪利。
096.一身正气人品如山，克勤克俭两袖清风，胸怀似水任劳任怨。
097.财欲、物欲、人欲、贪欲是腐败之源；公开、公正、公平、公心乃廉政之基。
098.刚正不阿，如墨线过木曲也正；清正廉洁，似明矾入水浊亦清。
099.一身正气，求真求实求真理；两袖清风，为党为国为人民。
100.做人不失德，从政不失勤，为官不失廉，为首不失严。
101.在职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102.为官一生不求名，从政一世不图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语。
谢
1.A《诗经·国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觱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
B《诗经·小雅·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
乱离瘼矣，奚其适归
冬目烈烈，飘风发发。
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
我日构祸，曷云能谷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
匪鱣匪鲔，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C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D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E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萚。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言私其豵，献于公。
F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2.《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
《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
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之一。
3.《诗经》中比较著名的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周南·桃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王风·黍离》 式微，式微，胡不归
《邶风·式微》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卫风·氓》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卫风·木瓜》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王风·采葛》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郑风·子衿》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魏风·硕鼠》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秦风·蒹葭》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秦风·无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小雅·鹿鸣·鹿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鸿雁·鹤鸣》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
《小雅·节南山·小（上日下文）》 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谷风·北山》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大雅·抑》
如何评价张居正改革的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
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
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
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
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
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
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
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
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
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
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
《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
”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
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
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
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
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
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
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
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
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
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
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
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
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
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
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
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
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
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
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
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
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
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
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
“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
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
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
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
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
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
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
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
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
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
(6)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
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
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
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
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
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
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
”(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
”(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
”(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
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
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
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
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
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
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13)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
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
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
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
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
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
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
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
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
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
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
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
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
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
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
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
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
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
”(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
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
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
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
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
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
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
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
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
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
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
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
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
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
”(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
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
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
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
”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
便俗为宜。
”(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
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
”(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
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
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
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
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
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
”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
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
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
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
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
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
”(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23)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
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
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
”(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
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
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
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
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
”(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
”(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
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
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
”(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
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
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
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
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
”(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
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
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
”(36)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