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x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崔明华主任、尹明华社长、余秋雨先生，还有跟我一样从海外来的两位作家女士，各位朋友们，下午好!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能应邀来参加这么盛大的文化讲坛，真的非常兴奋。而且很偶合，今天代表主办单位的两位先生的名字都叫“明华”，(全场笑)我的名字叫“光中”，似乎对仗一样，(全场笑)这是中文的美德。
早在1998、1999年，余秋雨先生和我就前后到湖南岳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爱惜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固然就是中文、汉语，在海外叫作华文、华语。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文几近成为世界语了，可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大
听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人士都在学中文，开始说有三千万人，现在又说有六千万人，总之是增加得很快。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了。这个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可以够走多远。所以我想我们从事写作的人，就是想把这个大圆的半径延长，让 { http://www.fWjia.COm本,资.料/来.源,于/范文.之.家 ) 这个圆显得更加博大。
假如教科书把文言文拿掉了，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续权
刚才余秋雨先生也讲到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出过那末多了不起的作家。我们无妨回顾一下。像我们读吴承恩的《西游记》，不用查字典，大部份人都可以读懂。大约600年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很简单，固然《三国演义》是文言文，不太高中生浏览大
我们也不能说那末久之前的语言文字一定就是文言文，中国的诗词曲固然年代很久，可是根本就透明如口语。苏东坡的《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大部份人也都能读得懂。所以到了现在，古代的一些名句都变成成语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适宜”、“雪泥鸿爪”、“不识庐山真面目”等等。一位作家的好句子变成了后人的成语，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再看西方，就看现在最流行的英文语言体系，英国文学史一开始的一些文字，是在北欧的瑞典和挪威那一带传到英国来的。那是中世纪的文字，现在已看不懂了，就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教这些东西，不能让它缺席，我乃至以为假如教科书里面把文言文拿掉了，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续权。对中华民族的学生而言，他们应当有权利继续那末悠久丰富的中华文学、中华文化。
我们的语言里面还有一个成份，就是旧小说的语言。这个语言半新不旧，也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纯口语，是介于其间。那其中固然也有一些是文言文，比如说《三国演义》、《聊斋》等等，固然其他大多是口语的。我这一代人在读中学的时候，没有电视看，没有网络可以上，也没有本日的种种赏心乐事，我们课余干嘛呢?我们唯一的文娱就是读旧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不会比现在年轻人读《哈利·波特》逊色。旧小说的语言，假如你读久了以后，你的中文就会通的。乃至于都没必要读古典的东西，光读旧小说就行，那些文字就非常之好。金庸的小说如此流行，跟他用旧小说的语言就有很大的关系。实在张爱玲有时候也用旧小说的语言，我中学时候读过的张恨水的一些书也是用这类语言，台湾有很多作家像张系国、张大春等等，还是用这类语言。这类语言实际上是中国语言里面的另外一度空间。
可是现在很不幸地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我把它叫作“译文体”，“Translationese”，就是
我经常看见有这样的文体，也不一定是
有人说，老用成语是怠惰的表现，实在不然。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
“五四”运动到现在90年了，文言文是否是完全作废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呢?我们是否是可以完全靠口语文来应付所有的题目了呢?不见得。由于我们还有几千条乃至上万条的成语，这些成语经常四个字或三个字一句。
构造成语的美学基本要求，就是简洁，然后是对仗，再有就是铿锵。对仗跟铿锵、跟平仄还有关系。我们天天讲话一定会带出很多成语，写文章也是如此。假使一位作家、一位学者演讲，完全不用成语，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固然，反过来讲一个人写文章只会用成语那也不行，尽对不成天气。假如有人完全不会用成语或用的经常是错的话，那他这个人的中文就有题目了。
有时候我问我的学生，我们中国人为甚么讲“张三李四”，为甚么没有听人说“张四李三”?实在很简单，我们讲“张三李四”，就是平平仄仄。很多四字成语就是遵守着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我们说“千方百计”，没人讲“千计百方”。“百依百顺”，也没有人讲“言从计听”。“左顾右盼”，乃至于最熟习的“鸟语花香”，正好是平平仄仄。“山明水秀”，也是平平仄仄。水可以秀，山为甚么会明?山又不发光。可是我们讲得理直气壮。由于有时候我们会牺牲一点点逻辑，而要玉成这个美学。
这类成语太多了，“前呼后拥”啊，“歪路左道”啊，“千山万水”，“千军万马”，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会看见一个兵骑十匹马，倒过来“千马万军”也不行，也不能十个兵骑在一匹马上，可是我们不假思考地说“千军万马”，极言其多啊，极言军马之多。我们不会往算，到底十比一是怎样来的。由于“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就是好听。我想了很久，四字成语里面很少有违反这个规矩的。唯一“不正经”的一句成语，就是“乱七八糟”。(全场笑)由于依照美学应当是“乱七糟八”，或“七乱八糟”，结果它就恰恰是“乱七八糟”，所以就乱七八糟。(全场大笑)
几年前台湾的“教育部长”说，一个人老用成语是怠惰的表现，我以为不然，所以跟他有好几次的争吵。由于用普通的成语，“鸟语花香”啊，“山明水秀”啊，固然是简单，可是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像“得陇看蜀”、“朝秦暮楚”之类，就不是那样简单了。所以真正把成语把握好的人，尽对不是怠惰的，一定是相当认真的。最近台湾有一位“立法委员”在开会的时候说，台湾这个高铁现在亏空得不得了，他要说“债台高筑”，结果说成了“债筑高台”，所以有些?([!--t资/料来.源,于:/网 ]余光中：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 请爱惜我们的母语(3)www.fwJIa.com 】
现在我们学英文，都把英文用到中文里来了。台湾发明了一个“做秀”，“To make a show”，表演、做秀;香港把计程车叫作“的士”，那大陆就把它转一个弯叫“打的”，中文的动词“打”是甚么都可以打的，(全场笑)打击敌人，打交道，甚么都可以打，固然的士也免不了“打”一下。(全场笑)
实在我们的中文和英文差别非常之大，比如说英文里面很重要的连接词和介词在中文里都是可有可无的，写文章有时候没有是最好的。比如我们说“君臣”、“主仆”、“父母”、“夫妻”、“老少”、“来往”等等，这些我们中间都没有连接词，英文就一定要说“Husband and wife”(夫妻)、“Master and server”(主仆)、“The old and the young”(老少)、“Come and go”(来往)，没有人把“来来经常”叫“Come come go go”，(全场大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说“兵士必须爱国”，6个字就可以够了，可是英文不可以，英文必须要说“一个兵士必须爱他的`国家”，英文老师一定讲“A soldier must love his country”，英文尽对不可以讲“Soldier must love country”，这样不通。可是中国人觉得无所谓，兵士必须爱国，一个兵士爱国，5个兵士照样爱国，爱国总是爱自己的国，不会爱到菲律宾往，对不对?(全场笑)“一个”啦，“他的”啦，对中文来讲都没有用。在写作乃至在
方言虽有不同，可是我们说的普通话是一样的。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简体字和
两岸之间同用一种文字已渐渐地有了相当的差别，就像英英和美英一样，一样是英文，使用起来已有点差别，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今天来不及讨论了。
孔子在2000多年前曾叹一口气，他说“道不行，乘
我这个月初到新加坡的国立理工大学往演讲，就是为他们的孔子学院演讲的。孔子学院到底要教甚么，固然是要教中文，外国学生假如一开头不把中文学好,也不能接受中华文化。我女儿在美国一个小镇上也做过中文学校的校长，她说教科书里教的中文大多是北京的儿话语，花儿、虫儿、鸟儿、鱼儿的，等等。(全场笑)我之前在美国也教过中文，那个课本用起来也不大方便，由于鸡蛋叫作“鸡仔儿”，蛋花汤叫作“鸡仔儿汤”，肥皂叫作“胰子”。所以有美国人学了这样子的中文，跑到中国南方的店里面说我要买“胰子”，他永久买不到。我的演讲时间大?[http://www.fwJIa.cOM 欢迎您访问余光中：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 请爱惜我们的母语(4)范..文.家 ] 趴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同根·同文·同心”，非常好。就是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三个人在台上可以跟大家沟通，由于我们就是同根、同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同文。方言虽有不同，可是我们说的普通话是一样的，因此我觉得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根要求其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要“相煎”要和平。文应当就是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他说想求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我以为现在行得通的文学的国语，就是大家都会讲的普通话，就是求其便。那末心求其平呢，就是所有的华人，大陆的海外的，让我们都希***能够富强、强大，朝更理想的愿景前进，所以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将心比心，然后心心相印。
上海是华人世界最
我想上海已有这个条件，所以我相信随着文化讲坛不断地举行，上海人更会有一种雄心，能为中国文化创造更远大的前程，谢谢!(全场鼓掌)范文之家提[余光中：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 请爱惜我们的母语。
“他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人。”罗家伦如是说。
“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这样评价他。
他是个胖子，很胖。
他少年时即禀赋异于常人，被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后于北大师从胡适。
他是“五四”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旗手与总指挥，风云一时。
他留学海外7年，辗转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地，涉猎文学，西藏学，化学，地质学，史学，数学等，他甚至还跑去爱因斯坦的研究生班听过相对论。
但是，他留学期间却没有拿到一个学位，一个都没有。
然而他的学识却几乎碾压同辈留学之人，当时留学的一批人被碾压得毫无脾气。
他一生特立独行，狂放不羁，在学届和政界都留下了赫赫盛名。
人送外号“大炮”，他的“大炮”之名在当时响彻中华大地，绝不亚于现今“任大炮”之名。
却又博得各方钦佩有加，甚至蒋介石都对他及其敬重，可谓一代传奇。
他的名字，叫傅斯年。
一人之力轰下两任民国行政院长
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纵横朝野，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全国上下怨声载道。
1938年，时任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站了出来，接连在报纸和国民参议大会上炮轰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
傅斯年毫不留情的公开炮轰直接导致了孔祥熙的黯然下台，一时舆论哗然。
孔祥熙下台后，其接任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然而宋子文并不比孔祥熙好到哪里，贪腐依旧。
彼时傅斯年和宋子文还有着不错的私交，然而即使如此，傅斯年依旧站了出来。
傅斯年在报纸上连发《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大论，一时朝野震动。
傅斯年的几篇大论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各大报纸甚至一度洛阳纸贵。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宋子文亦黯然下台。
一个虚职的参政员，以一人之力，接连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名留青史的对话
在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了一段足以留名青史的精彩对话：
蒋介石：“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斯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颇为无奈。
年轻时的傅斯年
少年天才，一生传奇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山东聊城人。
傅斯年先祖傅以渐是清顺治年间的状元，曾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权倾一时。
傅斯年自小聪明异常，国学基础深厚，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1916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傅斯年在北大四年学习成绩优异，三年全班第一，仅一年屈居第二。
1918年，他与罗家伦等一起创办了《新潮》杂志，其影响一度与《新青年》相提并论。
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旗手与总指挥，名动一时。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院等地学习，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
从1928年11月起，傅斯年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任职，在新创办的中央研究院任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也在这个职务上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还兼任此职。
傅斯年任职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以其非凡的组织才能，网罗了国内大批史学人才，对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对商代甲骨文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当时的历史语言所，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所长傅斯年功不可没。
此外，傅斯年还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除了他，没人敢在老蒋面前坐下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傅斯年与胡适
胡适一生与傅斯年亦师亦友，胡适很少赞美一个人，然而除了称赞傅斯年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还说过：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的眼界何其之高，而胡适在评价他的时候，连用了十几个“最”字，终其一生胡适再无如此评价过他人。
天妒英才，英年早逝
1950年12月，傅斯年突发脑溢血，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然而，天妒英才，傅斯年最终抢救无效于台湾病逝，震动海内外各界。
先生去时，年仅5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