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饮酒》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主要寄托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呢?
秦王饮酒⑴
秦王骑虎游八极，
剑光照空天自碧⑵。
羲和敲日玻璃声⑶，
劫灰飞尽古今平⑷。
龙头泻酒邀酒星⑸，
金槽琵琶夜枨枨⑹。
洞庭雨脚来吹笙⑺，
酒酣喝月使倒行。
银云栉栉瑶殿明⑻，
宫门掌事报一更⑼。
花楼玉凤声娇狞⑽，
海绡红文香浅清⑾，
黄鹅跌舞千年觥⑿。
仙人烛树蜡烟轻⒀，
清琴醉眼泪泓泓⒁。
【注释】
⑴秦王：一说指唐德宗李适(kuò)，他做太子时被封为雍王，雍州属秦地，故又称秦王，曾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平定史朝义，又以关内元帅之职出镇咸阳，防御吐蕃。一说指秦始皇，但篇中并未涉及秦代故事。一说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做皇帝前是秦王。
⑵“秦王”二句：写秦王威慑八方，他的剑光把天空都映照成碧色。
⑶羲和：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神。《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注释说：“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敲日：说他敲打着太阳，命令太阳快走。因太阳明亮，所以诗人想象中的敲日之声就如敲玻璃的声音。
⑷劫灰：劫是佛经中的历时性概念，指宇宙间包括毁灭和再生的漫长的周期。劫分大、中、小三种。每一大劫中包含四期，其中第三期叫做坏劫，坏劫期间，有水、风、火三大灾。劫灰飞尽时，古无遗迹，这样一来无古无今，所以称之为“古今平”。王琦认为这里是借指“自朱泚、李怀光平后，天下略得安息”。
⑸龙头：铜铸的龙形酒器。据《北堂书钞》载：唐太极宫正殿前有铜龙，长二丈。又有铜樽，容积四十斛。大宴群臣时，将酒从龙腹装进，由龙口倒入樽中。酒星：一名酒旗星。《晋书·天文志》说天上下班酒旗星，主管宴饮。
⑹金槽：镶金的琵琶弦码。枨枨：琵琶声。
⑺雨脚：密集的雨点。这句说笙的乐音像密雨落在洞庭湖上的声音一样。
⑻银云：月光照耀下的薄薄的白云朵。栉栉：云朵层层排列的样子。瑶殿：瑶是玉石。这里称宫殿为瑶殿，是夸张它的美丽豪华。
⑼宫门掌事：看守宫门的官员。一更：一作“六更”。
⑽花楼玉凤：指歌女。娇狞：形容歌声娇柔而有穿透力。狞字大约是当时的一种赞语，含有不同寻常之类的意思。
⑾海绡：鲛绡纱。《述异记》云出于南海，是海中鲛人所织。红文：海绡上绣的红色花纹。香浅清：清香幽淡的气息。
⑿黄娥跌舞：可能是一种舞蹈。千年觥：举杯祝寿千岁。
⒀仙人烛树：雕刻着神仙的烛台上插有多枝蜡烛，形状似树。
⒁清琴：即青琴，传说中的神女。这里指宫女。泪泓泓：眼泪汪汪，泪眼盈盈。
【白话译文】
秦王骑着猛虎般的骏马，巡游八方，
武士们的宝剑照射得天空一片碧光。
命令羲和敲着太阳开道，发出玻璃声响，
劫火的余灰已经散尽，国家太平呈祥。
大壶的龙头倾泻着美酒，请来了酒星，
弦架镶金的琵琶夜间弹得枨枨响。
像落在洞庭湖上的雨点，那是乐人吹笙，
秦王酒兴正浓，喝令月亮退行。
银白色的浮云辉映得整齐的宫殿亮晶晶，
宫门上报时的人已经报了一更。
灯火辉煌的楼上，歌女们的声音娇弱乏困，
绡纱红衣轻轻飘动，散发出淡淡的清芬。
一群黄衣女郎舞蹈着，高举酒杯祝寿歌颂。
仙人形的烛树光芒四射，轻烟濛濛，
嫔妃们心满意足，一双双醉眼清泪盈盈。
【创作背景】
李贺生平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唐德宗在位时期。唐德宗李适功过都很突出。他即位以前，曾以兵马元帅的身分平定史朝义之乱，又以关内元帅的头衔出镇咸阳，抗击吐蕃;即位后，见祸乱已平，国家安泰，便纵情享乐。
【赏析】
李贺写诗，题旨多在“笔墨蹊径”之外。他写古人古事，大多用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或借以表达他的郁闷的情怀和隐微的意绪。没有现实意义的咏古之作，在他的.集子里是很难找到的。这首诗题为“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因而可以判定它写的不是秦始皇。诗共十五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四句写武功，后面十一句写饮酒，重点放在饮酒上。诗人笔下的饮酒场面是“恣饮沉湎，歌舞杂沓，不卜昼夜”(姚文燮《昌谷集注》)。诗中的秦王既勇武豪雄，战功显赫，又沉湎于歌舞宴乐，过着腐朽的生活，是一位功与过都比较突出的君主。唐德宗李适正是这样的人。这首诗是借写秦王的恣饮沉湎，隐含对德宗的讽喻之意。
前四句写秦王的威仪和他的武功，笔墨经济，形象鲜明生动。首句的“骑虎”二字极富表现力。虎为百兽之王，生性凶猛，体态威严，秦王骑着它周游各地，人人望而生畏。这样的词语把抽象的、难于捉摸的“威”变成具体的浮雕般的形象，使之更具有直观性。次句借用“剑光”显示秦王勇武威严的身姿，十分传神，却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形迹可求。“剑光照天天自碧”，运用夸张手法，开拓了境界，使之与首句中的“游八极”相称。第三句“羲和敲日玻璃声”，注家有的解释为“日月顺行，天下安平之意”;有的说是形容秦王威力大，“直如羲和之可以驱策白日”。因为秦王剑光照天，天都为之改容，羲和畏惧秦王的剑光，惊惶地“敲日”逃跑了。第四句正面写秦王的武功。由于秦王勇武绝伦，威力无比，战火扑灭了，劫灰荡尽了，四海之内呈现出一片升平的景象。
天下太平，秦王洋洋得意，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湎于声歌宴乐之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从第五句起都是描写秦王寻欢作乐的笔墨。“龙头泻酒邀酒星”极言酒喝得多。一个“泻”字，写出了酒流如注的样子;一个“邀”字，写出了主人的殷勤。“金槽琵琶夜枨枨”形容乐器精良，声音优美。“洞庭雨脚来吹笙”描述笙的吹奏声飘忽幽冷，绵延不绝。“酒酣喝月使倒行”是神来之笔，有情有景，醉态可掬，气势凌人。这位秦王饮酒作乐，闹了一夜，还不满足。他试图喝月倒行，阻止白昼的到来，以便让他尽情享乐，作无休无止的长夜之饮。这既是显示他的威力，又是揭示他的暴戾恣睢。
“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五更已过，空中的云彩变白了，天已经亮了，大殿里外通明。掌管内外宫门的人深知秦王的心意，出于讨好，也是出于畏惧，谎报才至一更。过去的本子都作“一更”，清代吕种玉《言鲭》引作“六更”，“六更”似太直，不如“一更”含义丰富深刻，具有讽刺意味。尽管天已大亮，饮宴并未停止，衣香清浅，烛树烟轻，场面仍是那样的豪华绮丽，然而歌女歌声娇弱，舞伎舞步踉跄，妃嫔泪眼泓泓，都早已不堪驱使了。在秦王的威严之下，她们只得强打着精神奉觞上寿。“青琴醉眼泪泓泓”，诗歌以冷语作结，气氛为之一变，显得跌宕生姿，含蓄地表达了惋惜、哀怨、讥诮等等复杂的思想感情，余意无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股中兴势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马”事件将这种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刘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贞革新”失败;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顺宗突然“旧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运竟为宦官近臣操纵，中兴遇阻，盛世难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长恨歌》又何尝不是为没有能够担当中兴之任的铁腕雄主而喟叹呢?
第五，文者气之所形，前后一气，情结中贯。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于是，有人认为前后两部分表达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讽喻，后者重在歌颂爱情，是为多主题。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王勃《
前文极力铺排渲染绝世佳人杨贵妃的天生丽质、雍容华贵，以及宫廷生活的富赡奢侈、美轮美奂。其实反映的是开元盛世
第六，美饰多于揭露，钦慕之意不言而喻，《长恨歌》是诗人对圣主明君的呼唤。
全诗对李杨爱情极尽浪漫的演绎。在巧妙取舍李杨故事材料方面，也充分流露了诗人感情的倾向。赵舆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祥矣，特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作为一代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唐代是风气开放，礼教约束较宽松，但公公夺爱于儿子并不是光彩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件事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办法，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弃置，一朝选在君王侧”两句诗带过，让人不知不觉。显然，诗人是将这位曾经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从而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作为中兴偶像加以崇拜和追念。
抗战期间，郭沫若陆续创作了《棠
综上六点，我以为白居易创造《长恨歌》是假风月之名，抒发郁结胸中的中兴热望，渴盼能有一位唐玄宗式的铁腕雄主扭转乾坤，再铸盛世。
《长恨歌》意即歌“长恨”，有人说“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恨”作遗憾解。那么“遗憾”什么，为什么会留下永久的遗憾。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多年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主张“长恨”是诗歌的主题。这个论断显然是将主题泛化了，将主体模糊化了。“长恨”一词是极富
其一，爱情诗。“长恨”的主体是李杨，“恨”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为了
其二，讽喻诗。“长恨”的主体是饱受离乱之苦的人民，“恨”唐玄宗重色误国。导演马嵬坡兵变的陈玄礼就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要求唐玄宗诛杀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
其三，咏史诗。“长恨”的主体是近现代国民，“恨”近代中国衰败，饱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国人独独提到开元盛世唏嘘流涕。那是因为“渔阳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对以上几种观点全票赞同，美其名曰：多主题。
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多种解读，她才能够拥有各种阶层的读者;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不休，才造就了她历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有时会超出作者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崭新的寓意。我以为上文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几种解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股中兴势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马”事件将这种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刘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贞革新”失败;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顺宗突然“旧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运竟为宦官近臣操纵，中兴遇阻，盛世难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长恨歌》又何尝不是为没有能够担当中兴之任的铁腕雄主而喟叹呢?
第五，文者气之所形，前后一气，情结中贯。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于是，有人认为前后两部分表达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讽喻，后者重在歌颂爱情，是为多主题。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王勃《
前文极力铺排渲染绝世佳人杨贵妃的天生丽质、雍容华贵，以及宫廷生活的富赡奢侈、美轮美奂。其实反映的是开元盛世
第六，美饰多于揭露，钦慕之意不言而喻，《长恨歌》是诗人对圣主明君的呼唤。
全诗对李杨爱情极尽浪漫的演绎。在巧妙取舍李杨故事材料方面，也充分流露了诗人感情的倾向。赵舆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祥矣，特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作为一代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唐代是风气开放，礼教约束较宽松，但公公夺爱于儿子并不是光彩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件事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办法，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弃置，一朝选在君王侧”两句诗带过，让人不知不觉。显然，诗人是将这位曾经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从而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作为中兴偶像加以崇拜和追念。
抗战期间，郭沫若陆续创作了《棠
综上六点，我以为白居易创造《长恨歌》是假风月之名，抒发郁结胸中的中兴热望，渴盼能有一位唐玄宗式的铁腕雄主扭转乾坤，再铸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