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问题
作为当代著名思想家的福柯，与其他思想家一样，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但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从话语切入对人类问题的关心。
福柯的“话语”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福柯并没有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人们会觉得福柯所说的话语就是“语言”。的确，在福柯的整个著述中，话语与语言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福柯的话语并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福柯在谈到自己对于话语问题的兴趣时说:“我之所以对话语模式 (modeofdiscourse)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某种使一系列言说得以可能的语言结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人们认为这些被说出的话似一阵风，不留痕迹，可情况并不如此，事实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一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己出现的话语 (discourses)的言说。”“)这段话，一方面表明福柯的话语概念突破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枷锁，而呈现渗透性、发散性特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另一方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不应该追问“话语是什么”，而应该追问“话语何以存在”。
最后一句一话看似说出了话语的定义，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模糊的，因为言说 (utteranee)、谈论介、被说(besa记)等词的意义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所以从这段话中我们是无法知道福柯话语概念的确切所指，而这正是福柯的旨意:“我的话语……正试图避免在其上找到支持的根据，它是一种关一于话语的话语:但它无意在话语中找到一种隐藏的规律，一个隐蔽的本源，它也无意将自身确立为一般理论，视自身为出发点……它试图展示一种离散，一种永远不能被还原到一单一差异系统的离散，一种散播，一种不能被联系到绝对参照轴的散播。它试图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操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操作没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①也就是说，福柯话语理论所作的话语成为可能即他所说的“话语形成”，以破除对一切话语的神圣化诉说，破除话语的总体性追求，从而证明没有一种话语可以囊括整个历史，所有那些不证白明的东西都是建构的结果。
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的产生是由一些权力程序控制的过程，话语与权力互为影响。在一文中，福柯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分析，把话语作为“历史事件”的分析定焦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他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的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①福柯将话语的控制程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话语的外部程序，又称为排斥程序;二是话语的内部程序;三是话语的应用条件原则。外部程序的目标是消除与力量和欲望相联系的话语所可能具有的危险性，包括三条原则禁忌、分化与拒绝以及真假的对立。“禁忌”原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比如，人们不能随时随地说某些事情，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谈论某件事情。这属于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对象的限制，言说场合的限制和言说主体的特权限制。它们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在福柯看来，政治和性是当代控制最紧的网络。对于“分化与拒绝”原则，福柯以疯癫与理性的划分为例加以说明。自中世纪以来，疯人的话语已不能像其他人的话语那样流通，伴随着疯子被禁闭和排斥的过程，它被理性的话语压制和剔除。严格地讲，疯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疯人众多的话语仅被视为纯粹的噪音。所以，“疯癫”概念并非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实在的研究对象，而是理性话语对非理性进行知识排斥的结果。福柯指出，这种形式尽管在现代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制度中起着不同的效果。相对于前两种排斥的方式，第三种即“真假的对立”原则更为重要和根本。“真假的对立”原则涉及对“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认识真理”以及“真理是怎样产生”等问题的追问，这些追问关乎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依赖于某种制度的支持和分配，因此福柯认为，真理与谬误的划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暴力的，而是历史的建构。在这三条原则中，福柯最重视的是第三条，因为在福柯看来，前两种形式不但实际上都以最后形式为基础，而且不断向最后一种转化。就现代社会来说，求知意志无论在强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较以往增加许多，而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取决于欲望和权力因素，但这种求知意志最易为人们所忽视，因为它作为排斥体系的一种，己经渗透于一话语之中，这就使得话语很难认识到它的存在了。
话语的内部程序就是话语对于白己进行控制的规则。这种白我控制的目的是从另一个方面对话语进行控制，即对于事件和偶然性的控制。内部程序也有二个运作原则: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评论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初始意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得到重复、转换和讨论后形成次级话语。在初始文本和次级文本的关系中，由于初始文本是“源头”，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但原初话语的留存、发展与持久则需要次级话语的“最后说出”功能，因此两者呈现一种互为依赖的关系。福柯意义上的“作者”指作为一组特定书写物或陈述游戏中的统一原则的“作者”，作者原则将各种不同的虚构语言统一起来，通过同一性形式对话语的偶然性加以限定，给话语提供源泉和凝聚点，并将其置入现实之中;学科原则既不同于对原初话语阐释的评论原则，又不同于对话语的偶然性进行统一性限定的作者原则，而是新命题的形成，是一种匿名体系，虽可以无偿提供给任何人，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确定命题的正确与否的条件，即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命题才能成为真理，也就是说，学科原则规定话语的界限。总之，作者的多产，评论的繁殖和学科的发展都是话语生产的无限源泉。
除了从话语内外对其进行控制之外，还有一种对话语运用的条件加以控制的程序，其目的是将一定的规则施加于某些人之上从而使其他人无法使用，“这就等于将说话主体稀少化:如果一个人没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资格这样做，他就无法进入关于一个特定主题的话语”①。这种程序主要包括话语仪式、话语团体、教条和教育等方式。总之，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话语，以及在西方文化史的不同时代，官方话语以何种方式对诸如“健全”、“健康”以及“知识”这样一些非实体的“事物”进行感知、分类和分配。这些著作证明在疯癫与健全、患病和健康、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占上风的话语模式决定的。这些话语模式与其说是假设和观察或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的自主交流的过程所形成的产物，不如说是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哪些理论和实践，丁上风的基础。也就是说，权力通过建立制度和法律建构了行为、知识和社会存在，权力也规定着我们自身的形成，它通过语言、性、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学的种种规则来构成我们所谓的“个体性”。然而，话语并不一劳永逸地从属于权力或对抗权力。话语传播和生产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破坏和揭露权力，使其软弱，使对权力的推翻成为可能。话语的这种性质和这些特点使人们不可能在话语所属的知识型之外进行思想，也就是说，除了屈从话语，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占英美图书比重较小，根据笔者查找的数据，在 1990 年，英国出版了 63980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625 种（2.4%）；美国出版了 46743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380 种（2.96%）（李红满，2003:106-107）与之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较之文化强势国家大了许多。以韩国为例，2000 年至 2012 年，从韩国出版市场的翻译图书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25%-31% 之间。这和英美国家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阅读强势国家为数不多的翻译书籍时，会发现译本和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译者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对其中部分用词进行一定的修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违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译本在译入语国家产生与本国不同的效果。本文将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一些文学作品及其各国译本进行分析，从各国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中，探寻对我们中国译者的启示。
一、权力话语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层面上的信息转换，而是和文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在研究翻译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吕俊，2002：106-109）。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认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
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使得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而是扩展到文化，历史，美学，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样的学科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时时刻刻都会对译者和译文进行操纵，译者也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种约束。通过该理论，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可以得知在面对欧美强势国家的文化侵袭和对弱势国家的忽视态度时，采取何种策略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外国，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在译文中能够体现出权力话语理论的作用的代表性策略就是归化和异化。
二、归化和异化
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曾在 1813 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学术演讲中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靠近读者。之后，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问世，里面使用了一对关键术语—“归化”和“异化”。
前文提到过，西方国家引进的翻译书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在翻译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大量采取归化的策略。中国的翻译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归化翻译倾向上也很活跃，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将其作用于权力话语。中国学者对英美译者将外国文本任意删除变用的行为表示反对，也进行过强烈的批判。而中国译者在翻译本国作品的时候，大量采取异化的策略，尽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原汁原味，使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译本中体现出来。这种翻译策略的差异也可以从各国的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笔者将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三、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1. 在汉译英中的体现
一般说来，在翻译外
例 1：
原文：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P156)
译文 1：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P155)
译文 2：I 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P231)
上文中的原文是红楼梦第十一回王熙凤的一句话。译文 1 是杨宪益的译本，译文 2 是霍克斯的译本。从上面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欧美国家的人对中文文本英译采用了不同策略。杨宪益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虽然离纯正的英语表达距离相对较远，但是传达了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之相反，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中文原语的结构，用英语中常用的表达，更加贴近英语国家的读者。
2. 在汉译日、汉译韩中的体现
前文举出的例子是汉译英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的译者翻译中文小说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我国小说原有的味道。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在面对英美强势文化的时候，我国的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尽量采取异化的策略，来尽力保存我国文化的元素。
权力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对立，在亚洲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一节笔者选取了余华的小说《活着》的日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来分析其中权力话语带给翻译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 2：
原文：日本投降那年，龙二来了，龙二说话时南腔北调，光听他的口音，就知道这人不简单，是闯荡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P95)
译文 ：日本が投降した年に、龍二がやっ来た。言葉になまりがあり、その発音を聞いただけで、只者でないとがわかる。(P90)
在上文中，日译本的译者飯塚容对其进行了归化翻译。将“南腔北调”译成了“なまり（乡音）”。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很大，所以出现了“南腔北调”这个词汇，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归化翻译成“乡音”，则没有了这背后的文化。韩译本的译者白元坦是在“南腔北调”这个词的翻译上，忠实了原文，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译成了“”，这也体现出中韩两国并没有强烈的权力关系，而中日两国这种关系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如果是中国译者进行翻译，在译文中进行直译，添加脚注不失为一个良策。
3. 在英译汉、英译韩中的体现
以上笔者举出的两例都是强势文化国家在翻译弱势文化国家作品的时候采取的归化策略，下面我们再看一些弱势国家翻译强势国家文本的例子，这里面笔者选取了美国小说《富爸爸，穷爸爸》的汉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同属弱势国家的中韩，在翻译美国小说的时候，两国译者会带着什么样的翻译态度来进行翻译。
例 3：
原文：He is only 29. He was fired from the car wash because he refused to take off his championship ring as he was wiping off the cars，so…(P15)
译文：他只有 29 岁。因为拒绝在擦车时摘下冠军戒指，他又被洗车站解雇了。(P22)
观察上面的译文，可以发现中韩两国对于“championship ring”的翻译截然不同。中文译者采取了完全归化的策略，翻译成了“冠军戒指”；而韩国译者翻译成了“”而没有翻译成固有词“?”。因为韩国语言受到英文外来语的影响严重的特殊性，译者更倾向于翻译成有欧美范儿的词汇。
通过前面的几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时，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语句进行删减，更改，融入他们本国的元素，译本更便于译入语国家的读者理解。而中国译者翻译同样一部作品时会采取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我国的文化，将中国文化传递给英美国家的读者。
日本和韩国虽然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也十分相近，但是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译者更愿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意思，采用归化的策略，而韩译本尽量忠实于原文，采用异化的策略来处理一些词汇。在对待美国小说时，中文译者更喜欢将一些词汇用纯粹的中文进行翻译，偏向于将美国小说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而韩国更加崇尚用外来语进行翻译，而不是固有的韩文。
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并非只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那么简单，而是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秉着一个正确、端正的态度来面对各个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作为一名中国的译者，在将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时，更应该积极采取异化的策略，这样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保留，以免被西方归化、吞噬。西方国家的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时，或许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删除或更改我国文学作品中很多的文化元素，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尽可能站在中国译者、中国人民的角度进行复译，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
那天下午快到末梢，
我正习惯地向你说再见，
一种要离开你时模糊的痛苦，
让我懂得我已经爱上了你。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叔本华临终之前对爱德华·格里塞巴赫所说的话，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说：“如果有时我感到不幸，那是因为糊涂和错误所致。我会把自己看做是另外一个人，例如，看做是一个得不到替补职位的替补者，一宗诽谤案的被告，一个被心爱的姑娘小看的恋人，一个不能走出家门的病人或另一个像我一样遭受同样苦难的人。我不像他们那些人，这种不幸至多是我穿旧丢弃的一件衣服的布料而已。我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作者，我是曾经回答过什么是‘是’这个谜而引起未来世纪思想家关注的人。这就是我。在我有生之年，哪一个人敢对我持有意义呢?”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一个人命令听从他的人做一件事,下命令的人死了,另一个人至死一直在做那件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梦是剧场,上演的戏剧.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到了炼狱的山顶,维吉尔突然不见.但丁在贝雅特丽齐的引导下,游历了一重又一重的同心圈,直到最外面的一重,也就是第一动力圈,与此同时,他们每上新的一重天,贝雅特丽齐就越来越美丽.恒星都在他们脚下,恒星之上是最高天,但已不是实体,而是完全由光组成的永恒的天国了..他们登上了最高天,在那无限的领域,远处的景色仍同尽在咫尺一般清晰.但丁看到了高处的一条光河,看到成群的天使,看到由正直人的灵魂组成解体剧场似的天国的玫瑰.突然间,他发现贝雅特丽齐离开了他.只见她在高处一个玫瑰圈里.正如海底深处的人抬眼望雷电区域一样,他向她崇拜祈求.他感谢她的恩惠慈悲,求她接纳他的灵魂.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文化”一词与种庄稼的农夫有关，“文明”一词则与城市有关，但骑手却像一阵暴风雨，很快就消失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有个波斯比喻说月亮是时间的镜子.在"时间镜子"的佳句中,既有月亮的易碎性,又有他的永恒性.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有件事但丁没有说，但是在整个故事过程中能感受到，也许更使其增色。但丁怀着无限的同情给我们讲了这两位情人的命运，以至于我们感到他羡慕他们的命运。保罗和弗朗切斯卡留在地狱，而他将被拯救，但是他们俩相爱，而他却没有得到他所爱女人贝雅特丽齐的爱。这里也有一种虚荣，但丁应该感到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她，而这两个被打入地狱的人却在一起，他们不能讲话，毫无希望地在黑色旋涡里转悠。但丁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俩的苦难会不会终止，但是他们在一起。当她讲话的时候，她用nosotros(我们)：她为他们俩说话，这是他们在一起的另一种方式。他们永恒地在一起，共享着地狱，这对于但丁来说简直是天国的佳运。”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在古埃及人中,也盛行类似传统.每个人都取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让别人叫的,另一个是大名,是真实的名字,对别人是保密的.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我就是这样教学的,坚持美学事实不需要定义.美学事实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就像爱情和水果的味道那样不能确定。我们感觉诗歌就像我们感觉附近的一个女人，或者就像感觉一座高山或一个海湾。如果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为什么还要用别的词语去稀释它呢?这些词语肯定要比我们的感受脆弱得多。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作家的工作不严肃;禁止崇拜偶像;穆斯林禁止雕塑;普罗提诺禁止塑像:"自然界把我幽禁在这个模拟的躯壳里,我已经够厌烦了,难道我会同意让这个形象千秋万代的留下去?"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我们不应该忘记,对原始的魔幻思维而言,名字不仅仅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象征符号,而是这个符号所确立的整体概念中生死攸关的一部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肚子里养蛇,饲养,饱受折磨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上帝就是这样看着宇宙的历史，看看历史上发生件件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光彩夺目、令人眼花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
《博尔赫斯谈艺录》简介
博尔赫斯以小说、诗歌名家，但他写得最多的却是随笔札记，就文字篇幅而言，其小说和诗加在一起才跟这些文章大致相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这些笔触隽永、富于哲趣的文章并不只是玄思匡辩的结果，也包含直接来自生活的印象——郊外灯火，市井打斗，匕首和六弦琴，喧嚣而忧伤的探戈。当过二十年文学教授，又做过十八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虽说一生都生活在书籍和文学作品之中，却不是那种只想躲在书斋里的学究式的人物。他讨论创作艺术似乎也跟创作本身一样，同样是从苦难和喟叹之中寻觅世人的精神踪迹。所以，这些智性文章写得极具感性，譬如关于梦魇，关于隐喻，关于时间，关于但丁《神曲》的修辞意图，关于侦探小说的叙事法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诡谲之辩，让他一说都没有什么让人发
博尔赫斯在许多美学看法上都有一点特立独行的意思。比如，他对莎士比亚是否将无限期的经久不衰表示“无可奈何地怀疑”，而坚信许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乃或街谈巷议中都可能有着堪与经典作品相媲美的东西——经典文本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他把产生经典的动因更多地归结为某些接受机遇。(《论古典》) 他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追踪卡夫卡的美学先驱，从济慈的诗句中找寻个体与群体的时空联系，从霍桑和爱伦·坡那儿发现了幻想与真实相碰撞的心理轨迹，这些不囿成见的审美认识总是那么新颖而生动，显示出某种超前的感知。人们知道，接受美学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向唯文本主义发起挑战的，而博尔赫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据于既往的审美经验指示了解释学的路径。他从作者、作品和读者交互关系中发现了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来定义作家、作品，这里边的阐释逻辑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古老命题，至今在许多研究者那儿还是一头雾水。
在博尔赫斯的艺术迷宫里还有若干通向哲学的小径，从柏拉图到帕斯卡，从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到东方佛禅，思维的分岔接连不断导入思想的幽胜之境。这也是博尔赫斯艺文随笔的一大特色。其实，他思想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当日学术前沿，甚至六十年代以后一些名声大噪的新学说也能从他这儿影影绰绰瞧出一些轮廓，诸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当然，博尔赫斯没打算要做哲学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时间与无限的奥义——对于作家来说，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施展自己的“魔幻”之术。这不算什么哲学，甚至都不是一本正经的美学问题，一切取决于经验与情感。
博尔赫斯全部艺文随笔约超过一百万字，凡四百余篇。本书选录其中的七十六篇，分别取之作者的十个随笔集，即《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1936)、《探讨别集》 (1952)、《序言集成》(1975)、《博尔赫斯口述》(1979)、《七夕》 (1980)、《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1982)、《文稿拾零》(1986)和《私人藏书：序言集》(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