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没有当这么多人说过话，而且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在柏林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殊荣。有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柏林电影节的华人影帝，非常荣幸！
我想对刚过40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生日礼物。其实这可能也是一种意料之中的事。我记得从北京出发到柏林之前，我的妈妈预祝我成功，我开玩笑地对她说：“我要是不得这个奖，我就不回来了。”所以我得谢谢这个电影节的评委，没让我那么为难。当时评委梁朝伟先生念出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有点蒙，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让我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谢谢《开讲啦》栏目和主持人撒贝宁先生邀请我到这儿来，把这个梦和在场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分享。我想说的是——坚持必然有回报。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93级的毕业生。我的同学有李冰冰、任泉、海一天等等，也算是一个明星班吧。我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外面拍戏，甚至小有名气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怎么开窍，喜欢待在学校里埋头干我的，做我的戏剧创作。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边，业务还不错，老师都挺欣赏我的。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善于交际，是一个对人情世故都了解得不那么透彻的晚熟的孩子。他们觉得我应该多磨炼。我的大学朋友们总是挤对我，说我反应慢，不会变通，然后不会按照既定的生活的逻辑去行事，但是我自己觉得挺好的。可能是我性格一部分所致吧。
大学毕业以后，也开始慢慢地涉足拍一些电视剧，什么《致命邂逅》《将爱情进行到底》《别了，温哥华》《像雾像雨又像风》等等，把自己混成了一个脸熟。那个时候会遇到热心观众，在马路上碰到我就说：“哎哟，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我一般都会回答说：“没错，正是在下！”对，一下就变成“谁谁谁”了。
跟我一块合作的朋友们，他们都红了，周迅、陈坤、孙红雷、陆毅、李亚鹏、小宋佳，好多好多。然后那个时候，每次采访时，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与你一起出道的朋友都红了，你什么时候红啊？”很多媒体的朋友就很善意地把我定位了，就说我是“金牌绿叶”“黄金配角”。基本上对待他们我都会微笑。倒不是因为无奈，因为在我看来，我每一次演出都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小配角，每次演出我都是觉得自己是男一号。我知道我心里边特别明白，其实我缺少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完全展现自己的机会。当然红不红其实我并不能够左右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
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拍了我主演的第一部电影。5年以后，我又主演了《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在这5年当中，我拍了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对自己、对电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当然想法也就多了，特别想得到大家的肯定。那部电影让我得到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当然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我并没有得奖，失落肯定是有的。当你对一个作品付出了很多，而且对它期待很高，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的`时候，你必然会有些失落。但是这件事让我知道：其实我应该把那些杂念都抛掉，让自己变得更纯粹一些。
又过了5年，到了拍《白日焰火》之前，那个时候我的事业真的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当时我拍戏的时候坠马了，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然后在这边的肩膀，有12根钉植在里边。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泄气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都处在一个低潮期。这恰巧跟我扮演的《白日焰火》里边的那个警察很像，感同身受。我想我可以通过扮演这个角色，把那些感受，积压在心里的一些感觉都释放出来。当然我在拍戏的那个过程当中，也是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一个曾经丢失了的自己。我拍那个戏非常享受，而且乐在其中。希望你们有机会去看的时候，能够和我一样感同身受。所以我想我现在说起这些，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没有像大家常规意义上说的那么大红大紫，但是我每一步走得都非常坚实。
其实干我们这个职业，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等待。而且有的时候，你等到最后都不知道有没有结果，很多人就放弃了。我也和在座的年轻朋友们一样，一样的迷失过，一样的彷徨过。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放弃了，只是我没有让自己随波逐流，没有放弃。我只是坚持下来了，仅此而已。
其实等待是一个必然经过的过程，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要一说到坚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惨烈，或者是觉得有一些可怜。等待的过程、坚持的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但是要看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觉得不用着急，要顺应它，也许它会变成一个好事情。当然我想我拿到这个影帝，不是一个终点。这只是命运对我的一个奖励而已，是一种认可，一种回报。它其实让我更加确信——坚持必然有回报！谢谢！
华谊兄弟一眨眼创业二十年了，也就是说我自己创业二十年了。我是199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算开始结束了打工的生涯。当然媒体已经说过很多回，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只打过一种工，就是开车送外卖。开车送外卖为我带来了在美国所有的生活费用和学费，很开心，虽然体力劳动超大。
我那个时候，我计算应该是平均每天十六个小时，而且我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像你们现在一样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学生，我去的时候是29岁。在美国留学所有的美好都是跟中国留学生在一块儿交流的，跟老美确实没有产生过特别美好的感觉，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还有一个
我回到国内创业，就像今天所有的创业者一样，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方向或者我到底要干什么，其实我在美国打工的最后一年就是不正经地打工，脑子已经不在那了，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送外卖的人，是未来的一个小老板。一年来都在想我回国内干什么，我创业阶段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和我餐厅打工很有关系，我打工的城市叫安娜堡，那个城市很漂亮，有一本介绍叫《安娜堡指南》，所以我就模仿制作一本《北京指南》，回国以后第一个创业招的所有员工，都做了培训就是怎么样去卖广告，怎么样去做一本直递的广告，投到什么地方，第一个生意就是这样的。第二个生意是我自己的专业——美术，所以我完全按自己的想象，为未来国内的一些客户做什么样的标准化等等。我这两个生意做得都算顺利，这是我们创业开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都是在采访的时候或者是喝大酒时跟朋友分享自己创业成功的经历，但其实很快就在自己的记忆中，这段记忆已经过去。
“华谊兄弟”这个公司的名字和华纳确实有点像，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再一次地分享“华谊兄弟”的由来。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是做电影的，完全是顺嘴而起，“华谊”两个字，是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承包了一家广告公司叫华谊广告，把这公司买出来重新注册更名的时候，是我们公司员工给我打电话说“老板，现在工商局说变更股东要加两个字，这个公司才可能更顺。”我就顺嘴而说，我说加兄弟两个字吧，就是我跟我弟弟是股东，所以叫华谊兄弟。后来到了1998年，开始转型做电影的时候，这公司突然一亮相很响亮，很多人都以为是个香港公司，所以公司的名字是这么来的。我们进入电影行业也是巧合，不去跟大家说太细节的巧合，我跟冯小刚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从那以后我拍了冯小刚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多部电影，冯小刚的电影几乎是从《没完没了》那一部开始，真就是没完没了，拍到去年的《私人定制》每一个剧本(我)都参与，读剧本，定演员等等。当然大演员说句实在的，定不定也不是我的事，我定的都是那些可能未来成为明星的人，就像黄晓明。
我推荐黄晓明演《夜宴》的时候，我不认识他，就是电视上看见黄晓明演《大汉天子》，我就觉着这伙计长得帅，我记得我当时跟公司员工说“有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这长一个坑我就这么说的”，最后人家说那叫黄晓明，我说那就是他演《夜宴》特别合适。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过程。后来当然还有别的男演员找过来说“老板，其实我这也有一个坑。”但是我说我找的不是一个坑的演员，我是找那个人。我觉着今天作为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其实拍大导演的戏已经不牛了，这说句实在的，因为太多钱追着导演，你拍了一个大导演的戏成功，我觉着是人家给你面子。今天我拍冯小刚的电影一点都不牛，因为小刚已经是个如日中天的导演，每部戏都给投资人赚钱，说实在他振臂一呼有200个人可以投资，不缺王中军，但是我觉着我们的美好就是在没有成名的时候。假如就像陆川拿着第一个剧本跟我讲《寻枪》的时候，他到我办公室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就是紧张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我要怎么样都描述不清楚，到今天陆川已经是个非常成熟的导演，我觉着这个就是一个好电影公司的价值。
到今天为止，冯小刚跟华谊的契约关系，每个人都是遵守着自己的契约，合约里规定还要再继续拍三部戏，但是实际这些都是由于友谊和交情，在生意上面也不那么重要了。我觉着在做电影的经历，怎么样去转型，去帮助一些更需要支持的年轻导演，这叫冒风险。我觉着最有风险的是像《可可西里》这样的电影。那部电影完全是个命题作文，我跟几个企业界的朋友：中国网通的田溯宁、爱立信的张醒生等，我们去做了一次公益活动，大家到无人区去看望或者资助这些志愿者，你看到那些志愿者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完全是荒无人烟，一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头，可能两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就是在那保护着那些动物，防止盗猎者，挺感动的。当然旁边的朋友说王中军你应该拍个电影，那我就回来以后，确实就找了陆川导演，拍出这部电影赚不赚钱等等，我真没有去想，我就是想拍一个真正的有社会话题的电影。其实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如果没有那部电影，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知名度，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关注自然保护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这是一个例子。其他还有两部戏，我觉着都带着一些理想，完全不是为了生意。
像《集结号》这部电影，《集结号》的起因是张国立看到了一个短篇小说，就觉着这个小说人物好，马上就传真给冯小刚，冯小刚看完以后也非常感动，马上就用传真机发给我，我就一看也觉着蛮好的，其实我们就一拍即合，要拍这个电影，其实在讨论当中遇见很多的问题。第一这种戏明星很难演，就是说一个大明星站在那演一个士兵，就是那种苦劲，担心观众会跳戏，说那个连长如果是刘德华会不会有问题，再一个当时导演认为这部戏会超级的艰苦，会在东北拍几个月，零下多少度，说我们这些明星会不会拿出档期来去吃这样的苦等原因。但是最后我跟王中磊、冯小刚，当时还有陈国富导演我们四个人其实纠结得很厉害，但这个时候我觉着作为公司的最大老板，可能还起了关键性作用，因为所谓最大老板就是承担最大风险，赔钱就是我赔钱，赚钱也是我赚钱，那我就说我觉着这个戏可以拍，当时为了给导演一个信心，我说认赔20%，就是说赔20%，我认为也可以拍。我们做了很多银行的贷款，我当时以为都是无抵押，后来听说把我们家什么东西给抵了，过程其实我都不了解，就是银行去我们家看，我所有的东西值不值钱，我们家值不值钱，反正拿回一堆文件我签字，我签字的过程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抵的是什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倾家荡产，到今天回忆起来都说王中军你够有魄力的，你这个戏要不拍成，你就是个穷光蛋。其实很多事不用想那么细，走过今天就是明天，我是这么想的，所以《集结号》是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说大家有决心，就是指靠信心、理想和决心做成了一个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中国战争片里拍得最有情怀、最有氛围、最有故事、最有人物的一部电影。当然我希望未来有导演超越它。
还有一个就是像拍《士兵突击》这样的戏，《士兵突击》其实是康洪雷拿着这个剧本绕了两年，当他进我办公室只有半小时我就决定投这个戏，主要原因是私人的问题，因为我是侦察兵出身。我读了故事梗概，就是写的许三多，许三多和我的角色太像，但我不像他那么笨，就是说王宝强那个笨劲，我是看到过的。真有农村兵向左转向右转是晕的，就是太多太多太像了，但是他的骨子里很像我，我当侦察兵的时候就是那个劲，这个故事感动了我。但是公司也提出疑问，说这个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女演员没有一个明星，说老板这个戏怎么拍，其实我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也无法回答说这个戏未来会牛。它后来确实很牛，几乎那一年，我觉着对年轻人也好，对企业也好，对社会也好，它是超级向上的一部电视剧。
今天，我们已经拍完了一部公益电影叫《有一天》，有很多明星确实是真正的零片酬来出演这部电影。当然我们这电影几乎是不要门票的，在所有电影院据说是五块钱门票，就是为了支持公益为了分享。周迅、冯绍峰、韩庚、徐帆，斯琴高娃等等有很多明星零片酬出演这部电影。我觉着大家这种爱心，我非常地感动。前几天我跟黄晓明晚上一块儿喝东西，后来我就说“零钱电影院”，黄晓明就说哥，这个事我一直没安排出时间，你赶快给我安排时间，我特别愿意去当一次公益放映员。这个公益放映员我觉着是特别伟大，很多小孩开始对电影不感兴趣，对周迅感兴趣，那周迅说来这当公益放映员，场场爆满，但实际最后感动的还是电影，是电影会改变这些孩子未来的一些生活的方向，或者是志向。
到今天我觉着自己已经很成功了，我很满足，我的家人也为我很骄傲，但是人站在这个位置上不学习肯定是退步的，我从小画画，对建筑，对任何造型艺术是有自己感受的。我读剧本的时候，能够读的得泪流满面;我讲故事能力未必输导演;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一个电影概括从人物到故事讲清楚，所以这也是我做电影为什么做到今天还不错。我也期待着在座的跟我交流的同学和朋友，能够做得更好，当然超越我更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