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陋室铭》是这首铭文作为经典流传至今,不仅因其思想内容积极乐观,境界高远,其语言上的特色上的独特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陋室铭》语言赏析
一、引言:
古人讲文艺作品是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作品这方面非常忽略,谈内容的多,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明显。[1]对于《陋室铭》这篇铭来说,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前人已不止一次的通过赏析挖掘揣摩过。在此试着侧重从其语言艺术特色,表达手法方面进行赏析,进而能更好地品味到其经典魅力所在。
二、语言文体特色。
“铭”本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一般是用韵的,《陋室铭》中逢双句押韵,名,灵,馨,青,丁,经,形,亭八个韵脚字贯穿全篇,清、青韵同用通押,如此便是一韵到底,给人一种一气呵成一感。读者读来也是活泼轻快,朗朗上口。句式上,三、四、、五字句,参差并用,错落有致。
不足百字之文,语言修辞手法(排比,对偶,类推,暗喻,借代)的运用不着痕迹。除了这些具体细微的特色,全文的章法,句法,也铭刻人心,历代文人志士及现代人亦多有仿效。替换掉其中的内容,加入新的思想主题,只要内容不庸俗,生成的文章都是短小精悍,凌厉爽朗。不过,两者的仿效均来自《陋室铭》给予的灵感,但侧重却是各自不同,历史文人们侧重于铭文所抒之精神内质上的追求,是境界上的模仿,如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的《真率斋铭》,章法与《陋室铭》一致,只是字数上没有限制。铭文表达了其“真率为约,简志为是”[2]的操守。清代诗人黄均宰也仿写过《为我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因此作过《即字铭》。
而现代人的仿写之作则侧重于仿其章法,名法,境界上的追求则因人而异,雅俗共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仿制之作大量出现,如所谓的《公仆铭》、《廉政铭》、《科室铭》之类,到现代网络上流行的《教室铭》,这样的仿作更是流传甚速。唐时的作品,流传至今,却仍是如此的有生命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模因就是模仿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一种模因,语言模因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侧重社会实践的潜在动力。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表达需要对已有的模因进行重复使用,还可能在此基础上类推出新模因[3]。照此推理,《陋室铭》正是作为这样文学语言中的这样一个模因而存在,历代的语言使用者不断的对其进行重重使用,表达新的内容与思想。可见,《陋室铭》能成为众人所仿效的对象,成为一个强势模因,也正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其在语言上的风格与特色。
三、语言符号的背后: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的,作者的思想也是借助语言而达之于人进而为人所了解,或接受,或批判。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意义(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成符号,且这两部分都是心理的,是由联想连结我们的脑子里的。[4]36概念和音响形象即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
《陋室铭》中的简短的句式,一韵到底的韵律,给人听感上营造了音乐灵动感。一气呵成之势,加之句未的一句“何陋之有”的反问句式,一切尽在不答中。用简短的八十一字作为其语言符号的能指。读者通过语言符号能指形象的所传达的信息联想,进而能深入到作者更深层的精神情感。铭文中,他开篇即选择了的“仙”、“龙”来衬托山、水。山有仙才会有名气,水有龙才有灵气。使山,水有名的事物很多,作者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符号来表达,且山由仙来衬而非龙,水由龙来显灵而非仙。这里都无意中反映出了作者在选择词表达思想时的一种语言思想。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本是任意的,但一经约定俗成下来,便不可更改亦不可论证。“龙”、“仙”的形象能指和所指结合之后如此长时间沉淀,累积起来的是,已是人们心目中可以呼风唤雨,有大智大德大能,超越凡人的无拘束的生活着的神灵。 这一组能指形象和接下后面的“惟吾德馨”的语言符号结合在一起,“吾”的所指在这个特定的文本背景中,已不再单单是做为语言代词中的一个,而是有了“龙”,“仙”的特质的可能性。读者会不自觉的将这三个串联在一起“仙”,“龙”,“吾”。
“馨”、“绿”、“青”、“草”、“苔”、“素”“琴”、“金”、“经”。这些语言文字符号,自然的会唤起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若是不同时共存于这一文本中,它们都是零散的事物概念,而绿苔、青草、馨德,素琴,金经共现,互为对方价值存在条件,所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清幽淡雅的氛围,景物虽不华美,却深含自然之意,颜色词要么是象征希望,有生命力的绿色,要么是纯洁的白色,或是朴实的泥金色。
“南阳诸庐”、“西蜀子云亭”只是在字面上理解的话,它们不过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两处名人的居所,但是文学语言符号所指意义并非是纯文本的,它还指向其社会意义。索绪尔说过:“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4]115这样,诸葛庐,子云亭在传达过程中不仅会让人联想到这两所名居,更会让人联想触及到作者的抱负与雄心壮志以及整首诗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坦荡与豪放。
借用《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言融合一体,共同指向自己的精神内在追求上的高洁与境界的高远。
拓展阅读：《陋室铭》鉴赏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德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德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处虽然简陋，却因主人的有“德”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德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之技，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德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与反复推敲了。4—7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1~3句是一种铺垫，那么4~7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及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如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德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吧。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德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德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德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山水画家所欲完成的自然是造化世界，不是由各种绘画图式构成的山川。中国画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但是“师法造化”与培根的“阅读大自然之书”全然不同，造化并非一山一水，亦非万物之集合。造化是大衍运行、生成化育，是创造和变化。造化有道却无定法，师法造化就是得万物生成变化之机枢，所以中国文人画家与世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模仿，而是起兴。起兴是在时机之中由一物一景引发的感怀兴致，世界与人的共在关系由此情激荡而出。所以此时所说的世界，既非寻常实证科学家所欲观察的自然世界，亦非知识论者所谓的认知对象，而是“造化”，是浑然天地，当是时，万物皆备于我而有我在焉。山水者，本是天地之假名，山水画或者更宽广的山水艺术，承栽的是我们的世界经验，用古人的话说——自有沟通天地之工。这是一门最能够体现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艺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从视觉上还是思想上说，文人所表述的山水世界已经被彻底扰乱以至于粉碎了。山水画成为一种特定的题材，一种风格
样式，一种艺术史上的现成品，因而它也就彻底丧失了其“世界观意义”。在这种境遇中，山水画早已经被抛掷到一种不及物状态，深深地陷入其表述与本体的危机。
山水画是一种回忆，作画是回忆，观画也是回忆，一种使回忆可视化，另外一种则令回忆现实化；前者将造化拢聚于图画，后者却沿着图画回返造化。古人观画，画卷是追想山水之中介，后人观画，则是以真山水之经验为中介以求对画意之了然。而今日艺术家，则无时不以艺术创作自律，动辄以笔墨技巧与视觉冲击自诩，距山水之道远矣。
山水，是一门世界观的艺术，它能够发显造化之秘，皆因其终极原则是“道法自然”。道以自然为法，“法”就超出了西方自然法语境中的最根本之契约，也超出了法令、制度之范畴。“法”之为法，通达于自然。“自然之法”恰是中国山水经验之精神所系。山水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此“造化”绝非一山一水，而是生成变化；此“心源”也绝非主体的精神，是天地之心。天地不仁，天地本无心，画者欲取造化之无尽藏，继而为“天地立心”。这正是中国山水画之“不二心法”。明清以来，画者自囚于书斋之内，流连于古人之法，此自然心法寥落已久，此不惟画者之疾，亦为思者之憾。
近世之“山水危机”绝不只是山水画的危机。在百年后看来，山水之危机实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意味着传统自然观的失落，也意味着历史观的破碎。在二十世纪的山水画面上所呈现的是文明冲突中山河的破碎与扰乱，是一个符号与意象的乱世。
山水经验与我们的感受力虽然已日渐衰微，却并非不可挽回。要在当下重新点亮山水之世界经验，并非于滔滔逝水中寻找记忆的刻度，我们得在当下的处境中重新学习，重新发掘，在与现成经验的斗争中重新发现。
(摘编自高士明《山水的危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画要“师法造化”，但与培根的“阅读大自然之书”完全不同，这里的造化指的是创造和变化，而不是一山一水和万物之集合。
B、中国文人画家在创作中与世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关系是起兴，因为造化有道却没有定法，师法造化就是求得万物生成变化的关键。
C、中国文人画家眼中的世界不是寻常实证科学家所欲观察的自然世界，也不是知识论者所谓的认知对象，而是“造化”，是浑然天地。
D、山水画或者更宽广的山水艺术，是沟通天地的技艺，承载的是我们的世界经验，是最能够体现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艺术。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山水画和观山水画都是一种回忆。前者使回忆可视化，将造化拢聚于图画；后者令回忆现实化，沿着图画回返造化。
B、古人观画，中介是画卷和真山水的.经验；今日艺术家则以艺术创作自律，以笔墨技巧与视觉冲击自夸，远离山水之道。
C、“自然之法”恰是中国山水经验之精神所系。中国山水画家所想完成的不是由各种绘画图式构成的山川，而是造化世界。
D、山水遵循的终极原则“道法自然”中的“法”，超出了西方自然法语境中的最根本之契约和法令、制度的范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山水画彻底丧失了其“世界观意义”，因而山水画成为一种特定的题材，一种风格样式，一种艺术史上的现成品。
B、取造化的宝藏为“天地立心”是中国山水画唯一法则，而明清以来的山水画家，自闭于书斋，流连于古人之法，这是画家的大忌。
C、要挽救山水危机，重新使山水的经验闪光，不是从传统中去挖掘经验，而是在当下的处境中重新学习，重新发掘，重新发现。
D、近世之“山水危机”意味着传统自然观的失落和历史观的破碎，二十世纪的山水画呈现出文明冲突中山河的破碎与扰乱就是例证。
参考答案
1. C(“中国文人画家眼中的世界”表述不严密，应是“中国文人画家在创作中，起兴时的世界”)
2. B("占一人观画，中介是画卷和真山水的经验”理解错误，以真山水的经验为中介的应是“后人”，即现代人)
3. A(因果关系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