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来北京时，绝没想过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也想不到未来是什么样，我只是做离我最近的、最可行的事。
“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这句话现在很火，可我觉得这不是乔布斯的本意，是为了把书卖给中国人才这么写，或者在翻译时夸大了，活着其实是为了改变自己。
我初二辍学，假装是家里经济困难，其实是不想读了，我觉得学技术可能比上学更有用。所以，学了油漆工、瓦工、木工、镶玻璃等，这些都没人教，我给师傅们当小工，做久了自然就会了。
在家里待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就想着去大城市，反正在哪儿都是受苦，不如到中国最好的地方去受苦。1998年，我揣着400块钱来到北京，第一感觉是来晚了，这里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宝藏，随处可见的书店、展览、各式信息……每天看到的，都是学习的内容。
记得刚来北京时，我连续走了7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拿着地图，认每条街道，看高楼、看胡同、看石狮子、石刻，看一切我没见过的东西。
梦想着进屋工作
那时，我晚上跟装修民工一起挤地下室，白天上街找工作，但像样点的都要会电脑，我第一次被难倒了。那时候觉得，北京根本不喜欢我，每天都想把我踢走。我犹豫了，因为还有200块钱，还够买张车票回老家。为了不走回头路，我去书店买了97块钱的书，告诉自己，你死也死在这个城市，回不去了。
好在没多久，我就找到了工作，在灯箱上焊铁字、铜字、不锈钢字，还搬出了地下室，住进了公司，这事儿我挺自豪。
可干了两三个月，眼睛被打坏了，每晚把冰冷的毛巾敷在眼睛上，不到1分钟就变得很烫。老板还经常拖欠工资，一位搞地下音乐的朋友看不下去，拿着刀要去砍老板，被我拦下了。
当时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也能像别人一样进屋工作。
捡出来的“艺术家”
后来条件好点了，我买了辆自行车，它就是我的翅膀，带我去书店、去潘家园，它们都是我的“老师”。周末去海淀图书城看书，一摞空白A4纸、一支笔，做摘抄、描摹。
我还常去树村，认识了一群搞艺术的朋友。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装修工，就说自己是画画的.。树村一家酒吧老板装修酒吧，想挂几幅我的画，我当时傻了，除了在书店里临摹的那些东西，自己从没学过画画。可我好面子，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我骑车绕三环，捡一些装修废料。滑石粉、广告粉和建筑胶和在一起就是颜料，三合板是画布。公司剩下的木方，我自己做成画框，这三个要素很重要，它们让我有东西或泼或洒，让我零成本画了一些“假油画”，送到酒吧，反响竟然很好。
1999年2月，我干脆办了画展，主题叫“锈”。除了那些平面外，还要有立体的，我又去捡废铜烂铁，焊在一起，喷上漆。一个月创作了70幅，加上吃住，共花了700元。之后，朋友们把画拿回去收藏了。
以前想着，过年拿一大笔钱回家，在老乡面前扬眉吐气一番。一年下来，发现两手空空，一点没攒下。但是办了个画展，同学朋友聚会，我到处吹，他们都很羡慕，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买得起房供不起
我老家在黑龙江，侄女乔木楠4个月大时，哥哥跟前妻离婚了，父女俩跟我爸妈一起过，他们有时靠吃野菜度日，过年那几天，我看家里实在太穷了，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把他们带到北京，过上好日子。
回到北京后，我立志做个商人，艺术那块暂时放下了。为了知识更新，我一年换了四五份工作，陆陆续续干了很多工种。2001年，我到一家电脑公司做设计，一边学一边干，晚上睡公司的长椅，盖着蒙电脑的红布罩。
后来公司倒闭了，分家产时，老板分了我几台电脑，我搬进写字楼成立自己的公司，开始接商业设计。
2002年，我生意做得有点起色了，就把爸妈、乔木楠和哥哥接到北京。我在回龙观买了房子，300平方米，因为房子是越大优惠越多。
可好景不长，公司因为一个合同签错了，赔了15万，倒闭了。每月5900元的月供还不上，只得把大房子卖了，没想到倒手还赚了20万，又买了个80平方米的，他们住着，我在外面租房。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公司倒闭后，我又干了很多事，学吉他、组建乐队、开“丝网印刷”工作室、开“微薄之盐”酒吧，资助那些贫困的地下音乐人。
我之前一共有4个梦想：作为音乐人出一张自己的唱片，作为作家创作并出版一本书，作为老板开一家与音乐有关的酒吧，作为导演拍一部与自己经历有关的电影。现在，前3个都实现了，第四个也在进行中。我从不给自己定长远计划，时代变化太快，制定了也得根据需要随时调整。但确定了一个目标，就得有死磕的精神。
在北京打拼这些年，常常碰到嘲笑，我会咬牙切齿地想，你不是瞧不起我吗，等两年之后，我积蓄了力量，一定让你们刮目相看。等我什么都弄好了，再面对那些人时，腰板自动挺直，自卑变成自信。
我前后共搬了16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多，最后一次搬了16车，这点我也挺自豪。这么多年下来，我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有机会。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你有实际的才华和手艺，就有出头的可能，但你要是不好好努力，它就是地狱。
这位电焊工据说是因为抬木头扭伤了腰，这几天没办法真正干活了。工地的电焊活不是很多，也很简单，因此在工地干电焊活的多少都是和领导有点关系的人。如果不是那位电焊工扭伤了腰，我哪里有机会得以从繁重的后台上料工作当中解脱出来。我当初在那家集体性质的工厂里学到的那点电焊技能一直未得到施展的机会，现在终于要用上了，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电焊工作也很累，但是我心里喜欢就不觉得难受。
维护好我和这位电焊工的关系，我就可以不用回到繁重的后台上料工作当中去了。因此我尽量顺着他的脾气来干活，苦累工作抢先干，有时因为工作失误受到他的训斥我都忍耐了下来。都是打工的，他这个人性格不坏，看到我这么做也就尽量多找找机会让我留在他的身边干活。大概是后台上料的组长实在是对我没啥好印象，因此我即使没有电焊活他也不要我去后台了，工长只好给我安排其他的零活干。
我特别的珍惜自己这次从事电焊工作的机会，因为提高技能是我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所以即使是在保养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我也接受工长分配的电焊活。有一次工地施工需要一批二百毫米长的螺杆，采购员一时买不到，无奈只能将短螺杆焊接成尺寸适合的长螺杆，这个工作交给了我。因为第二天施工这批螺杆必须到位，所以需要晚上加班才能完成。焊接这个螺杆应该有个人给我打下手才能做好，因为保养条件不具备没有人愿意和我合作完成这项工作，只好我自己来完成了。我自己一手拿着焊钳，一手扶着需要焊接的螺杆，这下我可遭罪了，不但弧光烤脸，而且还经常的被弧光恍过眼睛。晚上干电焊活最容易灼伤眼睛了，尽管我有心理准备尽量闭着眼睛，但还是着了道。工作完成后，第二天我竟然在床上躺了一整个白天，直到晚上我才勉强睁开了眼睛。我赶紧跑到泡崖小区的诊所去看眼睛，到了诊所，大夫给我上了药膏，又过了一天我的眼睛才好利索。其实这种辛苦是得不到回报的，看眼睛自费，耽误工时扣工资。在那段时期我能找到我能干的活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还想挑挑拣拣那是我想都不能想的事。
不过我在这里打工还是学到了新的技能，我当初在我当初在那家集体性质的工厂里学徒时，乙炔割枪是不能随便动的，因为害怕回火发生事故，所以没能学到怎样操作乙炔割枪。这次我在里得到了一次操作乙炔割枪的机会，工程需要一部分预埋件，预埋件是由十二毫米厚的钢板和直径二十五的螺纹钢焊接而成。非常不凑巧那天工程队电焊工家里有事请假，管技术的施工员找到了我，他问我：“你会用乙炔割枪割钢板吗？”我对他说：“我在学徒时看过师傅是如何操作割枪的，熟悉一下应该没有问题。”赶鸭子上架吧，那个施工员竟然同意让我用乙炔割枪割钢板了。他在钢板上画好了切割线，并告诉我如何操作乙炔割枪，还给我做了示范。我从他的手里接过割枪，认真的干了起来，虽然我的手有些抖，但是工件准确性要求不高，只要我能把钢板切割开他就满意了。这些钢板我割了整整一个小时，在割板的过程当中天空竟然还下起了雨，割板结束后我沦成了落汤鸡。因为我的这种工作态度，让他们很满意，这大概就是我能够继续工作而没有被辞退的一个原因吧？
随着工程的进展，电焊活已经很少了，而那个施工队的电焊工扭伤的腰也好了，这样我就不在配合电焊工工作了。工长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根据我的工资定位和表现他没让我回到后台搅拌机那里，而是让我跟着瓦工打下手或是干一些散乱的零活。因为工作的相对轻松，所以我的体力完全可以适应，这样我就有了机会开始仔细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有一次工作间隙休息的时候我们曾经和一位与我们一起施工的劳改队的劳改犯闲聊，瓦工师傅好奇的问这个年纪约十八九岁的犯人：“你们在里边挨打吗？”那个犯人告诉我们说：“挨揍是正常的，现在谁还挺着不招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有钢的都是些傻瓜。”都说监狱里是人才汇集的地方，这个小犯人大概也是个人才吧。
能够适应这里的工作，对我来说真是值得开心的事，渐渐的我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没事总爱哼几句歌自娱自乐。“春季春里的花开，你的心结打没打开；你若是走累了就揉揉你的肩，让我看看你的笑脸。”瓦工师傅见我这么开心，就问我：“你多大了，干嘛这么开心啊？”我这才意识到我出格了，赶紧如实禀报瓦工师傅。这个瓦工师傅是黑龙江人，年纪也就是三十岁左右吧，脸上长着一对非常惹人喜爱的小酒窝，天生一副笑脸。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心情想不愉快都不可能了。瓦工师傅和他的'媳妇都在队里干活，他的媳妇就是在食堂做饭的那位大姐。那位大姐可真是具备黑龙江人的特色，没事总爱叼着一颗烟，不时的吞云吐雾，说起话来大嗓门。我们每天都是在她那句“开饭了，赶紧起来”的嗓音中不情愿的下床、洗漱、吃早饭。食堂大姐长的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表面看来瓦工师傅很爱她，经常的能够听到他们小夫妻的嬉戏玩笑。
在这个施工队里干活的除了关键岗位是大连当地的农民之外，其他大部分工作都是从黑龙江、吉林及其他地区来城里打工的农民。这就是我们------“农民工”，一个被城里人和主流媒体蔑视的群体，我们从事着非常繁重的工作，居住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而且还经常的面临着讨要工资的尴尬。时代赋予了我们工作的机会，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我们混迹于金字塔架的最底层，肩负着金字塔上的精灵。
宜昌从来就是把理发称作为剃头，也许就是因为以前都是挑剃头挑子的原因吧？就是后来有了理发店、理发厅乃至美发设计中心，宜昌人还是这样说。明明知道不好却又一直坚持，是不是有些顽固不化？
剃胎头是外婆带我去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可是一看见师傅的刀剪就哇哇乱哭。"外婆还在的时候很喜欢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她老人家喜欢了我一辈子，也溺爱了我一辈子，总是用含笑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讲些好玩的事："你是个犟脾气，别人如果屁股挨一巴掌、或者嘴里塞个奶嘴马上就不哭了，可是你就是不干，哭得天摇地动的。"按照外婆的解释，最后还是等我睡着了才能顺利地给我剃了胎头，当然，还把眉毛也一并给剃了，要不如今何来一对剑眉呢？
大了些时候就是母亲领着我们两兄弟去剃头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调皮而自由自在、成天和小伙伴玩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记的小家伙。母亲总是满世界的找到我们，把我们两兄弟像是押着俘虏似的一直把我们押进理发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陶珠路中段曾经有过的.一家理发店。规模还算大，中间是走道，两边全是理发的木椅。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天热的时候，店堂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大的竹扇在不停的左右摆动，墙角有一个小学徒在拼命的拉着一根绳索；冬天的时候理发店的门上会挂上厚厚的门帘，店堂里生着几盆木炭火，热哄哄、暖洋洋的，母亲就坐在长条椅上给我们织着毛衣。她的手很巧，毛线在她的指尖翻滚着，偶尔也抬起头看看我们兄弟俩的瓦盖头剃的怎么样了。
再过了些日子，就是自己出去剃头了。父亲会在家里那张方桌上放下几张小面值的钞票，望我们一眼："今天剃头去，都乱的像鸡窝了。"我们兄弟俩就会跑到木桥街的一家理发店去。那是一家很小、店堂的墙壁因为很潮湿、贴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画片，还有一些泛黄的报纸，地面也没有倒上水泥，一眼望过去坑坑洼洼的就像是麻脸一样。为什么会到那里理发？原因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店里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学徒。师傅只管剃头，然后拍拍我们的肩膀："去洗头。"洗头就是那个学徒的事。他大概是不喜欢干这一行，或者是对师傅和我们这些顾客都有意见，洗头的时候漫不经心的，就会把那些带有难闻气味的肥皂水揉进我们的眼睛，剃完头出来，我和**的的眼睛都被那些碱水弄得泪水汪汪，都快要睁不开眼了，就和兔子似的。之后，我有很长的时间对洗头抱有极大的畏惧就是来源于此。
住在五中的时候，我儿时的伙伴的父亲虽说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校工，却是这个学校很有名气的多面手。电工、木工、瓦工、和农工样样都行，甚至还会剃头。每到天气晴好、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两兄弟和他们家的两兄弟统统召集在一起，就在操场旁边的一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下给我们一个个地用手推剪剃头。说实话，伯伯的技术并不高、手艺也不好、眼睛也不行，动作又很慢，加上给四个男孩子剃头还是很要花些时间和精力的，可他从来都坚持到底，只是我们的头发经常被那把生锈的推剪给夹住，痛的人呲牙咧嘴的，可是叫是没有用的，还得坚持下去，剃完了头，伯伯会给我们从葡萄架上摘一串葡萄分着吃。当时正是上世纪的******期间，能省一个就尽量省一个，那些剃头的钱得去积攒起来去买玉米面吃，那段时候老是吃不饱，饿得快，只好让伯伯在我们头上去拔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