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评心雕龙》是中国作家鲁迅的一篇文章，出自《华盖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评心雕龙〔1〕
甲 A-a-a-ch!〔2〕乙 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3〕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
丙 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国人。
丁 中国话里这样的叹声倒也有的，他不过是自然地喊。
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死尸!现在应该用表现法;除了表现地喊，一切声音都不算声音。这“A-a-a”倒也有一点成功了，但那“ch”就没有味。——自然，我的话也许是错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话并不错。
戊 那么，就须说“嗟”，用这样“引车卖浆者流”〔4〕的话，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为下等的。况且现在正要读经了……。
己 胡说!说“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说过好几回，将“唉”都“垄断”了去，使我们没有来说的余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闻之。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5〕。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张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余曩者之曾为白话，盖痰迷心窍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说“呸”么?这是人格已经破产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现在因为受了庚先生几句抢白，便“呸”起来;非人格破产是甚么?我并非赞成庚先生，我也批评过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爱说公道话。
子 但他是说“嗳”。
丑 你是他一党!否则，何以替他来辩?我们是青年，我们就有这个脾气，心爱吹毛求疵。他说“呸”或说“嗳”，我固然没有听到;但即使他说的真是“嗳”，又何损于癸君的批评的价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党，那么，你就也人格破产了!
寅 不要破口就骂。满口谩骂，不成其为批评，Gentle-man决不如此。至于说批评全不能骂，那也不然。应该估定他的错处，给以相当的骂，像塾师打学生的手心一样，要公平。骂人，自然也许要得到回报的，可是我们也须有这一点不怕事的胆量：批评本来是“精神的冒险”呀!〔6〕卯 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肞嶒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湅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7〕辰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窃取着外国人的声音，翻译着。喂!你为什么不去创作?
巳 那么，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来，字典上只有“Ach”，没有什么“A-a-a-ch”。我实在料不到他竟这样杜撰。所以我说：你们都得买一本字典〔8〕，坐在书房里看看，这才免得为这类脚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说，他的话流产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产〔9〕也，岂非因为急于出风头之故么?所以我奉劝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动弹，庶几可以免于流产，……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误译也，还不是因为不买字典之故么?且夫……
酉 这实在“唉”得不行!中国之所以这样“世风日下”，就是他说了“唉”的缘故。但是诸位在这里，我不妨明说，三十年前，我也曾经“唉”过的，我何尝是木石，我实在是开风气之先〔10〕。后来我觉得流弊太多了，便绝口不谈此事，并且深恶而痛绝之。并且到了今年，深悟读经之可以救国，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该废除。但是我并不说中国应该守旧……。
戌 我也并且到了今年，深信读经之可以救国……。
亥 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当废除……。
十一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雕龙”一语，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雕龙睪”。据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睪修衍(驺衍)之文，饰若雕缕龙文，故曰‘雕龙’。”南朝梁刘勰曾采用这个意思，把他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题为《文心雕龙》，本篇的题目就是套用《文心雕龙》的。作者的用意是调制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最主要的是在攻击从林琴南到章士钊的'读经尊孔的复古主义，和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奴颜婢膝的阿谀;但同时也批评了新文艺阵营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确的主张。而文中所举的一些语句，大都见于上述诸人的文章，但也有经过作者提炼的。
〔2〕A-a-a-ch 即Ach，德语感叹词，读如“啊喝”。
〔3〕关于“搬到外国去”的话，参看本卷第83页注〔2〕。
〔4〕“引车卖浆者流” 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5〕噫嘻吗呢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中说：“陈君(按指陈西滢)……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6〕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话，可能是针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评与骂人》一文而发的。
该文有如下一些议论：“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
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精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 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9〕青年何其多流产 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鲁迅的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
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2〕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3〕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4〕，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
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
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吧了。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5〕先生了!”
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从我看来，“尖酸刻薄”之处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会有“老头子”气的，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6〕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因此，所谓《战线》，也仍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7〕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8〕即使真以为先两回是正直在我这面的罢，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同系，同社，同派，同流……。从他们那一面看来，事情可就两样了。我“和西滢战”了以后，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的言论，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9〕“和长虹战”了以后，狂飙派的常燕生曾说《狂飙》的停版，也许因为我的阴谋。但除了我们两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记得了罢。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这次对于创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庄严”;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但成仿吾辈的对我的“态度”，战士们虽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10〕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11〕但是还不够，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还要加注道：“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
而这一个“老”的错处，还给《战线》上的弱水先生作为“的确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量气”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12〕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13〕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这回弱水这一位“小头子”对于这一节没有话说，可见有些青年究竟还怀着纯朴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将“冷嘲热刺”的用途，也瓜分开来，给“热烈猛进的”制定了优待条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经不属于那一类，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
其实这回的不行，还只是我不行，无关年纪的。托尔斯泰，克罗颇特庚〔14〕，马克斯，虽然言行有“卑污”与否之分，但毕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们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别，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15〕，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
又来说话，量气又太小了，再说下去，就要更小，“正直”岂但“不一定”在这一面呢，还要一定不在这一面。而且所说的又都是自己的事，并非“大贫”〔16〕的民众……。但是，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人却也看见背景或环境。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17〕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订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这种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的创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罗兹基〔18〕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
四月二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九期。
〔2〕“文艺的分野”当时创造社同人的常用语。如《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在《打发他们去》一文中说：“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辞清查出来，给还它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
〔3〕《战线》文艺性周刊，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署名弱水的这篇文章，原题《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载该刊第一期。弱水，即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哲学家。
〔4〕和西滢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围绕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长虹战，指一九二六年底鲁迅对高长虹的诽谤所进行的回击。
〔5〕林琴南(1852—1924)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
〔6〕艺术大学即上海艺术大学，周勤豪创办的专教绘画的学校，一九二八年得到创造社的合作，开设文学、美术和社会科学三个系，主要课程由创造社同人分担。
〔7〕老聃即老子，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引语出自《道德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8〕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的“闲话”中，先说鲁迅的《呐喊》是新文学最初十年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9〕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某党政府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
〔10〕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
〔11〕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
〔12〕“印贴利更追亚”俄语YJ[GFFT]GJaTb的音译，即知识分子
〔13〕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弄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14〕克罗颇特庚(EAcAd`KaK[OTJ，1842—1921)通译克鲁泡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15〕林琴南的这篇影射小说，题为《荆生》，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上海《新申报》。
〔16〕“大贫”弱水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中说：“中国虽说只有大贫小贫，没有悬殊的阶级，但小贫虽没有小到够得上人家资本阶级的资格，大贫大到够得上人家无产阶级的资格而有余!”按“大贫”一词，最初见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
〔17〕《鲁迅在广东》锺敬文编。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当时报刊所载有关鲁迅的文章十二篇，附鲁迅杂文和讲演记录四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关于“不朽”的话，见于《战线》周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署名薙光的《“我来……”和“我去……”》一文，其中说：“看到了《鲁迅在广东》这本书，便单单看这可以诱惑人的书名……鲁迅是不朽了，编者锺敬文也不朽了。”
〔18〕托罗兹基(XAeAZ`KaOT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在十月革命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后死于墨西哥。这里引述他的话，见《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鲁迅介绍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引导语：鲁迅一生写下了大量杂文，遍及成集的杂文集共有16部之多。下面是他的《华盖集》杂文集，还有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