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教育管理范畴主要构成是辅导员老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双方关系既是对立的，也是互助的。辅导员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话语从微观上看有助于参与其中的个体和群体扩展自身能力并解决问题；从宏观上看对高校教育管理体系是制度实施权威最优化的途径之一。
一、对辅导员老师话语体现教育管理权威的研究。
辅导员老师每说一个字，每讲一句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要把握自己的道德水准，言论对于道德规范的维持也是体现国家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权威，而这种职业素质又恰好是教育权力机构和学生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1.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高校主流观念的意志辅导员老师话语权有助于高校的校园文化传播其所认同的主流话语，利用话语权在管理中占有关键的权威与主导作用，应当在制度化的学生管理中应当被重视起来。
2.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一种高校职业观的权威学生的常态化管理工作是在一定的职业知识背景下展开的，大学生的所思、所言、所行是对高校现实问题的`表达与言说，体现出的是在这样的职业知识言传身教的地位与作用。
3. 辅导员老师的话语权表现为管理行为的有力操控话语权威意味着一种力量，话语的实质是“以言行事”,所以辅导员话语与学生话语展现了他们自身的威严与威力，语言的有力操控就是师生教育话语的重要特征。
二、对学生在被管理领域中与权威存在博弈现象的研究。
学生群体会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权威的不满意和不信任的相互博弃，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表现，并且在与辅导员老师之间有争论和分歧，对于管理权威中的不满意和不信任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得以解释。
1. 对管理权威不能及时的进行交流信息。
学生群体对于管理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不能及时反馈到管理权威部门，并且即使学校管理权威获知某些意见，由于从总体管理原则角度上考量出现阻滞和延后的现象。另外，学生群体与辅导员老师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也是间接导致对管理权威不信任和不满意的原因。
2. 管理权威的制度没充分地体现学生的实际利益诉求。
虽然高校提出教育应该“以生为本”,并且也提出更应该尊重和保障学生的成长、成才的权利。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很好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落实，“以生为本”的管理权威为主导的制度应切实从学生实际情况考虑，应充分地体现学生的实际利益诉求，不要只喊口号。
3. 管理权威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与影响。
辅导员老师与学生群体和高校外界环境（其他高校以及社会）各层面交流渠道的增加使二者获得了更多比较的信息，让二者得到更多的借鉴，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学生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在和外界环境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也是对管理权威逐步形成博弃态势的因素。
三、建立宽容的空间和具备宽容人格化解教育话语间博弃矛盾。
建立一个承载各自包容各种言论的空间和师生的语境空间；群体之间具备的关系，要永远有对他人宽容的人格，对他人行为和诉求保持理解的态度。
1. 如何建立宽容的话语空间。
在常规管理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话语空间，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以包容的观念使学生在过错中成长，成熟，只有这样，教育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目的。
①以学生的成长为教育管理核心。辅导员老师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关注学生在心理、生活、道德情操、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成长问题，理解、尊重、信任学生。
②引导学生对错误行为的正确认识。犯错是学生走向成熟的必然经历，老师要加以正确引导学生敢于改正错误，把其化为人生道路上的经验教训。
③智慧地评价和幽默感的语言。对学生品格有针对性的用智慧地表扬进行赏识教育，用具有幽默感的话语和幽默的方式提醒学生。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很可能会出现“治标不治本”效果，“标本兼治”的智慧与幽默优于正颜厉色，这样才能使学生发自内心真正的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2. 如何行使宽容的人格。
师生群体都会对教育和管理上有自身的看法和见解，相互交流是必然的，要在真正意义上用宽容的人格针对问题交换想法和意见，甚至可以就某些问题的某些层面达成一致。
①主动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师为长者的特殊关系下导致学生和老师交流往往“敬而远之”,无形中影响师生关系的融洽。老师可以利用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和常规的管理工作机会，主动和学生拉近距离，传递老师的赞赏和真诚，这样学生就会走近老师，亲近老师。
②把处理问题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放在主动解决问题的位置上，让学生充分发挥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样学生也就逐渐地培养出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老师不要以先入为主地主观教育对学生做出定性判断，消除学生在接受问题上的抗拒情绪，以平和的心态指引学生站在对方或者相关人的第三方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言行，让学生在一种平等轻松的氛围里反省自己，彻底改正、修正并端正自己的言行意识。
结束语。
本文在教育管理话语的研究只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探索中的冰山一角，研究教育管理话语最终目的是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使教育和管理的内部问题、外界误解可以得到缓解和解决，依靠双方的努力和相互配合来达到教育管理目的，双方是教育和管理中问题得到解决后的最终受益者，并通过话语方式去发现当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隐藏更多的其他问题。
摘要：
在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可避免。为维护国家间合作交流的有序进行，各种国际条约和协议也在推陈出新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如此背景之下，各国对国际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对国际法的要求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利益分配的层面，而是进一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寻求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本文便从国际法的起源“国家利益”、现代国际法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国际法目前存在的争议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法未来的演进趋势，以求对我国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
“国家利益”；“正义”；零和博弈
国际法最初是为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诞生，而在其诞生的原点几乎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在现代国际法发展过程中，使用“国家利益”这一带有国民集体属性的词汇作为起点，来追本溯源可能更为适当。
一、国际法起源的伊始——“国家利益”
作为国际法中最重要的主体——国家，其最基本的三大要素是居民、领土和政府，如何使这三者统一而形成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利益这一纽带。一国遵循国际法的初衷必然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起源的肇始，条约便是因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而诞生。特别是在西方零和博弈的思维中，一方的获利必然造成对方的受损。条约建立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特征尤为明显。以往的国际法所做最多的就是从众多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中抽象概括出一般化通用的规则或原则，以便于条约的当事人——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上的主体能够更好地制定和履行条约。查尔斯比尔德曾说：“随着国家体系的出现，公众对政治控制的影响的增加，以及经济关系的巨大发展，国家利益这个新提法的界限逐渐被确定下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往代表着封建君主利益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其中蕴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有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随着共产主义的提出，共产主义的精神也渗透其中。由此看出“国家利益”既有界限也有演进，并非一成不变。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可能不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同的部分。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有这样的观点“每个国家在维护和平这一点上都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因此任何企图破坏和平的国家都是非理性和不道德的”。据此他主张在“和平”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国际交往。但“和平”这种共同利益显然太过空泛，或者说这种利益粘性不强，这可能也是导致其“国联计划”破产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国家利益应当是具有一定利益粘性，以整体国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利益集合。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起点，虽然这部条约也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纷争的基础之上，但其正式以实体文本形式确立了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规则体系，开创了以自主、和解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规则基础。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条约多是作为战争中战胜国对战败国利益瓜分的固定形式（表面以条约这种看似“合法”的形式，实质上是为了固定战胜国的胜利果实、甚至为一些不义之战披上“合法”的外衣），但也正是这种对“固定”、“稳定”的追求，反过来束缚了一些国际法主体的肆意妄为。或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同时也是由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让起源于“利益”的国际法日趋向“正义”靠拢。
二、现代国际法中对正义的追求
如何看待国际法中的正义，正义同自由一样，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应当追求和维护的，但是如果不具体到确切的时空环境之中，不置于真实的事件条件之下，正义便会显得空洞而泛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围绕着什么是“正义”叙述了很多，同时他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是功德与正义的标志。法律需要正义去支撑，离开了正义，法律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法律是正义的具体体现，目的就是要促进正义得到落实。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大门类，理应为实现正义服务。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上的正义便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这种观点虽然为正义划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范围，但是仍然停留在宏观角度，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全人类的利益”仍然是相当泛化的概念，甚至很有可能被理解成多数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但值得关注的是，正义和利益并非完全对立，获取利益并不代表着非正义，正义也绝不是不能获得应有的利益。国家在正义的前提下维护或取得应有的利益是值得赞赏和推崇的。而国际法的作用和价值便是在这样的路径中得以体现。
（一）国际条约之于国际法国际条约
作为国际法最主要最重要的渊源，甚至几乎可以说国际法就是在众多国际条约上的抽象概括。在最狭义的理解中，甚至可以把国际法看作是”国际条约法”。然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条约法”。现代国际法中的条约或协定应当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达成，所以国际条约或协定近乎就是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抛开违背现代国际法精神的不平等条约）。如果把每一个国际法上的主体近似地看作民法上的个人，国际法中众多的条约就更像是一份份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在这种角度下，条约的自主性自发性尤为凸显。而这种自发性自主性必然导致极大的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法律稳定而权威的要求。
（二）国际法的自主性和自发性
自发性和自主性一方面是国际法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这未尝不是国际法的闪光点。条约的达成未经一国认可不产生效力，这就为小国弱国建立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防止一些霸权主义的国家利用国际法法律的外衣，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有部分学者争论，这是否是民法上“意思自治”的延伸？其实，在西方法学发展进程中，的确是以民法为基础而构建法律体系，作为西方“万法之母”的民法中的许多原则理论，不止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在其他诸如经济法、商法中被借鉴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基于“意思自治”衍生而出的国际法的自主自发性，很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平等，国际法中的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三、国际法的争议
立足于现实主义之上，过去的国际法更像一种路径，以“合法”形式在窃取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的目的，这种工具主义的思想促使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认同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价值。他们并不认同国际法上的正义之说，批判主义者甚至更极端地指责，国际法不过是假借法律的“正义”之名，行谋取本国私利之实的躯壳罢了。很显然这种思维深受西方零和博弈理论的影响。而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正义是应当存在于每一部法律之中的，国际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当然也不例外。在现代社会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便是因为人们坚信它能切实地维护公平正义而非其他目的。同理，理想主义者坚信国际法能够发挥其作为法律的效用，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正义的保障和维护。国际法的正义虽然争议颇多，但还是可以达成基本的普世价值，比如不欺凌弱小，强国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等。这些理论其实放在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也是能够成立的。即使在技术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国家依然是国际法上最重要的主体，并不存在超阶级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这就决定了国际法“弱法”的性质，其无法像国内法那样获得有效强制力的维护，而要靠每一个国际法主体的自觉遵守。国际条约的履行首先要基于一国之确认和参与。即使是联合国这种最高层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安全理事会作为其中唯一有权采取军事行动的联合国机构，但它日常的活动更多地展现的也是各国利益的博弈和妥协，而不是正义在法律中运行的模样。现有国际法框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对于当下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是否是一种非正义还有待商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由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话语权，相当一部分国际习惯和条约也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由于文化和利益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基于公平正义，更多体现的恰恰是西方利益的考量。如若片面地追求国际法上的正义而损害了一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否是对本国国内民众的非正义。同时由于国际法不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历来为一些学者所诟病，从而质疑国际法是否能够称之为法律。明确的是，法律有很强的国别性，一国之法律往往仅能在本国范围内适用。即使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存在一些普适通用的规则原则也不例外。每一个国家在运用国际法时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这无可厚非。
四、结语
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以及当今世界趋势，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地区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由于物流、交通与信息技术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无法逆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有良好的依托，为追求更高的国际贸易收益，在对外贸易这一方面可能更加需要学习和融入现有的国际法律体系，但不必太过急切而妥协于现有的某些不公的国际法律秩序，而应在不损正义的基础上切实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签订了一系列如《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人民对国际法有一种抵触情绪。这并不难理解。但中华传统文化中“兼相爱、交相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现代国际法中对正义的追求在精神层面完全契合，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今天遭遇的瓶颈或许正需要古老东方哲学思想的注入才能突破。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很好的范例。中国“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思想与西方的“零和博弈”大相径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或许这才是文明社会中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任守景．墨子研究论丛．齐鲁书社．2009．
[2]梁云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何志鹏、孙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法律出版社．2017．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主的现代媒体科技使我国媒体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这巨变过程中，传统媒体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媒体的挑战与威胁，党刊也不例外。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喉舌，党刊有其特殊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其今后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研究的。本文就现代媒介科技条件下党刊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认为现代信息的极大丰富使党刊处于尴尬境地、媒介手段的多样化使党刊面临发行难的困境以及现代科技使党刊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是目前党刊遇到的三大主要难题，并就党刊如何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手段来发展自身提出合理的建议：一是应用现代媒体充实党刊内容，完善党刊的报道手段，二是创新发展思路，走出党刊发行困境，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媒体，重塑党刊的权威形象。
关键词：党刊；现代媒体科技；挑战；机遇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们忽然发现可以提供信息的媒体多起来了。各大网站、论坛、博客、播客、微博、3G手机等现代高科技媒体使受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丰富的信息。而作为传统媒体的党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则面临着高科技带来的巨大挑战。
一、现代媒体科技给党刊发展带来的挑战
1、信息极大丰富使党刊处于尴尬境地。
媒介手段的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给受众带来的最大益处是信息的极大丰富，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受众愿意，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获得最新资讯。手机上网、2009年开始流行的微博，使随时随地阅读新闻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对传统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纸质媒体的内容从撰写到编排、到印刷、再到发行与受众见面，这中间必然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时间可以尽量缩短，但是无法消除。面对这种局势，党刊只能从内容上做文章。
从党刊的定位来说，党刊主要是开展政治性的宣传，进行会议报道，刊登各级领导文章、经验报道，有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则比较少见；一般性的经验信息多，党员、群众需要了解的有关政策性信息少；正面报道的典型人物多，能引起读者思考的社会深层次问题报道较少。近些年来，为了迎接现代媒体科技手段发达带来的挑战，全国各省、市党刊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从刊物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到版面设计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加入了“社会化元素”，除了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会议组织新闻宣传报道外，还增设了不少社会综合性栏目，比如“编读往来”、“调查报告”、“美文赏析”、“看天下”、“经济论坛”等。这些栏目的稿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刊的可读性，然而一些较为保守的读者却认为此举使党刊的严肃性、政治性特点受到了影响。于是，许多党刊在宣传报道上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增加可读性，就被批忽略了党性特色；但是过于强调党刊姓“党”，在报道内容上又难有创新，势必落后于时代。
2、媒介手段多样化使党刊面临发行难的困境。
一直以来，党刊都是由组织或宣传部门实行政策性的发行订阅，各地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单位都是各类党报党刊的“固定”订阅对象。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各省、市机构改革的深入，各地党刊纷纷从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改为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办刊改为自负盈亏经营。尽管如此，由于党刊有其天然的政策资源优势，再加上组织部或宣传部的支持，很多地方单位依据两部文件，依然必须订阅党刊杂志。因此，前些年，党刊在激烈的报刊业竞争市场中，依然对发行方面的压力感觉不大。近年来，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乡镇合并，城市居委会合并为社区，机构压缩，党支部数量减少，再加上基层单位财政制度改革，经费减缩，压缩公费订刊的开支已经成为趋势，这些都造成对党刊发行的巨大冲击，形势迫使党刊向自费订阅扩展。然而，党刊发行走向市场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威胁，即日益丰富的媒介手段。在现代科技不断更新的条件下，不断有新的媒介手段出现在人们眼前。从综合性的站，如网易、搜狐，到专业的依托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如新华1网、凤凰网、经济观察网等，再到个人传媒手段博客、播客，手机报以及现在最流行的微博。此外，无线上网、掌上电脑、3G手机等先进科技使得这些媒介手段越来越趋于便利化。人们不仅足不出户可以尽知天下事，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因此，信息量不够丰富、可读性不强、一向被读者视为“正统”刊物的党刊向自费订阅扩展并非易事。
3、现代科技使党刊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党报党刊由党组织主办，是党的工作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肩负的重要政治使命，担负着党赋予的神圣任务，自然有着其特殊的权威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特别是表达想法的渠道非常有限，党刊的这种权威性受到了充分的尊重。然而，自从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受众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媒介科技发达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受众可以拥有充足的话语权。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新兴媒介手段获取多方面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在媒体上得到互动和交流，产生更多的公民意见。在这种可以言论充分自由的大环境下，党报党刊话语的权威性自然受到了一定的挑战，甚至会遭到一些质疑。
二、现代媒体科技发达给党刊带来的发展机遇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虽然现代媒体科技的发达给党刊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些挑战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的机遇。党刊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和现代科技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抓住现代媒介科技给党刊带来的发展机遇：
1、充实党刊内容，完善党刊报道手段。
在互联网时代，完全依靠单一的纸张来承载报道内容已经完全过时了。一方面，党刊应该丰富报道内容，增添报道的可读性。即使一些保守读者不认同这种做法，也必须坚持这项改革。要改变过去的古板乏味的政治文章的写作方法，使政治也具有可读性，同时根据国家的政策增添一些相关的民众关心的话题，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实现内容呈现渠道的移动化和数字化，将内容与数字技术嫁接，以拓展新的信息增值空间。首先应该建立党刊自己的网站，在网站上呈现杂志的内容，并将杂志以外的精彩内容也放置在网站上，同时，在网站上设置与读者的即时互动平台，加强与读者的沟通联系，以适应受众对资讯获取的个性化、即时性、交互性等需求。其次，可以与国内知名站如网易、搜狐、新华1网等签订协议，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使网民可以通过这些大站搜索并阅读到杂志内容，提高党刊的影响范围。最后，可以针对一些特定读者开通“手机杂志”，使他们在百忙之中也可以通过手机看到杂志的最新内容，培养忠实的读者受众。
2、创新发展思路，走出党刊发行困境。
党刊的发行必须跳出原来的老思路，充分利用高科技，采取各种手段扩大党刊的征订量。首先，鼓励当地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正式党员们自费订阅；其次，加大宣传力度，很多党刊只是政府机关才知道，普通民众完全没听过，更没阅读过，因此党刊要一改过去等人上门订阅的被动做法，主动出击，精心策划，积极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宣传，提升知名度，挖掘潜在受众；再次，丰富征订手段，不能单纯依靠邮政订阅，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通过互联网订阅，这样就方便了读者，提高读者的订阅意向。
3、运用现代媒体，重塑党刊权威形象。
党刊给受众的感觉是严肃、高高在上，因此很多民众对其敬而远之，也越来越不信任。党刊必须增加其对党员群众的亲和力，才能提高其地位。作为党的重要的舆论基地，党刊必须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工作。既要把中央、省市的精神、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迅速贯彻下去，又要把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看法、意见和要求，以及基层单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上来。此外，党刊还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媒介来提升其影响。如面对年轻一代的党员群众们，党刊编辑领导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问题，对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党刊编辑们可以开通博客，针对一些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发表有一定高度的看法，既跟上了潮流，又提升了党刊的影响力。这些做法都能够使党刊的形象更亲民，同时使更多人了解党刊，这样就可以在无形中提高了党刊的影响范围，提升其权威形象。
总之，现代媒体科技确实给党刊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压力，但是只要党刊更新思想观念，化压力为动力，勇于创新，锐意改革，就可以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艾广明.做大做强党的声音[J].传媒，2009，（3）
[2]丁士.报网融合：党报发展的战略机遇[J].2009，（10）
[3].网络媒体冲击下的党报发展新机遇[J].新闻导刊，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