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意间听到赵雷的《妈妈》，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就循环播放。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
想当然地以为，歌词中那辆车一定是马车。白色的马，黑色的车，黑白分明地行走。也一定是缓缓地行走，而不是飞奔。如果有马车夫的话，应该是戴着高高的帽子，面色阴郁。我不知道，《妈妈》中的妈妈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或者地下，或许只是在“我”的心间。
每个人都有一个妈妈，毫无例外，我也有一个。
妈妈生活在农村，已经很老了。我想象过，有一天她突然不在了，我会多么无助。每次这样想时，总是鼻子泛酸，泪水盈满眼眶。所以，在我兴奋失重的时候，我会想象妈妈离开了，这样我很快就会陷入悲伤。我认为，悲伤才是人的常态。
想起电影《萧红》中的场景：萧红在弥留之际，在沦陷的想起遥远的呼兰河畔，一辆马车载着她的童年在雪地上走过，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萧红是一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妈妈。想必她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她早早剥夺了自己做妈妈的权利，也就无须尽相应的义务。这方面，她表现出异于性格的决绝。
我的妈妈当然不会有萧红那样的记忆。妈妈不识字，一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她的愿望是可以带外婆来家里看一看。
自她出嫁的那天以后，外婆再没有见过她女儿现在的家是什么模样。其实，我家离外婆家不远，在山的这一边而已，但长久地，我们似乎没有一辆可以实现妈妈夙愿的马车。
外婆是常年穿着灰布大襟衣服，缠着小脚的老人。
有一年去外婆家，外公神经兮兮地拿出一本手抄的算命书，在一张纸上比划半天后抬起头郁郁地说：“了不得，迈不过今年。”
在这里，外公略去了人称，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外婆，妈妈也知道。外公说这话时妈妈就在旁边，或者他就是说给妈妈听的。
回来的路上，妈妈有许多次落在了我的身后。
外公的话没有应验，五年后，外婆依然踮着小脚忙里忙外。妈妈后来对我说：“你外公老糊涂了，上次说得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
外公对外婆并不好，从年轻时一直这样。我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我很好奇，两个从来都对不上眼的人为什么能生那么多孩子？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她提出疑问：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
我想，大概是因为，除了那些坚定的女权不婚主义者，大多数女人最终都会活成一个妈妈，而妈妈的今天，可能是年轻的女儿不想成为的明天。换言之，妈妈的衰老总是过早地宣布了女儿的凋零，让女儿提前感到速朽的可怕。所以，妈妈和女儿是一对最亲密的宿敌。这些，作为儿子的我，并不能完全体会。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永远是我知道的样子。即使有一天她真的离开了我，她也还是原来的样子。
妈妈离开我的那一天，想必也是我彻底长大的一天。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否有一辆马车，能够带我远离悲伤。
成长从来都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该经历的终将经历。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处，留下一道道或深或浅的伤疤。午夜的幽灵，在布满荆棘的荒岛上寻求着精神的食粮。幽暗的月光下，多少双眼睛因迷离而暗自成伤，只是这个时空望不见那个时空的快乐，那个时空想不到这个时空的忧伤。瞬间的一缕清风，可能把你我带到平行时空，这一刻你竟然有了和逝去岁月中的某个瞬间同样的心境，你会觉得这缕风跨越时空，从之前的时代吹到了现代，可寻径望去，早已物是人非。妖艳的桃花，在记忆的车辙里碾做尘土，可有人记得我们也曾爱过？
那年匆匆，我们单纯地以为过了青春就是永恒，谁也无法料想以后的某个时段还会感念曾经。因为一切都无法重来，所以那些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故事才显得弥足珍贵。永恒的东西无法触及，可是曾经却永远成了永恒。小时候最常仰望猎人星座腰间的那三颗星，只知道那是星座猎人的腰带，却从来没有找见过其它部位。如今再来观望，透过它仿佛能看见那时的自己，天真烂漫，从来不知道烦恼是什么，只会因为一些莫名的事而莫名的神伤。也曾有过梦想，但梦想只是简单的以改变现状为己任，而不是以兴趣为方向来一场毫无畏惧的旅途。我常常想起自己只是那个拾粪的孩子，看到草地上的一匹马拉粪便会欣喜若狂。我和发小那时最常做的事就是一道去捡粪 ，除此之外就是将红斗罗、坦克大战、南拳北腿等游戏打通关。后来他搬走了，我也去了市里读书，再后来有一面之缘，从此不再相见，后会无期。有些人不管你刻意与否，他会融进你的生命，不管时光荏苒如何久远。我很羡慕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就算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还可以在一起，在一起无关身份无关名利，只是在一起就好。
似水年华，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尽管事实上确已伤痕累累。如果知道那些年过得如此之快，或许我会倍加珍惜，只是谁都无法在弥留之际再去挽留什么。该去的总要失去，抓不住风，也握不住沙。沙随风而逝，人随缘而去。总在转角那一瞬希望遇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以避免独自游荡在大街上时的孤独落寞。只是一次次的转瞬不过是一张张陌生的脸的相互邂逅，谁都不知道你是谁，人的渺小之处就在于有时候卑微到尘埃里，却还残存着那么一点希望。就像萧红所说，我之所以还没死，是因为生活中还有那么一点东西让我死不瞑目。我常想起那个落木萧萧的午后，独自走在落叶满径的校园里，风一来，就只见落叶随风打旋，从此那些落叶就像没有了家的孩子，随风飘荡，终究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落地成埃化作泥土。而生命最初奢侈的投资，就仅仅为的只是绿过之后的回旋？那天刚看完《平凡的世界》，心境跟这凄凉之境的切合竟使我伤心不已，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孙少平中的一个。我讨厌平凡，就像小时候讨厌吃药一样。我难以想象平凡最后的归宿，不过是草枯草有荣的轮回。不甘做一棵草，那就做一枝梅吧，尽管酷寒难耐，毕竟人生只有一次。达观万象，感四时光景；淡看风云，听微风细雨。忍尽酷寒霜冬雪，倚角斜梅独自开。
青春里的荒诞，在于你认为真理的东西在事故面前往往一文不值，它将你所有的'幻想击得粉碎，却还怂恿你要适应社会。荒诞在于那些白痴一样的人干着白痴一样的事，却还认为事情本该这样。他们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却还有人说他们高明。我们的青春彻底的在社会现实面前沦陷，没有人去争取真自我，从此我们都喜欢戴上面具。戴上面具的感觉就像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话，却还把镜子里的这个人当成别人。从此我们远离了自己的初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工作很累的原因。因为总是戴着面具，时间久了，也会厌烦。有一天，随机速配聊天，跟广东一个女的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你应该是那种个子不高，长得不怎么帅，不招人喜欢，但脾气很好的男孩子。对此我表示愕然，才一个多小时她就对我了如指掌，我到底该如何伪装？可我又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我不知道，当我身上所有的棱角都磨平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人不再是我，而是别人塑造出来的我的形象。我讨厌世俗，就像讨厌睡觉时打扰你睡觉的那只苍蝇一样，要么你把我骚扰醒，要么我拍死你。我坚持原原本本的自己，不被外界所改变，坚持初心，坚持梦想。不要再说我不成熟，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弱水三千，潺流而入东归海。
智者寡言，浮生缱绻西入尘。
明者曰名，不知名为何物，昏者曰物，空图一方尘埃。
狗血的年华，狗血的青春，继续着狗血的浮生。说要祭奠什么，到头来只是轻轻地将名字刻在石碑上，以证明自己来过这个世界！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