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其中的爱情故事，你想知道?
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故事
1马来侨领施成灿
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妈，是南洋长大的。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她的父亲施成灿自幼跟随我的祖父在南洋闯荡，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戏的。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大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
2与汪曾祺同学的施松卿
我小时候本来在本地读英文学校，我的叔公施成灿不以为然，要求我转学到他的道北镇读中文学校——育智小学。这时，松姑已经回国念书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3建设中学的穷情侣
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施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甚至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说《牙疼》一文中，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施行)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就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亚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但在此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73岁生日写下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
著名老作家汪曾祺婚姻生活
从私订终身到喜结良缘
40年代初，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然而地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却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子。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取道越南历尽千辛万苦也来到这儿学习文学，那时他师从沈从文先生得到不少亲身教诲。
汪曾祺虽然专业成绩优秀，却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西南联大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成绩，尤其是当时教体育的马约翰(后清华大学有名的体育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幼好文的汪曾祺除了大学一年级体育考试勉强及格外，其他3年均未达到标准，按照学校规定他只能推迟一年到1944年才能结束学业。谁料到了这一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学校又规定凡毕业生必须到当时援华的美军中任一段时间翻译方可拿到毕业证。汪曾祺被分配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拒绝了这份工作，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西南联大。
当时，没有文凭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汪曾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昆明郊外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国文教员，就是在这儿，他与施松卿由校友、同事成为朋友、恋人。
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西语系学习。在学校时，她与汪曾祺虽不在同一个系，但因兴趣爱好相投，在一些社团活动中互相认识，交往不多二汪曾祺来建设中学时，施松卿已先于他在这儿任英文教师，两位年轻人因为校友同事的双层关系交往得密切起来，至于怎样成为恋人并私订了终身，汪曾祺先生和师母从未向人说起过，这或许是只有他们俩人才知道的秘密吧。
甜美安宁的书斋生活很快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1946年，在建设中学工作了两年的汪曾祺和施松卿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了内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的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言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O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那天，俩人一起去办了手续，然后来到一家小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从那张发黄的照片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穿着一身刚发下的绿军装，眼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每当回忆起结婚这一段，两位老人总要为一个细节争论不休，那就是那天中午他们究竟是在中山公园附近哪一家饭馆吃的面食，时光的流逝早已冲淡了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对老夫妇执拗的争论却仿佛使他们回到了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
风雨岁月中的爱
婚后，汪曾祺随军南下到了武汉，留在汉口斫口区的武汉第一女中任教务副主任。过惯以文为生闲散生活的.汪曾祺不习惯武汉的教书生活，尤其是武汉夏天酷暑难耐的热。
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任职，先在《北京文艺》后调《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部，施松卿则在1952年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50年代的最初几年，汪曾祺夫妻团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稳固的收入，3个孩子也活泼可爱，一个温暖的小家过得充实而幸福。
很快，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使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张家口一个农科所果园去进行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单位上班无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个人枯坐在家中良久，当意识到妻子真的无法前来送行时，他才无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门前，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笔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松卿，等我4年!”再没有比这样的叮嘱更执著、更信赖的了，施松卿下班回来，站在空荡荡没有了汪曾祺的家里读着那张令她肝肠寸断的字条，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等你，一定等你回来。”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内乱结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论面对多么大的政治压力，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坚决不离婚，为此她吃的苦经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谈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别激动，看得出，他从内心感激妻子在动乱年代给予的最真诚的信任和帮助，对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内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对人说：“我这辈子----80年代起，他的创作又呈现鼎盛时期。《受戒》、《大淖记事》、《职业》等作品纷纷为文坛称道，同时，年届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评论等领域笔耕不辍，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施松卿退休后，虽忙于编译却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汪曾祺创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黄昏期再次爆发再次闪烁。
在读书写书之余，汪曾祺酷爱作画写字，并经常下厨烹调，而举凡接待客人、寄信采购、收拾碗筷等杂事大都落到施松卿身上。由于家中没有保姆，家务事大多由施松卿安排处理，遇上汪曾祺外出参加活动、讲学、交游，她便陪同照顾。
汪老夫妇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里，唯一始终争执不休的话题就是酒。随着年岁的增长，饮酒对身体的害处越来越明显，戒酒成了汪师母及全家的艰巨任务，而汪老酷爱酒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在宴会上喝，而且到小酒馆里喝。有时甚至在厨房里偷偷地喝料酒，或者趁师母外出时偷偷买酒喝。我在他们家吃饭时，就常看见汪老趁师母不注意时，偷偷喝酒的情景。为此，师母同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酒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95年初，汪老因肠疝气手术住院，检查中发现由于长期饮酒导致肝功能异常甚至有局部硬化的可能，在医生的劝诫下，汪老才下决心戒了酒。汪老病刚好，师母又病倒了，她患的是轻度脑血栓，两次入院急坏了汪老，师母为人豁达善良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仪表不凡，曾被女作家铁凝称为“伊丽莎白女皇”，本文写作之际，老人正颐养于病榻之上，我衷心希望“伊丽莎白女皇”早日康复，与汪老共度美好晚年。
这三个人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王瘦吾真瘦。瘦得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邑中名士谈甓渔，谈先生教会了他做诗。那时，绒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也会送去两首七律。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
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①、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帐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
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瘦吾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了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①。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难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们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地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因此，王瘦吾老想发财。
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绒线店，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他得另外想办法。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各行各业，都有个固定的地盘，想往里面再插一只手，很难。他得把眼睛看到这个县城以外，这些行业以外。他做过许多不同性质的生意。他做过虾籽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张家庄出一种木瓜酒，他运销过。本地出一种药材，叫做？莶，他收过，用木船装到上海（他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蓑衣草两股，绞成细绳，过去是穿制钱用的，所以叫做钱串子。现在不使制钱了，店铺里却离不开它。茶食店用来包扎点心，席子店捆席子，卖鱼的穿鱼腮。绞这种细绳，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一大捆一大捆挑进城来兜售。因为没有准人，准时，准数，有时需用，却遇不着。有了这么个厂，对于用户方便多了。王瘦吾这个厂站住了。他就不再四处奔跑。这家工厂，连王瘦吾在内，一共四个人。一个伙计搬运，两个做活。有两架“机器”，倒是铁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的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捶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和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
初二、十六①的傍晚，常常看到王瘦吾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磅！”
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都纷纷地落下了。
这里没有住户人家。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这侉子不知是什么来历。他杀狗，吃肉，——阴城里野狗多的是，还喝酒。
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
试的是“天地响”。这地方把双响的大炮仗叫“天地响”，因为地下响一声，飞到半空中，又响一声，炸得粉碎，纸屑飘飘地落下来。陶家的“天地响”一听就听得出来，特别响。两响之间的距离也大——蹿得高。
“砰——磅！”
“砰——磅！”
他走一二十步，放一个，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孩子里有胆大的，要求放一个，陶虎臣就给他一个：“点着了快跑！——崩疼了可别哭！”
其实是崩不着的。陶虎臣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
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钎上，两块木板一搓，吱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
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有时问他们几句话：“你爸爸在家吗？干嘛呢？”
“你的痄腮好了吗？”
孩子们都知道陶老板人很和气，很喜欢孩子，见面都很愿意叫他：
“陶大爷！”
“陶伯伯！”
“哎，哎。”
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
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这种鞭，成本很贵，除非有人定做，平常是不预备的。
一般的鞭炮，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他会做花炮。一筒大花炮，能放好几分钟。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叫做“酒梅”。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磁盆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蓝荧荧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熄。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
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
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不着了，他搭了梯子爬到架上去看，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一个火球迸进了瞳孔。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很凶狠。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他的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情逐年在消退。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遍地桃花”近年很少人家来定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
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靳彝甫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相隔只有七八家。谁家的火灭了，孩子拿了一块劈柴，就能从另一家引了火来。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地黑字：“靳彝甫画寓”。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鲥鱼、白沙枇杷，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茁箭子的建兰。他们的画，多半是大写意，或半工半写。工笔画他们是不耐烦画的，也不会。
一种是画匠。他们所画的，是神像。画得最多的是“家神菩萨”。这“家神菩萨”是一个大家族：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最下一层是财神爷。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这种画美术史家称之为“玻璃油画”），作插屏。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描花纹的是一个人（照着底子描），“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画匠多半是哑巴。
靳彝甫两者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比较贴切些，应该称之为“画师”，不过本地无此说法，只是说“画画的”。他是靠卖画吃饭的，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欢乐”的纸店①，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所以挂“画寓”的招牌）。他的画按尺论价，大青大绿另加，可以点题。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参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靳彝甫也就欣然对客挥毫。主客双方，都很满意。他的画署名（画匠的作品是从不署名的），但都不题上款，因为不好称呼，深了不是，浅了不是，题了，人家也未必高兴，所以只是简单地写四个字：“彝甫靳铭”。若是佛像，则题“靳铭沐手敬绘”。
靳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家里积存的画稿很多。因为要投合不同的兴趣，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工笔、写意、浅绛、重彩不拘。
他家家传会写真，都能画行乐图（生活像）和喜神图（遗像）。中国的画像是有诀窍的。画师家都藏有一套历代相传的“百脸图”。把人的头面五官加以分析，定出一百种类型。画时端详着对象，确定属于哪一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减，画出来总是有几分像的。靳彝甫多年不画喜神了。因为画这种像，经常是在死人刚刚断气时，被请了去，在床前对着勾描。他不愿看死人。因此，除了至亲好友，这种活计，一概不应。有来求的，就说不会。行乐图，自从有了照相馆之后，也很少有人来要画了。
靳弊甫自己喜欢画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青绿山水、工笔人物，一年能收几件呢？因此，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
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的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他会那样耐烦地用一个称金子用的小戥子约着蜈蚣风筝两边脚上的鸡毛（鸡毛分量稍差，蜈蚣上天就会打滚）。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秋天，养蟋蟀。他家藏有一本托名贾似道撰写的《秋虫谱》。养蟋蟀的泥罐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旧物。每天晚上，他点一个灯笼，到阴城去掏蟋蟀。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常常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看这位大胆的画师的灯笼走走，停停，忽上，忽下。
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①。文三桥呀，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
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出极好的麦秸，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去。稍经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瘦吾想：为什么不能就地制成草帽呢？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主意已定，他就把两台绞绳机盘出去，买了两架扎草帽的机子，请了一个师傅，教出三个徒弟，就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城里的买卖人都说：王瘦吾这步棋看得准，必赚无疑！草帽厂开张的那天，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很多。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地响，一会儿工夫，哎，草帽盔出来了！——又一会，草帽边！——成了！一顶一顶草帽，顷刻之间，摞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这一天，靳彝甫送来一张“得利图”，画着一个白须的渔翁，背着鱼篓，提着两尾金鳞赤尾的大鲤鱼。凡看了这张画的，无不大笑：这渔翁的长相，活脱就是王瘦吾！陶虎臣特地送来一挂遍地桃花满堂红的一千头的大鞭，砰砰磅磅响了好半天！
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河水从下游泻出，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其余的，他匀给别的同行了。
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东城定在八月十六。地点：阴城。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陷火了！
这种花盆子是有一点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木架子下面黑黑的，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是泗州而不是别的城）。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追瘌子”，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人是个瘌痢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瘌痢头，瘌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只是一阵火花之后，扑鲁扑鲁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字是灯球组成的。虽然平淡，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火光炎炎，逐渐消隐，这时才听到人们呼唉：“二丫头，回家咧！”
“四儿，你在哪儿哪？”
“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
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
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咬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它口瞿口瞿地叫起来，上下摆动它的触须，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负伤的败将，怎么下“探子”①，也再不敢回头。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靳彝甫被人们说得心动了。王瘦吾、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走了。
斗蟋蟀也像摔跤、击拳一样，先要约约运动员的体重。分量相等，才能入盘开斗。如分量低于对方而自愿下场者，听便。
没想到，这只蟋蟀给他赢了四十块钱。——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两个月的薪水！靳彝甫很高兴，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约王瘦吾、陶虎臣来喝酒。
（这只身经百战的蟋蟀后来在冬至那天寿终了，靳彝甫特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银棺材，送到阴城埋了。）
没喝几杯，靳彝甫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靳彝甫接过名片一看：“季匋民！”
“他怎么会来找我呢？”
季匋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迹。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大学当教授，平常难得回家。“你回去看看。”
“我少陪一会。”
季匋民和靳彝甫都是画画的，可是气色很不一样。此人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浓黑的长髯，声音很洪亮。衣着很随便，但质料很讲究。
“我冒进宝府，唐突得很。”
“哪里哪里。只是我这寒舍，实在太小了。”
“小，而雅，比大而无当好！”
寒暄之后，季匋民说明来意：听说彝甫有几块好田黄，特地来看看。靳彝甫捧了出来，他托在手里，一块一块，仔仔细细看了。“好，——好，——好。匋民平生所见田黄多矣，像这样润的，少。”他估了估价，说按时下行情，值二百洋。有文三桥边款的一块就值一百。他很直率地问靳彝甫肯不肯割爱。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好！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既然如此，匋民绝不夺人之所爱。不过，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得先尽我。”“那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买卖不成，季匋民倒也没有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靳彝甫祖父的，父亲的。——靳彝甫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啊！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他看了靳彝甫的画，说：“彝甫兄，我有几句话……”
“您请指教。”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说：“我今天很高兴。看了令祖、令尊的画稿，偷到不少的东西。——我把它化一化，就是杰作！哈哈哈哈……”
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提了他的筇竹杖，一阵风似的走了。
靳彝甫一边卷着画，一边想：季匋民是见得多。他对自己的指点，很有道理，很令人佩服。但是，到上海、开展览会，结识名流……唉，有钱的名士的话怎么能当得真呢！他笑了。
没想到，三天之后，季匋民真的派人送来了七八封朱丝栏玉版宣的八行书。
靳彝甫的画展不算轰动，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那张在季匋民授意之下重画的杨妃出浴，一再有人重订。报上发了消息，一家画刊还选了他两幅画。这都是他没有想到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很替他高兴：“彝甫出了名了！”
卖了画，靳彝甫真的按照季匋民的建议，“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很少来信。
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厂生意很好。草帽没个什么讲究，买的人只是一图个结实，二图个便宜。他家出的草帽是就地产销，省了来回运费，自然比外地来的便宜得多。牌子闯出去了，买卖就好做。全城并无第二家，那四台哒哒作响的机子，把带着钱想买草帽的客人老远地就吸过来了。
不想遇见一个王伯韬。
这王伯韬是个开陆陈行的。这地方把买卖豆麦杂粮的行叫做陆陈行。人们提起陆陈行，都暗暗摇头。做这一行的，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资本雄厚，大都兼营别的生意，什么买卖赚钱，他们就开什么买卖，眼尖手快。其二，都是流氓——都在帮。这城里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斗殴，都是陆陈行挑起的。打架的原因，都是抢行霸市。这种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的衣著和一般的生意人就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王伯韬和王瘦吾是同宗，见面总是“瘦吾兄”长，“瘦吾兄”短。王瘦吾不爱搭理他，尽可能地躲着他。
谁知偏偏躲不开，而且天天要见面。王伯韬也开了一家草帽厂，就在王瘦吾的草帽厂的对门！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八个师傅，门面、柜台，一切都比王瘦吾的大一倍。
王伯韬真是不顾血本，把批发、零售价都压得极低。王瘦吾算算，这样的定价，简直无利可图。他不服这口气，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
王伯韬坐在对面柜台里，还是满脸带笑，“瘦吾兄”长，“瘦吾兄”短。
王瘦吾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
王伯韬放出话来：“瘦吾要是愿意把四台机子让给我，他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要！”
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辫子，全部倒给了王伯韬。王瘦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
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可是人瘦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吹过，就能倒下。
陶虎臣呢？
头一年，因为四乡闹土匪，连城里都出了几起抢案，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全指着年下。这一冬防，可把陶虎臣防苦了。且熬着，等明年吧。
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①，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黄烟子”也像是个炮仗，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雄黄，外皮也是黄的。点了捻子，不响，只是从屁股上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半天。这种东西，端午节人家买来，点着了扔在床脚柜底熏五毒；孩子们把黄烟屁股抵在板壁上写“虎”字。蚊烟是在一个皮纸的空套里装上锯末，加一点芒硝和鳝鱼骨头，盘成一盘，像一条蛇。这东西点起来味道很呛，人和蚊子都受不了。这两种东西，本来是炮仗店附带做做的，靠它赚钱吃饭，养家活口的，怎么行呢？——一年有几个端午节？蚊子也不是四季都有啊！
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闼子门①下了一把牛鼻子铁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起先是喝粥，——喝稀粥，后来连稀粥也喝不成了。陶虎臣全家，已经饿了一天半。
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敲开了陶家的门。这人姓宋，人称宋保长，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钱也敢拿的。他来做媒了。二十块钱，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这连长第二天就开拔。他倒什么也不挑，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陶虎臣跳着脚大叫：“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到爹床前，说了声：“爹！我走啦！您保重！”陶虎臣脸对墙躺着，连头都没有回，他的眼泪花花地往下淌。
两个半月过去了。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女儿回来了。妈脱下女儿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偷偷地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初稿十一月二十日二稿
从前有一个以织布为生的人,终日不停地织布,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一天村里的大富翁大摆宴席,招待全村老少,这个织布匠也应邀赴宴。在宴席进行中,一些家中殷实的人,穿着绫罗绸缎。华贵艳丽衣服的人,受到富翁家中奴婢们另眼相待,好吃好喝的先端给他们,对他们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而对布衣贫农们却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织布匠面对如此情况,深感世态炎凉,他触景生情,决心发奋图强,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心想,我要另谋一个好职业,找一个报酬高,又轻松。体面的工作;到那时,我就会积蓄很多钱,到市上去买几件高档。时
宴后,举行游艺活动助兴,村里各路艺人,各显神通。有个艺人身轻如燕,往上蹿了几步就跳到高墙上,然后纵身往下一跳,稳稳当当地落到地面,博得全村人的一片喝彩声。织布匠冷眼看着这个艺人从高墙之上跳到地面,竟令众人叫好,他对此却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么新奇的',不就是从墙头上跳下来吗?这种雕虫小技,我也可以做到的。不如我当场跳一次,也教富翁和众乡邻为我叫好。于是他自告奋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墙头,纵身往下一跳,却摔断了脖子,当场毙命。
妻子讲了织布匠的故事后,对丈夫说道:
"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目的是让你从其中领悟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谋生的人生旅途中,首先要弄清情况,知己知彼,方能出奇制胜,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只为贪图钱财而一味蛮干,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生意人应以此为战略决策。"
妻子的规劝是善意的,然而这个商人却对她的话不以为然,反驳说:
"一个聪明人不见得单凭他的智慧就一辈子一帆风顺,而一个愚蠢的人也不一定总是一败涂地。比如说,深知蛇性而又善于耍蛇的人,却难免被蛇咬伤而丧命,相反对蛇性一窍不通又远避蛇类的人,倒不致遭此噩运呢!"
商人不听妻子的规劝,反而胡搅蛮缠。一意孤行,结果终因买赃卖赃而受到法律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