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
《夜》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
《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诗评: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
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黄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
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
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诗评:《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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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
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
生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五月二十九日
①写于1928年5月29日，
初载1929年5月10日《新月》
月刊第2卷和3号，署名志摩，后收入诗集《猛虎集》。
诗评:好的诗都是用真诚和生命写就的。古今中外很多成功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悲剧性的，或苦难的人生经历或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美不仅是作家艰苦劳动的结果，也是以作者在生活中的坎坷、甚至牺牲为代价的。《生活》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生活》是一曲“行路难”。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诗人在全诗一开始便以蓄愤已久的态度点题“生活”。作者避免了形象化的直观性的话语，直接采用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而强烈的形容词对“生活”的特征进行揭示，足见诗人对“生活”的不满甚至仇恨。社会本来应该为每个人提供自由发展的广阔舞台，现在却被剥夺了各种美好的方面，简化成也就是丑化为“一条甬道”。不仅狭窄，而且阴沉、黑暗，一点光明和希望都没有，更甚者是它还象“毒蛇似的蜿蜒”曲折、险恶、恐惧。
然而更可悲的是人无法逃避这种“生活”。生活总是个人的具体经历，人只要活着，就必须过“生活”;现在“生活”成了“一条甬道”，人便无可选择地被扶持在这条绝望线中经受痛苦绝望的煎熬：“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前方”是什么呢?诗人写道：“手扪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几句诗仍然扣着“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这一总的意象，但是却把“甬道”中的感受具体化了。在这条甬道中没有温情、正直、关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扶壁而行，感受到的是冷壁和冷壁上的粘潮;这里没有空气，没有出路，没有自主的权利，象在妖魔的脏腑内令人窒息，并有时刻被妖魔消化掉的危险;这里没有光明，一切丑恶在这里滋生、繁衍，美好和生命与黑暗无缘，而丑恶总是与黑暗结伴而行。对人的摧残，身体上的重荷与艰难还是其次的，气氛的恐怖以及信仰的毁灭、前途的绝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人的精神;最后两句诗正揭示了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首诗很短，却极富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得以实现与诗人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抒情视角有直接关系。在本诗中，诗人把“生活”比喻成“甬道”，然后以这一意象为出发点，把各种丰富的人生经验浓缩为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陷入”——“挣扎”：——“消灭”揭示着主体不断的努力;而“毒蛇”、“冷壁”、“妖魔”、“天光”等等意象则是具体揭示“甬道”的特征，这些意象独立看并无更深的意义，但在“生活”如“甬道”这一大背景下组合起来，强化了“生活”的否定性性质。诗虽小，却如七宝楼台，层层叠叠，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美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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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突破语义层，走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去和痛苦的诗人心心相印。面对生活的种种丑恶与黑暗，诗人拒绝了同流合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其中挣扎;挣扎就是抗争，挣扎需要力量和勇气，而面对强大的不讲完善与美的对手的挣扎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这种挣扎除了需要与对手抗争的力量和勇气之外，还必须面对来自自己精神世界的对前途的绝望的挑战;这正如深夜在长河中行船，要想战胜各种激流险滩，首要的是航行者心中要有一片光明和期待。这首诗正是诗人直面惨淡的人生时对经验世界与人生的反省，是对生活真谛的追问。然而诗人自我追问的结论却是不仅对世界，而且对自己既定追求的绝望，这样产生影响的不是发现了世界的丑恶，而是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无意义，于是诗人在最后才说：“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最可悲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个人主动放弃生活。放弃的痛苦当然从反面却证着对生活的热烈期待，但这种对生活的最热烈的挚爱却导致对生活的根本否定，生命的逻辑真是不可思议。对这种生活态度的最好剖析还是诗人自己的话：“人的最大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谬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
(《自剖》)这首诗的好处不在于对社会的批判;作为心灵的艺术，其感人之处在于它昭示了生命的艰难、选择的艰难。
徐志摩是一位飘然来又飘然去的诗人(《再别康桥》)，似乎潇洒浪漫，实际上他承受着太多的心灵重荷。在这首诗中，他对生活和人生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事实上他并没有抛弃生活，而命运却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诗人的诗久经风雨却还活着，它用艺术的美好启示我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残破
一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
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里奔跑：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
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
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二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
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
也不饶恕我的肢体：
但我要用我半干的墨水描成
一些残破的残破的花样，
因为残破，残破是我的思想。
三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树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
比着绝望的姿势，
正如我要在残破的意识里
重兴起一个残破的天地。
四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闭上眼回望到过去的云烟;
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
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
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些残破的呼吸，
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
①写于1931年3月，初载1931年4月《现代学生》
第1卷第6期，署名徐志摩，后收入《猛虎集》。
诗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诗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而机毁人亡。诗人正值英年，非正常的辞世，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残破的;回过头来看，他死之前几个月发表的诗作《残破》恰成了他自己人生的谶语。诗人人生的残破，不仅指在世时间的短暂及辞世之突然与意外，其实诗人在世时感觉更多的是生之艰难;《残破》正是诗人的长歌当哭。
全诗由四小节组成。每一节的开始都重复着同一句诗：“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它是全诗诗境的起点，一开始就在读者心头引起了冷峻扑面的感觉，并且通过多次重现，强化了读者的这种感觉，它就象一首宏伟乐章中悲怆的主弦律。它描述了一个直观的画面：天与地被笼罩在一片灰暗里面，夜深人寂，一个人没有如常人那样睡觉，不是与好友作彻夜畅谈，更不是欣赏音乐，而是孤独地坐着。这种反常便刺激着读者的想象力：别的人都是在睡梦中在不知不觉中度过黑暗、寒冷、凄惨甚至恐怖的漫漫长夜，而他却坐着，他肯定是因为什么不顺心的事而长夜难眠，而长夜难眠不仅不能消解或逃离不顺心，反而使他感受到常人看不到的夜的阴暗与恐惧，于是他自然而然多了一份对生活和人生的反省和思索。显然，作为一首抒情诗，就不能把这个画面理解为写实;既然它已经作为诗句进入全诗的总体结构中，进入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它便增殖了审美效应，它必然具有象喻意义。黑夜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是坐着的自然时间，一个是生存的人文时间，后者的意义是以前者为基础生发出来的。这样，环境与人，夜与坐者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诗句强调了夜之深，这表明夜的力量之强大，而人采取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姿态，则表明主体的挣扎与反抗。第一句诗在全诗中屡次复观，就是把环境与人的冲突加以展开，从而可以表明这一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尖锐性。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小巷里奔跑。”作者为了加强夜的质感，用描写的笔调对夜进行铺展。明亮的月光让人心旷神怡，可这里的月亮是不圆的，残缺的，光线是隐约而灰暗的，在朦胧中生命被阻止了活动，只有风在呜呜地追逐着，充满了大街和小巷，传布着荒凉和恐惧。生存环境的险恶激起了“坐者”对生存方式的思考，对生存本真意义的追索：“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面对生命的艰难，作为主体的人并没有畏惧、退缩，尽管“思潮”残破了、“音调”残破了、“笔尖”枯秃了，但生命仍要表达。在这里，关键的`不是表达什么，而是表达本身，选择了表达这一行动足以昭示生存的顽强、生命的韧性。至此在第一节里环境与人的矛盾得到了第一次较量和展示。为了突出夜的否定性品质，作者在第二节则把笔触由对屋外的光亮、声音的描写转移到室内的气温上，在第三节则由实在的环境构成硬件转移到树影等较空灵的氛围因素上。诗人把这些环境因素诗化，把它们涂染上社会意义，并在社会意义这一层面上组织成统一的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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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节偏重于正面描写或揭露夜的否定性构成，第四节则写它们形成一致的力量摧毁了美丽：“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白莲”象征着美好的爱情，美好的理想等等一切人所追求的、高于现实的事物。白色的莲花，在晨风中袅娜地盛开，亭亭玉立，并且散发着幽微的清香，她美丽却不免脆弱，唯其美丽才更加脆弱，她需要露水的滋润，她需要阳光的抚慰。可是，“我却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我”无法保护她、实现她，结果她只有死亡。美好东西的毁灭是特别让人触目惊心的。人生如果失去了理想和追求，就象大自然失去
了鲜花和绿色，一片荒芜;在这种条件下，人要想生存，或者说只要存在着，人就如生活在黑暗中的老鼠一样猥琐、毫无意义。诗题叫“残破”，世界残破得只剩下黑暗、恐怖，而人也只能活得象老鼠，这人生自然也是残破的。残破的人生是由残破的社会造成的，诗人正是用个人的残破批判残破的社会。
作者选择“夜”作为抒情总起点，但是并没有沦于模式化的比附，因为全诗用各种夜的具体意象充实了夜这个意境之核心，使全诗形成了整体性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夜的意象，不仅出于审美的安排，还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无意识，即宿命论。夜的展开必然以黑暗为基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生存的空间，却无法逃离时间，时间宿命地把人限制在白天和夜晚的单调的交替循环中，逃离时间即等于否定生命。作者用人与时间的关系注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种认识或安排表现了诗人对个体无可选择的悲哀、对社会的绝望。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①写于1928年，初载同年3月10日《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1号，署名志摩。
诗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道诗，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诗作问世后，文坛上只要听到这一声诵号，便知是公子驾到了。
全诗共6节，每节的前3句相同，辗转反复，余音袅袅。这种刻意经营的旋律组合，渲染了诗中“梦”的氛围，也给吟唱者更添上几分“梦”态。熟悉徐志摩家庭悲剧的人，或许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些关于这段罗曼史的影子。但它始终也是模糊的，被一股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吹的劲风冲淡了，以至于欣赏者也同吟唱者一样，最终被这一股强大的旋律感染得醺醺然，陶陶然了。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全诗的意境在一开始便已经写尽，而诗人却铺衍了六个小节，却依然闹得读者一头雾水。诗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呢?有一千个评论家，便有一千个徐志摩。但也许该说的已说，不明白却仍旧不明白。不过我认为徐氏的一段话，倒颇可作为这首诗的脚注。现抄录如下：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那一天。……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上走，它并且启示我们的想象。……我们最高的努力目标是与生命本体相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
(《“新月”的态度》)
这里说的既是“新月”的态度，也是徐志摩最高的诗歌理想，那就是：回到生命本体中去!其实早在回国之初，徐志摩就多次提出过这种“回复天性”的主张(《落叶》、《话》、《青年运动》等)。他为压在生命本体之上的各种忧虑、怕惧、猜忌、计算、懊恨所苦闷、蓄精励志，为要保持这一份生命的真与纯!他要人们张扬生命中的善，压抑生命中的恶，以达到人格完美的境界。他要摆脱物的羁绊，心游物外，去追寻人生与宇宙的真理。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啊!它决不是“她的温存，我的迷醉”、“她的负心，我的伤悲”之类的恋爱苦情。这是一个大梦，一种大的理想，虽然到头来总不负黯然神伤，“在梦的悲哀里心碎。”从这一点上，我们倒可以推衍出《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一层积极的意义。
由于这首诗，许多人把“新月”诗人徐志摩认作了“风月”诗人。然而，当我们真的沉入他思想的核心，共他一道“与生命的本体同绵延”，“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我们自可以领略到另一个与我们错觉截然不同的徐志摩的形象。
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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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①写于1931年7月，初以《献词》为题辑入同年8月上海新日书店版《猛虎集》后改此题载同年10月5日
《诗刊》第3期，署名徐志摩。
诗评:从《沙扬娜拉》、《再别康桥》到《云游》，人们很自然在其中找出徐志摩诗作中基本一致的诗歌形象和抒情风格。在这类最能代表徐志摩才性和诗情的诗歌里，不仅以其优美的想象以及意境的空灵洒脱打动着读者，而且也因为其中隐约着的对人生的理解与生命的把握时时透出的希望与信仰使读者认识到艺术的价值与美的意义。在这些诗中，徐志摩构筑着自己“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的世界。《云游》是其中的一颗明珠。“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诗歌开头以第二人称起始，暗示着抒情主体对它的钦慕向往之情。诗里云游的特征是空无依傍的自在逍遥：“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这一逍遥的愉快实在带有脱却人间烟火味的清远，这里既含有《庄子·逍遥游》中与万物合一的自在心态的深刻体会，也有抒情主体心灵呼应的瞬间感受，空中飘荡的云游适性而往，不拘一地，为何会给抒情主体以深深的向往，诗中没有明说，但却在后面作了间接的交代，“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至此，抒情主体作为旁观的姿态点出了第三者的存在，“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形成对比，并由此反射出抒情主体隐蔽的心理历程与人生价值取向。那“一流涧水”无疑是抒情主体客观化的象征，诗中以第三人称“他”称呼，与“你”形成了不同的词语情感效果。同时，第三者“他”的存在是以与云游相对的形象出现，也含有抒情主体那万般忧愁又渴望得到新生与慰藉的心境。“明艳”一词极富主观色彩，一方面对照着云游与涧水不同的生存形态，一方面又暗示着抒情主体那颗焦灼等待的心，生命的痛苦将何时越过暗黑的深渊走向自在与自由?是否可以这么理解，诗人以“一流涧水”为自我写照而渴望漂荡的云游给自己萎靡虚弱的心灵涂抹些许光亮的色彩，由此，“一流涧水”便是诗人自己心境的最形象比喻。在徐志摩的诗中，“云游”的形象多带有虚幻空灵的美，如《再别康桥》中“西天的云彩”。而徐志摩自己也常以“涧水”自喻，如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自己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涧”，其中凄清孤单的韵味与此诗何其相似，里头是否蕴含着更深的内涵背景或生命体验，我们禁不住作如是想。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忧愁以绵密，系古代诗词手法的运用，如“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把无形的忧愁以形象的比喻来加以形容，说明一流涧水期待的欣喜与遗憾，当“明艳”给自己的“空灵”注入新的生命活力时，涧水醒了，一种长期期待的幸福的充实已悄悄降临，超越时空的生命本体实现的狂喜在抱紧倩影的动作中得到完成，那是怎样的心醉神迷的战栗!可是，“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一流涧水的欣喜只是一种梦幻般的稍纵即逝，是因为美只能属于那个逍遥无拦阻的天空世界还是因为抒情主体那个理想的心由于过分关注现实而自觉其污浊的心境?姑妄测之，诗歌在此给读者提供了容量极大的想象空间。“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与一流涧水相对的“湖海”已不是单纯的字面浅层意义，而是与美相应合的所具的深层象征意义。如说一流涧水只是个体孤单的审美意象。那么阔大的湖海则代表着博大精深的生命原型力量。而云游也正因如此超越了个体单纯的意义而取得了普遍的永恒性象征。“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诗句中流露出哀怨缠绵的情调使人不禁恻然泪滴。一流涧水希望云游常驻心头的希望终不能实现，唯有把一腔心愿付诸日月的等待。在此盼望中，比起古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显韵清而味长。此诗极能体现徐志摩诗歌温柔婉转的审美风格。
在《猛虎集》序言里，徐志摩说了一段颇带伤感但又耐人寻味的话：“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这似乎是经历了一生大苦大难的人才能体会到并且能说出来的话，在此之后不久，诗人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经历了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奋斗与危机之后，他是否已经由此体会到超越凡庸无能的生之奥秘?那个“栩栩的神通”是否昭示了诗人另外一个更加湛蓝希望的天空世界?在那里，没有怀疑，没有颓废，有的只是心中早已存在的信心与幸福的许诺。
此诗显然受欧洲商簌体的影响，商簌体系14行诗的音译(Sonnet)。欧洲14行诗大体上有彼得拉克14行和莎士比业14两种，当然，后来变化者大有人在，如弥尔顿、斯宾塞等。其中的区别主要在韵脚变化上，如彼得拉克14行诗的韵脚变化是abbaabbacdedde，而莎士比亚14行诗的韵脚变化是ababcdcdefefgg。此诗前8行的韵脚变化是aabbccdd，后6行与英国14行诗相一致。闻一多、徐志摩主张诗歌的“三美”，徐志摩的诗更倾向于音乐美。这与欧洲诗歌中强调音乐性不无关系。同时，中国传统诗词本有入乐之事，诗与音乐固不可分。诗人对古文颇有根底，同时在欧洲留学期间，接触了许多大家作品，特别对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推崇备至。华滋华斯、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影响在他的诗中并不少见。“云游”的象征性比喻以及由此引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可以明显地看出雪莱、济慈等诗作中的痕迹。《云游》是一首中西合璧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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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擒住轨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
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象是罪恶。
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
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那是干什么的，他们在疑问，
大凉夜不歇着，直闹又是哼，
长虫似的一条，呼吸是火焰，
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累坠!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们不论
俊的村的命全盘交给了它，
不论爬的是高山还是低洼，
不问深林里有怪鸟在诅咒，
天象的辉煌全对着毁灭走;
只图眼着过得，裂大嘴打呼，
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
这态度也不错!愁没有个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运命?
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寿数比他们强，
这玩艺反正是一片湖涂账。
①对于1931年7月19日，初载同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署名志摩。此诗原名《一片糊涂帐》，是徐志摩最后一篇诗作。
诗评:在徐志摩写完这首《火车擒住轨》后，他人生的旅程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其中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的确一言难尽。在情爱方面，先是与林徽音相恋的风言推波于前，后又因陆小曼一事助澜于后，而徐志摩最终又因无法与陆小曼达到自己心中理想的爱情，痛苦不已。其中的苦涩只有自己在心里慢慢咀嚼了。在人生理想方面，先是出洋留学养成的民主思想，可后来在国内屡遭碰壁，且浙江农村改革一事流于泡影，其中的失望显然可见。徐志摩一生追求理想，对钱财势利克尽鄙薄，而后来却每为钱所困，时间多半花在“钱”字上，其中难言之隐谁能知解，他自己也说：“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于是便发出了“这玩艺反正是一片糊涂帐”的慨叹。《火车擒住轨》便是这慨叹下的“发愤之作”了。
从诗的层次发展来看，可分三部分。首先是描绘火车在黑夜里奔的情形。一开始，“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一个“擒”字把火车拟人化，并暗示其奔跑的毫无顾忌，并且以黑暗为背景，更衬托其阴森咄咄逼人的气势，为下文读者看过山、过水等作好心里的准备，读者可能会问，火车在黑夜里奔，到底要奔到哪儿?是否有尽头?于是紧接着开出了火车经过一系列地方的名单：“山、水、坟、桥、荒野、破庙、池塘、村庄、小站。”这些地方总摆脱不了黑夜的阴森给它们染上的色彩。如“陈死人的坟”、“冰清的小站”，同时又以听觉效果来强化这一阴森的气氛。“听钢骨牛喘似的叫”、“群蛙在黑水里打鼓”等，而“月台袒露着肚子，象是罪恶”更以人生经验来比喻世间的阴森邪恶，《旧约·传道书》上说：“阳光下没有新东西”，《新约·马太福音》上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啊。”人世的罪恶总是与黑暗连在一起，在此突出黑暗势力的强大与现实的丑陋，诗中的四小节构成诗歌的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从第五节开始，视角从地上转到天上，笔法由纯然客观的描述转到星星作为主体的发问上，这一发问还是以相同的拟人手法来实现：“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两个不同的世界开始形成对比。地上的世界不论火车如何叫吼着往前奔，可始终无人，始终是静悄悄的，阴森森的，可是地下安宁，天上不宁，他们看到了“一死儿往里闯，不顾危险”的情形，诗句于此一方面照应着前面“在黑夜里奔”那种吓人的气势，另一方面也突出星星的疑惑，这一疑惑不仅在于星星所看到的表象世界，更在于车上人们对危险安之若素的精神状态，他们对诅咒和毁灭抱着纯然不在乎的态度：“只图眼着过得，咧大嘴大呼/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诗中以天上星星的眼光来看待地上的世界并因此发出种种疑问，在这些疑问的背后，隐着它们对地上世界的生存方式的不理解，也隐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判断并进而体现出对生存的终极问题产生追问的潜在思想。同时，读者也禁不住追问，天上星星的世界又该如何?正是这些疑问诱发着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并产生阅读期待心理，基于此，很自然地过渡到诗歌的第三层次。
最后4节也是诗的最后一个层次。诗的叙述视角依然不变，还是采用星星的口吻，只是意思已全然不同。星星从“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那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引伸出另外一种生活价值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体现了自己许久以来生活的思考出现转折性的变化，而且也体现了长期的智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已突然澄清。一方面是久已因扰心头的纠结与苦恼豁然解开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则是问题的答案以无答案为结局。
这一悖论使得星星能以旁观者的姿态来俯视世间：“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当人们总是赞美星星，总是把星星说成是光明的使者时，它对自己不能支配命运的慨叹便具有了反讽的性质。后面一句极富隐喻性质，为何在同一条线上受罪的确切含义并没有说明，“受罪”的具体含义也没说明，但是其中表达出的对生存的困惑使其具有诗与人生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受什么罪”“为何受罪”的疑问在读者心头盘绕，对“罪”的理解天上地下是否相同;另一方面，既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何又都在同一条线上?这些问题显然拓宽了诗歌的想象空间，读者不仅可以从情感的角度来加以判断，而且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末尾一节以星星的态度来结束显然意存双关：“这玩艺反正是一片糊涂帐”，是否也带有徐志摩本人某种程度的自我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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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志摩的全部诗作中，以两行为一节的诗并不多，《火车擒住轨》算是较为突出的一篇了。诗中讲求韵脚的变化，全诗押韵的形式起伏变化：abcdeafgahijklge，除了三个重韵以外，其余各为一韵。这首诗和徐志摩一贯主张的“音乐美”，也没多大瓜葛，只是以感官的摄取以及现象的铺叙来加以展开，同时夹杂着调侃乃至反讽的语调，使得他的诗呈现着另一种面目，作为一个抒情性极强的诗人，自己有意识地在诗中夹用口语固然有时代的背景在里头(如白话文运动，徐志摩对此也不遗余力)，但至少也说明他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艺术创作空间。“这态度不错，愁没个底”纯然是口语入诗，“这世界反正是一片糊涂帐”一句隐含着多少人生遗憾与不如意。对于习惯了《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诗的读者来说，读读这首诗将会对全面理解徐志摩的美学主张及创作实践不无裨益。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①写作时间和发表报刊不详。
诗评:基督教经典《圣经·新约》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假想性预言，尽管在缺乏“宗教感”的我们国人看来未免虚幻可笑。但对富于“罪感文化”精神的西人和基督徒来说，却实在非同小可。
基督教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所有的世人，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新约马太福音》中描绘审判的情景是：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王向右边的义人说，你们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也就是说，作恶者往永刑里去，虔敬为善的好人则往永生里去。
徐志摩是现代作家中“西化”色彩极重的一位，他对西方文明的谙熟和倾心赞美认同是不言自明的。在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正是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造设置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第一节描绘出了“最后的那一天”所出现的黑暗恐怖的情景：春风不再回来，枯枝也不再泛青，太阳、月亮、星星等发光体都失去了光芒，整个天空黑茫茫浑沌一片。诗人着力喧染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衬托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
第二节进一步展开描绘那一天将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情——“价值重估。”那一天，一切现实中成旧的，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推翻。在这“最后审判”的威严中，在公正严厉的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灵魂都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也无法掩饰，完全暴露呈现在上帝面前，再也没有了诸如财富、地位、权力等身外之物，也没有了诸如“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掩羞布”和“贞节坊”。已有不少论者指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弱于对现实生活有关事物的联想和描绘，而长于潇洒空灵，飞天似地虚空无依的想象。这个特点在这首诗歌中确乎足以略窥豹于一斑。
在第一二节诗味并不很浓的，沾滞于现实的意象设置和描绘说明之后，作者在第三节转入他最拿手的对爱情的空灵想象和潇洒描绘。到那个时候，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诟病，冤屈，不能堂堂正正、自由无拘地相爱的“你我的心”，却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这里，诗人以“并蒂莲”比喻两颗相爱的“心”，化虚为实，巧妙贴切，并且使得“雪白”不但修饰“并蒂莲”，更象征寓意了“你我”爱情的圣洁。“爱的青梗”，在意象设置上，也是虚实并置，使意象间充满张力，“秀挺”、“欢欣”、“鲜妍”三个动词(或动词化的形容词)则生气满溢，动感极强。徐志摩在第三节中对爱情的描写，显然与第一二节的黑暗、恐怖或庄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出了爱情“是唯一的荣光”的纯洁和神圣。“你我”在上帝面前再不必象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张皇”。躲躲藏藏，完全可以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上帝也一定能为“你我”作主，让“你我”“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获得美满之爱。
徐志摩是一个总想“飞”的诗人，总想“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志摩脱离实际的空想性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性。然而，艺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从某种角度说，艺术是现实的补充和升华，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正可以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得以补偿。这不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要义吗?古往今来，《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死后化为“连理枝”，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为美丽的蝴蝶而比翼齐飞，不都脍炙人口，流传久远吗?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追求爱情上，徐志摩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热烈大胆，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一切流言之勇气的。
爱的灵感——奉适之一
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拨出来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
这阵子可不轻，我当是
已经完了，已经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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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
拥着到远极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吧!
我就象是一朵云，一朵
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
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远了，
就是你——请你给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谁呀!
就你也不知哪里去了：
就有也不过是晓光里
一发的青山，一缕游丝，
一翳微妙的晕;说至多
也不过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云也不能承载，
你，你得原谅，我的冤家!……
不碍，我不累，你让我说，
我只要你睁着眼，就这样，
叫哀怜与同情，不说爱，
在你的泪水里开着花，
我陶醉着它们的幽香;
在你我这最后，怕是吧，
一次的会面，许我放娇，
容许我完全占定了你，
就这一响，让你的热情，
象阳光照着一流幽涧，
透澈我的凄冷的意识，
你手把住我的，正这样，
你看你的壮健，我的衰，
容许我感受你的温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里流，
鼓动我将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个不死的印痕：
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极了，
多谢你。现在你听我说。
但我说什么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尽头，
我只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还能见到你，偎着你，
真象情人似的说着话，
因为我够不上说那个，
你的温柔春风似的围绕，
这于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谢，(她合上眼。)
什么话都是多余，因为
话只能说明能说明的，
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
在枯干的泪伤的眼里
认取。
我是个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
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
你是天风：每一个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从它的心里激出变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迹下低头，在
缘的颤动中表示惊异;
但谁能止限风的前程，
他横掠过海，作一声吼，
狮虎似的扫荡着田野，
当前是冥茫的无穷，他
如何能想起曾经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遥远是你我间的距离;
远，太远!假如一支夜蝶
有一天得能飞出天外，
在星的烈焰里去变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许
有希望接近你的时间。
唉，痴心，女子是有痴心的，
你不能不信吧?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
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
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
我只是人丛中的一点，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异样的震动，
猛袭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象是风中的一朵花，
我内心摇晃得象昏晕，
脸上感到一阵的火烧，
我觉得幸福，一道神异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扫过，
我又觉得悲哀，我想哭，
纷乱占据了我的灵府。
但我当时一点不明白，
不知这就是陷入了爱!
“陷入了爱，”真是的!前缘，
孽债，不知到底是什么?
但从此我再没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教运命的铁链给锁住，
我再不能踌躇：我爱你!
从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时，
在梦里，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我要遗忘，我向远处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痴。
但我爱你，我不是自私。
爱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爱你，但从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许向你望，但你不能
丝毫觉察到我的秘密。
我不妒忌，不艳羡，因为
我知道你永远是我的，
它不能脱离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别人的爱
我不知道，也无须知晓，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叶在无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无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准备，到死
不露一句，因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见了的。
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
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
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
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
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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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
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
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
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
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
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
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
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
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
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
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
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
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
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
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我不说死吗?更不畏惧，
再没有疑虑，再不吝惜
这躯体如同一个财虏;
我勇猛的用我的时光。
用我的时光，我说?天哪，
这多少年是亏我过的!
没有朋友，离背了家乡，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农中间学做老农，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时起身，
手搅着泥，头戴着炎阳，
我做工，满身浸透了汗，
一颗热心抵挡着劳倦;
但渐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宝，
在泥水里照见我的脸，
涂着泥，在坦白的云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爱秋林，
我爱晚风的吹动，我爱
枯苇在晚凉中的颤动，
半残的红叶飘摇到地，
鸦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爱是远寺的钟声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静穆的黄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归去，冥茫中
有飞虫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点上一支蜡，
在红焰的摇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画像，
独立在旷野里的耶稣，
(因为我没有你的除了
悬在我心里的那一幅)，
到夜深静定时我下跪，
望着画像做我的祈祷，
有时我也唱，低声的唱，
发放我的热烈的情愫
缕缕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谁听到，有谁哀怜?
你踞坐在荣名的顶巅，
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泪，独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
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鲜艳长上我手栽的树，
又叫一阵风给刮做灰。
我认识了季候，星月与
黑夜的神秘，太阳的威，
我认识了地土，它能把
一颗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认识一切的生存，
爬虫，飞鸟，河边的小草，
再有乡人们的生趣，我
也认识，他们的单纯与
真，我都认识。
跟着认识
是愉快，是爱，再不畏虑
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间
虽则我的肌肤变成粗，
焦黑薰上脸，剥坼刻上
手脚，我心头只有感谢：
因为照亮我的途径有
爱，那盏神灵的灯，再有
穷苦给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当
更大的穷苦，更多的险。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爱的灵感!
我听说古时间有一个
孝女，她为救她的父亲
胆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纯爱的驱使我信。
我又听说法国中古时
有一个乡女子叫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脱去了
她的村服，丢了她的羊，
穿上戎装拿着刀，带领
十万兵，高叫一声“杀贼”，
就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救全了国，那也一定是
爱!因为只有爱能给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
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
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
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
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如没有光热这地上
就没有生命，要不是爱，
那精神的光热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惊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说“我懂得”我不惭愧：
因为天知道我这几年，
独自一个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灾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巉岈的路程，
自身挨着饿冻的惨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状的
苦处说来够写几部书，
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
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
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
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给他们
救度，至少也要吹几口
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
脸上，叫他们从我的手
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
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
为了什么甘愿哺啜
在平时乞丐都不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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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吞咽腐朽与肮脏
如同可口的膏梁;甘愿
在尸体的恶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里工作如同
发见了什么珍异?为了
什么?就为“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说，也不能
说，因为我心里有一个
不可能的爱所以发放
满怀的热到另一方向，
也许我即使不知爱也
能同样做，谁知道，但我
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
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
在我内心光亮的点上，
又从意识的沉潜引渡
到一种灵界的莹澈，又
从此产生智慧的微芒
致无穷尽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象我在
灾地时一个夜的看守!
一样的天，一样的星空，
我独自有旷野里或在，
桥梁边或在剩有几簇
残花的藤蔓的村篱边
仰望，那时天际每一个
光亮都为我生着意义，
我饮咽它们的美如同
音乐，奇妙的韵味通流
到内脏与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这天赐不觉得
虚怯与羞惭，因我知道
不为己的劳作虽不免
疲乏体肤，但它能拂拭
我们的灵窍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无碍的通行。
我话说远了不是?但我
已然诉说到我最后的
回目，你纵使疲倦也得
听到底，因为别的机会
再不会来，你看我的脸
烧红得如同石榴的花;
这是生命最后的光焰，
多谢你不时的把甜水
浸润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乐。
我的时刻是可数的了，
我不能不赶快!
我方才
说过我怎样学农，怎样
到灾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支柔弱的奋斗的手，
我也说过我灵的安乐
对满天星斗不生内疚。
但我终究是人是软弱，
不久我的身体得了病，
风雨的毒浸入了纤微，
酿成了猖狂的热。我哥
将我从昏盲中带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还不死，
也许因为还有一种罪
我必得在人间受。他们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许要反抗假如我
对你的爱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时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计较
分秒间的短长，我做了
新娘，我还做了娘，虽则
天不许我的骨血存留。
这几年来我是个木偶，
一堆任凭摆布的泥土;
虽则有时也想到你，但
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时
病，一再的回复，销蚀了
我的躯壳，我早准备死，
怀抱一个美丽的秘密，
将永恒的光明交付给
无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个母亲我也许不忍
不让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没有沾恋;我
每次想到这一点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将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风雨，
化成指点希望的长虹，
化成石上的苔藓，葱翠
淹没它们的冥顽;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农时的鸟歌;化成水面
锦绣的文章;化成波涛，
永远宣扬宇宙的灵通;
化成月的惨绿在每个
睡孩的梦上添深颜色;
化成系星间的妙乐……
最后的转变是未料的;
天叫我不遂理想的心愿
又叫在热谵中漏泄了
我的怀内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梦想你竟能来，
血肉的你与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临去的俄顷
陶然的相偎倚，我说，你
听，你听，我说。真是奇怪。
这人生的聚散!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时完成
①写于1930年12月25日，初载1931年1月20日《诗刊》
第1期，署名徐志摩。
诗评:如果因为志摩性格中的浪漫、热烈以及青春的浮动而据此认为他创作缺乏某种深沉的因素，或者推断说他缺乏对死亡、永生等问题的关注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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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长河中，要学会适时的将心思“归零”。如同将无边无际的成熟高粱统统砍掉，就会使视野豁然开朗，使心胸蓦然开阔。
清明节回老家祭祖，顺便看望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师。阔别几十年，重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别后世风、人情变故及健身养生等话题。临别时，老师建议我多看看儒家阳明“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
回京后我真的潜下心，像过去做学生完成作业一样，用几个月的时间，结合世风、人情和养生等，认真地进行了研读。《心经》虽260来字，却被佛教尊为“天上天下第一经，古今中外第一文。大智大慧源于此，堪破本性便是真。”达摩祖师认为：“《心经》通，一切经通;《心经》不通，一切难通。”《清静经》更被道教视为最重要的道士日常诵习的上乘经典。当我们每每读到“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遣其欲而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似乎自然就能清净下来。尤其是王守仁“心学”，集儒、释、道各家之大成，参透世事人心，成为500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神奇智慧。也使王守仁成为中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世界一代圣哲，并成为曾国藩、梁启超、稻盛和夫、蒋中正、等众多伟人共同的心灵导师。他在《传习录》中讲：“我今说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要将不善之念克倒，须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立言总旨”。阳明“心学”将“主静止欲”讲得很透。
因为“心学”、《心经》和《清静经》都是修身、正心、也谓“格心”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解释说：“格者，正者，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正心”是儒家“三纲八目”之核心。纵览四书五经，不难发现，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三纲八目而展开的。所以，抓住三纲八目(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等于抓住了打开儒学大门的一把钥匙;抓住“正心”也就等于抓住了打开三纲八目的金钥匙。因为循着这一进修阶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就会登堂入室，领略儒学经典的奥义，把握三纲八目的要义。就八目这一阶梯本身而言，前三级“格物、致知、诚意”是“内修”;后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中间的“正心、修身”则是链接“内修”与“外治”的枢纽。“正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则是“独善其身”;“修身”与后面“外治”连在一起则是“兼善天下”。数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将生命历程铺设在这一“正心”的阶梯上，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格心，为什么要格心，又如何格心呢?格心要达到何种境界与目的呢?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陌生的话题。我只能试着谈点自已研读“心学”、《心经》和《清静经》的浅簿心得体会。
首先说说什么是格心和为什么要格心
格心实际上就是正心。“心者身之主”。“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知所先后，则近于道矣。”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键在于正心。“心正也者，万流之源而成事之本也。”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集团的成败，关键看人心向背;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关键也看其心态如何。
在这篇文章里，为什么只想重点谈谈格心而不是格物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格心与格物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说格心必然说到格物;二是当前的社会现实尤其需要重点强调一下人心问题。意在通过对“心学”、《心经》、《清静经》及中西哲学等多维度的试释,让读者认知正心的重要,并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践、修炼、培育足够强大的内心，开发心性本具有的一切潜能，实现一个和美的社会环境和一个健康、智慧、快乐、美好的人生。
要格心，必须首先了解格心与格物的关系。
心与物，格心与格物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心经》中观音菩萨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此看来色和空显然是没有区别，但又是对立统一的。这里所说的色与空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现代讲色一般是指物体的颜色，如物体的红黄蓝白黑之色，后来引申为女色，喜欢女人为好色。而佛教中的色不全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物质存在的总和，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物质都叫色。佛教认为人心(即思想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包括人的肉体和自然界的一切，而且这些变化了的物质也称作空。这和易经里说的生生不息谓之易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有形的，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这就被称之为“色”。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回答说是由“地、水、火、风”等因素因缘和合构成的，又因为因缘复归和还原。这种还原和复归就是空与色演化过程。空并不是完全的空无，运动变化着的物质有时也叫空。比如水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色;但是水能够蒸发变成肉眼看不见的空气，也就成了空;其实又没有真正的空，冷热空气对流，从天上落下来的雨又变成了水，又成了色。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佛教的色空观念，应该是科学的。几千年以前，释迦牟尼已经用佛教的思想解释了宇宙的运动规律。世界上一起物质都是有化学元素组合而成，叫化学不灭定律。佛教讲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没有不变的道理，包括我们人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是暂时的因缘和合。只是我们人有主观意识，有个“我”存在，才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不善的动机，或者种种冲动。佛教的色空观就是叫人不要有执着心，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这就是在有色世界里确立“看空不空”的思想。就像我们看一幢房子，房子是有砖、瓦、木、石、水泥、石灰等材料组合起来才叫房子，离开这些组合材料就不成其为房子。房子这一名称也只不过是我们主观思想的产物，暂时的因缘和合。如明白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不去执着它，更重要的是不去执着自我，这就是缘起性空。所以佛教讲五蕴，即色、受、想、行、识皆空。这里的色是指有形物质，受、想、行、识指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破除我执，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得看空。比如佛教讲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不染，这些都人和万物一样，都是暂时因缘和合，都是空。
后来龙树(即龙树菩萨，他是古代印度佛教哲学家、逻辑学家，印度大乘教中观派的奠基人)等提出了中观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真实相是空，亦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不能用言语分别，不能用概念亲证的一种最高存在。龙树认为空的更准确解释应该是事物的相对性，是缘起共生的，在他看来，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么最后，一定有一样东西与这种相对性本身相对，那就是绝对。这种绝对不能通过理性来描述，而只有通过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就是不可说、不可分、不可思议的宇宙整体。即所谓空不是空无和零，而是指不可描述、难以把握的实在变化体。
最能诠释色空关系的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开篇写了姑苏乡宦望族甄士隐，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三岁的娇女，却不幸在元宵节丢失，之后又遭遇大火将家烧毁，无奈只好暂且移居岳父家，常遭白眼。在甄士隐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时，一个跛足道人给他唱诵了《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好了歌》就是要说明“好”(色)是靠不住的，终将会“了”(空)。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马上心领神会，并做了更具体、更形象的注释：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人世无常，一切都是虚幻。想教训儿子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强盗;想使女儿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想在官阶上越爬越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命运难以捉摸，谁也逃不脱好终将了规律的摆布与掌控。可是世人仍不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没了。从佛教和道教的观点看，人们活在世上去努力地建功立业、发财致富，或贪恋妻妾，顾念儿孙，皆因被情欲所驱使而不“觉悟”的缘故。由此“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四句话和由“空”、“色”、“情”三个境界组成的红楼世界，浓缩了曹雪芹在历经家庭由盛而衰“大彻大悟”后对人生历程的哲理思辨，奠定了小说的全部人物、事件和情节皆以“色”为基础，以“情”为中心，以“空”为起始和归宿的思想脉络和框架结构。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程度。”说：“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和“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条基本规律，都与佛教色与空的辩证很相似。唯物辩证法也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因为在认识世界时，由于客观规律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另外在改造世界时，也要依靠主观能动性，根据实践的目的，因势利导地改变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
这种难以把握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规律，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及《周易》里的“驳极必复”、“否极泰来”等，都说明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所以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又如“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城。”“成名每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意时。” 这又说明上帝是公平的，他为某人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为其开启一扇窗户。试看人生经历，也总如此，总有一些磕磕绊绊，起起落落，如意与失落交错的现象，如天之阴晴，月之圆缺，人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一样。这种现象已被历史万事万物所证实并将继续演绎着。
色与空的辩证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很相似。《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这句话体现的是中庸和适中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在对立双方，不能走极端，而要找到中庸之道，找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同一性之中”;也即“天人合一”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中庸讲的是人善恶本性的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向上是善，向下就是恶。中庸的“中和”思想和王守仁的“四句教”很相似：“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说人之本心本无善恶，做出善恶之事不过是意念之动。基于此，王守仁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论断。正如王守仁所说“一念不善，便是恶行”。王守仁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化解了哲学史上有关人本性善性恶的争论。将人之“善行”同“性本善”、“恶行”同“性本恶”区分开。人行为之善恶完全取决于这个人在当时情境下的“一念”之间，而不能由此推断这个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对于人的本性而言，无善也无恶，无所谓善恶。一个好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因一念之差做出恶事，也许一个坏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好事。更多的时候是一念之差，怎能通过一个行为或一件事就盖棺而论呢?正如金庸在武侠小说中所告诉我们的：正邪、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名门正派作恶事也是邪教;邪教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也是正派。最近抗战电视剧中土匪恶霸打日本鬼子就是证明。
佛教认为心和物二者是构成一个世界的重要因素，并称为五蕴世界。五蕴中色蕴即物质，其余四蕴(受、想、行、识)为精神(心)。心和物即色与空，是对立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称作双融不二，即心物二者合一。“心物合一”的理由是自然且浅显易懂的，根本不必用太多理论就可以理解的，只要稍微有些近代物理常识，即可了然于胸，洞烛无余。心物合一论与佛经经典也不相违。如《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中“受想行识”属心法，心法与色法都与空不异。那么从空的角度说，心与物就是相互不异，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心物合一论是符合佛教思想的，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佛经论典的支持，是佛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理念。而且，心物合一是可以通过实践实证的。例如当今流行的行为金融学认为：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情绪投资者!任何事物只要嵌入人(心)的因素，其结果才绝对不会像1+1=2那么肯定。
要理解心与物的关系，必须注重理解致良知。
阳明心学的本质是致良知;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主旨。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良知前面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知识只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知识是对整个宇宙所有事实的认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所以知识也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一个人在知识的海洋里可以犯错误，甚至不止一次的犯错误。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不能犯错误，可能犯一次错误，就会让人万劫不复。
如果将人一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把“聪明”转化为“良知”、“智慧”有句老话叫“知易行难”，即懂得道理很容易，付诸行动却很难。聪明人喜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潇洒，但是，人们往往只限于“头脑风暴”，而不善于实践，刚愎自用，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对聪明的狐狸为什么常常没有好下场最好的诠释。聪明人最容易自负、浮躁、急于求成，定力不够，最后往往一个个栽倒在某个美丽的陷阱里。所以，聪明本身不是坏东西，但它可能会坏事，因为聪明只是初级的，必须通过实践把聪明转变成智慧，致良知，以良知引领、促进实践，身体力行，才能够事半功倍，成就大业。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随之暴露出来。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势必导致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不顾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意识,致使社会道德失范、良知泯灭。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 ,生态危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识到 ,这些问题已不是一个知识、技术、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问题，是做人的良心良知以及以良心良知自律和律人方面出了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或重塑良知和良心尤为重要。良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人生先天的善端;从基本的道德感的角度来看,良知包含道德的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它支配着人们的道德选择,能造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健全人格。良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里,也许某个时候,权威不复存在 ,法律也会废弛,此时，就需要良知来拯救社会、拯救世人。法律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能或不宜调整的社会领域,良知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例如五十年代初期，邻不相欺、夜不闭户的安全感绝不是以法制维持的。从理论层面而言,良知对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良知是法律的精神基点,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的内容体现良知精神;从实践层面而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社会良知为基础,这就要求法律职业者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各环节,要实现良知与法律的有效融合。将良知引入立法环节,要求统治者依良知原则制定良法;将良知引入守法环节,要求社会公众自觉认同法律、树立对法律的尊崇与守护;将良知引入执法环节,意味着执法者应当秉承自己内心的良知来秉公执法;将良知引入司法环节,意味着司法者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仅应忠守法律,还应结合自己的良知来公正处理案件,以避免社会公众对司法判决的合理怀疑。 只有全社会主体都能尽一己之本心良知,社会才能繁荣进步,人类社会才能永续发展。
“良知”是王守仁的生命智慧、精神家园, 是王守仁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他从传统文化和生死磨难中体悟出来的。他认为良知是天理,是明德，是是非之心,是道德修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当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很焦虑，没有的东西想得到，得到的又不满足，每个人都在各种层面上争斗、挣扎着，变得对生活烦躁、焦虑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良知，良知控制不住情志也就很难控制住人生。经历过很多焦虑难耐的选择之后，会感到：所有的焦虑都是无用的，世上没有通过想象和推测就可以判定未来的事情;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绝不是参照别人的样子推断出来的，别人在某件事情上做得再好，用的方法再妙，换成另一个人，又都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等同于又是一条新路。世上不存在最好的那条路，但存在更好一点的路——那就是用自己良知选择的并能坚定地走下去的那条路。人生只有一次，成长和生活之路也只有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需要有取舍的。也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偶然的，是由一个个用良知选择决定的。人多是看不透才会焦虑与烦恼，放不下才有计较与争斗的。不要指望他人，不要讨好别人，只要自己有良知和能知行合一，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诚如世上没有不弯的道路，人间没有不谢的鲜花。人生如四季轮回，既然有春天花开，也就有秋天结果;既然有夏天骄阳，也就有冬天风雪。也说明一个人只有经过困境的砥砺，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苦难是竖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一扇门，只有拿到打开它的钥匙，登堂入室才有可能。关键是事先要学会让自己安静下来，把思维沉浸下来。人生又像是跑马拉松，跑得太快，可能会后劲不足;跑得太慢，可能会落伍;中途退出，可能会将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坚持不懈，才有可能赢出。一切多是因缘和合，人生也有悲剧与机遇。如“非典”中人人自危，地震中人弱如蝼蚁;东方之星中的人为游乐而沉没，天津爆炸里的人在震颤中更是惨惨戚戚。人，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活法或死法，各有各的理念和人生价值。但是，只要自己不失时机地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走的路走好。始终保持善良与良知，做到真诚与宽容，严以律己，其他一切随缘随意，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是为参悟大道。
老子说“高天与厚地之所以能够永恒长久，因为它们的一切运行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无私忘我吗?所以忘我反能成就自我。”老子又说：“‘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受重视，就在于它们对万物不加干涉，从来都让万物顺其自然。”正因为大道和大德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才胜过有弊而无益的那些刻意的关爱。在道家、佛家和儒家看来，道不在心外而就在心内。我们的妄心，分别心和浮躁心一旦变成清净心、平常心和智慧心，道就能复归于光明的本性。
所谓大智慧，主要以格心来修正自己、提高自己。提高到优于别人，还不算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通过修养而优于过去的自己。在人生或者工作、生活中，智力不如性格的作用，头脑不如心情的作用，天资聪慧不如由良知判断力所掌控的自知之明和自制力。《庄子·徐无鬼》记载一只灵巧猴子的故事：吴王一行人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来人，都惊慌地跑开，逃到丛林中。但有一只猴子，从容地在树枝上攀登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射来的.箭。吴王命令左右军士一起迅速连发暴雨般的箭，它就中箭摔下树来而死。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手敏捷来傲视我，才会落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啊!不要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颜不疑顿悟，去除骄傲，摒弃享乐，谢绝荣华，拜董梧为师。后被国人称之为大智慧。
故事中的猴子，确实有本领，但躲不过万箭齐发，以致死于非命。猴子只有小技巧而没有大智慧。那么人也如此：吴王对颜不疑的警示，使颜不疑立即放弃小智慧，改变自己由此而生的骄傲心态，拜师修炼去了。在《易经》中有“止谤莫如自修”。修养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其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就难免招来别人的敌视与图谋，此时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即有欲望就会有得失，有得失就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了。这也如养生的人，要想康乐长寿，首先除去名利、声色、财货、厚味、虚妄、妒忌等六害。六害不除，养生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正因为色是运动变化的物质，空是物质的运动变化，而且这些物质的变化和变化着的物质是永恒对立统一的、普遍联系而又互相转化的，所以，人作为变化着的物质参悟这种物质命运变化、运转的规律，即人生之大道。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能改变命运、成就人生。
古文《了凡四训》中，了凡讲了他的经验与教训。了凡说：青少年时，曾请孔先生给我推算。先生说我县考童生第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等到后来去考试，三处的名次完全相符。孔先生再给我卜终身吉凶，说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四川的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可惜没有儿子。我把他的话，详细地记录下来。从此以后，凡遇着考试，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所算定的。最奇怪的是算出我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我因此更加相信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由命中注定的。
当我去访问栖霞山云谷弹师时，和他对坐三昼夜。禅师问我：“凡夫所以不得成为圣人，只因为妄想缠绕，你坐了三天，不见你起一个妄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答道：“我被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都有定数，即使有妄想，也是没有用处的。”禅师笑着说：“我以为你是豪杰，原来也是个凡夫啊!”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普通平凡的人是有数的。大善的人，数就拘不了他;大恶的人，数也是拘他不定的。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不是凡夫吗?”我就问他：“那么，这个数能逃得了吗?”他说：“正如诗书里所说的，这命是我们自己所造作的，福报也是我们自己求取得来的，确是很好的教训。”禅师又说：“六祖说过：‘一切的福田离不开自己的心，能从自己的心田里去找，是没有得不到的。’要知道，求不求在于自己，如果专诚去求，不但能得到道德和仁义，还可以得到功名和富贵。内外双得，那才算是有益的求;倘使不认真地遵循正道去求，也就是说，不从心地上去求，不从积善去恶上去求，而徒然费尽精力向外追逐名利，那虽求之有道，不违犯法律道德，但所得的还是你业命中本来有的;若是不顾一切，过分贪求，不合道理的事也去做，那就把心里本有的德性也失掉了，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是徒劳无益的。”
听了云谷弹师的一番议论，我拜谢他，接受了他的教诲。也将我的原号“学海”改成了“了凡”，以“了”立命，不再落“凡”夫的窠臼。从此以后，一天到晚，心地都在约束着自己，做善事，改过失，一切心念行都和以前不同了。从前只是悠悠地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励的景象。虽在暗室无人处，也恐怕得罪天地神鬼。遇到别人憎恨我，或是毁谤我，也自能安然容受。并常检讨自身：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犹豫不决，或身勉强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能操持而醉后便放逸等等，都以过折功，日常决不虚度。所以辛巳岁生了儿子。丙戌年登第，授宝砥县长。孔公算我五十三岁要死，我虽不曾祈祷求寿，这一年居然无恙。今年我已六十九岁。因此，我相信“所有幸福都是自己可以求得的”这句话了。
了凡接着说：现在，我们想要得福而远祸，暂且不论行善，先须决心改过。改过第一要发羞耻心。应思从前的圣贤们，他们为什么百世可师，而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这是因为我们沾染着尘劳情欲，在私下做了坏事，还认为别人不知道，傲然没有一点惭愧之心。第二要发畏惧心。天地有灵，鬼神难欺。一经恶行被人看破，其人格真是不值一文了。发了一念善心，就能得到安详善终。一念猛厉，足以洗涤百年之恶。第三要发勇猛心。我们必须奋发振作，不用踌躇、企惑、不烦等等待心拖延。小的过失，要如芒刺在身，很快把它拔除;大的恶行，要像毒蛇咬住手指，急速把手指斩除，以免蛇毒入心。如能具备以上这三种心，那末，有过的就能立即改掉。犹如春天的冰遇到太阳，是没有不消溶的。善于改过的人，是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明白它的道理。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也没有怨恨别人的学问，凡是自己行不通的，都是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好，这是自己要加以反省的。若是闻谤而怒，虽竭尽巧思分辨，也如春蚕作茧，自取束缚，更增烦恼。其他种种过错，都应该依理分析。其他一切过恶都是愚蠢行径，自害的作法，道理明白了，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什么叫做从心而改呢?一切的过失，都根源于心，唯心所造。我们的心不妄动，过失又从那里发生呢?从事修养的人，对于好色、好名、好利、好怒，这些过失，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专注起心动念处，使正念时时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这是精密纯一的真传。既然过由心造，还须从心上改，象斩毒树，必须断其根本，不必一条条地伐枝，一片片地摘叶。大抵最好的办法就是治心，不合理的念头，才一动起，立即发觉，一觉悟就立即予以消灭;倘使这样做不到，也要反复明理来消灭它;或许还是克制不了，那就要用悬崖勒马的工夫，临事强行克制，坚决地禁止不犯，克实而论，净心、明理、临事禁戒三功并施是改过的要诀。
了凡在这里说的也就是格心的方法与要诀。
心主神明，万事不离心。通观《西游记》，满目皆是“心”。光涉及到心的回目就有二十九个。如“心性修持大道生”、“浮屠山玄奘受心经”、“四圣试禅心”、“元神助本心”、“心正妖邪庭脊关”、“涤垢洗心惟扫塔”、“心神居舍愿归性”等，几乎涵盖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作者在文中，一再把悟空称作“心猿”、“心主”，说明他是把孙悟空作为人心的幻相来写的，而悟空修行得道之所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恰恰也是“心”之别称。可见，修行即是修心，与阳明心学之“心的文体甚大，若能尽我心更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不谋而合!因此，在《西游记》里，唐僧用来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也叫“定心真言”，作用是钳制心猿。为了说明取经之路就是修心之路。作者还常常借孙悟空之口宣扬“明心见性”的佛理。
第二，说说当今现实尤其需要强调一下人心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竭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和舒适。作为享有人类物质文明的我们，对此当然高兴并乐享其成，因为没有谁希望自己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再过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遗憾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人们配套提供人生的全部幸福，同时便捷、高效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等于幸福本身。这就是当下物质文明的“先天病症”。它导致的“临床表现”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日渐荒芜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餍足的姿态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外物，却任由自己的内心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馑。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基本无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物质财富，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迷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满了挫折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要治愈这种“文明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惯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始关注被我们自己放逐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即做人的学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习惯放纵的心收回来而已。而儒家王守仁的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等，正是“求其放心”之学，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每个人所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活得成不成功，也许可以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衡量，但是一个人活得幸福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判定，只能由每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如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如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幸福不幸福，外人很难通过有无好房名车来判断，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才算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健康的，那么不需要亿万家资和丰功伟业，只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那么即便让他成为世界首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也很难感到真正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没有准确和永恒的答案与标准。富有金盆银匙、锦衣美食的人，未见得幸福;穿粗衣布履、吃粗茶淡饭的人，未见得不幸福。幸福从来都与贫富或地位无关。人之幸福，全在于心，幸福就住在人心里。
俗话说：酒不护贤，色不护病，财不护亲，气不护命!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许多的美丽本身就是陷阱，许多的享乐本身就是堕落。圣人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圣人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凡夫则是妄心难耐而为所欲为。老子说：“不展现可能引起贪欲的事物，百姓心理就不会惑乱。”当前的政策规定、舆论宣传等恰恰多是引起贪欲的声音和典型范例。孔子说：“吃粗粮,喝白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佛家警示“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都透视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闹市挣钱，静处安身”之真谛。有生命就有正常的欲望，但人若超越限度的为欲望所迷，也就只能挣扎在其中了。所以，孔子的为人之道是：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人要本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老子的处事之道是：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谦让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容是处事第一法。庄子的养性之道是：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人生要有平和心、喜乐心、慈悲心等。这都透视出古之圣哲以养心为主的养生处世之大道。
第三，说说格心在于静养健康与快乐
格心在于修为健康快乐的心灵。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健康而快乐的呢?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守仁经常引用《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富贵、贫穷、顺境、逆境等怎样的境遇之中，都能保持自在安详、自得其乐的心境。说白了，就是不管混得好坏，都始终保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亦即心灵健康。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格心来实现。
格心主要是：存天理，去人欲，正不正之心以归于正。“天理”指宇宙法则，也即是指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人欲”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对内心保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为什么要强调“去人欲”呢?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可以理解为“所得”。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效用成正比，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欲望却成反比，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感越强。从这个公式，我们不难推导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是让自己的欲望保持不变，不断增加所得;二是让自己的所得保持不变，不断减少欲望。很显然，不管你想通过哪个途径获得幸福，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能让欲望无节制、无止境地膨胀。因为一是获得是受客观限制的，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二是不论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要你的欲望天马行空，一直在膨胀，你的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反之，无论你的所得是否增加，只要你的欲望一直在减少，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幸福感只会与日俱增。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是儒、释、道三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条“幸福学”原理。只可惜，今日国人常常把这样的原理视为老生常谈，或者斥之为迂腐，从而抛诸脑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我明明一直在打拼，收入也逐年递增，可是我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答案很简单：即忽视了自己的心灵修养，从而丧失了对内心欲望的掌控。换言之，在当今贫富差距拉大、灰色收入人群逐日渐多的情况下，当你的欲望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你的收入增长的速度时，你就会与近在咫尺的幸福擦肩而过乃至背道而驰。阳明心学、《心经》和《清静经》教我们节制欲望，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只是告诉我们：要获得幸福，就应该尽可能的在“效用”(所得)上做加法的同时，必须在“欲望”上做减法。恰如《清静经》所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想人生康乐必须先从心地上下手，以“清静”法门去澄心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澄欲遣，才能使自己的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如此即便你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要你通过修正内心，把自己的不良欲望减少到最低，那么你的幸福感也会趋于无穷大。
老子曾说：“塞住贪婪窍门，关闭嗜欲之径，终其一身都不会苦辛。打开贪婪窍门，放纵身体嗜欲，终身不得救治。察见细小者眼明，坚守柔弱者刚强。用智慧之光，可复归内在之明，以免给自己留下灾殃，这就是颠扑不破的常道。”例如，传说有一位对生活绝望的少女打算以投湖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她来到西湖边，路过一位正在写生的画家身旁。画家主动热情地说：“姑娘，来看看画吧!”姑娘心想：鬼一样狰狞的山，坟场一样荒废的湖有什么好看的!但她出于礼貌还是扭过头去。画面突然吸引住了她：画面上的湖画成了天上的仙境，山画成了长着翅膀的伟岸美貌年轻的王子，……看着看着，少女把投湖自杀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世上总会有像这位少女一样郁郁寡欢以至对生活对生命感到厌倦的人呢?因为产生欲望的速度太快而且期望值太高，实现欲望的速度却太慢而且有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放纵欲望，最终定会被欲望之火把生命中的幸福焚烧殆尽。只有人心清净，人心向善，让心拥有免疫力、抵抗力，才能会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自然之美。
第四，说说心态决定工作状态，心学决定人生事业
格心在于形成一个好的心态，心态决定工作、生活状态。如果谁能在自己心志上镶嵌上雄心、信心、决心、爱心、专心、诚心、耐心、恒心、虚心、静心这十颗“心”，不断打造自己的良心良知良好心态，谁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最大成功。佛在《楞严经》上说：心能转境，则同如来;心随境转，苦不堪言;境随心转，就得自在。心态是影响人生、影响事业、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有些人之所以不能成功，不是因为他没有付出努力，而是因为他在努力的过程中没有历练好自己的心态。因为一个人想成功而没有雄心，就没有成就事业的远大志向;就不能把自卑心远远地扔掉，人就无法满怀信心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好的想法，尽管得到大家的赞赏，如果不付诸实施，无外乎痴人说梦，只有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才能成就人的价值;只有有了爱心和专心，才有贵人相助，才能成就专业，才能成就卓越;诚心待人，被人信任，是一种资本，如果失信于人，那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种信用的资本，无本何以谈利?急于求成，往往会一事无成，必要的耐心会让你从容应对;没有一颗恒心去应对困难和挫折，就会阻碍你向终点迈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要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学习才能开创未来;尤其有了宁静，才能致远，有了静心思考，才能保持进取心，才能不断地向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向更大的目标探索。这是因为成功源自心态、心态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结果。
王守仁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与体验，提炼出良知学说，接通了理学与心学，把孟子之尽心，道家之道体，佛教之心即佛等融为一体，推动了晚明自由解放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弘扬了中国哲学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伟大传统。王守仁“良知”的基本内核是自律。自律包含自觉、自愿、自然和实践的品格。王守仁良知自律思想 ,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也为当前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危机提供了诸多教益和启示。
阳明心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守仁的“知”就是指我们的世界是由“心”来支配的，心中一旦有了知，一旦“知”的意念产生，就已经有了“行”。例如一个人犯罪和犯罪的程度，起于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之后的行动和行动之后所造成什么样的恶果，这才是量刑的依据。有杀人动机这是念头，刀还没有下去已开始“行”了，刀下去是“恶行”，把人杀死是“恶果”。这个“行”本身是在“心”和“念”的支配下完成的，所以叫做“心”“行”合一。另一层意思是只有真“知”才能真“行”，真“知”也是在真“行”中获得的，因此，知行必然合一。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的忏悔：因为我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对中纪委的规定记得不牢。这类托辞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把“行”和“知”分开了，把犯罪的根源推给“知”的多少。制止犯罪不单是多读书、多读文件，要从内心深处寻找犯罪的心理根源——就是贪欲，就是损人利己，且存在着想躲过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所以，积极实践是“知行合一”的核心，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良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良知是客观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善”。何为善呢?上善若水，善就像水一样可以滋润万物，可以流到很低的地方洗涤很脏的东西，可以流到其他事物到不了的地方，可以蒸发为云，降落为雨，绿化高山，充实江河，灌溉良田。明白道理只是一种知识，学习管理学也是一种知识，我们不能把知识当成智慧，如果知识是智慧的话，那么计算机数据库存储的数据(知识)比人脑记忆的多得多;而智慧也跟“良知”又有很大的距离，良知是知和行合在一起，只要动了一个念头，心理行为就开始了，然后就有形体行为等一个完整的过程。王守仁特别强调“知行合一”对办大事的重要性。提出“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天下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王守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心学特点，就是善于把握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虚”是究人心天理，人常将学习研究作“务虚”，研究事合不合理，是不是符合百姓的需要;并常将步步落实，做实事作为“务实”;快与慢，条件成熟了就要快，条件不成熟就要慢。这也是日本人学王守仁心法作为兵法里面一个很主要的指导思想，并依虚实快慢等心学特点著有《五轮书》(作者：官本武藏)和《兵法家传书》(作者：柳生宗矩)。这两部著作，是日本关于兵法与制胜策略的经典著作。《五轮书》与中国的《孙子兵法》、德国的《战争论》被称之为世界三大必读的兵书，也是商家必读的商战书。宫本武藏，生活在丰臣秀吉、德川幕府时代。他从阳明心学里学到了快与慢，模糊与精确道理。譬如：宇宙的运行十分精确，又十分模糊;科学的认识，只能从模糊到精确。对宇宙的探索，同样遵循着“模糊——精确——再模糊——再精确”的反复过程。企业也一样，准确的经营目标，是可信又不可全信的，因为很多客观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不能保证绝对达到预期目标。所谓的真正准确实际上是不准确、不精确。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一种模糊作为正确的前提与先导，而最后达到精确的目的。所以说模糊的数学是最精确的数学。王守仁把握了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形成了他做事的风格，因其势、顺其情、乘其机，知此则无事不可办、无事不可成。关键要把握住情、势、机三个字。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就是解开其势其情其机的秘钥，使其有了量化标准和可操作性。
能让日本迅速窜升为能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的强国，应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是日本人充分效法于王守仁，因为阳明心学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实现，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这也正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所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维新派人物无不顶礼膜拜王守仁，如日本维新派中有一个大名鼎鼎、击败过俄国海军、创造过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纳尔逊”之誉、与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军神”的常胜将军东乡平八郎，总把一方上面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佩在身上。稻盛和夫将阳明心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缔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日本“经营之圣”……。中国明朝的一名文官，能让日本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等佩服的五体投地，决不是偶然的。
博采儒释道兼具中西方哲理的阳明心学是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的雷霆之声，又像九天飞来之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曾国藩研习阳明心学，编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梁启超更是对王守仁心悦诚服，在各种场合为他奔走呼号，用各种文章替阳明心学摇旗呐喊。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等溢美之词不胜枚举。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大学读书时推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陶知行”，后从实践中参悟阳明心学真谛，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蒋中正自称：“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其中之一便是王守仁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守仁‘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守仁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蒋中正改名蒋中正，“中正”就出于王守仁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 蒋中正曾三次到阳明洞参悟。尤其是1949年，蒋中正败逃台湾，对王守仁的研究愈发痴迷。如蒋中正在给软禁多年的张学良的书信中，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多看看王守仁的书。又如蒋中正在蒋经国59岁生日时写信给蒋经国说：“余所重者，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以补先哲之缺憾”是什么呢?是败退台湾。蒋中正败退台湾的原因恰恰就在于自心失修、军心失散和民心失去。蒋中正在日记里总结自己为何败退台湾时说：“一生大病轻浮躁急”，“不研究、不学习、不注重客观”，“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并说：“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涣散。”“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自己的军事将领打仗不拼命，文职干部捞钱不要命。”“忽视农村，忽视广大国民的基本福利，所以失去民心，导致大溃败。”蒋中正写此信的目的就是要蒋经国用阳明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守仁屡次指挥的剿匪和平叛战争，并没有太复杂的战术，都是通过伪造证据，制造假相，传假信息，使敌方情绪失常、心态失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思维、判断，使敌人上当，而按阳明预期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决胜的目的。所以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当以诸葛亮、王守仁、曾国藩、为最。而很多地方包括心志、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也都效法了王守仁。
17岁时只身来到长沙，以王守仁“致良知”之教为宗旨，组织“德育会”，风靡一时。20到25岁在一师求学期间，得老师兼岳父杨昌济向他推荐的《王守仁全集》。不仅读完了王守仁的著作还逐字逐句地作出批注，还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得到杨昌济的高分奖励。《心之力》开篇就提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宏大命题，进而描述心的广大与精微。通读《心之力》，我们不能不为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人本身自我主体意识的彰显所折服。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思想的缩影。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继承并发扬了王守仁的“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的万物一体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以天下为己任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及他既不同意全盘西化也不同意食古不化的精神。
在吸取王守仁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的同时，还秉承王守仁重视现实和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并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二在通今。贵我者，“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于是将阳明心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圭臬，笃志力行的准则，走上了一条比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更为深刻，更加漫长的道路。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显然，少年的哲学思辨与王守仁“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的表述完全一致。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对的影响也很深远，启发更大。例如的《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得出的“知行统一”的结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完全相同。《实践论》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和王守仁说的：“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也无差别。包括举例：王守仁举例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王守仁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一生所涉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悟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对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式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心即理”使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使其始终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以阳明心学切实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困局。
在军事上效法王守仁的地方更多。例如王守仁军令中有一条“取人一草一木者斩”，被活学活用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王守仁在政治和军事上屡建奇功，得益于他实地调查的能力和习惯，而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阳明心学影响了，塑造了的人格，一贯流露出蔑视一切困难，涣然自信，精一自信，无所畏惧，要自做主宰。一生立身行事处处彰显出心学对他的影响。他实在是对心学有很深的研究与修养。
也许因为人们将王守仁的“心学”视为唯心主义学说，不便说自己受惠于王守仁;也许因为阳明心学与(儒家正统)朱熹理学有相悖处，所以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关于王守仁和阳明心学的介绍，使后人知之者甚少。
其实，正是以唯心的手段推进唯物的理想，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最终他才实现了内圣外王的可与尧舜比美的盛德伟业!
唯物主义物本论能培养出精明人，这种精明人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但这种重物不重人心者注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唯心主义是朵美丽但没好结果的花，如果以唯心主义的手段推进唯心主义的理想时，其人必将遇到重重灾难。这正是人老后，不“行”了，最易犯的错误，甚, 至会因之毁掉一世英名。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培养不出“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的绝世伟人。其伟人能“先天而天拂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拂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实践证明，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物心合一”和“知行合一”的伟人。老子《道德经》中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以上重点谈的是研读《心经》《清静经》但主要是阳明心学，对人但突出对中青少年人格心致远、入世治学创业之道的一点点感悟。下面想重点就研读“心学”、《心经》、《清静经》对人尤其是对中老年人修身养性、养心健身延年益寿等问题谈点滴看法。
第五、说说格心致三昧，康乐活百岁
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泵血动力机，它还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智能器官，它酿造情绪，情绪也在感染着它。积极情绪可促进机体功能活动良性循环，对心血管有好的保护作用;长期的消极情绪或一时暴怒会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释放大量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引起心跳加速、心肌收缩力增强;同时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心脏工作负担加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还会引起血脂水平升高，并激活血小板，促进斑块破裂，诱发血栓形成，发生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还可引起窦性心动过速、早搏、心房颤动等心律失常而引起猝死。
心，作为一个器官，它是物质的，但心作为心思、心意，它又是精神的。从健身角度说，重点想讲讲养生重在养心及如何养心，但也附带讲讲心脏器官的重要性即如何养护之。
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在五脏六腑当中被称之为君主之官。什么叫君主之官呢?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日无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心脏是主管人一身之血脉的，包括人的筋、骨、皮、肉、五脏六腑和心本体，加上四肢百骸，七精八脉十二条正经等，所有的人的生命物质，都离不开气血的濡养，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由心脏所主管。所以这个君主之官决定人的生死、福祸，决定人能否健康快乐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
明代高僧妙叶所著《宝王三昧论》认为：世人谁不希冀易成、益吾、顺适、无病、无难、无障?而现实情况则常常是难成、损我、逆忤、多病、多难、多障。然以辩证观点审视之，前者并非完美无缺，后者亦非一无是处，或曰恰然相反，穷则思变，困乃图起，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舒适使人骄奢怠惰，磨难催人奋进成功。但人还是深怕逆境出现，贪爱顺境来临。孰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志者当勇于面对一切逆境，在困境中修为，在艰难中体悟《宝王三昧论》：“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此篇劝人十不求，不外乎论智者“居碍反通”：于怀疑处，反有悟时;于障碍处，反能通达。但愚者“求通反碍”：心想求通，反而有碍;心想求悟，反落于痴迷。故圣人设教：于有处说无，于空处说有;于难事说易，于易事说难。此道理并非深奥难懂，然要运用自如、现时得益，则须反复琢磨、不断尝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尤其要将此至理妙论熟记在心，无论顺境逆境，时常心中默念，及时汲取营养，以弥补意志之薄弱、毅力之欠缺。待到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丰硕成果之日，将会深刻认识到，此“宝王三昧”乃货真价实。
人不能要求有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真如此那决不是海，那是泥潭。人也不能要求没有苦难，没有苦难的生命也会失去框架。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没有理会这层意义，一厢情愿地认为生命是应该只有甘甜没有困苦，特别是在恋爱早期那种汹涌的荷尔蒙带来的欢愉，让人把激情当成了常态。生命的常态，其实就是平稳和深邃，还有暗流。生命的每一步都带着人们向着死亡之境跌落。不要存在妄想，这才让人比较持久稳定，安然地居住在孤独中。胸中即使有千沟万壑千难万险，也只有接受这些事实，这样才能超越死亡，看清生命的真实意义。
无论成败得失，都要养就一颗清净的心。《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简称《清静经》)，就是讲人心需要清静和如何养成清净的。养生要从养心入手，以“清静”法门澄心遣欲，去参悟大道。如《清静经》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去除这些牵扰，首先需要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圣人云:“欲从心起，息从心定，心息相依，息调心静。”“声色不止神不清，思虑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兮神不灵，神不宁兮道不成。”“人心如清静，天地悉皆归”。人心清静，才能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欲既不生，毒尽消灭，内心才真清静，才能渐入真道，才能达到“心无其心”“唯见于空”的境界。众生所以不能得真道，皆因其有妄心。人生妄心贪求，必然生烦恼、焦虑和忧苦心等。
“三昧”源于梵语译音，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或心专注一境一事一物的诀窍、精义等。三昧也即禅定境界，系修行者之心定于一处而不散乱之状态。意译为定、等持、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息虑凝心等。可释为心定一处，故称定;远离惛沈、掉举而保持平等之心，故称等持;正受所观之法，故称正受;调整散乱的心使正直，故称调直定;正心之行动，使合于法的依处，故称正心行处;息止缘虑，凝结心念，故言息虑凝心。心到达三昧的状态时，起正智慧，进而与所观境冥合，分明了知，而悟得真理，甚至于直接感见圣境，此称三昧发得，或称发定。所以，三昧是证悟正见的必须阶段。经此阶段，才能到达菩萨境界。
如何到达三昧之菩萨境界呢?首先，要有智慧，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着很多层面的问题。其次，要有毅力，看得透，想得明白以后，就要做到，能管住自己的心，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后，才能慢慢过渡到菩萨境界，开始点化度化别人。这是菩萨最大的特征：自由自在，不受尘俗拖累，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开想得明白，既能自利也能以慈悲和智慧利他人。
《心经》的第一句便是“观自在菩萨”。这里观世音并不单纯指一个人，而是一种境界。《楞严经》上说，观世音菩萨是“内清修行，动静二相”。“内清”是清之以心。以佛家看来，世界无非是动、静两种。到了菩萨层面，他的心既是动的，也是静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实际上是又动又静，实现了圆融观照。《心经》第二句说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修行”。佛是无时无刻不在教人以“般若”(即大智慧)度人。“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意思是渡到彼岸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此岸，到达彼岸中间隔一条人生长河，只有通过自身内心不断的修行，通过“格心”“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才能到达彼岸。禅定(三昧)就是内心恪守清静，静能生慧，能觉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尽了人道，才可成佛。不论入世出世，只是一心，颠倒烦恼，贪嗔痴迷，是六道众生的心;如能空净自在，不固执，便是佛菩萨的心。所以离世法，便没有佛法;离了般若，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
《心经》的“心”，在佛教里面，一是中心、核心;另一是本心、真心。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相，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善根，也都可以成佛。但是，很多人都没能成佛，原因就在没有看管住自己的心，过多妄想，过于执着。有了太多的“贪、嗔、痴”，得寸进尺，永不满足，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都想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得不到又开始抱怨;或者是得到后开始痴迷，丢了本心，没有了自我。带着这样不纯净之心，自然心神焦虑、病魔缠身，更难到达光辉的彼岸。观世音菩萨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有心里开朗明亮，无欲无求，清静自然，才能到达佛的境地。
第六、说说养生必先养心和如何养心
种种研究表明，人类疾病的绝大部分都与不良心态有关。所以养生，首先应当养心。因为心理的健全，能促使身体健康。
如何养心呢?首先养心贵在静心，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其次养心务必要养德，德高才能神凝气定;第三养心重在养神，养神说到底是净化灵魂。如果你的灵魂始终是美丽的、清净的，那人就拥有了“不老之药”。
养心，不只是保护好心脏，还要调控好心态，包括思想、感情、情绪、意念等等。人的心态需要保持平和，犹如人的体温必须保持正常一样。
仔细观察生活会发现，心理失控对人们的健康以及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如有的人由于过分怀旧，整日沉浸在那些残缺的、苍白的回忆里，以至于对眼前的一切都毫无兴趣，即使美好的生活也索然无味;有的人由于盲目攀比，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事事不如别人，以至于悲观丧气，经常闷闷不乐，甚至患上精神抑郁症;还有的人由于严重消极，老感到自己被社会闲置，被人们漠视或被人欺骗，以致心灰意懒，颓废变态，毁蚀掉了自己的心灵和意志;更有的人由于贪心作怪，总以为自己应当拥有更多的财物，应该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以至于放弃了对自己的约束，不该要的也要，不该拿的也拿，落了个晚节不保，踉铛入狱的悲惨结局，这些结局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类似现象虽然大多事出有因，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无不与心理失控、行为失当有关，无不伤及身心健康，无不有损美好的生活与名声。
讨论养心，除了必须弄清养心的重要性外，还应当思考如何去养心。
如何养心，恐怕谁也难以开出一个一应俱全的药方来。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具体的答案，提出问题只不过是想藉此来达到沟通的目的，思考如何养心，也当如此。我们不妨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沟通：养心贵在净心，情绪乃一身之主，一个人如果终日思前想后、欲望蹿升，难免会百病丛生。说不良情绪是疾病的催化剂一点也不过分。要消除不良情绪，重要办法之一，就是要学会净心。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能健身。静心的最佳途径是领悟《清静经》的真谛，以《清静经》潜心去欲。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快乐则身键，身健才能快乐，这是辩证的。整天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卧床不起，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同时没有一颗快乐的心，也很难健康。如果你的心里每天都是快乐的，那就说明你在养心方面确实是个高手。养心重在养神，佛家有言曰：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在人之三宝中，精要化为气，气要化为神;神是精气之和，神乃人之灵魂。所以，养心、静心、乐心，最终要归结到养神上来。神凝才能气定，气定才能心静。养神，说到底就是要净化人的灵魂。精气神具全的人，才会被众多人羡慕。养心务必养德，生活中能使人动心的东西太多了。但凡能让人动心的无不与自己的名利得失即《清静经》所说的欲望密切相关。许多人心难静、气难顺、神难凝，均与此私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的当今，花花世界，纸醉金迷的环境，更应当把养德视为养心之本。禅诗曰：“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或曰：“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心态的变化有时候真的可以把逆境转成顺境，所谓坏事变好事，能做到这样的人当然是圣贤。心随境转，则是心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喜怒哀乐受着环境的控制，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例如现在有些干部手里握住国家资源或升官晋级的大权，有了贪腐的环境，这些环境使这些人心动，最后走向犯罪的绝境;但也有一些人出污泥而不染，不贪不占，坐怀不乱，以清静心来清静环境，留下一世英名。所以心态，其实是一个人处世的态度和价值观，它和人所处境遇紧密相关，往往决定着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受自己掌控，没有自控能力，只能随波逐流，被人、事、物牵着鼻子走，终将走向歧途，甚至走向犯罪。德高才能心静，心静才能神凝，心静神凝则能康乐高寿。养德最要紧的是去除那些束缚自己的名缰利索，使自己不为名利得失所折磨。如果谁能做到轻名利，轻得失，善于放下，那么谁就可以在快乐的天国里自由翱翔。
“心动阴阳转，一转万物变”，其中也包括生病、生气、生怨等。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想着一己利益，一己的喜、怒、哀、乐，结果就会背负太重。佛教讲寿者相，就是讲众生的生、老、病、死不同的寿命;到生、老、病、死也不去执着，也能想得开，这叫无寿者相。“无相”才是人成佛的高度修养。想要成佛，首先要降服自心，做到明心见性。如何降服自心呢?就是使内心平静和安定，就是没有我和一切欲望杂念，就是不去迷恋外物，回到本来我的性情上来，回到婴儿的原始性情上来，就是“三昧”境界。面对社会上的贪腐、躁动、相互竞争的纷乱环境，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清净心，才是最好的养心和养生，才能快乐而无病。例如宋美龄活到106岁，为她治病的美国养生专家说：“人之所以染上疾病，主要原因都在于心态的失衡。”宋美龄晚年清心寡欲，以埋头书画写作养心。她的健康理念是“恬静虚无，精神内守。”这正是《黄帝内经》中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实际上就是治疗当代人心病的一个良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凡事要想得开，看得透。人自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要死去。这中间或曲折磨难或顺畅欢乐。生命的过程，就是时间消费的过程。在时间面前，再伟大的人也无力逆转之，我们只有选择、利用的权利。对于自己，无论处于佳境还是逆境，都要想着寻找自我健康和快乐，既不受名利所累，也不为劣境所苦，活得堂堂正正，干干净净。我想起《牛虻》中亚瑟讥讽小人的话：“弯曲的脊梁，总比弯曲的行为要好的多!”在当下的社会里有不少人在弯曲的行为中苟且活着，包括那些号称“中国的脊梁们!”可见，有学识的人不一定都会养心，著名诗人顾城移居新西兰后，砍死妻子后自尽;中国“报告文学之父”著名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都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保健最重要的是保证心理健康。就养生而言，中医讲：“下士养身，中士养气，上士养心。”生命中最大的杀手是苦恼、焦虑与恐惧，都于心相关。肿瘤治疗专家何裕民认为肿瘤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精神崩溃导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那些有心理矛盾和不安全感，惯于压抑自己愤怒与不满情绪以及受悲观失望情绪折磨的人，最容易得癌症，其癌症发生率是正常人的3倍。凡能做出针对性的指点、关怀、疏导，取其有利处以扬之，舍其不利处而避之纠之，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构建战胜肿瘤的系统工程，很多情况下有不少问题却可以迎刃而解。
何裕民认为心身和谐是心身健康的基础，其关键是心理调节作用。心理作用于躯体时，有利于维持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有利于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协调。任何情绪活动总伴随着生理、生化的变化，控制和调节情绪状态对身心健康影响很大。任何疾病都可通过精神、情绪这些内在的心理干预, 结合临床药物治疗达到良好的效果。很多时候心理干预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这是一种机体自身免疫系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疾病的康复中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他举例说：张冀先生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1999年手术后不久全腹部转移、造瘘口出血，当时医师给他断定只有60天寿命。剧烈疼痛让他想到自杀!为了止痛，他只能借助微刻捱日。没想到如此倒给了他生机，刻完《滕王阁序》，他活了80多天;刻完《红楼梦》，他活了一年多;等刻完四部经典，死神已经离他远去。硬是靠着致力于微刻活到了今天。还有北京的老布，被《新民周刊》以“癌症是思想病”做过大版的报道。老布拿着医生开出的“死亡倒计时通知单”，放弃了繁华都市生活，搬到市郊小乡村，一心一意过起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就这样，一个膀胱癌患者，4年多过去了，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没放化疗，硬是用饮食、运动和心理调整等，活到现在!这期间，他还写了4本书，旅行了5万多公里。
张冀、老布用的不是手术、放化疗、中西药治疗等方法，而是借助“微刻”和心理调节，强迫自己转移了注意力，找个自娱自乐的东西，属于中医学的“移情疗法”。移情可以“易志”，持续的“易志”，久而久之，可以改变生理功能，从而达到保健或治病的效果。
刘力红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人的健康观念有问题。“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和医药，随便折腾自已。自己不为自己负责，医生是没办法的。”“肌体生病的过程，也是自身免疫力得到锻炼完善的过程，在对抗病症的过程中，身体的适应能力得以完善。偶尔的小病随他去，这是正确的健康理念。如果每次发烧都用抗生素消炎，身体就错过了提高免疫力的大好机会。”
记得五十年代初，在偏僻穷困的老家农村，缺医少药更缺钱，感冒后盖住被子出透汗就好了。小孩子夏天光着屁股在庄稼地里、土堆上玩耍，冬天穿着破棉衣，敞胸露怀地在冰天雪地里奔跑，也不得病。尤其是在一九五九、六○、六一年几年里，人们饿极了，将五七、五八年埋在红薯窖里的烂如泥的红薯重新扒出来吃，将几年前晒在房上、地里早已发霉的红薯干又捡回来吃，生黄豆、生绿豆、草籽、野菜包括从地老鼠洞里刨出发了霉的花生也同样吃。那时认为“能填饱肚子死了也值了”，所以不管脏的臭的苦的发霉有毒的什么都吃。按现在铺天盖地的养生讲座的说法，都会得病或中毒。但那时除了营养不良浮肿的、饿死的，真正因吃坏东西而被毒死的却很少，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癌症和三高症等。这说明人的抵抗免疫力是很强的。现在的人们正如老子说的：“属于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的人，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奉养太过度了。”所以洪应明提醒世人：“花看半开，酒饮微醉，便大有佳趣;若烂醉如泥，便成恶境。”如果人们非要奉养自己过度，执着于“生生之厚”，胡吃海塞，没病乱补，小病大治，那就只有找病促死了。
刘力红教授认为人在快乐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两种激素，其中一种激素能杀死癌细胞。如果患者能保持愉快的心情，那癌细胞就会被心脏分泌的激素抑制，癌症有可能不治而愈。他举例说：2003年初，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威斯里的大学同学韦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韦德的妻子安妮也被确诊为患有乳腺癌，而且是晚期。医生预测韦德和安妮都只有3个月的生命。2003年4月，当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周游世界。因为此时金钱对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将4万英镑慷慨地交给旅行社，并要求：因为不知哪一站是人生的终点，旅行社不得限制他们的旅行时间，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人世，旅行合同才自行终止。旅行社通过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确已时日无多，极有可能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足一月。而4万英镑足以支付两个人以最豪华的标准周游世界一年的费用，于是欣然签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旅行协议。然而，一直到2004年11月7日，已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英国伦敦的韦德夫妇才主动提出终止合约。这时，距离他们出发前的2003年5月，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回到家乡的韦德夫妇迫不及待地去伦敦皇家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奇迹：两人竟双双摆脱了绝症的威胁!他们当天晚上就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人包括威斯里。威斯里后来把这些研究成果，写在《揭开上帝终极的底牌》的学术论文里。他告诉人们，心脏分泌的这些神奇的激素，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后的礼物。更为确切地说，癌症自愈源于心性。虽然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证实心脏分泌的是一种荷尔蒙可将癌细胞杀死95%，而促进荷尔蒙分泌的却是一个人的心性或情致。再一次说明意识作用于物质能创造奇迹。由此，刘力红教授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只有保持愉悦的心情，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安顿好心灵，调适好心理，胜过金钱和良药!
为什么有钱有权人生癌后死得更快些呢?例如温州富商得的普通肠癌，并没有淋巴转移，手术是在上海大医院做的，很成功，术后恢复良好。因他怕死，也因他有很多钱，所以想尽办法，用各种措施去治疗。北京上海名医求遍，八个月花掉200多万，结果死于肝肾功能衰竭。有钱、有地位者，长肿瘤活不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太丰富，周边又有太多的人出主意，各种疗法药物唾手可及，又信奉“宜将乘勇追穷寇”等信念，后来“火并”的恶果，死的更快!当然还有得癌症后，精神压力太大，被活活给吓死的。《内经》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意思是说过去很有钱有势力(贵)，能呼风唤雨者，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心理落差太大，舍不得，放不下，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身必败亡，死于心理休克!
人若能以平常心，把癌症当作慢性病来调治，也许可以避免很多不当死亡。所以，人要善于换位思考，有时需要“糊涂”一点，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善于适当宣泄郁闷，学会及时释放压力，尤其不做无谓的联想来吓唬自己，这样反而会好些，也有利防病治病，健康长寿。
曾在苹果、SGI、微软和Google等多家IT公司担当要职的李开复说：“一日，星云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不同!’大师沉吟片刻后说：‘这样太危险了!’接着又说‘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我听到这里，简直像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重!我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为了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
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专心走路的很少，静心欣赏风景的人更少。而是有的人边走路边打电话或发信息或聊天说事，有的人恍恍惚惚、心神不宁，忧心忡忡，迫不及待地在手机上搜索、琢磨、吵架、取乐、游戏等。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后，人们应该学会平衡与平静，否则物质丰富带来的快乐会很快被网络、困惑、怨愤所取代，科技发达带来的方便会让人们更加的疲惫不堪、焦虑难耐。
人老了，生活好了，要学会做减法。除了从嘴上减，控制饭量，吃七分饱，少吃酒肉厚味外，更主要的还是从心理上减。“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是当下很多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学会“省心”迫在眉睫。40岁后必须要学会做减法，少些不切实际的追求，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人到老年应学会超脱，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牢记“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古训，少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实际上就算是帮了孩子们;老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实际上也是孩子们的福分。对有些满嘴仁义道德、忠孝廉耻的人，说点大不敬的话，却有点禽兽不如。请看树林里很多快乐的鸟儿，有的在自由自在地唱歌，有的在忙忙碌碌地精心哺育雏鸟，但当雏鸟羽翼丰满后，老鸟尽到责任，就任其东西南北，从来不求回报;而且老鸟老了，到了快死的时候，自己找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了此一生。不信可留心看看树上，再看看树下，树上有很多活鸟，树下总该有些死鸟吧?可树下一只死鸟也没有，你不觉得奇怪吗?森林里的野兽也都如此。绝不像人生死礼节繁琐，大操大办，已到生不起更死不起的程度。如果人也像禽兽一样，生得自然，死得安然，人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还会远吗?
悟始于清静，静中必有所悟。诸葛亮《诫子书》中告诉后人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思远。积极主动地寻求宁静，就不会困于喧嚣的市井，就不会被流言蜚语扰乱心智，就会给人心以无比广阔的空间，就像一个人攀上高山之颠，放眼山河云天，会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之感。宁静能铸造致远的心境，能在各种变化和诱惑中保持积极平静的心态，能不受物质和美色的利诱，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奋进，并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不断调整人生之舟的航向，乘风破浪，抵达人生光辉的彼岸。能够与宁静而致远结缘的人，决不会以梦幻来麻醉自己，一定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感悟。淡泊更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这个世事纷杂、贪欲蔓延的世界里，当人将名利看淡了，人的心境就会像一泓清静的水，而世界也将会以清柔的方式对待人。有了这样的心境，人就会有更好的愿景，并能不卑不亢，不拘小节，向着宏伟的目标进取。恪守平淡致远意境，自有一种怡然、安然与自然的胸襟。淡泊人生并不是逃避现实与拘役自己，而是在淡泊中放飞自己的心灵，在淡泊中积蓄力量，在淡泊中形成品格，在淡泊中感知生命的真谛，在淡泊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淡泊也是一种豁达，摒弃了个人的杂念和贪婪，丢掉了纷乱世界的缠绕与干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淡泊中对人对已，会其乐无穷。能体悟人生的平淡之美，不为一时的失败和失意而懊悔，也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诱惑，能守住属于自己的一片静土和精神家园，从而使生命得以升华，进入新的境界。淡泊的日子不会永远平淡，只要怀着淡泊的心态，一定会谱写出生命最辉煌的篇章。淡泊与宁静也是一种享受，渐渐地习惯于生活的宁静，一杯茶、一卷书，一支笔、一炷香、一首曲子乃至一弯明月、一阵清风，都能促使人心旷神怡。宁静或淡泊也是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更多的时候不但有着生活的平静而且还有着内心的那份深邃。心静如水，漫看四季变换、斗转星移，一切都在淡然之中，一切都在宁静之中。在宁静中，手指在键盘上翩翩起舞，思绪在脑海里潺潺流动，一串串文字汇集在屏幕上，也给自己心灵一个通透的窗口，在渐逝流年岁月里给自己一份恬适和安逸，或如泣如诉，或如风如雨，惑亮丽或暗淡，随岁月缓缓流逝远去。及时调整好心态，养成清静的习惯，以清净之心养生，心必快乐，身必健康，岁必尽天年。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这话既准确而又深邃。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不无有警示作用。习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习惯一旦成为自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品德，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左右着我们的成败。要成就学业、事业和健康的身心，要拥有美好的人生，必须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著名的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习惯的束缚，习惯是由一再重复的思想和行为所构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思想，养成正确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习惯是一种思维定式和行动本能，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习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也是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人一生顺利，有的人命途多舛;有的人事业辉煌，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健健康康，有的人多病多难，人生的后面似乎总有一只神奇的手在指挥、掌控着，其实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人的习惯势力。因此，可以说，习惯即是命运。糖尿病、高血压等都是由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或者叫着生活习惯病。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说养生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个坏习惯会使人养坏成习气，坏习气会使人六神无主，情不自禁地做坏事。如人们把重功利习气一直放在自己的心思里，那么这个思绪就会在我们内心剪不断、理换乱，久而久之自己就会被自己这种习惯折磨得遍体鳞伤、甚至病入膏肓。
养成安静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必须先将心安宁下来，安静身心是养生健身乃至活命的一个重要法则。据传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小动物叫吸血蝙蝠，却是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在攻击野马时，常趴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敏捷地刺破马腿，然后用尖利的嘴吸血。无论野马怎么蹦跳、狂奔，都无法甩掉它。直到蝙蝠吸饱喝足，才会满意地飞去;然而野马常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动物学家分析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远不致野马死去。野马的死，应归咎于它暴怒、狂奔不已。如果野马能安静下来，卧地打几个滚，或心平气和地用嘴驱逐，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即使驱赶不走，痛苦地忍耐一下，也不至于暴毙而死。如果将这种吸血蝙蝠比作人身上的肿瘤或其它疑难杂症，养成沉着安静的心态，以冷静的态度，不骄不躁地认知与对待，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死得更快，死得倾家荡产，死得惨不忍睹。
使心清静下来，如同将心猿意马统统赶跑，将纷乱繁杂心思“归零”。在人生的长河中，要学会适时的将心思“归零”。如同将无边无际的成熟高粱统统砍掉，就会使视野豁然开朗，使心胸蓦然开阔。人生，难免会有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顺境时，把自己适时“归零”，可以消除骄娇二气，免得将成功和顺境当“包袱”背起来;逆境时，固然会失去很多，但如果能够勇于“归零”，才能够重新面对自己，从头开始，立即奋起直追。著名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归零心态就是把自己心灵里的一切清空，把已经拥有的一切剥除，一切归于零的状态。”适时把自己的心“归零”，就会不断重新开始，永葆青春。适时把自己心“归零”，就会不断追求卓越，保持身心康乐。适时把自己心“归零”，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大聪明和大能力。在不断“归零”的基点上让人生重新起航，就一定能披荆斩棘，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因为只有不断“归零。
清明节回老家祭祖，顺便看望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师。阔别几十年，重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别后世风、人情变故及健身养生等话题。临别时，老师建议我多看看儒家阳明“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
回京后我真的潜下心，像过去做学生完成作业一样，用几个月的时间，结合世风、人情和养生等，认真地进行了研读。《心经》虽260来字，却被佛教尊为“天上天下第一经，古今中外第一文。大智大慧源于此，堪破本性便是真。”达摩祖师认为：“《心经》通，一切经通;《心经》不通，一切难通。”《清静经》更被道教视为最重要的道士日常诵习的上乘经典。当我们每每读到“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遣其欲而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似乎自然就能清净下来。尤其是王*明“心学”，集儒、释、道各家之大成，参透世事人心，成为500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神奇智慧。也使王*明成为中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世界一代圣哲，并成为曾国藩、梁启超、稻盛和夫、等众多伟人共同的心灵导师。他在《传习录》中讲：“我今说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要将不善之念克倒，须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立言总旨”。阳明“心学”将“主静止欲”讲得很透。如果今人也能将“心学”、《心经》和《清静经》读懂并切实践行之，那么，官场就不会有这么多朽败现象，人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妄欲恶念，人们也就不会因疾病夭折，而都能享尽天年了。
因为“心学”、《心经》和《清静经》都是修身、正心、也谓“格心”的。王*明在《大学问》中解释说：“格者，正者，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正心”是儒家“三纲八目”之核心。纵览四书五经，不难发现，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三纲八目而展开的。所以，抓住三纲八目(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等于抓住了打开儒学大门的一把钥匙;抓住“正心”也就等于抓住了打开三纲八目的金钥匙。因为循着这一进修阶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就会登堂入室，领略儒学经典的奥义，把握三纲八目的要义。就八目这一阶梯本身而言，前三级“格物、致知、诚意”是“内修”;后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中间的“正心、修身”则是链接“内修”与“外治”的枢纽。“正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则是“独善其身”;“修身”与后面“外治”连在一起则是“兼善天下”。数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将生命历程铺设在这一“正心”的阶梯上，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格心，为什么要格心，又如何格心呢?格心要达到何种境界与目的呢?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陌生的话题。我只能试着谈点自已研读“心学”、《心经》和《清静经》的浅簿心得体会。
首先说说什么是格心和为什么要格心
格心实际上就是正心。“心者身之主”。“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知所先后，则近于道矣。”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键在于正心。“心正也者，万流之源而成事之本也。”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集团的成败，关键看人心向背;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关键也看其心态如何。
在这篇文章里，为什么只想重点谈谈格心而不是格物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格心与格物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说格心必然说到格物;二是当前的社会现实尤其需要重点强调一下人心问题。意在通过对“心学”、《心经》、《清静经》及中西哲学等多维度的试释,让读者认知正心的重要,并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践、修炼、培育足够强大的内心，开发心性本具有的一切潜能，实现一个和美的社会环境和一个健康、智慧、快乐、美好的人生。
要格心，必须首先了解格心与格物的关系。
心与物，格心与格物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心经》中观音菩萨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此看来色和空显然是没有区别，但又是对立统一的。这里所说的色与空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现代讲色一般是指物体的颜色，如物体的红黄蓝白黑之色，后来引申为女色，喜欢女人为好色。而佛教中的色不全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物质存在的总和，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物质都叫色。佛教认为人心(即思想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包括人的肉体和自然界的一切，而且这些变化了的物质也称作空。这和易经里说的生生不息谓之易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有形的，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这就被称之为“色”。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回答说是由“地、水、火、风”等因素因缘和合构成的，又因为因缘复归和还原。这种还原和复归就是空与色演化过程。空并不是完全的空无，运动变化着的物质有时也叫空。比如水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色;但是水能够蒸发变成肉眼看不见的空气，也就成了空;其实又没有真正的空，冷热空气对流，从天上落下来的雨又变成了水，又成了色。用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佛教的色空观念，应该是科学的。几千年以前，释迦牟尼已经用佛教的思想解释了宇宙的运动规律。世界上一起物质都是有化学元素组合而成，叫化学不灭定律。佛教讲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没有不变的道理，包括我们人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是暂时的因缘和合。只是我们人有主观意识，有个“我”存在，才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不善的动机，或者种种冲动。佛教的色空观就是叫人不要有执着心，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这就是在有色世界里确立“看空不空”的思想。就像我们看一幢房子，房子是有砖、瓦、木、石、水泥、石灰等材料组合起来才叫房子，离开这些组合材料就不成其为房子。房子这一名称也只不过是我们主观思想的产物，暂时的因缘和合。如明白万物都是暂时的因缘和合，不去执着它，更重要的是不去执着自我，这就是缘起性空。所以佛教讲五蕴，即色、受、想、行、识皆空。这里的色是指有形物质，受、想、行、识指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要破除我执，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得看空。比如佛教讲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不染，这些都人和万物一样，都是暂时因缘和合，都是空。
后来龙树(即龙树菩萨，他是古代印度佛教哲学家、逻辑学家，印度大乘教中观派的奠基人)等提出了中观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真实相是空，亦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不能用言语分别，不能用概念亲证的一种最高存在。龙树认为空的更准确解释应该是事物的相对性，是缘起共生的，在他看来，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么最后，一定有一样东西与这种相对性本身相对，那就是绝对。这种绝对不能通过理性来描述，而只有通过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就是不可说、不可分、不可思议的宇宙整体。即所谓空不是空无和零，而是指不可描述、难以把握的实在变化体。
最能诠释色空关系的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开篇写了姑苏乡宦望族甄士隐，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三岁的娇女，却不幸在元宵节丢失，之后又遭遇大火将家烧毁，无奈只好暂且移居岳父家，常遭白眼。在甄士隐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时，一个跛足道人给他唱诵了《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好了歌》就是要说明“好”(色)是靠不住的，终将会“了”(空)。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马上心领神会，并做了更具体、更形象的注释：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人世无常，一切都是虚幻。想教训儿子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强盗;想使女儿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想在官阶上越爬越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命运难以捉摸，谁也逃不脱好终将了规律的摆布与掌控。可是世人仍不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没了。从佛教和道教的观点看，人们活在世上去努力地建功立业、发财致富，或贪恋妻妾，顾念儿孙，皆因被情欲所驱使而不“觉悟”的缘故。由此“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四句话和由“空”、“色”、“情”三个境界组成的红楼世界，浓缩了曹雪芹在历经家庭由盛而衰“大彻大悟”后对人生历程的哲理思辨，奠定了小说的全部人物、事件和情节皆以“色”为基础，以“情”为中心，以“空”为起始和归宿的思想脉络和框架结构。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程度。”说：“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和“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条基本规律，都与佛教色与空的辩证很相似。唯物辩证法也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因为在认识世界时，由于客观规律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另外在改造世界时，也要依靠主观能动性，根据实践的目的，因势利导地改变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
这种难以把握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规律，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及《周易》里的“驳极必复”、“否极泰来”等，都说明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所以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又如“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城。”“成名每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意时。” 这又说明上帝是公平的，他为某人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为其开启一扇窗户。试看人生经历，也总如此，总有一些磕磕绊绊，起起落落，如意与失落交错的现象，如天之阴晴，月之圆缺，人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一样。这种现象已被历史万事万物所证实并将继续演绎着。
色与空的辩证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很相似。《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这句话体现的是中庸和适中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在对立双方，不能走极端，而要找到中庸之道，找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同一性之中”;也即“天人合一”和王*明的“知行合一”。
中庸讲的是人善恶本性的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向上是善，向下就是恶。中庸的“中和”思想和王*明的“四句教”很相似：“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说人之本心本无善恶，做出善恶之事不过是意念之动。基于此，王*明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论断。正如王*明所说“一念不善，便是恶行”。王*明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化解了哲学史上有关人本性善性恶的争论。将人之“善行”同“性本善”、“恶行”同“性本恶”区分开。人行为之善恶完全取决于这个人在当时情境下的“一念”之间，而不能由此推断这个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对于人的本性而言，无善也无恶，无所谓善恶。一个好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因一念之差做出恶事，也许一个坏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好事。更多的时候是一念之差，怎能通过一个行为或一件事就盖棺而论呢?正如金庸在武侠小说中所告诉我们的：正邪、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名门正派作恶事也是邪教;邪教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也是正派。最近抗战电视剧中土匪恶霸打日本鬼子就是证明。
佛教认为心和物二者是构成一个世界的重要因素，并称为五蕴世界。五蕴中色蕴即物质，其余四蕴(受、想、行、识)为精神(心)。心和物即色与空，是对立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称作双融不二，即心物二者合一。“心物合一”的理由是自然且浅显易懂的，根本不必用太多理论就可以理解的，只要稍微有些近代物理常识，即可了然于胸，洞烛无余。心物合一论与佛经经典也不相违。如《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中“受想行识”属心法，心法与色法都与空不异。那么从空的角度说，心与物就是相互不异，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心物合一论是符合佛教思想的，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佛经论典的支持，是佛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理念。而且，心物合一是可以通过实践实证的。例如当今流行的行为金融学认为：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情绪投资者!任何事物只要嵌入人(心)的因素，其结果才绝对不会像1+1=2那么肯定。
要理解心与物的关系，必须注重理解致良知。
阳明心学的本质是致良知;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主旨。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良知前面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明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知识只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知识是对整个宇宙所有事实的认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所以知识也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一个人在知识的海洋里可以犯错误，甚至不止一次的犯错误。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不能犯错误，可能犯一次错误，就会让人万劫不复。
如果将人一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把“聪明”转化为“良知”、“智慧”有句老话叫“知易行难”，即懂得道理很容易，付诸行动却很难。聪明人喜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潇洒，但是，人们往往只限于“头脑风暴”，而不善于实践，刚愎自用，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对聪明的狐狸为什么常常没有好下场最好的诠释。聪明人最容易自负、浮躁、急于求成，定力不够，最后往往一个个栽倒在某个美丽的陷阱里。所以，聪明本身不是坏东西，但它可能会坏事，因为聪明只是初级的，必须通过实践把聪明转变成智慧，致良知，以良知引领、促进实践，身体力行，才能够事半功倍，成就大业。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随之暴露出来。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势必导致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不顾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意识,致使社会道德失范、良知泯灭。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 ,生态危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识到 ,这些问题已不是一个知识、技术、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问题，是做人的良心良知以及以良心良知自律和律人方面出了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或重塑良知和良心尤为重要。良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人生先天的善端;从基本的道德感的角度来看,良知包含道德的知、情、意三方面的内容,它支配着人们的道德选择,能造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健全人格。良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里,也许某个时候,权威不复存在 ,法律也会废弛,此时，就需要良知来拯救社会、拯救世人。法律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能或不宜调整的社会领域,良知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例如五十年代初期，邻不相欺、夜不闭户的安全感绝不是以法制维持的。从理论层面而言,良知对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良知是法律的精神基点,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的内容体现良知精神;从实践层面而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以社会良知为基础,这就要求法律职业者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各环节,要实现良知与法律的有效融合。将良知引入立法环节,要求统治者依良知原则制定良法;将良知引入守法环节,要求社会公众自觉认同法律、树立对法律的尊崇与守护;将良知引入执法环节,意味着执法者应当秉承自己内心的良知来秉公执法;将良知引入司法环节,意味着司法者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仅应忠守法律,还应结合自己的良知来公正处理案件,以避免社会公众对司法判决的合理怀疑。 只有全社会主体都能尽一己之本心良知,社会才能繁荣进步,人类社会才能永续发展。
“良知”是王*明的生命智慧、精神家园, 是王*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他从传统文化和生死磨难中体悟出来的。他认为良知是天理,是明德，是是非之心,是道德修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当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很焦虑，没有的东西想得到，得到的又不满足，每个人都在各种层面上争斗、挣扎着，变得对生活烦躁、焦虑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良知，良知控制不住情志也就很难控制住人生。经历过很多焦虑难耐的选择之后，会感到：所有的焦虑都是无用的，世上没有通过想象和推测就可以判定未来的事情;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绝不是参照别人的样子推断出来的，别人在某件事情上做得再好，用的方法再妙，换成另一个人，又都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等同于又是一条新路。世上不存在最好的那条路，但存在更好一点的路——那就是用自己良知选择的并能坚定地走下去的那条路。人生只有一次，成长和生活之路也只有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需要有取舍的。也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偶然的，是由一个个用良知选择决定的。人多是看不透才会焦虑与烦恼，放不下才有计较与争斗的。不要指望他人，不要讨好别人，只要自己有良知和能知行合一，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诚如世上没有不弯的道路，人间没有不谢的鲜花。人生如四季轮回，既然有春天花开，也就有秋天结果;既然有夏天骄阳，也就有冬天风雪。也说明一个人只有经过困境的砥砺，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苦难是竖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一扇门，只有拿到打开它的钥匙，登堂入室才有可能。关键是事先要学会让自己安静下来，把思维沉浸下来。人生又像是跑马拉松，跑得太快，可能会后劲不足;跑得太慢，可能会落伍;中途退出，可能会将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坚持不懈，才有可能赢出。一切多是因缘和合，人生也有悲剧与机遇。如“非典”中人人自危，地震中人弱如蝼蚁;东方之星中的人为游乐而沉没，天津爆炸里的人在震颤中更是惨惨戚戚。人，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活法或死法，各有各的理念和人生价值。但是，只要自己不失时机地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走的路走好。始终保持善良与良知，做到真诚与宽容，严以律己，其他一切随缘随意，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是为参悟大道。
老子说“高天与厚地之所以能够永恒长久，因为它们的一切运行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无私忘我吗?所以忘我反能成就自我。”老子又说：“‘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受重视，就在于它们对万物不加干涉，从来都让万物顺其自然。”正因为大道和大德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才胜过有弊而无益的那些刻意的关爱。在道家、佛家和儒家看来，道不在心外而就在心内。我们的妄心，分别心和浮躁心一旦变成清净心、平常心和智慧心，道就能复归于光明的本性。
所谓大智慧，主要以格心来修正自己、提高自己。提高到优于别人，还不算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通过修养而优于过去的自己。在人生或者工作、生活中，智力不如性格的作用，头脑不如心情的作用，天资聪慧不如由良知判断力所掌控的自知之明和自制力。《庄子·徐无鬼》记载一只灵巧猴子的故事：吴王一行人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来人，都惊慌地跑开，逃到丛林中。但有一只猴子，从容地在树枝上攀登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射来的箭。吴王命令左右军士一起迅速连发暴雨般的箭，它就中箭摔下树来而死。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手敏捷来傲视我，才会落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啊!不要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颜不疑顿悟，去除骄傲，摒弃享乐，谢绝荣华，拜董梧为师。后被国人称之为大智慧。
故事中的猴子，确实有本领，但躲不过万箭齐发，以致死于非命。猴子只有小技巧而没有大智慧。那么人也如此：吴王对颜不疑的警示，使颜不疑立即放弃小智慧，改变自己由此而生的骄傲心态，拜师修炼去了。在《易经》中有“止谤莫如自修”。修养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可以逢凶化吉。正如“谦”卦代表谦虚，其六爻“非吉则利”。反之，若无任何修养，就难免招来别人的敌视与图谋，此时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即有欲望就会有得失，有得失就会有吉凶。如果降低欲望，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然后也就不会受制于吉凶了。这也如养生的人，要想康乐长寿，首先除去名利、声色、财货、厚味、虚妄、妒忌等六害。六害不除，养生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正因为色是运动变化的物质，空是物质的运动变化，而且这些物质的变化和变化着的物质是永恒对立统一的、普遍联系而又互相转化的，所以，人作为变化着的物质参悟这种物质命运变化、运转的规律，即人生之大道。
心物合一、知行合一，能改变命运、成就人生。
古文《了凡四训》中，了凡讲了他的经验与教训。了凡说：青少年时，曾请孔先生给我推算。先生说我县考童生第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等到后来去考试，三处的名次完全相符。孔先生再给我卜终身吉凶，说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四川的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可惜没有儿子。我把他的话，详细地记录下来。从此以后，凡遇着考试，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所算定的。最奇怪的是算出我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我因此更加相信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由命中注定的。
当我去访问栖霞山云谷弹师时，和他对坐三昼夜。禅师问我：“凡夫所以不得成为圣人，只因为妄想缠绕，你坐了三天，不见你起一个妄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答道：“我被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都有定数，即使有妄想，也是没有用处的。”禅师笑着说：“我以为你是豪杰，原来也是个凡夫啊!”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普通平凡的人是有数的。大善的人，数就拘不了他;大恶的人，数也是拘他不定的。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不是凡夫吗?”我就问他：“那么，这个数能逃得了吗?”他说：“正如诗书里所说的，这命是我们自己所造作的，福报也是我们自己求取得来的，确是很好的教训。”禅师又说：“六祖说过：‘一切的福田离不开自己的心，能从自己的心田里去找，是没有得不到的。’要知道，求不求在于自己，如果专诚去求，不但能得到道德和仁义，还可以得到功名和富贵。内外双得，那才算是有益的求;倘使不认真地遵循正道去求，也就是说，不从心地上去求，不从积善去恶上去求，而徒然费尽精力向外追逐名利，那虽求之有道，不违犯法律道德，但所得的还是你业命中本来有的;若是不顾一切，过分贪求，不合道理的事也去做，那就把心里本有的德性也失掉了，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是徒劳无益的。”
听了云谷弹师的一番议论，我拜谢他，接受了他的教诲。也将我的原号“学海”改成了“了凡”，以“了”立命，不再落“凡”夫的窠臼。从此以后，一天到晚，心地都在约束着自己，做善事，改过失，一切心念行都和以前不同了。从前只是悠悠地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励的景象。虽在暗室无人处，也恐怕得罪天地神鬼。遇到别人憎恨我，或是毁谤我，也自能安然容受。并常检讨自身：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犹豫不决，或身勉强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能操持而醉后便放逸等等，都以过折功，日常决不虚度。所以辛巳岁生了儿子。丙戌年登第，授宝砥县长。孔公算我五十三岁要死，我虽不曾祈祷求寿，这一年居然无恙。今年我已六十九岁。因此，我相信“所有幸福都是自己可以求得的”这句话了。
了凡接着说：现在，我们想要得福而远祸，暂且不论行善，先须决心改过。改过第一要发羞耻心。应思从前的圣贤们，他们为什么百世可师，而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这是因为我们沾染着尘劳情欲，在私下做了坏事，还认为别人不知道，傲然没有一点惭愧之心。第二要发畏惧心。天地有灵，鬼神难欺。一经恶行被人看破，其人格真是不值一文了。发了一念善心，就能得到安详善终。一念猛厉，足以洗涤百年之恶。第三要发勇猛心。我们必须奋发振作，不用踌躇、企惑、不烦等等待心拖延。小的过失，要如芒刺在身，很快把它拔除;大的恶行，要像毒蛇咬住手指，急速把手指斩除，以免蛇毒入心。如能具备以上这三种心，那末，有过的就能立即改掉。犹如春天的冰遇到太阳，是没有不消溶的。善于改过的人，是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明白它的道理。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也没有怨恨别人的学问，凡是自己行不通的，都是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好，这是自己要加以反省的。若是闻谤而怒，虽竭尽巧思分辨，也如春蚕作茧，自取束缚，更增烦恼。其他种种过错，都应该依理分析。其他一切过恶都是愚蠢行径，自害的作法，道理明白了，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什么叫做从心而改呢?一切的过失，都根源于心，唯心所造。我们的心不妄动，过失又从那里发生呢?从事修养的人，对于好色、好名、好利、好怒，这些过失，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专注起心动念处，使正念时时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这是精密纯一的真传。既然过由心造，还须从心上改，象斩毒树，必须断其根本，不必一条条地伐枝，一片片地摘叶。大抵最好的办法就是治心，不合理的念头，才一动起，立即发觉，一觉悟就立即予以消灭;倘使这样做不到，也要反复明理来消灭它;或许还是克制不了，那就要用悬崖勒马的工夫，临事强行克制，坚决地禁止不犯，克实而论，净心、明理、临事禁戒三功并施是改过的要诀。
了凡在这里说的也就是格心的方法与要诀。
心主神明，万事不离心。通观《西游记》，满目皆是“心”。光涉及到心的回目就有二十九个。如“心性修持大道生”、“浮屠山玄奘受心经”、“四圣试禅心”、“元神助本心”、“心正妖邪庭脊关”、“涤垢洗心惟扫塔”、“心神居舍愿归性”等，几乎涵盖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作者在文中，一再把悟空称作“心猿”、“心主”，说明他是把孙悟空作为人心的幻相来写的，而悟空修行得道之所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恰恰也是“心”之别称。可见，修行即是修心，与阳明心学之“心的文体甚大，若能尽我心更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不谋而合!因此，在《西游记》里，唐僧用来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也叫“定心真言”，作用是钳制心猿。为了说明取经之路就是修心之路。作者还常常借孙悟空之口宣扬“明心见性”的佛理。
第二，说说当今现实尤其需要强调一下人心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竭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和舒适。作为享有人类物质文明的我们，对此当然高兴并乐享其成，因为没有谁希望自己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再过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遗憾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人们配套提供人生的全部幸福，同时便捷、高效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等于幸福本身。这就是当下物质文明的“先天病症”。它导致的“临床表现”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日渐荒芜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餍足的姿态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外物，却任由自己的内心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馑。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基本无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物质财富，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迷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满了挫折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要治愈这种“文明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惯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始关注被我们自己放逐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即做人的学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习惯放纵的心收回来而已。而儒家王*明的心学，佛教的《心经》和道教的《清静经》等，正是“求其放心”之学，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每个人所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活得成不成功，也许可以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衡量，但是一个人活得幸福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判定，只能由每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如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如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幸福不幸福，外人很难通过有无好房名车来判断，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才算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是健康的，那么不需要亿万家资和丰功伟业，只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那么即便让他成为世界首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也很难感到真正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没有准确和永恒的答案与标准。富有金盆银匙、锦衣美食的人，未见得幸福;穿粗衣布履、吃粗茶淡饭的人，未见得不幸福。幸福从来都与贫富或地位无关。人之幸福，全在于心，幸福就住在人心里。
俗话说：酒不护贤，色不护病，财不护亲，气不护命!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许多的美丽本身就是陷阱，许多的享乐本身就是堕落。圣人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圣人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凡夫则是妄心难耐而为所欲为。老子说：“不展现可能引起贪欲的事物，百姓心理就不会惑乱。”当前的政策规定、舆论宣传等恰恰多是引起贪欲的声音和典型范例。孔子说：“吃粗粮,喝白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佛家警示“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都透视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闹市挣钱，静处安身”之真谛。有生命就有正常的欲望，但人若超越限度的为欲望所迷，也就只能挣扎在其中了。所以，孔子的为人之道是：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人要本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老子的处事之道是：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谦让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容是处事第一法。庄子的养性之道是：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人生要有平和心、喜乐心、慈悲心等。这都透视出古之圣哲以养心为主的养生处世之大道。
第三，说说格心在于静养健康与快乐
格心在于修为健康快乐的心灵。什么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健康而快乐的呢?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明经常引用《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富贵、贫穷、顺境、逆境等怎样的境遇之中，都能保持自在安详、自得其乐的心境。说白了，就是不管混得好坏，都始终保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亦即心灵健康。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格心来实现。
格心主要是：存天理，去人欲，正不正之心以归于正。“天理”指宇宙法则，也即是指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人欲”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对内心保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为什么要强调“去人欲”呢?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可以理解为“所得”。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效用成正比，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欲望却成反比，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感越强。从这个公式，我们不难推导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是让自己的欲望保持不变，不断增加所得;二是让自己的所得保持不变，不断减少欲望。很显然，不管你想通过哪个途径获得幸福，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能让欲望无节制、无止境地膨胀。因为一是获得是受客观限制的，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二是不论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要你的欲望天马行空，一直在膨胀，你的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反之，无论你的所得是否增加，只要你的欲望一直在减少，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幸福感只会与日俱增。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是儒、释、道三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条“幸福学”原理。只可惜，今日国人常常把这样的原理视为老生常谈，或者斥之为迂腐，从而抛诸脑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我明明一直在打拼，收入也逐年递增，可是我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答案很简单：即忽视了自己的心灵修养，从而丧失了对内心欲望的掌控。换言之，在当今贫富差距拉大、灰色收入人群逐日渐多的情况下，当你的欲望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你的收入增长的速度时，你就会与近在咫尺的幸福擦肩而过乃至背道而驰。阳明心学、《心经》和《清静经》教我们节制欲望，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只是告诉我们：要获得幸福，就应该尽可能的在“效用”(所得)上做加法的同时，必须在“欲望”上做减法。恰如《清静经》所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想人生康乐必须先从心地上下手，以“清静”法门去澄心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心澄欲遣，才能使自己的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如此即便你的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要你通过修正内心，把自己的不良欲望减少到最低，那么你的幸福感也会趋于无穷大。
老子曾说：“塞住贪婪窍门，关闭嗜欲之径，终其一身都不会苦辛。打开贪婪窍门，放纵身体嗜欲，终身不得救治。察见细小者眼明，坚守柔弱者刚强。用智慧之光，可复归内在之明，以免给自己留下灾殃，这就是颠扑不破的常道。”例如，传说有一位对生活绝望的少女打算以投湖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她来到西湖边，路过一位正在写生的画家身旁。画家主动热情地说：“姑娘，来看看画吧!”姑娘心想：鬼一样狰狞的山，坟场一样荒废的湖有什么好看的!但她出于礼貌还是扭过头去。画面突然吸引住了她：画面上的湖画成了天上的仙境，山画成了长着翅膀的伟岸美貌年轻的王子，……看着看着，少女把投湖自杀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世上总会有像这位少女一样郁郁寡欢以至对生活对生命感到厌倦的人呢?因为产生欲望的速度太快而且期望值太高，实现欲望的速度却太慢而且有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放纵欲望，最终定会被欲望之火把生命中的幸福焚烧殆尽。只有人心清净，人心向善，让心拥有免疫力、抵抗力，才能会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自然之美。
第四，说说心态决定工作状态，心学决定人生事业
格心在于形成一个好的心态，心态决定工作、生活状态。如果谁能在自己心志上镶嵌上雄心、信心、决心、爱心、专心、诚心、耐心、恒心、虚心、静心这十颗“心”，不断打造自己的良心良知良好心态，谁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最大成功。佛在《楞严经》上说：心能转境，则同如来;心随境转，苦不堪言;境随心转，就得自在。心态是影响人生、影响事业、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有些人之所以不能成功，不是因为他没有付出努力，而是因为他在努力的过程中没有历练好自己的心态。因为一个人想成功而没有雄心，就没有成就事业的远大志向;就不能把自卑心远远地扔掉，人就无法满怀信心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好的想法，尽管得到大家的赞赏，如果不付诸实施，无外乎痴人说梦，只有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才能成就人的价值;只有有了爱心和专心，才有贵人相助，才能成就专业，才能成就卓越;诚心待人，被人信任，是一种资本，如果失信于人，那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种信用的资本，无本何以谈利?急于求成，往往会一事无成，必要的耐心会让你从容应对;没有一颗恒心去应对困难和挫折，就会阻碍你向终点迈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要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学习才能开创未来;尤其有了宁静，才能致远，有了静心思考，才能保持进取心，才能不断地向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向更大的目标探索。这是因为成功源自心态、心态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结果。
王*明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与体验，提炼出良知学说，接通了理学与心学，把孟子之尽心，道家之道体，佛教之心即佛等融为一体，推动了晚明自由解放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弘扬了中国哲学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伟大传统。王*明“良知”的基本内核是自律。自律包含自觉、自愿、自然和实践的品格。王*明良知自律思想 ,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也为当前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危机提供了诸多教益和启示。
阳明心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明的“知”就是指我们的世界是由“心”来支配的，心中一旦有了知，一旦“知”的意念产生，就已经有了“行”。例如一个人犯罪和犯罪的程度，起于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之后的行动和行动之后所造成什么样的恶果，这才是量刑的依据。有杀人动机这是念头，刀还没有下去已开始“行”了，刀下去是“恶行”，把人杀死是“恶果”。这个“行”本身是在“心”和“念”的支配下完成的，所以叫做“心”“行”合一。另一层意思是只有真“知”才能真“行”，真“知”也是在真“行”中获得的，因此，知行必然合一。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的忏悔：因为我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对中纪委的规定记得不牢，才堕落为侵吞朽败……。这类托辞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把“行”和“知”分开了，把犯罪的根源推给“知”的多少。制止犯罪不单是多读书、多读文件，要从内心深处寻找犯罪的心理根源——就是贪欲，就是损人利己，且存在着想躲过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所以，积极实践是“知行合一”的核心，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良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良知是客观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善”。何为善呢?上善若水，善就像水一样可以滋润万物，可以流到很低的地方洗涤很脏的东西，可以流到其他事物到不了的地方，可以蒸发为云，降落为雨，绿化高山，充实江河，灌溉良田。明白道理只是一种知识，学习管理学也是一种知识，我们不能把知识当成智慧，如果知识是智慧的话，那么计算机数据库存储的数据(知识)比人脑记忆的多得多;而智慧也跟“良知”又有很大的距离，良知是知和行合在一起，只要动了一个念头，心理行为就开始了，然后就有形体行为等一个完整的过程。王*明特别强调“知行合一”对办大事的重要性。提出“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天下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王*明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心学特点，就是善于把握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虚”是究人心天理，人常将学习研究作“务虚”，研究事合不合理，是不是符合百姓的需要;并常将步步落实，做实事作为“务实”;快与慢，条件成熟了就要快，条件不成熟就要慢。这也是日本人学王*明心法作为兵法里面一个很主要的指导思想，并依虚实快慢等心学特点著有《五轮书》(作者：官本武藏)和《兵法家传书》(作者：柳生宗矩)。这两部著作，是日本关于兵法与制胜策略的经典著作。《五轮书》与中国的《孙子兵法》、德国的《战争论》被称之为世界三大必读的兵书，也是商家必读的商战书。宫本武藏，生活在丰臣秀吉、德川幕府时代。他从阳明心学里学到了快与慢，模糊与精确道理。譬如：宇宙的运行十分精确，又十分模糊;科学的认识，只能从模糊到精确。对宇宙的探索，同样遵循着“模糊——精确——再模糊——再精确”的反复过程。企业也一样，准确的经营目标，是可信又不可全信的，因为很多客观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不能保证绝对达到预期目标。所谓的真正准确实际上是不准确、不精确。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一种模糊作为正确的前提与先导，而最后达到精确的目的。所以说模糊的数学是最精确的数学。王*明把握了虚与实，快与慢，模糊与精确的关系，形成了他做事的.风格，因其势、顺其情、乘其机，知此则无事不可办、无事不可成。关键要把握住情、势、机三个字。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就是解开其势其情其机的秘钥，使其有了量化标准和可操作性。
能让日本迅速窜升为能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的强国，应归功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究其原因是日本人充分效法于王*明，因为阳明心学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实现，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这也正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所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维新派人物无不顶礼膜拜王*明，如日本维新派中有一个大名鼎鼎、击败过俄国海军、创造过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纳尔逊”之誉、与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军神”的常胜将军东乡平八郎，总把一方上面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印章佩在身上。稻盛和夫将阳明心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缔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日本“经营之圣”……。中国明朝的一名文官，能让日本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等佩服的五体投地，决不是偶然的。
博采儒释道兼具中西方哲理的阳明心学是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的雷霆之声，又像九天飞来之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曾国藩研习阳明心学，编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梁启超更是对王*明心悦诚服，在各种场合为他奔走呼号，用各种文章替阳明心学摇旗呐喊。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等溢美之词不胜枚举。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大学读书时推崇王*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陶知行”，后从实践中参悟阳明心学真谛，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蒋自称：“王*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其中之一便是王*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蒋改名蒋中正，“中正”就出于王*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蒋曾三次到阳明洞参悟。尤其是1949年，蒋败逃台湾，对王*明的研究愈发痴迷。如蒋在给软禁多年的张学良的书信中，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明的哲学思想，多看看王*明的书。又如蒋在蒋经国59岁生日时写信给蒋经国说：“余所重者，王*明知行合一之说”，“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以补先哲之缺憾”是什么呢?是败退台湾。蒋败退台湾的原因恰恰就在于自心失修、军心失散和民心失去。蒋在日记里总结自己为何败退台湾时说：“一生大病轻浮躁急”，“不研究、不学习、不注重客观”，“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并说：“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涣散。”“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自己的军事将领打仗不拼命，文职干部捞钱不要命。”“忽视农村，忽视广大国民的基本福利，所以失去民心，导致大溃败。”蒋写此信的目的就是要蒋经国用阳明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明屡次指挥的剿匪和平叛战争，并没有太复杂的战术，都是通过伪造证据，制造假相，传假信息，使敌方情绪失常、心态失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思维、判断，使敌人上当，而按阳明预期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决胜的目的。所以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当以诸葛亮、王*明、曾国藩、为最。而很多地方包括心志、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也都效法了王*明。
17岁时只身来到长沙，以王*明“致良知”之教为宗旨，组织“德育会”，风靡一时。20到25岁在一师求学期间，得老师兼岳父杨昌济向他推荐的《王*明全集》。不仅读完了王*明的著作还逐字逐句地作出批注，还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得到杨昌济的高分奖励。《心之力》开篇就提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宏大命题，进而描述心的广大与精微。通读《心之力》，我们不能不为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人本身自我主体意识的彰显所折服。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思想的缩影。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继承并发扬了王*明的“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的万物一体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以天下为己任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及他既不同意全盘西化也不同意食古不化的精神。
在吸取王*明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的同时，还秉承王*明重视现实和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并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二在通今。贵我者，“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于是将阳明心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圭臬，笃志力行的准则，走上了一条比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更为深刻，更加漫长的道路。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显然，少年的哲学思辨与王*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的表述完全一致。
王*明的哲学思想对的影响也很深远，启发更大。例如的《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得出的“知行统一”的结论和王*明的‘知行合一’完全相同。《实践论》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和王*明说的：“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也无差别。包括举例：王*明举例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王*明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一生所涉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悟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对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式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心即理”使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使其始终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以阳明心学切实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困局。
在军事上效法王*明的地方更多。例如王*明军令中有一条“取人一草一木者斩”，被活学活用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王*明在政治和军事上屡建奇功，得益于他实地调查的能力和习惯，而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阳明心学影响了，塑造了的人格，一贯流露出蔑视一切困难，涣然自信，精一自信，无所畏惧，要自做主宰。一生立身行事处处彰显出心学对他的影响。他实在是对心学有很深的研究与修养。
也许因为人们将王*明的“心学”视为唯心主义学说，不便说自己受惠于王*明;也许因为阳明心学与(儒家正统)朱熹理学有相悖处，所以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关于王*明和阳明心学的介绍，使后人知之者甚少。
其实，正是以唯心的手段推进唯物的理想，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最终他才实现了内圣外王的可与尧舜比美的盛德伟业!
唯物主义物本论能培养出精明人，这种精明人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但这种重物不重人心者注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唯心主义是朵美丽但没好结果的花，如果以唯心主义的手段推进唯心主义的理想时，其人必将遇到重重灾难。这正是人老后，不“行”了，最易犯的错误，甚至会因之毁掉一世英名。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培养不出“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的绝世伟人。其伟人能“先天而天拂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拂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实践证明，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物心合一”和“知行合一”的伟人。老子《道德经》中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以上重点谈的是研读《心经》《清静经》但主要是阳明心学，对人但突出对中青少年人格心致远、入世治学创业之道的一点点感悟。下面想重点就研读“心学”、《心经》、《清静经》对人尤其是对中老年人修身养性、养心健身延年益寿等问题谈点滴看法。
第五、说说格心致三昧，康乐活百岁
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泵血动力机，它还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智能器官，它酿造情绪，情绪也在感染着它。积极情绪可促进机体功能活动良性循环，对心血管有好的保护作用;长期的消极情绪或一时暴怒会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释放大量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引起心跳加速、心肌收缩力增强;同时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心脏工作负担加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还会引起血脂水平升高，并激活血小板，促进斑块破裂，诱发血栓形成，发生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还可引起窦性心动过速、早搏、心房颤动等心律失常而引起猝死。
心，作为一个器官，它是物质的，但心作为心思、心意，它又是精神的。从健身角度说，重点想讲讲养生重在养心及如何养心，但也附带讲讲心脏器官的重要性即如何养护之。
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在五脏六腑当中被称之为君主之官。什么叫君主之官呢?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日无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心脏是主管人一身之血脉的，包括人的筋、骨、皮、肉、五脏六腑和心本体，加上四肢百骸，七精八脉十二条正经等，所有的人的生命物质，都离不开气血的濡养，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由心脏所主管。所以这个君主之官决定人的生死、福祸，决定人能否健康快乐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
明代高僧妙叶所著《宝王三昧论》认为：世人谁不希冀易成、益吾、顺适、无病、无难、无障?而现实情况则常常是难成、损我、逆忤、多病、多难、多障。然以辩证观点审视之，前者并非完美无缺，后者亦非一无是处，或曰恰然相反，穷则思变，困乃图起，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舒适使人骄奢怠惰，磨难催人奋进成功。但人还是深怕逆境出现，贪爱顺境来临。孰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志者当勇于面对一切逆境，在困境中修为，在艰难中体悟《宝王三昧论》：“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此篇劝人十不求，不外乎论智者“居碍反通”：于怀疑处，反有悟时;于障碍处，反能通达。但愚者“求通反碍”：心想求通，反而有碍;心想求悟，反落于痴迷。故圣人设教：于有处说无，于空处说有;于难事说易，于易事说难。此道理并非深奥难懂，然要运用自如、现时得益，则须反复琢磨、不断尝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尤其要将此至理妙论熟记在心，无论顺境逆境，时常心中默念，及时汲取营养，以弥补意志之薄弱、毅力之欠缺。待到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丰硕成果之日，将会深刻认识到，此“宝王三昧”乃货真价实。
人不能要求有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真如此那决不是海，那是泥潭。人也不能要求没有苦难，没有苦难的生命也会失去框架。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没有理会这层意义，一厢情愿地认为生命是应该只有甘甜没有困苦，特别是在恋爱早期那种汹涌的荷尔蒙带来的欢愉，让人把激情当成了常态。生命的常态，其实就是平稳和深邃，还有暗流。生命的每一步都带着人们向着死亡之境跌落。不要存在妄想，这才让人比较持久稳定，安然地居住在孤独中。胸中即使有千沟万壑千难万险，也只有接受这些事实，这样才能超越死亡，看清生命的真实意义。
无论成败得失，都要养就一颗清净的心。《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简称《清静经》)，就是讲人心需要清静和如何养成清净的。养生要从养心入手，以“清静”法门澄心遣欲，去参悟大道。如《清静经》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要去除这些牵扰，首先需要遣欲，“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圣人云:“欲从心起，息从心定，心息相依，息调心静。”“声色不止神不清，思虑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兮神不灵，神不宁兮道不成。”“人心如清静，天地悉皆归”。人心清静，才能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欲既不生，毒尽消灭，内心才真清静，才能渐入真道，才能达到“心无其心”“唯见于空”的境界。众生所以不能得真道，皆因其有妄心。人生妄心贪求，必然生烦恼、焦虑和忧苦心等。
“三昧”源于梵语译音，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或心专注一境一事一物的诀窍、精义等。三昧也即禅定境界，系修行者之心定于一处而不散乱之状态。意译为定、等持、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息虑凝心等。可释为心定一处，故称定;远离惛沈、掉举而保持平等之心，故称等持;正受所观之法，故称正受;调整散乱的心使正直，故称调直定;正心之行动，使合于法的依处，故称正心行处;息止缘虑，凝结心念，故言息虑凝心。心到达三昧的状态时，起正智慧，进而与所观境冥合，分明了知，而悟得真理，甚至于直接感见圣境，此称三昧发得，或称发定。所以，三昧是证悟正见的必须阶段。经此阶段，才能到达菩萨境界。
如何到达三昧之菩萨境界呢?首先，要有智慧，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着很多层面的问题。其次，要有毅力，看得透，想得明白以后，就要做到，能管住自己的心，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后，才能慢慢过渡到菩萨境界，开始点化度化别人。这是菩萨最大的特征：自由自在，不受尘俗拖累，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开想得明白，既能自利也能以慈悲和智慧利他人。
《心经》的第一句便是“观自在菩萨”。这里观世音并不单纯指一个人，而是一种境界。《楞严经》上说，观世音菩萨是“内清修行，动静二相”。“内清”是清之以心。以佛家看来，世界无非是动、静两种。到了菩萨层面，他的心既是动的，也是静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实际上是又动又静，实现了圆融观照。《心经》第二句说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修行”。佛是无时无刻不在教人以“般若”(即大智慧)度人。“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意思是渡到彼岸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此岸，到达彼岸中间隔一条人生长河，只有通过自身内心不断的修行，通过“格心”“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才能到达彼岸。禅定(三昧)就是内心恪守清静，静能生慧，能觉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尽了人道，才可成佛。不论入世出世，只是一心，颠倒烦恼，贪嗔痴迷，是六道众生的心;如能空净自在，不固执，便是佛菩萨的心。所以离世法，便没有佛法;离了般若，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
《心经》的“心”，在佛教里面，一是中心、核心;另一是本心、真心。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相，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善根，也都可以成佛。但是，很多人都没能成佛，原因就在没有看管住自己的心，过多妄想，过于执着。有了太多的“贪、嗔、痴”，得寸进尺，永不满足，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都想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得不到又开始抱怨;或者是得到后开始痴迷，丢了本心，没有了自我。带着这样不纯净之心，自然心神焦虑、病魔缠身，更难到达光辉的彼岸。观世音菩萨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有心里开朗明亮，无欲无求，清静自然，才能到达佛的境地。
第六、说说养生必先养心和如何养心
种种研究表明，人类疾病的绝大部分都与不良心态有关。所以养生，首先应当养心。因为心理的健全，能促使身体健康。
如何养心呢?首先养心贵在静心，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其次养心务必要养德，德高才能神凝气定;第三养心重在养神，养神说到底是净化灵魂。如果你的灵魂始终是美丽的、清净的，那人就拥有了“不老之药”。
养心，不只是保护好心脏，还要调控好心态，包括思想、感情、情绪、意念等等。人的心态需要保持平和，犹如人的体温必须保持正常一样。
仔细观察生活会发现，心理失控对人们的健康以及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如有的人由于过分怀旧，整日沉浸在那些残缺的、苍白的回忆里，以至于对眼前的一切都毫无兴趣，即使美好的生活也索然无味;有的人由于盲目攀比，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事事不如别人，以至于悲观丧气，经常闷闷不乐，甚至患上精神抑郁症;还有的人由于严重消极，老感到自己被社会闲置，被人们漠视或被人欺骗，以致心灰意懒，颓废变态，毁蚀掉了自己的心灵和意志;更有的人由于贪心作怪，总以为自己应当拥有更多的财物，应该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以至于放弃了对自己的约束，不该要的也要，不该拿的也拿，落了个晚节不保，踉铛入狱的悲惨结局，这些结局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类似现象虽然大多事出有因，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无不与心理失控、行为失当有关，无不伤及身心健康，无不有损美好的生活与名声。
讨论养心，除了必须弄清养心的重要性外，还应当思考如何去养心。
如何养心，恐怕谁也难以开出一个一应俱全的药方来。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具体的答案，提出问题只不过是想藉此来达到沟通的目的，思考如何养心，也当如此。我们不妨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沟通：养心贵在净心，情绪乃一身之主，一个人如果终日思前想后、欲望蹿升，难免会百病丛生。说不良情绪是疾病的催化剂一点也不过分。要消除不良情绪，重要办法之一，就是要学会净心。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能健身。静心的最佳途径是领悟《清静经》的真谛，以《清静经》潜心去欲。静心的至高境界是乐心。快乐则身键，身健才能快乐，这是辩证的。整天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卧床不起，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同时没有一颗快乐的心，也很难健康。如果你的心里每天都是快乐的，那就说明你在养心方面确实是个高手。养心重在养神，佛家有言曰：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在人之三宝中，精要化为气，气要化为神;神是精气之和，神乃人之灵魂。所以，养心、静心、乐心，最终要归结到养神上来。神凝才能气定，气定才能心静。养神，说到底就是要净化人的灵魂。精气神具全的人，才会被众多人羡慕。养心务必养德，生活中能使人动心的东西太多了。但凡能让人动心的无不与自己的名利得失即《清静经》所说的欲望密切相关。许多人心难静、气难顺、神难凝，均与此私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的当今，花花世界，纸醉金迷的环境，更应当把养德视为养心之本。禅诗曰：“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或曰：“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心态的变化有时候真的可以把逆境转成顺境，所谓坏事变好事，能做到这样的人当然是圣贤。心随境转，则是心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喜怒哀乐受着环境的控制，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例如现在有些干部手里握住国家资源或升官晋级的大权，有了贪腐的环境，这些环境使这些人心动，最后走向犯罪的绝境;但也有一些人出污泥而不染，不贪不占，坐怀不乱，以清静心来清静环境，留下一世英名。所以心态，其实是一个人处世的态度和价值观，它和人所处境遇紧密相关，往往决定着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受自己掌控，没有自控能力，只能随波逐流，被人、事、物牵着鼻子走，终将走向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现在很多贪官朽败分子，很多造假贩假失去良心的人，有些就是受环境的影响所致。所以，心能转境则悦则自在，心随境转则烦则遭灾。德高才能心静，心静才能神凝，心静神凝则能康乐高寿。养德最要紧的是去除那些束缚自己的名缰利索，使自己不为名利得失所折磨。如果谁能做到轻名利，轻得失，善于放下，那么谁就可以在快乐的天国里自由翱翔。
“心动阴阳转，一转万物变”，其中也包括生病、生气、生怨等。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想着一己利益，一己的喜、怒、哀、乐，结果就会背负太重。佛教讲寿者相，就是讲众生的生、老、病、死不同的寿命;到生、老、病、死也不去执着，也能想得开，这叫无寿者相。“无相”才是人成佛的高度修养。想要成佛，首先要降服自心，做到明心见性。如何降服自心呢?就是使内心平静和安定，就是没有我和一切欲望杂念，就是不去迷恋外物，回到本来我的性情上来，回到婴儿的原始性情上来，就是“三昧”境界。面对社会上的贪腐、躁动、相互竞争的纷乱环境，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清净心，才是最好的养心和养生，才能快乐而无病。例如宋美龄活到106岁，为她治病的美国养生专家说：“人之所以染上疾病，主要原因都在于心态的失衡。”宋美龄晚年清心寡欲，以埋头书画写作养心。她的健康理念是“恬静虚无，精神内守。”这正是《黄帝内经》中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实际上就是治疗当代人心病的一个良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凡事要想得开，看得透。人自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要死去。这中间或曲折磨难或顺畅欢乐。生命的过程，就是时间消费的过程。在时间面前，再伟大的人也无力逆转之，我们只有选择、利用的权利。对于自己，无论处于佳境还是逆境，都要想着寻找自我健康和快乐，既不受名利所累，也不为劣境所苦，活得堂堂正正，干干净净。我想起《牛虻》中亚瑟讥讽小人的话：“弯曲的脊梁，总比弯曲的行为要好的多!”在当下的社会里有不少人在弯曲的行为中苟且活着，包括那些号称“中国的脊梁们!”可见，有学识的人不一定都会养心，著名诗人顾城移居新西兰后，砍死妻子后自尽;中国“报告文学之父”著名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都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保健最重要的是保证心理健康。就养生而言，中医讲：“下士养身，中士养气，上士养心。”生命中最大的杀手是苦恼、焦虑与恐惧，都于心相关。肿瘤治疗专家何裕民认为肿瘤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精神崩溃导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那些有心理矛盾和不安全感，惯于压抑自己愤怒与不满情绪以及受悲观失望情绪折磨的人，最容易得癌症，其癌症发生率是正常人的3倍。凡能做出针对性的指点、关怀、疏导，取其有利处以扬之，舍其不利处而避之纠之，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构建战胜肿瘤的系统工程，很多情况下有不少问题却可以迎刃而解。
何裕民认为心身和谐是心身健康的基础，其关键是心理调节作用。心理作用于躯体时，有利于维持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有利于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协调。任何情绪活动总伴随着生理、生化的变化，控制和调节情绪状态对身心健康影响很大。任何疾病都可通过精神、情绪这些内在的心理干预, 结合临床药物治疗达到良好的效果。很多时候心理干预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这是一种机体自身免疫系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疾病的康复中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他举例说：张冀先生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1999年手术后不久全腹部转移、造瘘口出血，当时医师给他断定只有60天寿命。剧烈疼痛让他想到自杀!为了止痛，他只能借助微刻捱日。没想到如此倒给了他生机，刻完《滕王阁序》，他活了80多天;刻完《红楼梦》，他活了一年多;等刻完四部经典，死神已经离他远去。硬是靠着致力于微刻活到了今天。还有北京的老布，被《新民周刊》以“癌症是思想病”做过大版的报道。老布拿着医生开出的“死亡倒计时通知单”，放弃了繁华都市生活，搬到市郊小乡村，一心一意过起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就这样，一个膀胱癌患者，4年多过去了，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没放化疗，硬是用饮食、运动和心理调整等，活到现在!这期间，他还写了4本书，旅行了5万多公里。
张冀、老布用的不是手术、放化疗、中西药治疗等方法，而是借助“微刻”和心理调节，强迫自己转移了注意力，找个自娱自乐的东西，属于中医学的“移情疗法”。移情可以“易志”，持续的“易志”，久而久之，可以改变生理功能，从而达到保健或治病的效果。
刘力红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人的健康观念有问题。“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和医药，随便折腾自已。自己不为自己负责，医生是没办法的。”“肌体生病的过程，也是自身免疫力得到锻炼完善的过程，在对抗病症的过程中，身体的适应能力得以完善。偶尔的小病随他去，这是正确的健康理念。如果每次发烧都用抗生素消炎，身体就错过了提高免疫力的大好机会。”
记得五十年代初，在偏僻穷困的老家农村，缺医少药更缺钱，感冒后盖住被子出透汗就好了。小孩子夏天光着屁股在庄稼地里、土堆上玩耍，冬天穿着破棉衣，敞胸露怀地在冰天雪地里奔跑，也不得病。尤其是在一九五九、六○、六一年几年里，人们饿极了，将五七、五八年埋在红薯窖里的烂如泥的红薯重新扒出来吃，将几年前晒在房上、地里早已发霉的红薯干又捡回来吃，生黄豆、生绿豆、草籽、野菜包括从地老鼠洞里刨出发了霉的花生也同样吃。那时认为“能填饱肚子死了也值了”，所以不管脏的臭的苦的发霉有毒的什么都吃。按现在铺天盖地的养生讲座的说法，都会得病或中毒。但那时除了营养不良浮肿的、饿死的，真正因吃坏东西而被毒死的却很少，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癌症和三高症等。这说明人的抵抗免疫力是很强的。现在的人们正如老子说的：“属于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的人，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奉养太过度了。”所以洪应明提醒世人：“花看半开，酒饮微醉，便大有佳趣;若烂醉如泥，便成恶境。”如果人们非要奉养自己过度，执着于“生生之厚”，胡吃海塞，没病乱补，小病大治，那就只有找病促死了。
刘力红教授认为人在快乐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两种激素，其中一种激素能杀死癌细胞。如果患者能保持愉快的心情，那癌细胞就会被心脏分泌的激素抑制，癌症有可能不治而愈。他举例说：2003年初，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调查员威斯里的大学同学韦德，患了严重的冠心病，韦德的妻子安妮也被确诊为患有乳腺癌，而且是晚期。医生预测韦德和安妮都只有3个月的生命。2003年4月，当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周游世界。因为此时金钱对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将4万英镑慷慨地交给旅行社，并要求：因为不知哪一站是人生的终点，旅行社不得限制他们的旅行时间，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人世，旅行合同才自行终止。旅行社通过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确已时日无多，极有可能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足一月。而4万英镑足以支付两个人以最豪华的标准周游世界一年的费用，于是欣然签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旅行协议。然而，一直到2004年11月7日，已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英国伦敦的韦德夫妇才主动提出终止合约。这时，距离他们出发前的2003年5月，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回到家乡的韦德夫妇迫不及待地去伦敦皇家医院做全面身体检查。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奇迹：两人竟双双摆脱了绝症的威胁!他们当天晚上就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人包括威斯里。威斯里后来把这些研究成果，写在《揭开上帝终极的底牌》的学术论文里。他告诉人们，心脏分泌的这些神奇的激素，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后的礼物。更为确切地说，癌症自愈源于心性。虽然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证实心脏分泌的是一种荷尔蒙可将癌细胞杀死95%，而促进荷尔蒙分泌的却是一个人的心性或情致。再一次说明意识作用于物质能创造奇迹。由此，刘力红教授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只有保持愉悦的心情，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安顿好心灵，调适好心理，胜过金钱和良药!
为什么有钱有权人生癌后死得更快些呢?例如温州富商得的普通肠癌，并没有淋巴转移，手术是在上海大医院做的，很成功，术后恢复良好。因他怕死，也因他有很多钱，所以想尽办法，用各种措施去治疗。北京上海名医求遍，八个月花掉200多万，结果死于肝肾功能衰竭。有钱、有地位者，长肿瘤活不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太丰富，周边又有太多的人出主意，各种疗法药物唾手可及，又信奉“宜将乘勇追穷寇”等信念，后来“火并”的恶果，死的更快!当然还有得癌症后，精神压力太大，被活活给吓死的。《内经》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意思是说过去很有钱有势力(贵)，能呼风唤雨者，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心理落差太大，舍不得，放不下，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身必败亡，死于心理休克!
人若能以平常心，把癌症当作慢性病来调治，也许可以避免很多不当死亡。所以，人要善于换位思考，有时需要“糊涂”一点，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善于适当宣泄郁闷，学会及时释放压力，尤其不做无谓的联想来吓唬自己，这样反而会好些，也有利防病治病，健康长寿。
曾在苹果、SGI、微软和Google等多家IT公司担当要职的李开复说：“一日，星云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不同!’大师沉吟片刻后说：‘这样太危险了!’接着又说‘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这就太狂妄了!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我听到这里，简直像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重!我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为了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
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专心走路的很少，静心欣赏风景的人更少。而是有的人边走路边打电话或发信息或聊天说事，有的人恍恍惚惚、心神不宁，忧心忡忡，迫不及待地在手机上搜索、琢磨、吵架、取乐、游戏等。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后，人们应该学会平衡与平静，否则物质丰富带来的快乐会很快被网络、困惑、怨愤所取代，科技发达带来的方便会让人们更加的疲惫不堪、焦虑难耐。
人老了，生活好了，要学会做减法。除了从嘴上减，控制饭量，吃七分饱，少吃酒肉厚味外，更主要的还是从心理上减。“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是当下很多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学会“省心”迫在眉睫。40岁后必须要学会做减法，少些不切实际的追求，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人到老年应学会超脱，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牢记“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古训，少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实际上就算是帮了孩子们;老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实际上也是孩子们的福分。对有些满嘴仁义道德、忠孝廉耻的人，说点大不敬的话，却有点禽兽不如。请看树林里很多快乐的鸟儿，有的在自由自在地唱歌，有的在忙忙碌碌地精心哺育雏鸟，但当雏鸟羽翼丰满后，老鸟尽到责任，就任其东西南北，从来不求回报;而且老鸟老了，到了快死的时候，自己找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了此一生。不信可留心看看树上，再看看树下，树上有很多活鸟，树下总该有些死鸟吧?可树下一只死鸟也没有，你不觉得奇怪吗?森林里的野兽也都如此。绝不像人生死礼节繁琐，大操大办，已到生不起更死不起的程度。如果人也像禽兽一样，生得自然，死得安然，人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还会远吗?
悟始于清静，静中必有所悟。诸葛亮《诫子书》中告诉后人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思远。积极主动地寻求宁静，就不会困于喧嚣的市井，就不会被流言蜚语扰乱心智，就会给人心以无比广阔的空间，就像一个人攀上高山之颠，放眼山河云天，会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之感。宁静能铸造致远的心境，能在各种变化和诱惑中保持积极平静的心态，能不受物质和美色的利诱，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奋进，并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不断调整人生之舟的航向，乘风破浪，抵达人生光辉的彼岸。能够与宁静而致远结缘的人，决不会以梦幻来麻醉自己，一定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感悟。淡泊更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这个世事纷杂、贪欲蔓延的世界里，当人将名利看淡了，人的心境就会像一泓清静的水，而世界也将会以清柔的方式对待人。有了这样的心境，人就会有更好的愿景，并能不卑不亢，不拘小节，向着宏伟的目标进取。恪守平淡致远意境，自有一种怡然、安然与自然的胸襟。淡泊人生并不是逃避现实与拘役自己，而是在淡泊中放飞自己的心灵，在淡泊中积蓄力量，在淡泊中形成品格，在淡泊中感知生命的真谛，在淡泊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淡泊也是一种豁达，摒弃了个人的杂念和贪婪，丢掉了纷乱世界的缠绕与干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淡泊中对人对已，会其乐无穷。能体悟人生的平淡之美，不为一时的失败和失意而懊悔，也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诱惑，能守住属于自己的一片静土和精神家园，从而使生命得以升华，进入新的境界。淡泊的日子不会永远平淡，只要怀着淡泊的心态，一定会谱写出生命最辉煌的篇章。淡泊与宁静也是一种享受，渐渐地习惯于生活的宁静，一杯茶、一卷书，一支笔、一炷香、一首曲子乃至一弯明月、一阵清风，都能促使人心旷神怡。宁静或淡泊也是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更多的时候不但有着生活的平静而且还有着内心的那份深邃。心静如水，漫看四季变换、斗转星移，一切都在淡然之中，一切都在宁静之中。在宁静中，手指在键盘上翩翩起舞，思绪在脑海里潺潺流动，一串串文字汇集在屏幕上，也给自己心灵一个通透的窗口，在渐逝流年岁月里给自己一份恬适和安逸，或如泣如诉，或如风如雨，惑亮丽或暗淡，随岁月缓缓流逝远去。及时调整好心态，养成清静的习惯，以清净之心养生，心必快乐，身必健康，岁必尽天年。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这话既准确而又深邃。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不无有警示作用。习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习惯一旦成为自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品德，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左右着我们的成败。要成就学业、事业和健康的身心，要拥有美好的人生，必须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著名的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习惯的束缚，习惯是由一再重复的思想和行为所构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思想，养成正确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习惯是一种思维定式和行动本能，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习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也是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人一生顺利，有的人命途多舛;有的人事业辉煌，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健健康康，有的人多病多难，人生的后面似乎总有一只神奇的手在指挥、掌控着，其实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人的习惯势力。因此，可以说，习惯即是命运。糖尿病、高血压等都是由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或者叫着生活习惯病。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说养生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个坏习惯会使人养坏成习气，坏习气会使人六神无主，情不自禁地做坏事。如人们把重功利习气一直放在自己的心思里，那么这个思绪就会在我们内心剪不断、理换乱，久而久之自己就会被自己这种习惯折磨得遍体鳞伤、甚至病入膏肓。
养成安静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必须先将心安宁下来，安静身心是养生健身乃至活命的一个重要法则。据传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小动物叫吸血蝙蝠，却是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在攻击野马时，常趴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敏捷地刺破马腿，然后用尖利的嘴吸血。无论野马怎么蹦跳、狂奔，都无法甩掉它。直到蝙蝠吸饱喝足，才会满意地飞去;然而野马常常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动物学家分析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远不致野马死去。野马的死，应归咎于它暴怒、狂奔不已。如果野马能安静下来，卧地打几个滚，或心平气和地用嘴驱逐，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即使驱赶不走，痛苦地忍耐一下，也不至于暴毙而死。如果将这种吸血蝙蝠比作人身上的肿瘤或其它疑难杂症，养成沉着安静的心态，以冷静的态度，不骄不躁地认知与对待，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死得更快，死得倾家荡产，死得惨不忍睹。
使心清静下来，如同将心猿意马统统赶跑，将纷乱繁杂心思“归零”。在人生的长河中，要学会适时的将心思“归零”。如同将无边无际的成熟高粱统统砍掉，就会使视野豁然开朗，使心胸蓦然开阔。人生，难免会有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顺境时，把自己适时“归零”，可以消除骄娇二气，免得将成功和顺境当“包袱”背起来;逆境时，固然会失去很多，但如果能够勇于“归零”，才能够重新面对自己，从头开始，立即奋起直追。著名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归零心态就是把自己心灵里的一切清空，把已经拥有的一切剥除，一切归于零的状态。”适时把自己的心“归零”，就会不断重新开始，永葆青春。适时把自己心“归零”，就会不断追求卓越，保持身心康乐。适时把自己心“归零”，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大聪明和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