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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讽刺暴君的话汇合96句

时间:2018-11-27 17:05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

《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己经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谷梁传?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秋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记叙了邹忌从与徐公比美中悟出治国的道理,进而讽劝齐王纳谏,使齐国大治的故事。启示:作为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偏听偏信;作为群众,提建议要讲究方式方法;作为普通人,要善于接受别人的建议。为方便教学,

教学目标

1、认识除弊纳谏在当时的积极作用和在今天的借鉴意义。

2、了解《战国策》这部国别体史书的基本情况及其在中国文学和史学上的地位。

3、理解和掌握文中重点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4、提高借助语境推断文言实词意义的能力。

教学重点

1、反复诵读中对文章的写作特色和劝谏技巧的领悟

2、本文记述了邹忌以自己的生活感受为喻,讽劝齐王纳谏除蔽的故事。如何较全面、正确地认识邹忌这个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

1、理解和掌握文中重点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2、提高借助语境推断文言实词意义的能力。

课时安排 安排2课时

第 一 课 时

一、导语: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代君主要成就一番霸业,身边没有几位敢进谏言的大臣是不成的;而劝谏能否奏效,一要看做君王的是否贤明,二要看谏者是否注意了进谏的艺术,使“良药”既“爽于口”,又“利于病”。战国时齐威王非常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位贤臣——邹忌。而这位以雄辩著称的谋臣的讽谏之法更是令人叫绝。今天,我们就欣赏选自《战国策》的历史散文《邹忌讽齐王纳谏》。

二、解题

1、标题“邹忌讽齐王纳谏”巧妙地用一个兼语句式点明了文章内容地两个方面:邹忌讽齐王,齐王纳谏。

2、邹忌,齐国的谋臣,历事桓公、威王、宣王三朝,以敢于进谏和善辩著称。 齐威王他继位之初,好为淫乐,不理政事,谋士淳于髡乃以隐语进谏曰:“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飞不鸣,王知此鸟何也?”齐威王听后顿悟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后,齐威王励精图治,修明政治,齐国大治。

三、提供有关《战国策》与战国的

《战国策》由于书中主要记载的是战国时策士们的言论和行动,所以传到西汉末时,由刘向整理校正后定名为《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一枝奇葩,它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四、引导学生有目的地朗读课文。

(一)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昳(yì)丽 朝(zhāo)服衣冠(guān) 窥(kuī)镜

期(jī)年 朝(cháo)于齐 间(jiàn)进

(二)再读课文,读清句读。

五、学生根据文下注释,初步理解课文内容。(可逐段讲解)

六、布置作业:

熟读课文,依据注释试译全文,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画出重点字词。

第 二 课 时

一、检查学生课后学习情况,教师对本文教学重点予以强调

(一)理解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邹忌讽齐王纳谏(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指责。 谏:臣子向国君提出的意见。)

能谤讥于市朝 (公开指出。谤,公开地指责,没有贬义;讥,微言讽刺。注意区别:诽,背地里议论、嘀咕)

能面刺寡人之过者(指责)

上书谏寡人者(信函,亦泛指文书、文件。这里指奏章)

期年之后(期,一周年叫期年;一整月叫期月)

(二)词类活用:

1、朝服衣冠 (朝,名词作状语;服,名词作动词)

2、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美,形容词意动用法)

3、能面刺寡人之过者 (面,名词作状语)

4、闻寡人之耳者 (闻,动词使动用法)

(三)一词多义

1、修

a.乃重修岳阳楼(兴建,建造)

b.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整治)

c.雨村便急忙修书(撰写)

d.邹忌修八尺有余(长,高)

2、朝

a.相如每朝时常称病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上朝

b.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朝拜

c.于是入朝见威王 《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朝廷

d.朝服衣冠《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早晨 (zhāo)

3、孰

a.我与城北徐公孰美 代词,谁

b.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同“熟”,仔细。

4、诚

a.臣诚知不如徐公美(确实,的确)

b.帝感其诚 《列子愚公移山》 诚心、诚意

c.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诸葛亮:《出师表》 确实、的确

d.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 《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表假设,如果、果真

(四)古今异义

1、今齐地方千里 (土地方圆)

2、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国君旁边的近臣)

3、明日,徐公来。(古义,第二天。 今义,今天的下一天。)

(五)句式

1、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判断句)

2、忌不自信 (宾语前置)

3、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省略句)

4、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介词结构后置句)

5、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判断句,兼介词结构后置)

6、王之蔽甚矣 (被动句)

引导思考:

1、“我孰与城北徐公美?”与“吾与徐公孰美?”两个句子的句式是否相同?

明确:两个句子均为古汉语中的固定句式。“与……孰”是由“孰与”演变而来,意义与“孰与”相同,都表比较。“孰”为疑问代词,在疑问句中常前置,“孰与”即“与孰”。

2、宾语前置句,在古汉语中常见。

例如:彼不我恩也 《童区寄传》 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

宋何罪之有 《墨子公输》 “之”助词,宾语提前的标志

唯余马首是瞻 《冯婉贞》 构成“唯……是……”格式的宾语前置

(六)注意一个成语

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之多。(注意与“门可罗雀”区别)

二、品读赏析。

1、邹忌是由一件家庭琐事联想到国家政事的。这件家庭琐事是什么?

明确:邹忌向他的妻、妾与客提出自己与徐公谁美的问题。

2、由于感情的不同及身份地位的差异,其妻、妾、客回答问题时的语气有差别。有何不同?请从原文中找出并说明其感情色彩。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感情色彩是由衷的赞美,口气亦毋庸置疑。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感情色彩是讨好,口气有点勉强。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感情色彩是礼貌、尊重,口气有点客气。(可让三位同学分角色表演。)

3、面对妻、妾、客的程度不同,或真或假的赞美,邹忌的态度如何?

面对赞美,邹忌并未得意忘形。“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可见邹忌很有自知之明。

4、邹忌是如何“讽”齐王的?

邹忌入朝后,并未单刀直入向威王进谏,而是以“闺房小事”谈自己的体会,然后以类比的方式委婉进谏。

5、讽谏的结果如何?

齐威王接受了谏言,发布政令,广开言路,悬赏纳谏。始而“门庭若市”,继尔“时时而间进”,最后“无可进者”,终于“战胜于朝廷”。

三、分析本文在说理以及记叙上的特点。

本文采用了“三叠法”,从头至尾一直使用三层排比的手法写作

三问 :妻、妾、友 三答

三比:妻私我 → 宫妇左右私王

妾畏我 → 朝廷之臣畏王

客有求 → 四境之内有求于王

三赏:上赏 中赏 下赏

三时:令初下 数月之后 期年之后

三态:邹忌以现身说法 齐威王广泛征求意见 各国“皆朝于齐”

四、布置作业:读了本文以后,安排学生进行联系实际的

[例文] 纳谏与止谤

——重读《邹忌讽齐王讷谏》有感

臧克家

读好文章,如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邹忌讽齐王纳谏》,读初小时就成诵了,觉得它故事性强,有趣味,引人入胜。六十年后,再读一遍,如故人重逢,格外亲切。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不同的是“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已。古代帝王置谏官,自己有了错误,臣下可以进谏。帝王,自以为是“天之子”,富有四海,臣服万民,行为万世师,言作万世法,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俯视一切。能倾听逆耳之言,采纳美芹之献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少数聪明一点的,为了坐稳江山,笼络人心,也能从谏如流。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稳定,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像唐太宗与魏征,就是一例。而最突出、最典型的,要数邹忌与齐威王了。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勇与大智。多少忠臣义士,赤心耿耿,尽忠进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放逐。比干、屈原悲惨的故事,千古流传。

因此,对这位勇于纳谏的齐王,既佩服他的大智,也赞赏他的风度。这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形象,事隔几千年,栩栩如在眼前。想当年,他听了邹忌的讽谏之后,立即下令群臣,遍及全国,面刺错误,指陈弊病,不仅言者无罪,反而重赏,这是何等气度,何等磊落胸怀,千载之下,犹令人感奋不已!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在同一本《古文释义》里,小时候也读过《召公谏厉王止谤》这篇古文,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名句。拿这位厉王和齐威王一比,真可谓天渊之别了。齐威王下令求谏,周厉王却以“能止谤”自喜,天下之人,满腹不平,他要钳住万民之口,自己也捂紧耳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止谤”使得老百姓“道路以目”。三年之后,土壅而川决,这个特大暴君———人民之敌,被“流于彘”。

齐王与厉王,两种对待谏谤的态度,得到的结果也截然相反。历史是一面镜子。《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止谤》这两篇古文,我们对照着读,大有可以借鉴之处。

追古思今,现在我们有些作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言行方面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文过饰非,怕听逆耳之言,一听到正中要害的话,立即火冒三尺,像阿Q听到别人说他头上的疮疤一样。有的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同志,打击报复,仗势凌人,以冰棍对付热情,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全成为过耳东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贻误工作,伤害同志,最后,自己也难免于垮台。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他们当道之时,得意忘形,凌驾一切。一句屁话,成为“圣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棒止谤,冤狱累累。人力无穷,天网恢恢,他们的滔天大罪,终于被清算。

谏难,纳谏尤难。要得到成果,需要双方合力。有敢直谏或讽谏的良臣,还要有能纳谏的明君。邹忌的譬喻再妙,辞令再巧,没有齐威王善听的耳朵,也是白费唇舌,枉运心机。

《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不仅由于它的意义,也还因为它那委婉而讽的进谏方法。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邹忌并没有板起面孔,摆出义正辞严的态度,反之,却以与徐公比美、妻妾评议之闺房琐事出之,如果遇到一个暴君,责以亵渎之罪,也是责无旁贷的。这种构思,这样笔法,与《触龙说赵太后》如出一辙,而同样奏效。这么写,生动亲切,娓娓动听,饶有情趣。这篇文章,用了大半篇幅作了譬喻的描绘,三个人物的情态和心理,真实透彻,入情入理,令人信服。譬喻止于“皆以美于徐公”,接下去,“今齐地方千里”来个陡转,入了正题,由于妻妾、朋友的“私臣”,联系全国上下“莫不私王”,譬喻与正题扣得极紧。谏议的结果是“战胜于朝廷”。

读罢这篇绝妙佳作,掩卷沉思,忽发奇想。如果现在我们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也来个“悬赏纳谏”,那该是“门庭若市”,批评、建议雪片飞来。最后的结果呢,也可以想知。准是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像不干净的身子洗了清水澡,受到广大群众的鼓励与表扬,对四化的进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若不信,盍试为之。

精选战国策

随着郑晓龙导演《芈月传》的热播,本来对先秦历史就非常感兴趣的我,更想去探究历史本来的面目,去感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和诸侯争霸时的风起云涌。 战国时期,波翻云诡,策士纵横,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错综复杂,令人目迷五色。我们在研习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到资料异常缺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各国对文件的销毁,二是秦始皇焚书,典籍散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今天我们看到的《战国策》虽然保存的只是战国二百多年的一个梗概,但是已经极其难得了。我们今天去古已远,尤其应当珍视。 《战国策》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各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的人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纵横家是战国舞台上风头最健的人物,他们不仅对天下大势、各国实力、风土人情和山川险隘了如指掌,而且还会揣度人主的心理,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书中所写的苏秦、张仪游说各国,谈锋犀利,舌吐风雷,一番谈话,便使得国君俯首,倾心听从。此外书中还写了一些品格高尚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光彩照人。不辱使命的唐雎、义不帝秦的鲁仲连等等,这些篇章都值得我们高中生细细品读。书中也写了一些反面人物,例如

馋臣王错、奸妃郑袖、暴君宋康王等等,揭露他们的阴险愚昧、两面三刀。可以说《战国策》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辉煌开篇。 《战国策》的语言也是别具风格,铺张扬厉,雄浑恣肆,气势磅礴,笔力千钧。涵咏其中,可以使我们执笔为文,富于曲折变化,不致板滞不灵。《战国策》中还运用了很多寓言,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南辕北辙”等等,这些词语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口头、笔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郑晓龙导演的《芈月传》虽然制作精良,剧本考究,依然存在演绎的成分,很多历史经不起推敲。因此借此时机细读《战国策》,你会发现典籍中的人物形象比影视剧中更立体精彩。虽然《战国策》人物语言喜欢渲染夸大,但是对于青年人尤其中学生确实有裨益于扩大知识领域、了解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可以借助影视剧热播契机,品读经典,在阅读的时候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精选战国策读书笔记优秀范文2

——读《战国策》有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代母子反目、兄弟相残、群臣篡权、生灵涂炭,是华夏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朝代之一。东周末年,周王室日益衰微,失去了往日的威信,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为“战国”。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西汉文学家刘向或许不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但他留下的《战国策》,却无疑是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它为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政治主张和谋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在《战国策》一书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对于文人政客的描写。在

政治上以管仲、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及众多的高士、逸民甚至隐士也现身江湖,大展才华,叱咤风云,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玄机妙算。这其中许多已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亡羊补牢、一尘不染、大庭广众、门庭若市、惊弓之鸟、不翼而飞”等词语均出自于此。刘向也在人物描写方面下足了功夫。“邹忌讽齐王纳谏”便是最好的证明。“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如此形象的外貌描写便是《战国策》所有人物描写的一大代表。而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在家中“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后,便有了锥刺股的故事。待他发愤图强,身挂六国相印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前后鲜明的对比,将名禄至上的功利社会,“认官不认亲”的封建社会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无形揭露了高官的虚伪。

相比家喻户晓的成语,《战国策》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纵横家游说的精彩案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人们时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战争。如何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产生最大的利益,避免大大小小的战争,便是自古以来人类发展的难题。春秋战国历史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政客的出现,改变了单纯武力战争的粗暴与轻率。战国时期,乃至当今社会,利益与冲突是永恒的,在利益面前,人总会出现两难境界。而利欲熏心,不让利益冲昏头脑,实属不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高级动物,我们更该利用的是大脑而非拳脚。脱口而出与凭感觉做事,并不是万全之策。我们应向《秦攻宜阳篇》中谋士赵累一样。善于审时度势,分析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采取进一步行动。

人生就是政治,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中国上下五千年,无数前人,向我们诠释了这样的道理。《战国策》,为我们留下的,不是故事,而是启示??

精选战国策读书笔记优秀范文3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其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战国策》的写作有以下三个特点:

?.人物刻画生动。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的刻划勒一个长于论辩、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绘一群势力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样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是,“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 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一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勒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而苏秦的“读书欲睡”也是为了高官厚禄,客观上揭露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的策士的丑态。

?.善于讽喻。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一种道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以邹忌借其妻、妾、朋友出于不同目的,赞美其“美于徐公”,说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劝戒齐王不应偏任宫妇近臣的话,而应广开言路,鼓励人民进谏。 ?.语言风格独特。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为习用的成语。在记录策士们的言行时,对其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朝秦暮楚的行为,及其在外交上挑拨是非,玩弄手段的种种阴谋,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赏的态度加以描绘,是不足取的地方。

《战国策》的主角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说客,各自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而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情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生动、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的美丽画卷。他们活

跃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的力量对比和外交政策,并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历史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本应该是当时历史主角的各国国君,却都退居了二线,他们不仅大多自称愚笨,或以前所采取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听从说客的计策,而且他们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谋臣策士们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驾驭能力、心理揣测能力、人性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游说策略和技巧。

《战国策》记载的这些谋臣策士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游说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来学习借鉴游说、劝说别人的策略和技巧,并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加以灵活运用。为了对每个案例进行更方便更清楚地解读,从每个案例中抽象、总结出一般要素,它们分别是:

?.游说主体,即游说者,也就是本书中的主角,一般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谋臣和策士,他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机智、才华。

?.游说客体,即被游说的对象,一般是各个国家的国君或具有决策权的相国或其他重臣,他们最后全部被说服,改变了原来的决策或者采纳了游说主体的意见而采取了新的政策。

?.游说本体,是游说客体综合当时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国家对外政策、文化环境、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的客观情况,并在对人的心理、人的本性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游说场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通过事先预设或随机应变所采取的游说策略和技巧,这是我们在学习战国策的论辩知识和技能的时候所应该主要关注的方面。 ④.游说场。是游说本体的外在客观条件,包括当时国家力量、国

家利益、国家的对外政策、文化氛围、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的心理本性等各种条件。

读每个案例都可以从中找出以上这四个要素,通过这四个要素,就可以将这个案例看得清清楚楚。

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人们时刻处在各种扑面而来的问题之中,而问题的解决不是靠简单、粗暴和轻率的行为,而是靠人类的脑子。言语和谋略可以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而战争冲突等暴力行为无助于危机的解决。会运用口才和谋略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非常轻松。

无论是战国时代还是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是永恒的。当一个弱者处在利益主体林立的“丛林”中时,他应该象颜率一样清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主动地帮助弱者;只有利益的诱惑才能使那些应该帮你的人来帮你。天下美誉和九鼎之宝的诱惑永远强于对弱者的同情心。你自己不关联着他人的利益,他人会资助、借贷给你吗?晓之以理,才能说服他人;挑明真相,才能使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人恍然大悟。说话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事情讲清楚,由不同的行动讲到不同的结果,由发端讲到演变,再讲到结局。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层薄窗纸,由话语轻轻一点,就能捅破。只可惜没头脑的事主们往往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千万不要对要说服的对象估计过高,该捅破的就一定要捅破,该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

说话需要谋划,脱口而出的东西是最没有价值的。说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一定要解决问题,否则宁可不说。这就要求我们在说话前

要深思熟虑、谋局排篇。象苏子一样句句都迎合西周君的心思和利益,使西周君觉得“放水”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然而这恰恰落入了苏子的整体战略安排之中。

语言是人类的传播工具,事实需要传播,没有传播就无法了解起码的事实。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事实的真相是人们永远无法了解的,人们只能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媒介来了解事实真相。这样,语言本身就对事实真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苏子巧妙地利用语言传播对事实真相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让他的受众完全听信他对事实的解释,可以说,他轻易地垄断了受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中,只要我们明白事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会说服受众、左右他们的行动。

对大臣的非议就是对君主的赞美,说客把这一层辨证关系给挑明了。好与坏,黑与白,高尚与龌龊,是经常转化的。好的东西在一定情景下会成为最为不好的,而不好的东西反而会成为好的。就像大臣的高风亮节会导致君主的委琐,而大臣的龌龊反而成就了君主的美誉。对照今天,我们应该把上司的位置与自己的位置摆正,作为下级,其高过上司的声誉和高风亮节在一定的火候绝对不是好事,因此,聪明的下级知道要学会为上级掩饰过错。

其实人生就是政治,没有人可以逃避,除非你远离政治、远离人。在人类社会中,没有想法的人永远是有想法的人的一枚棋子,在利益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无力。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也会处于两难境界;有时候还想鱼和熊掌

精选战国策读书笔记优秀范文4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于國?”王曰:“無補于國。”“買馬而惡,何危于國。”王曰:“無危于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于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戰國策.趙策四》)

有个宾客见了赵孝成王问道:“我听说大王要派人去买马,有这回事吗?”赵王回答说:“有这回事。”宾客又问:“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派人去买呢?”赵王说:“找不到识马的人。”宾客问:“大王为什么不派建信君去呢?”赵王说:“建信君要处理国家大事,何况他又没有识马的本领。”宾客又问:“大王为何不派纪姬去呢?”赵王回答:“纪姬是个妇道人家,不会识马。”宾客接着问:“买马如果买到好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赵王回答:“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又问:“买马如果买到坏的,对国家有什么危害?”赵王说:“对国家没有什么危害。”宾客说:“既然买的马是好是坏,都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或危害。大王您买马却一定要找一个识马的人去。现在治理国家如果用人不当,城邑将无居民,祖宗断绝祭祀,可是大王却不任用内行的人,而把大权交给建信君,这是为什么呢?”赵王无言以对。宾客继续说道:“燕郭占卜的方法法有一种叫桑雍的,大王您知道吗?”赵王说:“没听说过。”宾客说:“所说的桑雍,就是指善于迎合自己的亲近者,以及很得宠爱的夫人、美女等等。这些人都是趁大王醉昏昏的时候,向您提出自己非分要求的人。他们这些人在宫内随心所欲,那么大臣就能在宫外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了。所以说,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只能照到外表,而坏人却隐藏在阴暗的深处;小心谨慎地防备了自己憎恶的人,可祸乱却往往发生在自己宠爱的人身上。” 这篇文章首先描写了赵王买马总想找一个识马的人去买,而治理国家却不懂得任用内行的人,任用了建信君这样一个宠臣。说明了买好马或坏马,对于国家无足轻重,而任用内行的人治理国家却举足轻重,可赵王轻重不分。

然后又举出燕郭占卜的方法桑雍,叙述了桑雍就是迎合亲近宠爱之人,而正是这些受宠之人乘机索取大王的东西,进而引导了大臣们在宫外贪赃枉法。说明了对所宠爱之人也必须有所防备。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治理国家、治理政事要知人善任,既要防备所憎恶的人,更要防备所宠爱的人。否则,于国家、于政事、于人民将有害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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