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贵州的夏瑞符是一位心直口快，喜欢玩笑的人。一次在闲谈中，他开玩笑似的作了一副
“胡自玉理学好色”说的是清末旧臣胡嗣瑗。此人常以理学兼才子自居，还爱好看戏，一次看上天津一位叫陈玉秋的女演员。陈玉秋当时只有二十来岁，长得美丽动人。胡不顾自己已是垂暮老头了，还托人去说合。陈回答说：“我东厢房也不住，西厢房也不住。”言下之意要当正房太太。而胡正妻健在，好事是以不成。胡嗣瑗为此自取了一个别号叫“自玉”，以示念念不忘陈玉秋。夏瑞符是胡同乡，两人关系甚密，平时无话不说，但这联语可伤了胡的感情，二人从此绝交。
“罗贞松名士爱钱”是指罗振玉(字贞松)因索债逼死王国维之事。罗振玉是清末大臣，常以名士自傲。王国维是一位著名学者，至今他的《人间词话》影响犹深。他22岁独闯上海，开始在《时务报》馆司书记校雠之事，后入罗振玉创办的文学社。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但没经济来源，完全由在日本做字画生意的罗振玉解囊相助。两人志趣相投，回国后，结成儿女亲家。罗振玉追随溥仪入宫任南书房行走，又推荐王国维在南书房担任古董书画的鉴定工作。王为感恩知己，便把自己的著作以罗振玉的名义发表，如《殷墟书契考释》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王国维到清华任教，罗振玉随溥仪去了天津。1927年，罗振玉不知何事与王翻脸，秋后算账，向王国维逼债要钱。王国维一介书生，无钱还账，一时想不通，竟投昆明湖自尽。当然王国维的`死因并非这么简单，至今说法不一，但罗振玉为此联对夏瑞符也恨之入骨。
明朝嘉靖年间，据传张居正(1525～1582)与艾自修同科中举，但艾自修是倒数第一名。一次闲谈中，张居正随随便便地对艾自修说，今有半联请教：
“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虎榜”即是末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居正说完就完，但这半副笑联却始终似石头般压在艾自修的心中，使他处处发愤，时刻留意张居正的一举一动，以便寻得下半联报仇雪恨。
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由张居正主持，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但人也有倒霉的时候。一天清早，天刚蒙蒙亮，艾自修想在上朝前拜访张居正，便来到张府。家人告诉他说张在花园里，艾便径直走到花园，见张居正在一假山旁，但眨眼之间就消失了。艾自修怕出意外，急急跑去，只见一块石板刚刚盖上，还有一截被卡住的袍角正往里缩。艾灵机一动，抽出佩剑割下袍角，离开了花园。
这天早朝张居正没来，艾自修心想，他到哪里去了呢?为了揭开这个谜，艾自修找了一个机会，从那石板洞里钻进去，原来是一条暗道，出口恰是太后娘娘的卧室。艾自修此时心里有了底，久久压在他心头的那半副对联终于有对了。于是，他把下联写在黄绢上，并用它包了张居正的袍角，呈给了神宗皇帝。
神宗打开丝绢，先见袍角，再看绢上写道：
“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先不说龙颜如何大怒，且说对联的巧妙。这是一副复字联，以双方的名字重复，寓意自然，平仄恰当，特别是后面的“白面”对“黑心”，“虎榜”对“龙床”，可谓绝对了。
神宗一看，两眼发直，恨不得扒了张居正的皮。张居正不但侵占他的权力，今天连老娘也不放过，岂能轻饶?但艾自修奏道，此事不可声张，得顾及皇家面子，且容慢慢来。
腊月初八是晒袍节，由礼部派人一一查照，破旧袍换新，理所当然对张居正的袍子特别关照。虽然张居正请人修补了官服，但那袍角仍旧露出破绽。于是神宗就定了张居正“猥亵皇恩”的罪，削职为民，发配边疆，永不赦返。
张居正启程时，艾自修给他送行，并送给他一张纸片。张居正一看，纸片上写的正是艾自修所对下联，才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了。
于慎行，字无垢，东阿人。年十七，举于乡。御史欲即鹿鸣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辞。隆庆二年成进士，授编修。万历初《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属人书之，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
御史刘台以劾张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独往视之。及居正夺情，偕同官具疏谏。吕调阳格之，不得上。居正闻而怒，他日谓慎行曰：“子吾所厚，亦为此也？”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寻以疾归。居正卒，起故官。进左谕德，日讲如故。时居正已败，侍郎丘木舜往籍其家。慎行遗书，言居正母老，诸子复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词极恳挚，时论韪之。由侍讲学士擢礼部右侍郎。转左，改吏部，掌詹府事，寻迁礼部尚书。
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礼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累章上，乃许。
家居十余年，中外屡荐，率报寝。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节选自《明史?于慎行传》）
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
B.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
C.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
D.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
5.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冠之”即为他加冠。古代男子到成年（一般在二十岁）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
B.“夺情”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
C.“东宫”指太子所居之宫，也代指太子。文中的“册立”，是指让皇帝封立太子的事。
D.“乡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之一。明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人们把中试者称为“秀才”。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有一次讲课后，皇帝拿出宫藏图画，请日讲官分别题字。于慎行不擅长书法，写成诗
后，委托人书写，并把实情告诉了皇上。其诚实的品格得到皇帝的赞赏。
B．于慎行为人正直坦荡，对因得罪张居正而被捕的刘台，他仍去探视。对张居正不合礼
制的做法，不因为张居正对自己的厚爱而放弃原则。
C．张居正被追究论罪后，于慎行致函前往逮捕他的侍郎丘木舜，为张母及诸子求请，当
时的舆论认为于慎行做得对。他也因此被多次提升官职。
D．万历十八年，于慎行两次上书建议早立太子，皇帝恼怒，再次下严旨责难。于慎行不
为所动，第二天又以辞官归乡再次劝谏，使皇帝更不高兴。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居正闻而怒，他日谓慎行曰：“子吾所厚，亦为此也？”
（2）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
参考答案
5.D 中试者称为“举人”。
6.C 是前往抄家。多次提升官职与前事无直接关系。
7.（1）张居正听说后恼怒，日后对于慎行说：“你是我所厚爱的人，也这样做吗？”（“他日”“子吾所厚”“为”各1分，语句通顺得2分)
（2）皇帝更加不高兴，责备他要挟皇帝，怀疑圣上，搅乱国家的根本，将他的同僚下属都剥夺了俸禄(“责以’“要”“夺”各1分，语句通顺得2分)
【参考译文】：
于慎行，字无垢，东阿人。十七岁时，乡试中举。御史想在为新举子举行的宴会上为他加冠，他以没得到父亲的许可而推辞了。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授职为编修。万历初年，《穆宗实录》撰成，晋升为修撰，担任日讲官。先朝成例，都是由翰林大臣负责日讲，没有涉及史官的事。于慎行与张位、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都是以史官身份参与日讲，是为少见。他有一次讲课后，皇帝拿出宫藏图画，请讲官分别题字。于慎行不擅长书法，诗词做成后，吩咐别人书写好，并详细地从实告诉了皇帝。皇帝很高兴，曾经大书“责难陈善”四个字赏赐给他，这在词林诗界传为盛事。
御史刘台因为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同僚和朋友都躲避他，唯独于慎行前往探视。等到张居正服丧未满夺情出仕时，他与同官便上奏劝谏。吕调阳从中阻拦，没能递入宫中。张居正听说后恼怒，日后对于慎行说：“你是我所厚爱的人，也这样做吗？”于慎行从容自如地回答：“正是因为您厚爱我的缘故。”张居正很不高兴。于慎行不久就称病回乡。张居正去世后，他出任原职。晋升左谕德，主持日讲如故。当时张居正已被追究论罪，侍郎丘木舜前往江陵抄家。于慎行致函给他，称张居正的母亲年老，诸位儿子在覆巢之下，颠沛流离值得同情，应该推及明主覆盖之恩，成全大臣曾经侍候皇上的情谊。话语极为诚恳真挚，当时的舆论也认为他是对的。他由侍讲学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又转任左侍郎，改任吏部职，负责詹事府。不久，升任礼部尚书。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上奏请求早日建立东宫，让嫡长子出宫接受讲读教育。到了冬季，又上奏请求。皇帝恼怒，再次下严旨责难。于慎行不为所动，第二天又劝谏：“册立的事，由我部负责，我们不提，是罪过。希望皇帝迅速决定大计，将我放归乡里。”皇帝更加不高兴，责备他要挟皇帝，怀疑圣上，搅乱国家的根本，将他的同僚下属都剥夺了俸禄。山东的乡试，预先传说负责考试人的名字，事后果然如此。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于是礼部官员都停发俸禄。于慎行称罪请求退休。奏章接连呈上，皇帝终于答应了。
在家居住十多年，朝廷内外屡次举荐，均不答复。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赠封太子太保，谥号文定。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平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平。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习。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中国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4
看到作者如回放一般点出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一幅幅众生相，才惊觉原来已经看到结尾了。《万历十五年》阅读结束，但是意犹未尽。将李贽安排在最后，可以想见黄仁宇先生决定将大部分力气直接进行僵化凝固的思想体系的批判同时，也借助于现今哲学成就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很可惜，作者最殚精竭虑的部分是我最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将看不懂的地方放在那，也许时隔些年，我会有更深的理解。
李贽这一章，我看到了黄仁宇先生最激烈的感情流露，所以我想这也是我阅读过程中碰撞最剧烈的地方。我们古代的哲学，至少是万历及以前的和汉朝罢黜百家之间，都无法跳脱儒家正统思想，但是跳脱不了却也难加以改进，使之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从什么时候儒家思想对于时代已无指导作用，作者没有解答，统治集团求平衡倒是和儒家愈渐迂腐是互为因果的。非常喜欢结尾的一段，真个是掩卷叹息，静坐感慨。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展望一下明天，开启新的一本。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