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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穿透人心的话集锦50条

时间:2020-02-14 03:03

1、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

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你说我在做梦吗?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汪曾祺

3、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4、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5、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7、“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0、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11、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12、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13、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1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15、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16、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17、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18、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19、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20、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2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22、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23、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24、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25、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26、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27、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28、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29、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30、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31、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32、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导语: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对于语言有何观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40、简单地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

41、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

42、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

43、《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

44、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45、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46、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47、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48、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语感”。作家要锻炼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

49、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50、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5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52、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53、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汪曾祺的主要创作是散文和小说,他善于用诗化的语言描写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抒写人间的真善美。他在文论《“揉面”――谈语言》中写到:“有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语言有点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谁的语言不是这样?拆开来,不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汪曾祺文集自序》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青年作家还能从我这里接受的一点影响是:语言的朴素。”可见,汪曾祺作品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朴素而有韵味。

一、注重用词和句子的韵律美

汪曾祺笔下都是一些平凡的事物,但他将那略带艰苦的生活写的十分平淡闲适,在平淡中又彰显出无穷的韵律,读来如诗歌一般。比如《端午的鸭蛋》中,他那家常话一般的叙述,以及他对岁月苦楚的轻描淡写。其中描写鸭蛋的好吃,将那鸭蛋内的红油生动形象地用一句话描述:“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用的“吱”字仿佛是一个音符,把人的食欲都调出来了。而在《故乡的食物》中有这样一句话:“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这句话将食物的味道用这样几个简单的词抑扬顿挫地表达了出来。当然汪曾祺的作品除了单音词语的和谐之美,还有许多多音节词语运用的韵律之美。再如,《故乡的食物》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砗螯壳稍呈三角形,质坚,白如细磁,而有各种颜色的弧形花斑,有浅紫的,有暗红的,有赭石,墨蓝的,很好看。”

二、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汪曾祺作品中灵活地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比如《胡同文化》中将胡同比喻为贯通大街的网络,将四合院比喻为盒子。在《昆明的雨》中这样写到:“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这其中的修辞手法就有四种,第一句采用了比拟的手法,将昆明的雨比拟为美丽的女人。而第二句采用的是对偶和引用的手法,这使汪曾祺的散文充满了隽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美和韵律美。而第三句采用的是移就的手法,将雨的'美转移为绿色的映衬。而在《葡萄月令》中作者写葡萄喝水量的惊人态势,用“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这一拟人句,极有情趣。“拼命”“嘬”等字眼写出了葡萄喝水的贪婪相,突出其长势之旺盛。又如,作者写葡萄的颜色之缤纷多彩,运用排喻辞格来写:“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 这组排喻,将葡萄的色泽、形态、质感之美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三、长短句和标点丰富多样而有层次感

汪曾祺的散文长短句和标点丰富多样,而有层次感,使文章表达得感情丰满雅致。比如,《葡萄月令》中的这些句子:“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长句和短句结合,错落有致,畅快淋漓地表达了六月的葡萄的特点。同时,感叹号、顿号、破折号的使用,犹如一个个漂亮的蝴蝶结,将葡萄表达得充满活力。再如,“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记工。”这一段由六个短句组成,写出了安置葡萄老本这项活儿操作的方法,从中可见出农人的细心。还有通过标点符号来调控叙述的语气和节奏的。例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这三个短句间都用句号而不用逗号隔开,有意制造一种稍长的语气停顿,使语句舒缓,给人遐想的空间。

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别有一种风情。特别是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极富艺术性。表面是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错落有致,非常和谐。

四、体现传统的审美趣味

汪曾祺的这种洋溢着美感的风格,还与他的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关系。汪曾祺的作品中有很多引用传统文化的片段,蕴含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精髓,体现出他作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独特的传统的审美趣味。汪曾祺的语言继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传承明清散文传统。他多次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推崇归有光“无意为文”,即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受益匪浅,他曾说“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些平淡自然的日常口语到了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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