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注意到物侯和天象的周期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开始了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此后，中国人长期不断地辛勤致力于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了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新星等的各种记录。这些天象纪事不仅内容详实，年代延续，其中许多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至今对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仍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1、日出黄有黑气——黑子的记录
黑子是太阳表面的气体漩涡，由于其温度比太阳其它部分的温度低，所以光芒也较之其它处幽暗一些，从地球上看仿佛是太阳表面出现了黑色的斑点或斑块，所以又称日斑。
关于太阳黑子，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观测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前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记述。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记事，是载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出现的太阳黑子：“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将黑子出现的时间与位置都叙述得详细清楚。
2、有星孛入于北斗——彗星的记录
彗星是绕太阳运行的一种质量较小的天体，呈云雾状的独特外貌。彗星包括彗发、彗核、彗尾三部分。彗尾是彗星离太阳近时，彗发变大，太阳风和太阳的辐射压力把彗发的气体和微尘推开生成的，形状像一把大扫帚，所以在中国民间又把彗星叫做“扫帚星”。中国对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彗星记录。我国古代称彗星为“星孛”，《春秋》上记录了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彗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日食的记录
日食是一种太阳被月球遮蔽的现象。当月球在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有时会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这时月球的影子落到地球表面上，位于影子里的观测者便会看到太阳被月球遮住，这就是日食。书经·胤征篇》记载：“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失驰，遮人走……”，描述了夏代仲康元年日食发生的时候人们惊慌失措的场面。《诗经·小雅》中还以诗歌的形式记载着发生的日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从我国春秋时期到清代同治十一年(公元前770年——公元1874年)，有记载的日食共985次，其中年月不符，无日食可考的仅有8次，不及总数的1%。
4、夜中星陨如雨——流星的记录
繁星密布的夜空中，常常能看到一道白光一闪而逝，这就是流星。有时候还能看到天空的某个区域有无数亮光四下飞流，好像下雨一样，这就是壮观的流行雨现象。流星和流星雨是行星际空间中称为流星体的尘粒和固体块闯入地球大气圈同大气摩擦燃烧产生的光迹。
中国人对流星群、流星的记载，早于其他国家。古书《竹书纪年》中就有关于流星的记录：“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左传》的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记录。我国古代的流星雨记录达180次之多。
5、星见于房——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
某些通常很暗的星星，突然爆发出比原来的亮度强几千到几百万倍的光，叫新星，有的亮度增强到一亿乃至几亿倍，叫超新星。以后它们又逐渐暗弱下去，好象在星空中做客一般，所以被古人称之为“客星“。
我国对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现早有记载。商代甲骨卜辞中就记载了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出现于天蝎座α星附近的一颗新星。《汉书·天文志》中记载有：“元光元年五月，客星见于房。”这记录的是公元前134年出现的一颗新星，这颗新星是中外史书中均有记载的第一颗新星，与其他国家的记载比，我国的记载不仅写明了时间，还写明了方位，因此法国天文学家比奥在著《新星汇编》时把《汉书》的记载列为首位。
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候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不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人的思维认识，总要受到已有知识的限制。那么提供给刚刚从黑暗的天命观的缝隙中探出头来研究个人命运这个新课题的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 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最早提出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五种基本物质的.是殷周之际的箕子。《尚书、洪范》中记载了箕子关于五行之数的话后又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箕子不仅确定了基始物资，而且还根据它们的自然属性确定了别名，并且从味道上做了区分，这是比较高明的。
箕子的五行学说仍没有完全跳出生活之需的圈子，倒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在箕子的基点上往上蹦了蹦，摘到一科学的果实。他是我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倡导者，关于五行，他说："先五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万物。"伯阳父把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当做世界的本源，是其它一切物资的基始。正是由于这五种不同的物质互相结合才生成了万物，显然，伯阳父企图用物质自身来说明客观世界。
五行说被高度抽象出来后，基本质不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质的五种基本形态。金木水火土只是这五种基本形态的代号。拿今天的话来说，金是固体态，水是液体态，火是气体态，木是等离子态，土是综合态，土包容一切，可被称为"第五态"物质。世界是动态的世界，而物质的运动必然引起此一物质和彼一物质之间的形态的转换，古人是用五行的生克制化来说明这一道理的。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了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了万事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说的兴起和天地自然、生命形态、社会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效应的宇宙观的初建，不少学者以自然命定论来改换孔子的天帝命定论，并明确指出人的生死、寿夭、贵贱、贫富等都是"天之所禀"的自然之数。这是我国古代命运观上的重要转变，它的积极作用是对当时以宗法血缘定贵贱的封建制的巨大冲击，消极方面则是进一步否定了后天个人努力的作用和意义。如《淮南子、谬称训》说："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君子顺其在已者而已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人为的主观努力，在他们看来仅为一厢情愿的事，成功与否全在命在天，为了确立这一论点，《列子、力命》篇还煞费苦心的将"力"和"命"虚拟为两个人。
这段文章的大意是说，"力说，人的贫富贵贱，穷通寿夭，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呀!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命说，即然如此，那么彭祖的才能比不上尧舜，而他却能活到八百岁;颜渊的才能高于众人，而只活了三十二岁;孔子的品德无疑高于诸候，却穷困一生;殷纣王极无品德，却高居帝王之位;季札是吴国的贤士，却一直无官;而蛮横的田桓却占有整个齐国;伯夷叔齐都贤，最后却饿死在首阳山上;鲁国的季氏虽恶但巨富，你要是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为什么不去改变它呢?"《列子、力命篇》彻底否定人的后天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消极地"听天由命"的命运观，这是与高度极权统治的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经典的正统文化对"听天由命"的消极命运观的阐发远不止以上所述，但这些材料基本上道出了我国古代消极落后的旧命运观的基本内容。
“二月二，龙抬头”是一句古老的谚语.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根据日月五星的运行轨
二月二龙抬头迹把天空划分为28天宿，即黄道带.以此来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和位置.28天宿可分为4个大区(4象或4神),东方苍龙(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西方白虎(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方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北方玄武(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中‘角宿’就是龙角.在二月初二这一天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龙角星，所以称为龙抬头.民间又传说这一天龙神会从睡眠中醒来，于是人们在那时就会焚香祷告，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一天也称为‘龙头节’和‘青龙节’.
中国人过年，自腊月初八就正式开始，直到来年二月初二龙抬头才算真正结束。对老百姓而言，二月初二，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认为这天正是苍龙“登天”之日，俗称“龙抬头”。这天一般处在惊蛰之后，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农耕在即，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近来无论是走在乡间集市，还是城里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许多人都在排队理发!为什么要理发呢?因为人们认为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抬头的日子理发叫做“剃龙头”，预示一年有好的开始。
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雨”。在古代神格谱系中，龙是掌管降雨的神仙，降雨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一年的庄稼的丰歉，因此，为了求得龙神行云布雨，二月初二这天要在龙神庙前摆供，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同时唱大戏以娱神。民间有许多禁忌避讳“龙抬头”，诸如此日家中忌动针线，怕伤到龙眼，招灾惹祸;忌担水，认为这天晚上龙要出来活动，禁止到河边或井边担水，以免惊扰龙的行动，招致旱灾之年;忌讳盖房打夯，以防伤“龙头”;再者，忌讳磨面，认为磨面会榨到龙头，不吉利。俗话说“磨为虎，碾为龙”，有石磨的人家，这天要将磨支起上扇，方便“龙抬头升天”。
除祭祀龙神外，民间往往还举行多种活动纳吉，诸如舞龙、剃龙头、戴龙尾、开笔等。舞龙，遇上好的年份，老百姓几家合伙制作一条龙，二月二这天上街舞龙庆祝，期望新的一年在龙的荫护下再获丰收。所谓剃龙头，指二月初二理发，一为儿童理发，叫剃“喜头”，借龙抬头之吉时，保佑孩童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辞旧迎新，希望带来好运，新的一年顺顺利利。此外，大人们要用五色布剪出方形或圆形小块，中间夹以细秫秸秆，用线穿起来，作长虫状，戴在孩童衣帽上，俗称“戴龙尾”，驱灾辟邪。旧时这天让孩子开笔写字，取龙抬头之吉兆，祝愿孩子长大后断文识字……二月初二简单的举动，饱含着人们对孩子的殷切记挂，也饱含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中国古代将自然界中的生物分成毛虫、羽虫、介虫、鳞虫、人类五大类。毛虫指披毛兽类，羽虫指鸟类，介虫指带甲壳类，鳞虫指有鳞之鱼和带翅昆虫类。龙是鳞虫之长，龙出则百虫伏藏。二月初二正是惊蛰前后，百虫萌动，疾病易生，虫害也是庄稼的天敌，因此人们引龙伏虫，希望借龙威镇伏百虫，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引龙伏虫的活动有很多，最有特点是撒灰。撒灰十分讲究。灰多选用草木灰，人们自家门口以草木灰撒一条龙到河边，再用谷糠撒一条龙引到家，意为送走懒(青)龙、引来钱(黄)龙，保佑人财两旺;从临街大门外一直撒到厨房灶间，并绕水缸一圈，叫做“引钱龙”;将草木灰撒于门口，拦门辟灾;将草木灰撒于墙脚，呈龙蛇状，以招福祥、避虫害。陕西富县一带还流行撒灰围庄墙外的做法，也是伏龙驱虫的表现。后来，也出现用石灰替代草木灰伏龙降虫的做法。
为了纳吉，二月初二这天的食物也与“龙”相关，面条不叫“面条”，称作“龙须面”;水饺称作“龙耳”、“龙角”;米饭称作“龙子”;煎饼烙成龙鳞状，称作“龙鳞饼”;面条、馄饨一块煮叫做“龙拿珠”;吃猪头称作“食龙头”;吃葱饼叫做“撕龙皮”。一切均取与龙有关的象征与寓意。
就全国而言，由于地域不同，各地风俗也各有差异。二月初二与“龙抬头”相关的的`活动很多，除上面介绍的活动及食俗之外，还有爆玉米花、吃蝎豆、击梁驱虫等，但不论哪种方式，均围绕美好的龙神信仰而展开，它是人们寄托生存希望的活动。
农历二月初二，之所以称为龙抬头节，其实与古代天象有关。旧时人们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俗称“二十八宿”，以此作为天象观测的参照。“二十八宿”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划分为四大组，产生“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个龙形星象，人们称它为东方苍龙，其中角宿代表龙角，亢宿代表龙的咽喉，氐宿代表龙爪，心宿代表龙的心脏，尾宿和箕宿代表龙尾。《说文》中有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记载，实际上说的是东方苍龙星象的变化。
古时，人们观察到苍龙星宿春天自东方夜空升起，秋天自西方落下，其出没周期和方位正与一年之中的农时周期相一致。春天农耕开始，苍龙星宿在东方夜空开始上升，露出明亮的龙首，夏天作物生长，苍龙星宿悬挂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丰收，苍龙星宿也开始在西方坠落;冬天万物伏藏，苍龙星宿也隐藏于北方地平线以下。而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晚上，苍龙星宿开始从东方露头，角宿，代表龙角，开始从东方地平线上显现，大约一个钟头后，亢宿，即龙的咽喉，升至地平线以上，接近子夜时分，氐宿，
即龙爪也出现了。这就是“龙抬头”的过程。之后，每天的“龙抬头”日期，均约提前一点，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整个“龙头”就“抬”起来了。后来，这天也被赋予多重含义和寄托，衍化成“龙抬头节”
角、亢、氐、房、心、尾、箕、“春龙节”了。
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形成，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二月初二龙抬头节，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南方水多，土地少，这天多流行祭祀土地社神)。由于北方地区常年干旱少雨，地表水资源短缺，而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又离不开水，病虫害的侵袭也是庄稼的一大心患，因此，人们求雨和消灭虫患的心理便折射到日常信仰当中，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对人们而言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依靠对龙的崇拜驱凶纳吉，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龙神赐福人间，人畜平安，五谷丰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