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总少不了人物语言的对白描叙。它既是作文的语言表达方式之一，又是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思想情感的必要手段之一。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在人物语言描叙方面独具个性．用了重复对白来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一、祥林嫂自语
命运多舛的祥林嫂自从死了前夫，便到鲁镇“打工”，谁知又被婆家抓了回去再嫁到贺家。然而，不幸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贺老六得伤寒死了，两岁的儿子又被狼“衔了去”。于是她再次来到鲁镇，在没有任何人的要求下，她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真傻，真的……可怜他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篮……”这是她开始向人倾述时，声音也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了。第二次，她全不理会别人变了音调的称呼和冷冷的笑容，只是直着眼，给别人讲述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根本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我真傻，真的……可怜他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篮……”仍然是淌下眼泪，声音也呜咽了。可当她第三次开口向人要说“我真傻，真的”时，别人马上打断她的话头，替她说下面的故事，接着都烦厌地走开了。祥林嫂为什幺几乎是用一样的语句来讲述自己失子的悲惨故事呢？从这三次重复的独白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爱子之深、失子之痛的母亲的情怀，同时也不难看到当一个妇女，在受到接二连三的精神打击之后，心里防线的崩溃，思想情感的脆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寄托，只是沉湎于过去那难以忘怀的楚痛之中，满脑子里就这一件事，一见到人就像录音机一样把早已录制好了的片断放给别人听。由此可见，祥林嫂从第二次来鲁镇起一直都是处于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没有走出悲痛的阴影。她的人生悲剧缘由也就在于此了。固然，我们可以说祥林嫂的悲惨结局是封建礼教所致，但就她本人的个性而言，是不是也有那幺一点缺陷?
二、四叔的含糊
鲁四老爷，对这一人物在小说中作者着墨不多，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他的书房、他的几次皱眉，还有私下里告诫四婶不准祥林嫂参与祭祀，但作为一个写作高手并没有忘记小说的要素之一——刻画人物，用语言最妙。于是就出现了经典性的个性语言：当有人报告说，祥林嫂是被两个山里人和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老婆子绑架走了时，他说了四个字，“可恶!然而……”“可恶”是指这伙人的绑架行为，简直是强盗，不知礼仪，败坏鲁家的门风，至少说也该给有点威望的四爷打声招呼或者说光明正大地来要人，何必这样的粗暴无礼？但一想到祥林嫂是背着婆家逃跑出来的，也有违背“妇道”之嫌，婆家人捉她回去，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一个“然而”就原谅了他们的粗暴无礼。从“无礼”到“有礼”的这个过程，仅这四个字就把它的逻辑讲通顺了。接着，卫老婆子亲自出马来鲁家释疑，四叔第一句话就是“可恶！”，见对她的不满情绪：你是个中人，隐瞒实情不说，连个照面都不打，还帮着别人暗暗地劫走我家的佣人，闹得沸反盈天的，这成什幺体统?但当卫老婆子把情况一说，把罪一认，把证一保，嚯，四叔立即释然，又一个“然而”就心平气和了，也认为卫老婆子合“礼”，几乎把一个两面讨乖而又得利的滑头，当成了一个大好人了。这合哪样的“理学”?鲁迅先生就用这四个字，时合时散地运用到四叔身上，一下子就把一个封建遗老冷酷、自私、伪善的面孔揭开了，语言是多幺的精炼而有力啊！
三、四婶的呵斥
四婶的反复言语是在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之后。当听到祥林嫂的.遭遇之后，四婶眼圈有些红了，尽管先前有些踌躇，但还是让祥林嫂做了家里的女佣。可当四叔告诫她，祥林嫂这种人固然可怜，但“伤风败俗”，用她帮忙可以，要是祭祀，一切饭菜要自己做，如果让她做，不干不净的，祖宗是不吃的。这样一来，作为鲁家特别隆重的祭祀大事，四婶再忙也不让祥林嫂插手了。当祥林嫂照旧去分配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地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又去取烛台，四婶又慌忙地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这种语气算客气，先称呼，后说事，理由是不言的。祥林嫂虽有些为难，显得疑惑，但也不是傻子，就因为自己嫁了再嫁，死了两个男人而被众人鄙薄嘛。可当她听了柳妈的话，捐了门槛，赎了罪，以为自己就清白无罪，完全可以干一个女工力所能及的家事了。然而，四婶在祭祀时，见她老不听安排，便慌忙大声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次声音提高了，语顺变动了，句子缩短了，且是先说事，后称呼，足见其既不客气又显慌乱的情态。对于同是女性的四婶，虽同情祥林嫂的遭遇，两次自作主张收留她为佣人，但她在四叔的指使下，无意中充当了封建礼教的执行者，断送了祥林嫂的生存希望，把她一步步地由家庭佣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浪人，直至推向了死亡的深渊。祥林嫂人生悲剧的造成，四婶虽说主观上没有什幺过错，但客观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只呵斥了这幺几句。
读鲁迅的小说，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物总会纠结着我们的心。下面是鲁迅《祝福》解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鲁迅《祝福》解读1
鲁迅在小说中以“为人生、为人性”的主旨，重点是将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揭露了其“吃人”的本质。并且大多都是愚昧麻木和奴性十足。他们之中最多的是孩子、女人、老人和青年。来自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深刻的人性探究价值。仁慈、善良和同情是人性最珍贵之处，应让学生从这几处分析小说中除了祥林嫂之外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去找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作者在重笔浓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的同时，还作了匠心独运的构思，那就是祥林嫂的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是在春天。
首先看她最初的身份--童养媳。她有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正值青春少年的她，在婆婆家里做牛做马，把自己的青春支付在无穷无尽的劳作中，封建夫权夺取了她一生中的春天。
再看她第一次丧失，也是在春天。
如果一直做童养媳，生活再苦再累，总有小丈夫长大的一天，丈夫成人后总会给祥林嫂一些依靠，不幸的是在婆家失去青春自由的祥林嫂，又在春天里失去了丈夫。在当时的中国的农村，女人失去丈夫就意味着更要听从婆婆的呵斥，要谨遵着"从一而终"的信条，所以在这个春天，祥林嫂失去的不仅仅是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更是她做一般妇女的权利。如果说有小丈夫的祥林嫂是婆婆家的媳妇兼佣人，那么春天里失去丈夫的祥林嫂则成了婆婆家里纯粹不用付钱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随人使用随人买卖。为了躲避婆婆难堪的虐待，而逃到鲁家做了一个冬天短工的祥林嫂，在有了短暂自由之后的新春时节，又被婆家人五花大绑而去。婆婆为榨取祥林嫂最后的一点价值，用卖她到贺家坳的钱给小叔子说亲，让另一个"祥林嫂"来到婆家。
其三，再看祥林嫂一生中的又一次打击。在春天里再度丧夫且失子。
嫁到贺家坳之后，尽管祥林嫂没有逃脱被卖的命运，但是她却有了一个有力气、会干活的丈夫，有了个白胖的儿子，日子可以说舒心了不少，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可怜的祥林嫂再次在春天里被抛入不幸的深渊。壮如牛的丈夫因伤寒而死，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女人寡而再嫁，本来就要无辜地背上不贞的罪名，再加上一寡再寡更无辜地要让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的人们加上"不祥"的罪名。没有了丈夫，祥林嫂还可以有做母亲的权利，但是祥林嫂的不幸仍在春天里延续，狼叼走了儿子，也叼走了祥林嫂所有的希望和生命力，甚至封建族权这条豺狼还叼走了祥林嫂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的家--大伯把她赶出了家门。
最后再看祥林嫂在新春的祝福中倒毙。
一寡再寡，失去青春的祥林嫂，在给鲁家付出青春血汗之后，被鲁四老爷借助于封建的政权逐出了家门。流落街头的祥林嫂由于受到封建神权的毒害，在新春到来之时，又惶惶恐恐，瑟瑟缩缩地承受鬼神思想的折磨。春天本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季节，鲁镇的人们在祝福的声声祈祷中盼望着幸福降临。然而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却在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带着被分尸的惊惧寂然逝去，为自己凄惨悲凉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祥林嫂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春天里发生，作者这一匠心的`构思，真正用意不外乎有两点：一、让读者更深刻地把握祥林嫂的悲剧性；二、让读者明白在封建四权的统治下，像祥林嫂这样的旧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生命中没有"春天"可言的，封建四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罗着祥林嫂这样的女子生命中的一个个春天，直到吞噬她们的灵魂。
可以说祥林嫂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蛊惑之下的牺牲品。在鲁镇，她是以劳动工具的身份出现的。她希望以自己全部诚实的劳动来换取起码的生活。此外，她对生活没有什么所谓的非分要求。她出身卑微，她没有姓名，也没有人去关心她的姓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自己为什么满足这种奴隶式的生活，她只想维持这种奴隶式的生活。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之一的封建礼教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在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祥林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她尽力维持这个奴隶地位，也正是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她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她很满足于付出很多得到很少的生活。
封建礼教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死死的缠着她，慢慢的侵蚀着她的灵魂。对她这个寡妇的到来，鲁四老爷第一个感觉就是“皱眉”，因为她是一个寡妇。按当地的习俗，福礼由她做，会给他带来不祥的征兆，封建礼教之网己经悄悄的散开了。她在鲁四老爷那里感到满意的生活很快因她婆婆的到来被打破了。她被她的婆婆“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强迫嫁到山坳里去了，抬到男方家后，她拼命反抗，以致使她的头“撞香案角上”，留下一个永远消灭不了的伤疤。但只要能够不受侵扰的依靠自己的劳动平静生活下去，祥林嫂也还是能够感到满足的生活下去的。她对生活的要求，始终不过是要过一种平凡的起码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种平凡的起码的生活随着她的男人的死亡而终止。封建的族权制度又一次抢起大棒，施加在她的身上，丈夫死了，儿子又被狼叼吃了，遭受灭顶之灾的她，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里，已经让他感到她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这一次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祭祀时干这干那，担当一切了。她已经失去了主人对她的信任，祭祀时不让她沾手。因为封建礼教的歧视，她想通过自己诚实劳动得到主人信任的希望破灭了，对她是沉重一击。在封建礼教下的祥林嫂想做奴隶而不得。
禁锢祥林嫂的另一条枷锁就是神权思想。根据封建的宗教观念，一个再嫁女人死后阎王爷也要把她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这对林嫂来说，比她在现实生活所受的丧夫失子的痛苦还要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惧，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绝望。她听从柳妈的建议，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祥林嫂为了摆脱这个来自阴间的惩罚，她忍着别人的讥讽和嘲笑，整日紧团着嘴，诚实的劳动着，最后，把一年积聚起来的工钱用到捐门槛上，为的是找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来赎罪，当她从镇的西头回来的时候，她“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好像她已经拿到了赦免证一样。诚实的善良的祥林嫂哪能明白，这种封建迷信的精神愚弄，也渗透着血腥的内容，它永远保持着对卑贱者的精神威压。等到祭祖时她再次遭到拒绝。“你放着，祥林嫂！”四嫂慌忙大声说。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没有比这更沉重的打击，捐门槛所带来的希望随着四婶的斥责顿时化为泡影。她的精神大厦完全坍塌，最后在一片“祝福”的鞭炮声中死去。
从祥林嫂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过分的要求，除了要求过着奴隶式的生活；我们看不到她对封建迷信的反对，她的这些麻木就是封建文化禁锢的结果。
封建迷信思想强加给她的莫须有的罪责与痛苦——用“历来积存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经历了几起几落的生活磨难之后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反而在封建礼教、宗教迷信的毒害中愈陷愈深。
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祥林嫂之外有柳妈、四婶、鲁四老爷和“我”。继续概括后分别从女人、老人和青年的角度分析。先说女人。鲁镇上的女人们在对待祥林嫂（以下简称祥）时是充满了耐人的诡异，从她们的语言和行为上丝毫看不到同情与怜悯,更别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了，拥有的只是排斥、歧视和取笑。就如鲁迅这样写道：
（1）这故事倒颇有效，……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该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他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2）……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
（3）“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女人们无法意识到大家都一样，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都看不到自己原来与祥一样被封建势力压迫者、迫害者，却像个“看客”一般“把玩”着祥的不幸，同时也在“啃噬”着自己的麻木。实在是可恨、可悲、更可怜。
鲁四老爷这般极端冷酷的人的存在，才让祥无处藏身、悲惨死去。
（1）初到鲁镇：鲁四老爷“皱了皱眉，”后又有“暗暗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2）祥被绑改嫁时：“可恶，然而……”
（3）祥死时：“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坚决捍卫者，他思想僵化，反对新党，反对一切变化。已经是共和国时代了，而他还停留在封建时代。对于祥，起初只是因她是寡妇，觉得很不吉利罢了，还能容忍。后来祥改嫁回来，他实在无法容忍，因为在他的封建伦理观念上，改嫁是女子最大的罪恶，害怕玷污了祖先。正因为这种歧视，才彻底的毁灭了祥想要活下去的希望。被扫地处出门，悲惨而死，还要被骂一句“谬种”！
“我”是“自诩”为新党的新青年。但我的表现实在“不堪入目”。
（1）当我看到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时，“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2）祥问了“我”三个问题：
A：“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也许有罢，—我想。”
B：“那么，也就有地狱了？”—“也未必，……”
C：“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那是，……实在，我说不清……”
其实，“我”是完全知道那些所谓的“魂灵”、“地狱”之类，实属封建迷信的谎言。“我”始终没有彻底否定，“我”是拥有同情心的，但更多的是软弱，是妥协。就像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一样。“我”虽沐浴了新世界的阳光，可惜“我”仍保留着封建时代的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鲁迅曾说过，“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我为何“说不清”？自以为是慰藉、却不曾想增添了祥的烦恼，想要含糊对付过去，却不曾在祥的死寂的心灵上掀起了波澜，加剧了她的恐惧。
鲁迅《祝福》解读2
《祝福》是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文章，它讲述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表现了鲁迅先生反封建的精神。在鉴赏小说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小说的三要素，小说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等几个方面来探究和鉴赏，学会品味小说的语言，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小说的思想和主题，让学生能够提高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学生鉴赏能力的提高。本文主要探究了《祝福》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引导学生学会分析小说的基本方法，能够把握文章的主题和脉络，分析人物形象。
一、分析故事情节，了解故事中的主要内容
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小说的故事情节，让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和思考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把握好小说的情节和发展脉络。通过学生对于故事情节的分析，学生会了解到故事情节大体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的还有序幕和尾声几个部分构成。在《祝福》中，主要对小说主人公祥林嫂的命运进行了叙述，通过祝福景象和鲁四老爷作为小说的序幕，接着讲诉了祥林嫂的悲惨死去作为故事的结局。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首先向读者介绍了祥林嫂初到鲁镇，接着讲述了祥林嫂被卖改嫁，而祥林嫂再到鲁镇则是故事的高潮，作者描写的祝福景象与我的感受则是故事的尾声。在分析故事情节中，鲁迅先生描写了祥林嫂的悲惨生活情境很多都是发生在春天，“春日之时，丈夫死亡”“孟春之时，被卖改嫁”“暮春之时，痛失爱子”。在分析故事情节时，学生要把握好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关键时间点，让学生能够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分析，促进学生在探究中构建出一个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鉴赏来了解故事的情境，知道小说发展的过程和其中的事件，从而在探究中在大脑中构建出一个清晰的故事情节，了解祥林嫂的命运和生活。
二、探究人物形象，深刻理解人物性格
在《祝福》中有很多的人物，祥林嫂当然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其次还有鲁四老爷、四婶、祥林嫂的婆婆、柳妈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使小说变得生动形象，表现了祥林嫂生活的环境，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祥林嫂的命运有着直接影响。当描写祥林嫂的肖像时，作者关注了祥林嫂的“眼睛”的刻画，第一次到鲁镇时描写祥林嫂时，鲁迅写到“顺着眼”表明了祥林嫂的善良温顺。第二次到达鲁镇时写到了祥林嫂“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但到了临终前，她“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不同的眼神清晰地表达了祥林嫂从年轻善良到由于受到生活的影响而慢慢变得呆滞、没有了生机和活力。不同的眼神表达了她不同的生活环境，展现出了她不同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出了她的精神状态。
在分析人物语言时通过与我对话展现的是祥林嫂在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下的矛盾心理；在对四婶讲阿毛时的语言，表达的是祥林嫂内心的痛苦和深深的自责，后悔自己没有看好阿毛；在对大家讲阿毛时，展现了祥林嫂的麻木和空虚；在与柳妈的对话时表达的是精神重压和恐惧。与不同的人进行对话表达的是不同的精神状态和心理，但从总体上表达的都是她的一种悲惨生活状态，一种痛苦的境遇。
三、了解写作手法，提高学生写作构思能力
在写《祝福》时，鲁迅先生用到了倒序的写作手法。小说一开头就给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祥林嫂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又会在死前提出那样奇怪的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主动性，使读者可以积极地进行探究，从而了解到封建社会中国农村的真实精神面貌，了解封建社会中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和精神上的束缚。通过倒序的写作手法给读者形成了一个探究的动力和源泉，促进了小说故事的发展和顺利进行，使文章的构思和文章结构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帮助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掌握小说反封建的主题和思想。《祝福》的写作手法激发了学生阅读小说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在探究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了学生探究积极性的提高。
总之，《祝福》从不同角度表达出了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约束和制约，导致了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出现。通过祥林嫂和富人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富人的生活热闹忙碌来烘托祥林嫂的悲惨和痛苦，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和思想。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二、祥林嫂的悲剧性到底何在?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反封建战士，鲁迅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短篇小说《祝福》中，他又挑开了很少为世人所知晓的生活一角──农村妇女创伤累累而又麻木愚钝的心灵世界，向读者提供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残害的悲剧典型。可是，究竟怎样认识祥林嫂的悲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朴实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祥林嫂要遵奉礼教守寡，可宗法势力又强迫她再嫁，她无论如何行事都是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便俨然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帮工，鲁四老爷就皱起了眉头，分明“讨厌她是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鲁四老爷只说了句：“可恶!然而……”佣人被绑架，他不免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役使的利益，但一想到祥林嫂的婆家有权处置守寡的媳妇，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的。因此，当第二次失去丈夫、死了孩子的祥林嫂再来帮工时，鲁四老爷便视之为“败坏风俗”的“谬种”，吩咐祭祀、祝福之类的事情决不许祥林嫂沾手。祥林嫂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全不理会这些事，她心中怀着一位仁慈母亲的巨大悲哀，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惨事。开始，镇上的人们颇有些同情，但不久，“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祥林嫂哪里知道，在那个冷漠的世界里，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正当她被心灵的创痛苦苦地折磨时，迷信的柳妈又对她讲述阴间的惩罚，这更使她感到极大的恐怖。为了“赎罪”，祥林嫂不惜将积年的工钱到土地庙去捐了一条门槛，自以为能够恢复“人”的地位。不料，在冬至祭祖时，她又一次遭到主人的断喝：“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一打击使她的精神趋于崩溃。从此，她的记忆与体力大不如前，终被鲁家赶走，沦为街头的乞丐。到了这等地步，鬼魂和地狱的梦魇仍然咬噬着她的心。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做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祝福》异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本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